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母女论文,内涵论文,母亲论文,形象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1)04-0107-07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反映“边缘文化”的美国华裔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批华裔文学作品以独特的叙述视角和手法、丰富的文化形象和奇特的故事传说震撼了当代美国文坛，丰富了美国文学的内涵。而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和谭恩美(AmyTan,1952-)就是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两个高峰。继汤亭亭在70年代中期发表《女勇士》(Woman Warrior,1976)而一鸣惊人并杀入美国文学“主流”之后，谭恩学又在80年代末出版了她的处女作《喜福会》(The JoyLuck Club,1989)，并立即获得巨大成功。该小说出版后即成为全美最畅销小说长达9个月，并先后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国家图书批评循环奖及1991年最佳小说奖。谭恩美的第二本小说《灶神之妻》(TheKitchen Cod's Wife,1991)一经问世，也立即成为美国最畅销小说之一。谭恩美的小说在主题及艺术魅力上可谓是汤亭亭小说的延伸与继续，但她的小说较汤亭亭的作品更为凄美动人，原因之一就在于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具有巨大的感染力。这一形象占据着其小说的情感中心，表现的是一种从独特的角度观察到的中国和中国文化传统，激起了许许多多美国华裔及其后代以及其他许多族裔美国人的极大兴趣。
《喜福会》描写了四位中国母亲和她们的女儿从误解、冲突到理解的故事。在她的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中，谭恩美继续探讨“中国移民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这部小说的“真正中心”却是关于中国母亲的故事。[1](p.80)作为一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也许对中国妇女的生活和命运更为熟悉和了解，描写起来也更为得心应手。但促使她选择中国母亲和女儿的故事作为创作题材，在很大程度上是她作为华裔作家的中国情结和中国文化意识。
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普通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中国的家族也是以父系为根基的。但是，也许是中国人信奉“男主外、女主内”的治家哲学，母亲在家庭中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和凝聚力，中国的家庭甚至文化传统往往是靠母亲来维系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惯性和家族的期望使作为母亲的妇女承受着双重的压力，同时也承担着双重的使命。按照旧时中国的传统，妇女担当着“相夫教子”的职责——有趣的是，在谭恩美的小说中，“相夫教子”变成了“相夫教女”。作为母亲，妇女需要教育子女如何做人、如何行事，如何继承并发扬光大家族的荣耀；对女儿，要教导她们如何为人妻、为人母。因此，中国母亲对于子女、尤其是女儿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母亲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性和凝聚力也是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尤其是谭恩美小说中那些生活在美国社会中的中国母亲，她们虽然与已经美国化的女儿们之间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但她们却是两种文化的参照系，是女儿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的求助对象，因而最终为女儿们所理解、所接受。这些内容在《喜福会》这部小说中都有着比较生动而感人的描写。
一、母亲作为民族历史与记忆的中介
