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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三十年，东亚经济迅速崛起，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兴趣和广泛研究。以儒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化，也是引起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天，它的一些价值观念和哲学命题仍具有积极意义和不朽价值。深入探讨东亚价值观中的积极成份，对于矫治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端，确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有着极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一、东亚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所谓东亚价值观，是指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东亚地区，在儒教文明影响下形成的对价值评判的总的或基本的看法。广义的东亚除上述各国外，还包括东南亚地区各国。由农业文明和儒教文化背景衍生出来的东亚国家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信仰、风俗，心态及精神风貌等，与世界其他国家有明显的不同，其中最能表现东亚国家特质的，是其价值观念。综合东亚国家共同的农业文明和文化背景特征，其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在东亚，自古以来崇尚以国家利益为重，以群体为本位的先国后家、先群体后个人的献身精神，反对和鄙视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长期以来形成的国家、民族、社会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情结，在国民思想中根深蒂固，群体本位、整体至上的思想观念一直持续到今天。
群体本位、整体至上思想在东亚社会中有具体表现。孔子主张“和为贵”（注：《论语》）；孟子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注：《孟子·公孙丑下》）。7世纪初，日本推古朝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的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整体意识。1868年明治政府颁布的《五条誓文》要求全国“上下一心，大展经伦”，也是强调国家整体意识。东亚社会强调群体的作用，群体的权威不可动摇，个体融于群体之中，个体需要对群体忠诚与奉献；个体只有通过群体才能把自己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得到社会承认，实现自身价值。
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用忠效一致、家族集团主义模式管理企业，重视企业凝聚力，培养雇员的集体责任感和事业心，也是群体本位主义的具体表现。
（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东亚人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注：《周易·乾卦》）为人生信条，在民族自觉和自主意识的支配下，培养和塑造出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民族进取精神。东亚国家曾有长期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它的国民往往把发展经济与御侮图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化作强烈的民族创业动机和企业精神。近代中国深受儒教思想熏陶的民族企业家们就是在与外国资本家的商战中艰苦创业的。他们既遭受外国资本家的强大竞争，又遭到国内封建势力的多方掣肘，每前进一步，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费正清指出：“东亚人的自我约束力和工作道德足以使加尔文主义及其献身教育的精神黯然失色”。（注：（美）费正清等：《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言》第2页。）
东亚经济是在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创伤之后逐渐起步的。日本是战败国，大战结束时国内一片狼藉，几乎所有的工厂都陷于瘫痪，国内经济倒退25年。其他国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样的形势下，东亚人以其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从早到晚勤奋而紧张地工作，在战后短时间内创造出“东亚奇迹”，引起西方世界的刮目相看。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取得极大发展，尤其是中国大陆经济迅速崛起，成为战后世界经济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这时，国际上开始对东亚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评估，确认儒教文化较其他类型的文化更具有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
（三）义利兼顾的行为准则。东亚是以儒教文化为主体的多种文化并存的社会。与基督教文化相比，儒教更具有重现实、重人生、重社会关系和谐的思想倾向，它“以人为本位，以理性为基础，其重心在修身济世，主流是内圣外王之道”（注：参见杜恂诚：《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的儒教伦理与科学管理相结合，比西方社会单纯的契约关系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更适合东亚国民的性格，因为它有适合东亚国情的伦理观方面的内容。
