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小说与“香港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说与论文,意识论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香港短篇小说选》双年选本十几年来一直比较注重收选香港的“文 艺 小说”，通常并不包括坊间十分流行的武侠、言情或其他畅销小说。本来小说就是文艺之一 种，小说当然应该具有文学性和艺术价值。但在香港文化的特定语境中，“文艺小说”的确 比“纯文学”、“严肃文学”等术语更具明确内涵，不容易产生误会（当然，有意追求文艺 性的小说，其实也并不一定必然比其他类型的小说更具文学性。武侠、言情等流行小说也可 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传统上，香港“文艺小说”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一向相当有限 。从来都很少有香港的中短篇小说会引起市民大众广泛注意，进而改变一代社会思潮甚至影 响香港的文化、教育政策，也罕有小说家会因其创作而进入政府公务员体制同时直接间接地 影响政治生态。香港文学影响、改变香港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系统的作用，不仅不如马会或电 视等大众娱乐工（商）业来得直接明显，而且在文学范围内，“文艺小说”的社会影响也不及 报刊上的专栏散文或武侠长篇小说。
但即使是在社会上如此边缘化的“文艺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却也有意无意地承担起建 构、改造香港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这种意识形态，就是今天很多人在讨论的所谓“香港意 识”。具体在中短篇小说中，种种形态不同技法各异的“此地是他乡”的故事，就是一种“ 失城文学”。
本文着重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此地他乡”的不同类型在1997年以后出现了什么样的变 化发展？第二，与主流文化形式（电影、电视、报刊专栏、武侠小说等）相比较，“文艺小说 ”在意识形态层面建构与维护“香港意识”的策略、方法有何不同？
一
笔者在为香港三联书店编选《香港短篇小说选》时，主要考虑作品在艺术方式和方法、语 言意义上是否是“好作品”或“重要作品”（注：至于“好作品”与“重要作品”的区别，笔者在《香港短篇小说选1994—1995·序》中
如下解释：“……标准有两条。一是‘好作品’——不仅在香港文学范围里看是‘好作品’
，而且在全部现代汉语的文学中，在文学的一般定义中也是‘好作品’；二是‘重要作品’
——也就是说近年来香港小说发展中有影响有代表或引起争议的作品。两条标准之中，前者是主要的标准。）
，至于这些小说的题材、主旨、倾向等，在初 选时并不特别注意。正因为选择过程中只关注“怎么写”，编成书后反而有可能“客观”地 去讨论这几十篇比较“好”（或比较“重要”）的小说究竟在“写什么”，并思考这些在内容 上被“偶然”选择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显示这一特定时期香港作者与读者通过小说所共 同关心的话题？如果以黄碧云短篇《失城》来形容90年代的香港文学主流倾向，笔者以为不 仅仅因为小说题目契合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焦点（就像用卢新华短篇《伤痕》来概括“文革 ”后中国文学潮流一样），而且也因为《失城》的本身的故事结构概括着我所谓“失城文学 ” 四个类型的至少前两条线索：“漂流异国”与“此地他乡”。短篇（失城）在时间与空间上都 有三个层次的选择。