20世纪以来，美国的经济与科技得到了难以预见的进步，这种飞速的发展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人口大流动和人口大迁移。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种原因离开故土，脱离原来生存的历史文化背景，投入到全新的美国社会背景之中。相当数量的华人也加入了这股移民大潮。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华人移民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在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逐渐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那就是沉重的历史失落感。尤其是他们的后代，这一类人脱离了父辈们赖以生存的母文化，中断了与母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他们不再有自己的家谱，不再保持与祖辈之间的记忆，不太懂得上一代的语言与文字，也不太明白自己祖先的传说和神话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丧失了对于自己民族历史的记忆，丧失了原来固有的与他们的形体、身份相匹配的传统文化标记，他们的历史记忆中出现了断层。
谭恩美和其他许多新一代华裔作家以及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属于这一类人。他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接受的是美国教育，从小就以为自己是美国人，从未意识到自己的黄皮肤、黑头发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只有当别人把他们当作中国人问起他们中国或中国文化而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时，或者当他们在家庭或华人社区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的文化熏染及生存于他们血液中的文化影响与周围的美国文化出现不协调和冲突时，他们才会感到一种深深的失去历史联系的困惑与不自在，也突然意识到不能够去真正地确定自我在社会中的位置，无法去建构自身的地位与身份。于是母亲成了他们唯一可以询问的对象，成了他们唯一了解历史的信息来源。在谭恩美的两部以母亲为中心的小说中，母亲与历史、记忆是紧密不可分的，是有关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取之不尽的记忆的宝库。”[2]
母亲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母亲可以用来比喻和象征一切养育自己的事物，如祖国、故乡、文化传统、土地、河流等等。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对母亲与土地的情感是同样深厚的，因为养育之恩是高于一切的。虽然那些在美国长大的第二、三代移民未必能够接受并遵循这一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但当他们模糊了自我身份，体会到了历史失落感的时候，只有母亲可以解答他们的困惑，因为母亲是最了解他们的，是知道全部历史的权威。
谭恩美将这一点在《喜福会》中明确地表现出来。当罗丝与丈夫的婚姻发生危机，想去心理医生那儿寻找解决内心矛盾的答案时，她的母亲许安梅告诉她说：“‘母亲是最好的，母亲知道你内心中的一切。’‘心理医生只会让你糊里糊涂，让你黑蒙蒙的。’回家以后，我仔细考虑她说的话。她说的对。”（《喜福会》210页）[3]吴晶妹在母亲死后重新思考她生命的意义时说，“她（母亲）是我唯一可以询问的人：唯一可以告诉我生命的意义，可以帮助我承担我的悲哀的人。”（《喜福会》221页）
《灶神之妻》中的温妮与《喜福会》中的四位母亲一样，她们了解过去的一切，有着影响她们一生的记忆，熟知她们以前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历史环境及一切关于女儿的秘密。她们是联系历史与现在的唯一桥梁。只有通过母亲，这些女儿们才可能去跨越民族和家庭历史的断层，弥补自己内心深处的深刻的历史失落感。
通过这种母女关系的描写，谭恩美在作品中凸现了已与民族历史割裂的美国华裔后代所面临的历史与现在的矛盾以及他们对于生活、命运和人生选择的思考。谭恩美把母亲的过去同女儿的现在并置在文本中，形成了既是时间上又是地域上的强烈的对话形式和张力关系，其目的在于解构历史与现在的二元对立，说明历史和现在既相互包容，又相互继承，谭恩美运用艺术的手法使历史和现在形成了历时和共时的交错，进而在美国华裔的新一代身上建构起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美国华裔的现在这两者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我们认为，每个民族都不能因为今日的辉煌而抹杀过去，因为忘记过去，丧失历史，他们将会变成一群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身份、没有根的“浮萍人”，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多元文化社会中是不可能真正解释和确定自我的，就会失去自我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上苍赋予华裔儿女的历史是无法也不需要抹杀的，这就是母亲用记忆的碎片把历史缝合起来呈现给女儿的真正意义。