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对《周易》义理的多维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太炎论文,多维论文,周易论文,义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4)03-0067-06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经学大师，长期以来，学界对他的易学研究却未予以足够重视。身兼清代学术“正统派”的殿军和现代学术的拓荒者，他的易学研究并不乏特色。夏金华曾就章太炎的易学思想作了中肯的评价（注：夏金华先生曾就章太炎的易学思想作过专门研究，这也是笔者目前所见的惟一专门论述章大炎易学思想的文章。详见《章太炎易学思想蠡测》，载《学术季刊》，1992年第4期。），笔者拟在此基础上谨就章太炎的《周易》研究方法及新范式的运用加以论述。
历代学者解易，就主要侧重点而言，有人侧重于象数的解说推演，有人侧重于义理的阐释发挥。章太炎易学的主要特点，是从多角度、跨学科就《周易》义理进行阐释。他以训诂学、历史学、社会学、佛学、科学解易，常能掘发新意，度越前规。
一
用汉学解易，即沿用乾嘉汉学的解易传统，采用文字训诂、音韵、校勘等研究方法，对《周易》的卦爻符号、文辞章句进行笺注和解读。在这一方面，章太炎的主要著作除收入《膏兰室札记》和《诂经札记》的《需于郊不犯难行也》、《需不进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其人天且劓》、《化益》、《壮于頄解》，还有《八卦释名》、《说彖象》等。章太炎以文字训诂解易，不像乾嘉时期惠栋、张惠言那样以汉代易学为正统，泥守考据，而是颇有焦循之风，不惟汉是从，而依汉人解易的精神，以文字训诂为下手功夫，贵通大义。兹举例为证。
《八卦释名》是章太炎以文字学解易的代表之作。对于八卦，人们多侧重于其起源、演卦、卦义等方面的探讨，而对于八卦卦名（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象征物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象征意义（健、顺、动、入、陷、丽、止、说）之间的内在联系，却鲜有人作专门研究，更罕有从文字学角度进行诠释者。正如章太炎所说，“德象虽具，谈者多未明其字诂。”鉴于此，他从文字学角度切入对八卦进行释名。先看乾卦。他说：据《说文》：“乾，上出也”，指草木冤屈而出，从“倝”声，并无“天”的意思。但“倝”意为“日始出光倝倝也”，语转为“昦”。昦者，元气昦昦，称天者多言昦。“昦”即指“天”。所以说，“乾为天”。“乾行健”，则是由“象声而为训”所来。次言坤卦。“坤从土、申，土位在申，为地易明。象声而训，故言顺。”再说震卦。震者，乃指霹雳震动者也。因此，震象为雷，震训为动。再下是巽卦。他对巽卦的释名颇费心思。巽選声类同，他先是广引《广雅》、《说文》、《尧典》、《五帝纪》、《列女传》证得“選”含“入”意；又训選为遣，从《春秋传》、《荀子·儒效》篇掘发出“纵”意，对证《释名》“风，放也”，“纵”、“放”义旨相合，水到渠成，得出“巽为风”。（第15页）[1]他对其他四卦的解释，也皆是如此，以训诂字义类推其理，旁征博引，言出有征，发人未发，确实能自圆其说，阐明道理。
二
以史说易，即从历史学角度治易。以史说易源于古文经学的“六经皆史”说，认为《周易》经、传乃至卦、爻符号含有历史记叙或历史意义，是一种历史记录。“以史说易”的学术传统由来已久。《淮南子》一书就持《易》为“上古史”说，南宋李光《读易详说》、杨万里《诚斋易传》均为以史证易的重要著作。章太炎对《周易》成书过程、易学源流的辨析就是以史证易的例子。