时间结构上以陈路远、赵眉一家为主线，先是因为“九七忧虑”而离开 香港移民北美，然后又觉得加拿大也“是一座冰天雪地的大监狱……逃离，来到另一座监狱 。”[2]因此，从一个城市漂流到另一个城市，每到一处生一个孩子，“阿尔拔业省太冷， 多伦多拥挤而空气污浊，”到了旧金山，儿子又因讲中文而被同学殴打，主人公也被裁员。 离乡背井的精神危机逐渐演化成丈夫对妻子出于爱欲的杀意以及母亲对孩子的半疯狂虐待。 已经在下意识里“渴望赵丽和孩子消失”的陈路远终于又逃回香港，“然而我已无法再认得 香港”。在对“我城”的陌生及恐惧压迫下，陈路远最后在巴赫大提琴伴奏下用大铁枝杀死 了妻子和四个孩子及家中的大白老鼠，并冷静地请邻居报警。与上述离城（失望）——漂流（再失望）——回城（绝望）的三次时间意义上的选择并存并置的是小说中三个主人公的不同选 择：陈路远这个有原则有心志的香港人（港大旧生）又“坐洋监”又回流固然走投无路，审理 此凶杀案的即将退休的英国警官伊云斯其实也是一位与陈“异病同因而相怜”的“失城者” （注：伊云斯警官在审问杀人犯陈路远时，小说这样描写：“他毫无所动的看着我，就像有谁，有什么，在他里面死了。我心头一动，像看到了我自己。”（同注[4]，第189页。）后来，警官提早退休去精神病院看望已判终生监禁的陈路远，“陈路远见着我，像儿子见到父亲，很高兴而又有点拘谨，安安份份的坐着。”（同注[4]，第213页。）这些段落似乎很值得从“后殖民论述”等文化研究角度去寻味。）
，更不应忽视的是第一时间目睹杀人现场的邻居詹克明，身为救护员与殡仪经纪人的詹克 明爱玉夫妇，好像只是见惯惨酷的冷静旁观叙事者，其实也是“失城”后的年轻麻木承受者 ，他们在浴缸中倒红酒“浴血”做爱的“时代末”颓废以及快乐痴呆儿的意象，可能比陈路 远与伊云斯的“失城”更令读者叹息。“痴呆孩子快乐地生长，脸孔粉红，只是不会转脸， 整天很专注的看着一个人、一件事，将来是一个专注生活的孩子。城市有火灾有什么政制争 论，有人移民又有人惶恐，然而我和爱玉还会好好的生活的。”[3]
如果说90年代前期香港小说非常激愤陈路远的绝望（偶尔也联想到伊云斯的失落），那么， 近几年来作家与读者似乎更关心詹克明夫妇“由恐怖而生滑稽”的生活态度与他们那痴呆儿 的“快乐处境”了。
近几年来，“漂流异国”的小说明显减少。香港人的海外故事，当然是香港文学（乃至香港 意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重要的不只是作品在哪里写，更是写给谁看？比起郁达夫 、闻一多、徐志摩或于利华、白先勇等人的留洋心情，香港小说家笔下的海外生活更像“油 镬”、“洋监”。这一方面说明香港人感觉自己是被迫离开，所以，到哪里都特别怀念、热 爱香港（黎翠华《仲夏之魇》描写过在欧洲开餐馆常常回忆荔园、太古城[4]，只有一家中国人的欧洲小镇，则被称为“一座开放的监狱”；黄碧云写陈路远移民多伦多，“人们又喜欢 饮茶，看明周，炒地产，比较像香港，令人心安。”[5]）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有关异国的故事大都发表在香港的报刊杂志，主要满足没有能力“坐洋监”的香港读者的中文想像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描写异国漂流“坐洋监”的香港小说在怀念香港的情感生活方式时，相 当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包含着物质、经济理由（如果纯粹从民主制席、个人自由角度，恐怕很 难全盘将加拿大比喻成监狱）。不知道这是否可以解释在1997以后，香港人漂泊海外的故事 有减少的趋势。倘若香港生活方式，“香港意识”的现实经济基础真的只是“喜欢饮茶，看 明周，炒地产”，再加上跑马（这是下一章的话题），那至少是暂时的，“香港生活方式”好 像并没有出现陈路远预期的戏剧性变化。绿骑士整本《壶底咖啡馆》文字和人情一般练达， 都是为香港报刊读者而写的法国风景。激愤虽然少了，乡情婉转沉重。《回乡》写男主角为 亲人的骨灰盒单独买机票回乡，引起法国机场管理部门怀疑困惑。[6]无意中，最新的港人 海外故事变成了传统的华人海外故事。不知是因为前者本来也“必然”可以归入后者，还是 由于生活在法国的香港人“偶然”对香港报纸读者的需求变化反应灵敏？