另一方面，追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和将来。对于生活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华裔来说，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会使他们有一种归属感，使他们觉得自己有了根，有了“底气”，进而可以在美国社会中保持与主流不同的历史或民族个性，才能挺起腰杆做个华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用《喜福会》中的话说，“事实上，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用他们的中文姓名，现在正成为一种时髦。”（26页）
总之，对于绝大多数美国华裔来说，丧失自己民族的历史会变得没有根基；而如果把自己民族的历史当作一种武器来与美国主流社会进行对抗也是一种错误。关键是如何把握好一个度，并能像《喜福会》中的母亲们所希望的那样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当然，这种结合是相当困难的，正如作为母亲的钟林冬所说，“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完美地结合起来：美国的环境，中国的性格。我真是没想到这两样东西是难以揉合在一起的。”（289页）
施莱幸格说得好：“把历史当作武器是对历史的滥用”，“把历史作为救世良药则意味着对历史本身的亵渎。”[4]历史可以是现在的一个坐标，一个对照，一种力量的源泉，但要把历史当作武器来反叛现在，将会陷入历史的泥潭，使人类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过去，一个传统，而传统只有与时代相吻合，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化遗产。这一点对于生活在多元文化共存的美国社会中的华裔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二、母亲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
母亲形象占据着谭恩美小说的情感中心。这一形象是一个具有原型特征的老妪形象。她“体现了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民族的历史，具有她的群体的古老的智慧和言语能力。”[1](p.37)这个形象在小说之外也许毫无意义可言，但由于作者创造了一定的形式并将该形式加诸于放大了的个人经历之上，这个形象便获得了独特的意义，因为她所代表的是故乡、祖国、根基，是孕育他们／她们的躯体和生命的源头。正如作者通过吴晶妹的口而意味深长地说：“我坐在麻将桌上我母亲过去坐的位置上——东方——那儿是事物开始的地方。”（《喜福会》第32页）
母亲们通过回忆将历史与现在连接，女儿们则通过母亲们的回忆去寻根，去寻找自我、确定自我，因为她们自身就是母亲的延续。但是这些华裔女儿们一开始并未意识到她们能够从她们的母亲身上寻到自己在另一种文化中的位置，她们为母亲凄楚的故事所打动，但仅仅是感动而已，因为她们不觉得那些发生在遥远的中国的母亲们的故事对她们有什么意义，她们是美国人，与母亲有着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认为她们自己与她们的母亲是根本不同的。
可是，女儿们起初不相信但最后终于认识到母亲的一切对她们具有挥之不去的影响。不论是因为血亲，或是因为与母亲朝夕相处，都决定了她们潜在的难以摆脱的“中国性”(Chineseness)。《喜福会》中吴晶妹的母亲在告诉她这一点时，吴晶妹当时并不相信。
‘你决定不了的。’在我十五岁的时候母亲对我说，当时我强烈否认在我的体内有哪怕那么一点点所谓中国性的东西。那时我是旧金山伽利略高中二年级学生，我所有的白人朋友都同意：我和他们完全一样，与中国人没有丝毫相同之处。可我母亲曾就读于上海一所著名的护理学校，她说她知道所有关于基因学的东西。所以无论我承认或否认，她从不怀疑：只要你生为中国人，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用中国人的方式去感受、去思考。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母亲说，‘这些东西生存于你的血液中，等待着机会释放出来。’（《喜福会》306页）