《周易》的作者及成书过程，历代学者说法不一。班固《汉书·艺文志》曾对《周易》经传的创作过程概括道：“《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所谓“三圣”“三古”之义，颜师古注曰：“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按班固的解释，《周易》成书历夏、商、周三代，作者分别是作八卦的伏羲、重卦并撰卦爻辞的文王、著《易传》的孔子。这一说法自汉以来影响较大，居于主流。汉魏之际，有人提出异说，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认为伏羲画八卦后自重为六十四卦，二是认为神农重卦，三是认为夏禹重卦，四是认为周文王作卦辞而周公作爻辞（详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北宋时期，欧阳修撰《易童子问》，以勇于疑古的精神，考辨了《易传》七种的内容，认为《系辞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不可视为孔子所作。继此，清人姚际恒撰《易传通论》、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均持《易传》非孔子所作之说。特别是康有为的议论，不但推翻孔子作《易传》的旧说，并断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三篇均为汉人伪作。章太炎在辨别分析前人成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周易》八卦的起源，他主张伏羲作卦说，但不取伏羲受《河图》的传言。按，伏羲受《河图》而成八卦之说出于《春秋纬》。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注曰：“《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成。《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此说以“河图”、“洛书”为书籍。以此为引子，宋人以卦爻象数为基础，以黑白数式为形态，也发明一套“河图”洛书”之学。据清代学者胡渭考释，宋人所谓“河图”当指“五行之数生成图”，“洛书”当指“太乙下行九宫图”，绝非古之“河图”、“洛书”。但无论哪一种解释，都含有浓厚的神化迷信色彩。章太炎从分析《河图》入手，力求客观理性地解开伏羲作卦之迷。他指出，《河图》既非图，也非书，而是“仪其地之象”，一种古人观察地理现象、描述地理位置和地理风貌的原始记录之物。此物因岁久而“沦于河”，“伏羲得之而以为陈寶”。由此可见，《河图》并没有什么诡异之处，显然不是“天赐”之物。禹之《洛书》成因与此相同。（第32页）[2]根据司马迁《史记·补三皇本纪》可知，伏羲生于雷泽（今山东曹县一带），其部落建在太皞（今河南淮阳附近），因此伏羲又称太皞氏。河南山东属于历史上黄河易于泛滥易道的地区，伏羲在此得《河图》是有可能的。虽然目前学界对历史上是否存在伏羲其人尚无定论，但将伏羲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却是公认的。即便如此，章氏此说也不失为一得之见。
章氏既然否定了《周易》是“天赐”圣书，那么，八卦之始作缘由又当如何呢？在章太炎看来，八卦是伏羲受《河图》启发依类取象而作。《易传》曰：“《易》者，象也。”他运用文字学解释道：“南越大兽谓之象，《易》以为名。文字之权舆，昉诸八卦，依类象形。”（第16页）[1]“依类象形”作八卦的方法与“初造文字，取法兽蹄鸟迹”如出一辙，兼为古文字学大师的章太炎把这一点讲得生动形象：“益鸟舒六翮，即成≡象，但取其翮而遗其身，即成≡≡象。于是或分或合，错而综之，则成八卦。”（第59-60页）[3]经此诠释，章太炎既否定了《河图》、《洛书》的神秘性，又较合理地说明了《河图》与八卦的关系。
重卦出于何人，说者纷纭。章太炎认为王弼的重卦出于伏羲说、郑玄的重卦出于神农说、司马迁的重卦出于文王说皆有可推敲之处，而孙盛的重卦出于夏禹之说较为可信。“夏禹之说，从郑玄之义蜕化而来。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孙盛取之，以为夏有《连山》，即兼山之艮，可见重卦始于夏禹。”（第60页）[3]章太炎把重卦出现的时间断为“必不在夏禹之后”（第60页）[3]，这与今天学者通常认为《连山》成书已具六十四卦的看法颇为一致。