不仅“漂流异国”故事不多，而且从政治角度感慨“此地是他乡”的小说这两三年来也明 显减少。在《香港短篇小说选1998—1999》中像《失城》般可以读作时代转折见证的作品只 有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文津的《老鼠》。同类感叹香港变化太快因而对“此地” 突然产生陌生、恐惧感并因此要寻找、建构、保卫“我城”历史的作品，在90年代前期至中 期，可以说是香港小说的主流。散文体的感性写实如马国明的《荃湾的童年》：“当身边周 围熟悉的景物都改变了，你不得不问：‘我在何方？’”（《今天》1995，第1期）以后设小说 技术制造《地图集》的董启章《永盛街兴衰史》（“舞进上环”计划作品展览，1995年2月17 日）：“……数天后，这幢房子便要化为瓦砾……永盛街无能苟延至一九九七年。但这又有 什么值得惋惜？很快这里便会高高拔起另一幢更能象征这个时代转折的中资商业大厦。”海 辛的《鬼屋·神庙·酒店》颇为写实地记述了同一空间在不同时间段的不同风貌，从30年前 青年探险的神秘鬼屋，到后来经济起飞时人头涌涌的烧香神庙，再变为今日一排十二幢渡假 酒店。辛其氏的《玛丽木旋》写的是“又一村紫藤路底这座小园”中的“一座剥落生锈转动 时隆隆作响的木造旋转台”，主旨也是世事变迁，“我已无法再认得香港”。心猿的《都市 ：影像迷宫》则使用变幻技巧闪烁文字将湾仔、避风塘、春风街或石硖尾等空间与1967土制 菠萝、1957挂旗冲突、1941日军占领、1994日月新天等时段穿插并置，“我们从历史的恶梦 中醒来，摸不到自己的头颅……我不知自己身处何方，梦里不知身是客。”“你不知该怎样 做，你不知你如何可以不钉死在他人的影子里做自己的主人。”（《今天》1995，第1期）然 而，短短几年，文学刊物明显增多了，可是这类激愤抗议宣示“香港意识”的作品却似乎一 下子沉寂了。文学，真的那么容易直接受政治影响？
《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中其实仍然贯穿“香港意识”的核心问题，即身分困惑。主人公居 然有三个生日，大概每一个生日都不难被“后殖民论述”找出历史象征意义：“当年父母偷 渡来港，我是私家接生的，连出世纸也没有。长大以后去领身份证的时候看不懂英文就把当 天的日期当生日写上去了。家里提的是中国阴历的日子；身份证上是应付官方的虚构日期； 还有姨妈后来替我从万年历推算出来的日子，我备而不用，也没有真正核对过。就这样三个 日子在不同场合轮番使用，随便应对过去……”[7]作品里也有“此地他乡”的怀旧感慨， 而且明显跨越了朝代：“他记得前朝那高贵的暗绿色的法国餐厅——原来现在我们坐的地方 不 过是当时的厨房。即使向窗外远眺，穿过穿着鲜艳颜色旗袍的陈方安生和她的外国客人那一 桌望出去，虽然依稀可见海港繁华的灯光，但也仿佛盛时不再：室内嘈吵了一点，人客随便 了一点，酒杯上少了印好的字母，连侍者倒酒的手势也没有那么熟练。”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呢 ？作家同时拒绝了两种不同的态度：“然后，而今，万紫千红，都过去了？就像那位专栏作家 说的那样，她有一天看见这儿一位女侍应生脱下了鞋子，她由此就推论出香港的生活素质从 此开始下降了？不，我知道不是这样的。没有这么容易就解释一切的公式。又或者说，贵族 的特权的地方已经开放，成为一般人民的地方了？不，也不是这样的。”这种《剪纸》式的 以二元文化对立想象来替香港争取“第三空间”的（不知是真心还是策略的）努力，看上去很 像周蕾关于“后殖民的香港乃被夹于两种殖民文化……中间的受害者，……独特的香港本土 文化——一种柔合中西的大都会混杂文化——已经历史地在中英间的夹缝中产生”[8]的学 术愿望，一方面是民族气节高昂的电视爱国歌曲晚会，一方面是兰桂坊洋人颓废的世纪末狂 欢，但毕竟面临历史关头，作家笔下的香港主人公这一次更多一些真实的迷乱：虽然“我对 什么大日子都无所谓。