女儿们认为这种“中国性”仅仅是一种表面的行为方式的差异。例如，吴晶妹认为她母亲所说的“中国性”就是指“那些暴露出来的中国式的举动的集合，母亲所做的所有那些让我难堪的举动：与小店店主讨价还价，在公共场合用牙签剔牙，对颜色色盲，认为柠檬黄与粉红不是冬装的颜色搭配。”（《喜福会》307页）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不少缺陷和不足，但是女儿们与其说是看到了这些缺陷与不足倒不如说是对中国文化的盲目与不了解，可她们又不得不每天面对身边的中国文化，这就造成了母女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两种文化间的冲突。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说，女儿对于母亲那种既熟悉又陌生、既爱又恨的复杂的情感正是接受了美国文化的年轻的一代华裔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感情的写照。
《喜福会》中的母女关系似乎是一种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斗争。母亲代表着权威，试图用自己的观念去塑造女儿，拒绝女儿的独立；女儿则象征着自由，竭力要否认母亲的权威，摆脱母亲的影响。其实在这种表面象征之下，隐藏着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较量：母亲固守中国文化传统，希望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来设计女儿们的未来，就是说，需要中国的性格与美国的环境相结合。她们希望女儿们依靠自己中国人的特点去抓住由美国环境提供的一切良好机遇。一旦女儿们不按照她们母亲的期望去做出她们认为的正确的选择时，她们就会非常生气；而女儿们则将中国性格和美国环境这两者弄得水火不容，她们更希望的是寻求自身的自由，完全赞成美国方式而摈弃另一种方式。
吴晶妹的母亲希望她成为一名神童，希望女儿听她的话，按照她的设计与期望走下去。而吴晶妹保护自我的策略就是尽一切可能让母亲对她失望，“我有好几次让她失望，每一次都是维护了我自己的意愿，维护了我辜负别人期望的权利。我的成绩并不是全A，没有当上班长，没有考进斯坦福大学，甚至大学没念完就退学了。”（《喜福会》142页）威芙蕾认为中国母亲以女儿的成功感到自豪就是一种炫耀。“如果你想炫耀的话，为什么自己不去学下棋呢？”（《喜福会》101页）
女儿们长大之后，也希望能缓和一下母女之间的矛盾，试图去理解一下母亲的角度，可是仍然觉察不出母亲与自己的血液里都有着相同的文化因素而依然在不知不觉中拒绝母亲的影响。吴晶妹在谈论她母亲烧的螃蟹时说：“卧病补台喜欢螃蟹，但我知道我没法不吃。中国母亲就是以这种方式显示她们对子女的爱，不是拥抱，接吻，而是硬让孩子吃包子、鸭胃、螃蟹之类的东西。”（《喜福会》227页）当蒋琳杜十分自豪地对女儿提起家乡太原时，女儿则认为妈妈在说台湾。
‘喂，’她（母亲）大声叫道，‘我不是从台湾来的，’就这样，我们之间刚刚开始建立起来的联系又断了，‘我是在中国出生的，在太原’，她说。‘噢，我以为你是在说台湾，这两个字发音差不多。’我争辩道。她竟为这种无意之中所犯的错而恼火。‘发音完全不同！地方也完全不同！’她生气地说，‘那儿的人都梦想她们在中国，因为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就永远无法将中国从你脑海中抹去。’（《喜福会》203页）
其实，这种母女之间的争执不只是口误，而是一种文化及地理方位上的差异。
母亲们尽管从与女儿们的冲突之中看出了女儿们在竭力拒绝她们影响的存在，但是她们坚信女儿们迟早会接受她们的。在吴晶妹的母亲去世后，另三位母亲郑重地对吴晶妹、同时也是对她们自己的女儿们说道：“你的母亲就在你的骨子里。”（《喜福会》31页）这种母亲的影响已经深深地在每个女儿的心头打上了烙印，成了她们血液里的一部分，是她们永远也摆脱不了的。许安梅在分析她女儿濒临失败的婚姻时，知道其主要原因正是这种烙在女儿心头、融化在女儿血液中的无法摆脱的“母亲的影响”：“也许是因为她是我生的，是个女孩。我是我母亲生的，也是个女孩。我们这些人就像台阶一样，一级一级的，不管是上还是下，都是一个方向。”（《喜福会》241页）吴晶妹在踏上中国国土的一瞬间也立刻意识到她母亲的预言是正确的。
因此，尽管母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十分激烈，但她们最终仍能走向和解。这一和解的结局是双方努力的结果。母亲希望女儿继承她们的中国性，但遭到长期的反抗之后，于是改变了方法，不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早已成熟的女儿；而女儿们也感觉到了逐渐衰老的母亲们的良苦用心，她们突然意识到来自母亲的“危险”其实并不存在，意识到母亲始终将她们的兴趣牢记在心，始终给予她们以爱。使她们真正意识到“一个女儿不了解她自己的母亲该有多么痛苦！”（《喜福会》第31页）因此她们也就逐步开始理解母亲、接受母亲、继承母亲。
吴晶妹因为母亲的死而感到巨大的失落。她最终代替母亲回到了中国看望她两位失散的姐姐，向她们讲述母亲的一切。这一行动一方面显示了吴晶妹作为女儿的孝心，另一方面也使吴晶妹感受到自己和两位姐姐都是母亲的延续。