至于卦辞、爻卦之作，马融、郑众认为卦辞、爻卦均为周公所作，皮锡瑞则以为孔子作卦、爻下辞。对于前者，章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其陷于左右失据、不言自破的境地。（第60-61页）[3]对于后者，章太炎暂时搁置古文家法，引《史记》、《易·系辞》持中论证，并作《孔子作易驳议》十二条，一一指出皮氏十二项论说的不足之处。（第110-112页）[1]然后，章氏依《史记》所说，据《易传》、《左传》指出：“卦辞、爻辞之作，当是皆出文王。《系辞》云：‘《易》之兴也，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又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太史公据此，谓‘西伯拘而演《周易》’。故卦辞、爻辞并为文王被囚而作。”（第60页）[3]按，《系辞传》下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又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里所言“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中古”皆指商末周初，章太炎以周文王作卦辞、爻辞，时间推断是得当的。
关于孔子与《易》之关系，章太炎从四个方面作了考察。第一，从渊源上讲，孔子的易学思想系承袭文王而来。章太炎认为，周代《周易》不止一部，“至孔子赞《易》，乃专取文王所演者耳。”（第62页）[3]第二，《易》经孔子研读和整理后，性质和地位发生了变化。“孔子赞《易》以前，人皆以《易》为卜筮之书”，孔子赞《易》以后，《易》之“开物成务，冒天下之大道”始为世人重视，并因此而被升格为六经之一。（第63页）[3]。第三，《易传·系辞》确为孔子所作。章氏批评欧阳修疑《系辞》为孔子所作之说：“欧阳修经学疏浅，首疑《系辞》非孔子作，以为《系辞》中有‘子曰’字，决非孔子自道。然《史记》自称太史公曰，太史公下腐刑时，已非太史令矣，而《报任少卿书》犹自称太史公……商瞿受《易》之时，或与孔子问答，退而题‘子曰’字，事未可知，安得径谓非孔子作哉？”（第64页）[3]第四，章太炎对乾、坤二卦的“文言”传也有异解。他不同意梁武帝等人“文言者，文王之言也”的解释，认为“文言”是“文王以后，孔子以前说《易》者发为是言，而孔子采之耳。所以题曰文言者，盖解释文王之言。”（第65页）[3]关于孔子与《周易》特别是与《易传》的关系，后人多有猜测，但一直没有定论。《论语·述而》所载“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加上“韦编三绝”等记载，至少反映了孔子对《易》曾进行过认真的研读、整理和讲授。有不少学者认为，《易传·系辞》为孔子所作的可能性较大。（注：参见金景芳《学易四种》、《周易讲座》，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等著作。）由此，我们可以说，章太炎对孔子与《周易》关系的论述基本上是确当的。不足之处是，他论证孔子作《十翼》材料不足，缺乏说服力。
对于孔子以后的《周易》传承谱系，章太炎有清楚描述。六经之中，因《周易》是卜筮之书，未遭秦火，因此传承谱系也较明白可见。经章氏考证，《周易》授受系统为：“自商瞿一传至桥庇子庸，二传至馯臂子弓，三传至周丑子家，四传至孙虞子乘，五传而至田何。”（第64页）[3]自商瞿五传而至田何，皆有踪迹可寻，惟商瞿之书未见，对此，章氏专门做了考证。据他考证，《齐策》及贾生《胎教篇》存有商瞿传文。他说：“《齐策》颜斶对宣王言：《易传》不云乎，‘居乎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据慢骄奢，则凶从之。’此其商瞿传也。贾生在田何后、丁宽前，《胎教篇》引《易》‘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戴记·经解篇》亦引《易》‘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或谓出于《易纬》。汉初安得有纬书？明亦古《易传》文，其后《易纬》乃袭之耳。”（第94页）[4]接下来，“宣元之间，传易者有施雠、孟喜、梁丘贺氏。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学焉。于是民间别有费直、高相二家之说。”[5]章氏论述《周易》早期传授大抵不误，尤其是对商瞿之书的推断更见他深厚的古文献功底。
章太炎除从传统历史学的角度解释易学，还积极运用近代社会学理论、新史学理论阐释《周易》。这从《自述学术次第》、《易论》、《历史之重要》对《序卦传》的解释可见一斑。