但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也不能幸免地大吃大喝，荒腔走板地乱唱一通， 又恋爱又失恋，整个人好似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失重的漂浮状态。”[9]小说中借美食约会 靠好酒上床的“爱情”其实只是副线，几百种食品的排比罗列却大有讲究。在近几年的香港 文艺小说中，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可以说是对“九七过渡”比较直接明显的见证了 ，当然，比起前些年的作品，还是显得婉转曲折，“食色，性也”。
和《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一样可以被我们从政治文化角度作“创造性解读”（很可能是“创 造性误读”）的还有文津的《老鼠》。小说篇幅虽短，几个意象之间的关系却颇耐人寻味。 住在酒楼上面拼命做爱又梦见半山豪宅的米奇米尼是香港新一代，卫生不佳的酒楼以及从酒 楼 爬上来的老鼠好像正面临被消灭危险的本地世俗，两个年轻人又搬来一张清代的太师椅。“ 黄梨木的纹饰里，还飘着陈年的几丝迷迭香，可能还有鸦片香。他们也拥抱着，嗅着对方的 体香。……这张太师椅一直等待复辟康雍乾正大光明的百年盛世，想不到现在等到的是一对 赤裸的男女。”[10]小说结尾时男女主角已分手一年，米尼最怀念的不是太师椅上荒唐的做 爱姿势，而是酒楼倒闭时的哀伤平静。“很久很久以后，她都记得那种感觉：她的手捏着用 报纸包好的鼠尸，软绵绵的，那种感觉就象握着米奇的身体，不会恶心，只是一切都过去了 。”[11]
这只是一篇情场笔记吗？
二
90年代中期比较活跃的“失城文学”的几个类型，如上所述，“漂流异国”和“此地他乡 ”的故事近年来或者明显减少或者变得委婉曲折，新旧移民的怀旧小说依然存在，但是，获 得引人注目发展的却是第四种表现“城市异化”的实验小说。
王璞近年来的创作实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新的怀旧小说格式：在香港安宁生活着的主人公总 是突然碰到一件往事（一首歌、一个老友、一张旧照……），然后就立刻情不自禁从幸福的现 实中抽离出来，在《丢手绢》（《香港文学》1999年第9期）里，旧照片使主人公和其他几个 或发达或落魄的老同学新移民一起回想童年游戏的残酷性。在《真相》（《明报·世纪版》1 999年8月22日）里对一件导致弟弟受伤的封存往事的梳理，延伸出有关忘却与记忆的痛苦思 考：“这一来我们家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历史、禁忌重重的地方，任何人一进了这道家门，就 只 说一些琐碎的现实小事……”，这可以是指中原往事不堪回首，但又何不能泛言任何对时间 性的空间封闭。在《跳房子》里，在香港重逢小学同学而且发展成一段微妙关系，最后儿时 游戏（即西西说的“跳格子”）又化为都市高楼无数房子窗口的现实。在《嘻嘻嘻酒吧》里， 主人公因为无法抑制地哼出一段革命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而几乎不为现实所容，最后被医生症断为“WK2型强迫记忆性疸诞症”。其实无论是王璞小 说中的拉美魔幻自嘲技法，还是黄灿然《青春遗事》（《香港作家》1998年第11期）中的郁达 夫式的忏悔告白，或者黄燕萍获奖小说《又见椹子红》（注：1999年12月获第五届花踪文学奖（马来西亚）《星岛日报》与香港《明报》联合主办的小说组冠军。载《文学世纪》（香港），2000年，第3期。）中沈从文式的野俗乡风，这些小说 中都牵涉到“香港意识”中“空间”（本土）与“时间”（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牵涉到“调 节记忆”与“无法遗忘”之间的矛盾。