如果说东西方企业家在追求利润这点上是相同的话，那么在追求利润所采取的方式与方法上却有明显的差异。东方企业家更多地表现出温和的金钱关系，表现出“民有德而五谷昌”、“和为贵”与“君子生财，取之有道”的儒教伦理气息，大有“儒商”味道。舍义追利历来为东亚人所不取，也为东亚人所不齿。日本企业家横山亮次在处理企业与职员的关系上，一贯奉行“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君子视臣如手足，则臣事君如腹心”的儒家训诫，把爱己及人扩展到每一个职员身上，以期建立起相互尊重与关心、亲密与和谐的新型关系。据说台湾当代企业家吴尊贤把“勤俭诚信”、“修身齐家”、“敬老尊贤”、“敦亲睦邻”、“行德积善”等十三条原则奉为自己的处世之道，“与社会各方相处和乐融融”（注：参见杜恂诚：《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58-59页。）。所有这些说明，儒教伦理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被消融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之中，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四）克勤克俭的生活信条。东亚人素以勤劳和不依傍别人的奋斗精神挺立于世。“辛勤劳动才好，游手好闲可恶”、“有苦才有乐”的古训，是东亚人的生活信条。这一信条来自儒教文化的长期熏陶。应该说，勤劳精神并非东亚人所特有，信奉新教的西方人也有这种精神，但东西方所持有的信念和生活态度是明显不同的。东亚人为现实而活着，相信现实的困境能够通过艰苦劳动得到改善，不依傍别人，更不希望死后进入天堂。按照余英时的说法就是，这一思想的“最可贵之处则是能够不依赖灵魂不朽而积极地肯定人生”，“每一个人都可以勇敢地面对小我的死亡而仍然积极地做人，勤奋地做事”（注：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在创业的整个过程中，他们既能审时度势、业精于勤，又能“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对事业充满必胜信心。
东亚人的勤劳精神在世界上是有名的。日本人的劳动时间每年不仅比欧美国家多出近600小时，而且即使是节假日也很少休息，仍同往常一样加班加点，干到深夜。近年日本宣传媒介常有“过劳死”的报道，人们对日本人有“机器人”、“经济动物”的谑称也就不足为奇了。韩国人的勤劳程度不亚于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节俭与淡泊是东亚价值观的重要方面。余英时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勤俭则是最古老的训诫。（注：参见杜恂诚：《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这一观念指导着人们的日常行为选择和消费。日本和韩国是世界上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人口稠密、耕地有限，不节俭用度就不能生存。日本儒教的五个美德之一就有节俭。正是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东亚国家的家庭消费与欧美国家大异其趣。举一个例子，有资料表明，日本1965～1969年储蓄率占国民生活总值的15.3%，1970～1974年为16.9%，1975～1978年达到19.8%。而同时期美国的家庭储蓄率仅在7.8～8.6%之间；韩国储蓄率70年代为16%，80年代初为22%；中国大陆1983年储蓄率占国民收入的19%（注：（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日本可谓是经济大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美国，但其国民在许多方面仍是俭朴的。1997年10月笔者在北京参加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位日本学者对我说过：“日本历来有黜奢传统，奢侈现象在日本极为少见。”他的衣着与我们无异，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东亚人的节俭由此可见一斑。
二、东亚价值观的现代意义
在当今多元化文化异彩纷呈的现实世界，东亚价值观正以其固有的特质发挥其社会功能和效力。历史上，东亚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曾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今天，东亚面临着使自己的文化重新走向世界的问题。在这个高度技术化的社会里，东亚价值观中的共存、共融与协作精神更能适应世界多元文化共存的需要，更符合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集体主义比个人主义更具有潜在优势。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在《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谈到如下观点：“自从几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出现了人类以来，总的来说是分的趋势。出于求生的需要，人们越走越开，越走越远。然而地球是圆的，到了距今五百年前，这种趋势倒转过来了，人类又走到一起来了。”（注：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44年第4期，第4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迄今为止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需要建立观察和处理全球问题、谋求人类共同发展的合作方式。事实上这种合作方式已经产生了，而且在加速发展。就当前世界经济区域性合作组织和一体化组织（如欧盟、东盟等）的实质而言，可以说是以集体行为代替个体行为（国家行为）的典型事例。到1999年，欧盟将在成员国内实行统一的货币（“欧元”），相互开放边界，实现人员、资本、技术自由流动，重新改造欧洲的生产、经营、流通和消费方式。科学技术和生产规模发展到今天，人类需要打破国界，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拓展国际交往与合作，取得更大的比较利益。
除了欧盟之外，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于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日本也在积极筹划建立“东亚经济圈”，拉美和非洲国家也有经济一体化的呼声。从全球范围看，世界大部分国家被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经济已经走向国际舞台中心，国际间的联系空前紧密。追求更大规模效益的竞争非单个国家所能奏效。殖民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的损人利己、单方面攫取利益的行为已不得人心，互利合作将是人类生存的最佳选择。现实已经有力地证明，人类真正的集体主义时代来到了。
（二）义利兼顾为我们提供了国际关系中的行为准则。当今的国际社会不同于以往，已由军事、信仰的对立转向了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国际间的民族冲突与领土纷争也不断出现，一些国家出于不同的考虑竞相军事竞赛，国际社会带有某种程度的失控。在这种形势下，应该强调共同遵守的国际行为准则和评判是非的标准。