《序卦传》旨在解说《周易》六十四卦的编排次序，揭示诸卦相承相受的意义。全文分两段，上段叙上经《乾》至《离》三十卦次序，下段叙下经《咸》至《未济》三十四卦次序。通常认为，《序卦传》是一篇颇具哲理深度的六十四卦推衍纲要。章太炎则说：“《周易》，人皆谓是研精哲理之书，似与历史无关，不知《周易》实历史之结晶，今所称社会学是也。”[6]他并以《序卦传》为例作了论证。
《易论》主要是就《序卦传》初始部分有关“人事”、“相因”、“相反”等门类的卦进行分析。《屯》卦，记述的是人类初始阶段的情形。在这一阶段，人类处于蒙昧野蛮状态，“草昧部落之酋，鹑居
食”，“民如野鹿”，过着渔猎生活；“婚姻未定，以劫略为室家”，正如《屯》卦六三爻辞所说“匪寇婚媾”，还没有形成较稳定的夫妻制。《蒙》卦所记婚姻状况稍见进步，“始有娉女，而爻称‘内妇’、‘克家’”。《需》卦载，“君子以饮食燕乐”，说明了人们生活状况的改善。
《讼》、《师》、《比》、《小畜》卦则反映了私有财产的出现以及当时的社会冲突。“农稼既兴，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而争生存、略土田者作，故其次《讼》。”为争生存、争饮食，“小讼用曹辩，大讼用甲兵”，聚众而起，所以行《师》。《比》卦则说明了因互相争讼出现了相对稳定的有纲纪有城廓都邑的诸侯国邦，但其首领仅为“假王”。有了国邦、“假王”，赋调所归，故有《比》必有《蓄》。
《履》、《泰》、《否》三卦则表现了国家建立的情形。“《讼》以起众，《比》以畜财；军在司马，币在大府。”有了军队与财富，万国亲和，觌威不用，“帝位始成，大君以立”，此为《履》。帝王的出现，国家的建立，既是社会矛盾的产物，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国家安定，“其道犹《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泰》“浸以成《否》”。同理，“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同人》，简言之就是“君子以类族辨物”，有道之君宗盟其族，繁荣国家。
经此一番解释后，章太炎得出结论说，从《屯》到《同人》十卦，乃“生民建国之常率，彰往察来，横四海而不逾此。”如此解释，基本符合《序卦传》初始部分的涵义。通过这一论证，章太炎基本证明了他以《易》为“记人事迁化”、“非谶记历序之侪”的观点。（第380-381页）[2]
这种把历史学、社会学结合起来阐释《序卦传》的指导思想在《自述学术次第》中表现得更加系统明了。他以《屯》、《蒙》说人类历史的初始，以《需》说酒食宴乐的初始，以《观》说宗教的初始，以《噬嗑》说刑罚的初始，以《贲》说文明及婚礼的初始，一一举证，力图说明《易》乃“开物成物，其大体在兹矣”。他举《屯》、《比》、《豫》、《晋》言行政制度的变化，举《咸》、《恒》、《姤》、《归妹》言婚姻方式的变化，举《屯》、《蒙》、《需》、《讼》、《师》、《比》、《畜》、《履》、《泰》、《否》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以为“道古今人事之变化，可谓深切著明矣”。他还以《蛊》、《随》、《观》、《乾》诸卦堪能“穷理尽性”，说明人生哲理。综此三者，章太炎论证“《易》者，藏往知来之学、开物成务之书，所叙古今事变，不专为周氏一家”，顺理成章。
关于《周易》的性质，章氏持“六经皆史”说，以《易》为上古史料，意义同于史书。他在《易论》篇中说：“六十四序虽难知，要之记人事迁化，不越其绳，前事不忘，故损益可知也。夫非谶记历序之侪。”（第380页）[2]所谓“前事不忘，故损益可知”与鉴往知来之史籍何异？所以章太炎说：“《易经》也是史。”（第70页）[7]
章太炎以历史学特别是以社会学解《易》，视角新颖，在方法论上不失为一种尝试，以《周易》为古史资料，确也能说明一些问题。然而，《周易》在古代首先是占筮用书，而不是史书，因此，若喧宾夺主，以偏概全，因其具有史料价值而把它等同于史书，无视其中的宗教巫术成份，论证易失于严密，所得结论难免牵强。如他在《自述学术次第》一文中对《晋》卦的解释就存有这方面的问题。《晋》卦卦文“康侯用锡马蕃庶”，原指武王之弟卫康叔受封为康侯事。章氏为说明行政制度的变化，训“康”为“空’，释“康侯”为“虚置爵位”，认为“秦汉之关内侯，唐以来之虚封侯”，甚至其后的“罢侯置守，改士归流”等行政制度改革，均已在《晋》卦中作了“隐示”。[8]