我看到了她，短短的头发，瘦小的身材，还有脸上的表情。她用手背紧紧地捂住嘴，哭了，好象刚经历过了一场可怕的磨难，又象在庆幸磨难已经过去……现在我又看到了她，有两个她，在向我挥手……我一走出大门，我们就向对方跑过去，三人紧紧抱在一起，所有的犹豫和顾虑都烟消云散了。‘妈，妈’我们三人轻轻地呼唤着，好像母亲就在我们的中间。
（《喜福会》331页）
谭恩美在《喜福会》的开篇让吴晶妹继续担任她母亲在喜福会的麻将桌上的角色，又在小说结尾让她代替她母亲回到中国去看望她那两位失散的姐姐，这种构思是颇具匠心的，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威芙蕾对自己与母亲之间的共同点——不仅是相貌而且是更深层次的共同点——也把握得十分清楚，并提醒母亲“我们有两张面孔。”“人们并不知道我们所有想的东西，他们仅仅知道我们有两幅面孔。”（《喜福会》304页）中国的面孔与美国的面孔，也就是指女儿们最终实现了母亲对她们的期望，继承了母亲的影响，完成了“最好的结合”，即美国环境与中国性格的结合。
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女儿们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已是相当生疏了，但正是通过她们的母亲，她们在情感和意识上逐步接近了中国和中国文化。虽然她们认为中国和中国文化就像她们的母亲一样还存在着许多缺陷甚至丑陋的方面，但她们中间许多人最终还是认同了母亲，认同了古老的华夏大地和悠久的中国文化，认同了她们中国人的身份。正如《喜福会》的女主人公——四个华裔女儿形象之一——吴晶妹所说：“当我们乘坐的火车离开香港边界，驶入中国深圳的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有点异样。我能感觉到前额的皮肤在不停地颤动，全身的血液正顺着一条全新的通道在奔腾，浑身骨头也阵阵作痛，那是一种旧有的、熟悉的疼痛。我想，妈妈以前说的话是对的，我正在变成一个中国人。”（《喜福会》306页）
《喜福会》和《灶神之妻》两部小说均以母女和解结尾，这较为明显地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在《灶神之妻》中，母亲最终将所有的痛苦、屈辱和罪恶的历史秘密全盘告诉女儿，而这些记忆早已成了母亲的沉重的负担。母亲一生都想逃避这段记忆带来的纠缠，更不愿意让女儿在知道自己生世的真相后，也逃离不出这种痛苦的折磨。最后，母亲还是将历史的记忆说了出来，希望女儿能包容过去的一切，并取得了母女间的理解与和解。尤其意味深长的是，谭恩美将《喜福会》的最后一章，即中国母亲和美国女儿开始取得和解的这一章命名为“西方天空的母后”。它意味着中国母亲在美国女儿的眼里最终从“可怕的女妖”变成了“神圣的天后”、从喋喋不休的管家婆变成了普渡众生的观音菩萨。正如林瑛女士所说：谭恩美的小说“以消除冲突与和解结局。斗争、战斗结束了；当尘烟消尽时，以前被认为是令人憎恶的束缚现在变成了值得珍惜的联结。”[5](p.79)
这种理解与和解的大团圆结局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小说传统的继承，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一种正确地对待文化的态度：继承母文化，吸收新文化。要在文化冲突中找到平衡，不能只固守自己的民族文化或只信奉新的美国方式而摒弃中国文化传统，那都是根本错误的。在当今人类多元文化景观中，如果抛弃自己民族文化，那就会失去归属和与传统联结的纽带；然而如果过分强调民族文化传统，夸大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别，那就会加深文化对立，加深各种族、各民族之间的鸿沟，那么，人类“和平、发展、共同进步”将会沦为一句空话。
总之，在这两部小说中，母亲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载体，是历史与记忆的中介，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中国文化传统通过母亲得以延伸，历史和记忆通过母亲得以重建。女儿们通过对母亲的继承与延续实现了她们正确对待文化冲突的态度，也通过理解和接受母亲包容了带有屈辱与苦难的过去。“每个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时候，都必须承担这种历史的馈赠。在反叛中接受历史，从追寻历史中理解反叛，”[6](p.148)这也许就是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所表现的深邃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收稿日期：2000-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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