义利兼顾同国际准则和国际法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早在2000年前墨子就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和“非攻”思想；中国儒教经典《中庸》倡导：“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论语》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思想同样适用于今天的国际社会。所谓“义”，是指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和平，友好、平等的状态，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多党制，私有制和议会选举等强加于人，尊重国际社会的多样性选择，实行国际人道主义，反对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富压贫，共同解决日益突出的全球问题。国际社会是一个多样性的社会，各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适合于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多样文化、多种生活方式和多种社会制度并存将是一个长期的客观存在。
所谓“利”，是指互通有无、互利合作，通过相互交往达到共同繁荣。如果说在冷战时代各国倚重军事、信仰的对立，经济服从于政治的话，那么在冷战结束后的时代，经济活动已经成为外交活动的重心，突出了经济利益。时至今日，不平等的交往方式行不通了，冷战思维已经过时。相比之下，还是互利合作、竞争共处为好。“这一变化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资本的迅速增加，它同时唤醒了正义与良知，使人在追求高效益的同时不失公正，破天荒地实现了经济行为的多元受益。人类从而摆脱了此消彼长的利益争夺模式，越来越相互依存。”（注：王文元：《有关国际化的若干理论问题》，《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第114页。）在这方面，东亚价值观中的义利兼顾思想对于调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间的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矛盾，增加“地球村”的温馨与和谐，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三）东亚价值观对于探索解决全球文化危机、价值观的大失落亦大有裨益。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好的方面不言而喻，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传统的伦理道德失落，人性异化、冷漠、自私，全球人文精神水准普遍下降……。面对全球价值观念的大失落、大混乱、东亚价值观应当担负起拯救人类精神家园崩溃的时代重任。
以东亚价值观中的积极因素济全球人文精神之穷既非东亚人的狂妄，亦非东亚人的一厢情愿，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欧美人也持有同样的想法。有材料说，1988年1月世界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法国巴黎发表宣言，呼吁：“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些学者把孔子思想提升到拯救人类生存危机的高度来认识，表明人类既需取之于西方（科学技术），又需索之于东方（人文精神），将两者合而为一。这些高屋建瓴的思想，值得整个人类认真思索。
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译本名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列出了目前困扰美国社会的20大难题，其中包括日益加深的种族问题、广泛的暴力犯罪、大规模毒品文化流行、社会的绝望心理、过度的性自由、道德败坏、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等。被称为病态的美国社会问题单凭技术力量来解决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出路只能是转换思路，改变既有的观念、立场、方法和思维模式，寻求新的解救之道。在西方国家现代病增多、经济持续低迷、东方国家保持经济活力的情况下，多吸收一些东方文化中的有益成份对西方国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三、几点思考
东亚价值观正同其迅速崛起的经济一样，影响卓然可见，受到世界瞩目，无疑提高了东亚人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尊。这是十分可喜的事情。21世纪将是多种文化在相互交流、碰撞与和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世纪，价值观将是多元的，不可能出现统一的价值观。它只能被认同，随时代发展而损益，不能要求整齐划一。在进入21世纪前夕，我们必须认清东亚价值观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给我们的价值观重新定位，克服盲目的虚骄心理和泱泱大国的“汉唐文化心态”，在吸收与借鉴异质文化中学会文化沟通。这对中国来说是尤为重要的。这是我们思考的第一点。
我们的第二点思考是，东亚价值观中的民本位、勤劳节俭、追求知识乐趣方面正受到西方价值观中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侵蚀，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缺乏创造性、灵活性和对教育重视不足的思想倾向，也表现出其与现代社会不适应的一面。东亚价值观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价值观。因此，东亚国家面临整合、提炼新的价值观的共同任务，综合东西方文化之优长，根据时代发展需要进行取舍，过分强调哪一方面都是不足取的。
我们还有第三点思考。东亚价值观中的优秀成份是东亚国家共同的精神财富，必将随着东亚国家政治、经济实力对外影响的扩大而在世界文化中占重要的地位，产生巨大影响力和渗透力。文化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早在70年代东亚文化尚未显示出其特殊力量的时候，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等人就已断言，约占人类1/3的东亚人民在所有领域为人类创造出了极为宝贵的遗产，使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东亚必将进入人类共同命运的决定者行列；我国学者也断言，如果西方文化在近期内不能出现新的文艺复兴，那么出现了一个以东方文化统领世界文化潮流的新世纪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赞同这种观点，这也是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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