三
以佛解易，据孔颖达《周易正义·序》考察，这种阐释方法早在六朝已经出现。宋明时期以佛解易者渐多。明代中叶以降，以禅解易之风也蔚然兴起。章太炎以佛解易主要是以唯识论、大乘起信论等佛学理论来阐释《周易》中的一些基本哲学问题。
例如，援佛学阐释《周易》的万物生成理论。《周易·说卦传》有：“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又有：“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说卦》虽对乾、坤两卦有多种释义，但根本一点是说万物皆由乾、坤而生，六十四卦亦由乾、坤演变而来。对此，章太炎解释说：“彼天地者只乾坤之一象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即阿赖邪，先有生相即能起见，能见而境界妄见矣，故曰大始。坤即末那，执此生为实，执此境界为实，皆顺乾也，故曰成物。”（第20页）[9]这里，章太炎主要援用的是法相唯识宗的八识学说。法相唯识宗用八识三性四分学说来解释世界的本质和构成。八识分别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和阿耶赖识。唯识论认为，第八阿赖耶包含一切事物现象的种子，是前七识的共同依据和主宰者，也是前七识存在的前提。阿赖耶识也叫藏识。依照章太炎的理论，阿赖耶识是宇宙万物的根源，是一切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产生和发展的总原因，“阿赖耶识为情界（指人类和动物界）、器界（指除情界以外的宇宙万物）之本”（第427页）[1]，“为万物之本”（第401页）[1]。阿赖耶识从“无始”以来就存在，而且永远起作用。但是阿赖耶识自身不会显现，而必须依靠末那识。第七末那识，又叫执识、意根识，它以第八识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并以第八识为认识对象，经常把第八识当作自我，具有恒审思量自我（即不停顿地思虑第八识）的功能，并执著于阿赖耶识本身以及阿赖耶识所显现的境界为实有。显然，阿赖耶识与末那识是互相依存的，这正如章太炎所说，“二者若束芦相依以立”。[10]“乾”与“坤”就如同“阿赖耶识”与“末那识”一样，只有结合起来发生作用才能生成万物。至此，我们可以理解，章太炎把“乾”比作阿赖耶识、把“坤”比作“末那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接下来，章太炎又援引佛学详细阐明了“乾”“坤”如何结合生成万物的过程。章太炎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此固阿赖邪之征。‘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即无明，为缘生第一支也。无明无往不在，而末那我痴即是无明本体。且坤卦言‘先迷’‘后得主’。迷者，无明不觉之谓。依如来藏，有此不觉，不觉而动，始为阿赖邪识，故曰‘先迷’。阿赖邪识既成根本，无明转为我痴，执此阿赖邪识以为自我，故曰‘后得主’。以其恒审思量，故《传》曰‘后得主而有常’。以其执持人、法，故《传》曰‘含万物而化光明’。万法依是建立也。”（第21页）[9]为了较准确地把握章氏这段话的含义，我们有必要再了解一下章太炎的佛学宇宙发生论。
据何成轩解释，章太炎的宇宙发生论是这样一个转化过程
。真如即如来藏，是世界的最终本原和绝对本体。“无明”即“不觉”，是佛学所称十二因缘开头的一种，意思是盲目无知冲动的意识。唯识论认为，无明是万物生成的起因，由于有了无明，才辗转缘生出社会人生和宇宙万物。在章太炎看来，只因具备了这种意识，才产生了阿赖耶识。在世界万物中，阿赖耶识因“无明”而“先迷”，因此，它作为如来藏的化身，成为世界的本原或本体。“末那我痴即是无明本体”，章太炎把“无明”看作是“末那识”先期形式。末那识含藏有我识（人我执、法我执）种子，经常把阿赖耶识当作人我（自我），把阿赖耶识幻现的境界当作法我（客观世界），通过六识呈现出来。因此，在佛学中，不但客观世界是虚幻的假象，而且连人的自我也是虚幻的假象。形体的我是幻我，阿赖耶识才是真我。这样，阿赖耶识含藏一切事物现象的种子，通过和末那识的相互作用，变现出森罗万象的世界。
简言之，章太炎的上述真如缘起说（注：缘起说，即佛学关于世界万物起源的理论，章太炎的缘起说看似是唯识宗的阿赖耶识缘起说，实则是《大乘起信论》的真如缘起说，详见何成轩《章太炎的哲学思想》，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为：无始以来的无明迷住如来藏，使它转变为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也就是万物生成的种子。此后无明转为末那识，末那识执阿赖耶识为“人我”和“法我”，由是生成大千世界。由此类推，章太炎得出了《周易》的万物生成序列——乾元资始；坤德“居后”，故迷失道；后得乾主，以阳居首，乾坤相合，阴阳交感，万物由此化生。
在上述缘起说和生成论中，乾和阿赖耶识是否能自发地产生万事万物呢？章太炎回答说，不能，其中需有一动因。对阿赖耶识来说，为无明发动；对乾、坤来说，则为震。震者，动也。他指出，伏羲时，八卦的排列次序“起震终艮”，就是因为“震之一动，是即生因”，所以不以乾“造端”而以震居先。可见，外因在这两种生成论中的作用都不可忽视。
章太炎的真如缘起说与《周易》万物生成理论参照比较，互相阐释，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含有深刻的辩证性和逻辑性。需要指出的是，他所运用的佛学理论，基本上是经过他改造后的法相唯识论，并吸收了《大乘起信论》的成份，因此不能照唯识论原意来理解。再者，他的《周易》万物生成论没有揭示出世界的本原，如能上升到宇宙发生论的高度，将真如与太极这两个具有本原性的概念交互阐释，会更富有哲学意义。
援佛解易，是章太炎《易》学的一大特色。在他看来，不仅在有关宇宙的起源、事物的本质等问题上《易》与佛学相通，而且《易》的基本概念如“性”、“命”、“气”、“天”等也可与佛学互相诠释（注：可参看章太炎《菿汉微言》、《菿汉昌言》等著作。）。章太炎的这些诠释虽不乏真知灼见，给人以启迪；但也往往有扑朔迷离、曲解附会之笔，令人费解难懂。兹不再作专门指出。
四
用科学解易，指运用近代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来研究《周易》。这一方法源于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莱氏于1679年撰写的著名论文《论二进制数学》，以近代科学解易，阐明了二进制数学与易理相通的道理。在这一方面，章太炎作了初步尝试，如称《易》所说的“乾元恒动曰‘龙’”一语，“即今所谓‘永动力’”；称“坤元恒静曰‘利永贞’”一语，“即今所谓‘永静力’”。（第383页）[2]这虽然是牵强附会，但由此可以看出他已认识到《周易》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章太炎以自然科学解《易》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他对地理学的运用。如他在批评先天八卦说时讲道：“当时所观之天，为全世界共见之天，所观之地，则中国之地也。今以全地球言之，中国位东半球之东部，八卦方位，就中国所见而定。乾在西北者，中国之西北也；坤在西南者，中国之西南也。古人以北极标天，以昆仑标地。就中国之地而观之，北极在中国西北，故乾位西北。昆仑在中国西南，故坤位西南。正南之离为火，即赤道。正北之坎为水，即翰海。观象、观法，以中国之地为本，故八卦方位如此，后之先天八卦，乾在南而坤在北，与天文、地理全不相应。”（第65-66页）[3]这番批评言出有据，能够服人。
从总体上说，章太炎对《周易》的研究有两大特色：一是屏弃了过去视《周易》为卜筮之书的神学色彩，以《易》为史学、哲学，从而作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二是解《易》手段多样，视角新颖，且不乏创见。如，以佛学解《易》，虽然古已有之，但以唯识论解《易》则是他的创造；而以科学解《易》、以社会学解《易》，已明显体现出《周易》研究的近代特征。
收稿日期：2003-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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