所谓表现“城市异化”的实验小说，韩丽珠的《输水管森林》与《电梯》[12]是很典型的 文本。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此地他乡”之感慨，也是对眼前的都市风景、生活方式、存 在秩序表示困惑惶恐怀疑不安乃至抗拒排斥。不过这种心理上的“失城感”常常并没有特定 原因，并不必然与诺如九七忧虑或金融风暴等政治经济因素直接有关，而是某种更为抽象的 对都市（特定形态的香港都市）的陌生与疏离。在黄劲辉的《重复的城市》[13]中，代号N184 的我，每天驾着的士按固定时间表载客，然后在同一地点目睹乘客在抢劫案中死亡，只有依 足导演指令生活才能获得餐食并逐步升级。有一天，乘客不按“剧本”死去，结果就被视为 疯子，他的角色立刻被取代。小说荒诞得极其现实，城市人每日奔忙不都在重复已知结果的 过程？曹婉霞《疲劳综合症》则描写一位辛苦勤奋工作20年的文员在某一日忽然倒下，只是 睡觉吃饭，别无病症。“高耸入云的商厦在夕阳的余晖中耀眼生辉，我眯着眼睛，注视着路 上匆匆而过的行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安稳，在这儿跟我相像的人何其多呢。”[14]游静 在《陪我睡》（《明报·世纪版》1999年11月9日）中以下一代口吻说“香港人比较特异，不 论是在80年代初香港经济最蓬勃，或90年代香港经济最PK的年代，我们的祖先都保持着每天 平均睡眠时间最少的全球性纪录。”小说主角睡觉的姿态也很独特，躺在厕所地板上，仰望 天 花板、安全箱、灯罩……也不仅仅只有年轻一代在拒绝异化。老作家崑南的近作《ICQ以外 的介面》（《明报·世纪版》1999年11月21日）从题目到细节也充满“离开这个城市”的放遂 愿望。同类作品中最烦噪不安的是发表在《素叶文学》上的潘文伟的《芭比的世界》。不仅 小 说中的都市处在异化状态，小说叙述语言也是分裂、闪烁、流动、摇晃，书生腔调一气呵成 ，意象并置浓得化不开：“有若睡觉，愈饬令自己入眼便愈难睡着，结果焦灼毷燥睁眼不 寝；同样，有人因此忘记生命舞步，有人遗失爱心钥匙。吊诡是：愈自觉则愈执迷，立志不 在执着，本身亦不折不扣是一种执着……我从不睡亦不醒，我正身不由己。我的爱情事业家 庭婚姻子女知识理想宗教革命酒精性爱赌博音乐媒体等麻醉自己（排名不分先后）……”。[1 5]
除了崑南以外，大部分这些抗议都市异化的作品，大都出于年轻作者之手。对韩丽珠、潘 文伟一代香港人而言，只在意识形态层面“保家卫港”还是不满足。因为眼下这个城市，可 能从来不属于他们。整个都市生态都有问题。另一些较写实的作品，如郑国惠日夕《看楼》 [16]、钟菊芳的《好鞋子》[17]等，也都从更具体更感性的角度，触及都市生态与现代心态 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陈慧的《日落安静道》，笔致尤其朴素感人。笔者以为这些从抽象 意义或具体感性细节上表达失城情绪的作品，可以说是1997年之后香港“文艺小说的主要收获”。
三
至少还有几篇出色的作品，很难归入上述“失城文学”的不同类型，与所谓“香港意识” 的关系也更加曲折复杂一些。但无法用特定概念来概括一个时期的文学，于文学发展本身， 恐怕并非不是好事。
一是黄碧云的《桃花红》，这是本选集中唯一一部中篇，主旨是女性命运，技巧比《失城 》成熟，尤其是驾驭场面的能力，细而不乱，腻而不烦。二是董启章以英文（《The Catalog 》，香港：三人出版，1999）为书名的中文短篇小说集，在印刷样式及至挑战中文读者阅读 习惯方面都有相当有趣的尝试。三是西西的《长城营造》与钟英伟《襄驿之战》，都是故事 新编，或沉着笔记，或后现代“伪造”，都有些香港历史小说之独特创意。四是本选集还有 意收选了亦舒和李碧华的两个短篇。亦舒和李碧华的作品一向十分畅销，其实早已成为香港 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李碧华的小说近年来更成为评论界学术圈内有关香港意识、身份危机 的热门话题。收入本选集的亦舒短篇《诺言》，描写女医生如何面对弟弟结交的曾受过心理 、 生理创伤的女朋友。作家处理家庭人伦细节很有分寸，尤其是小说末段，在温情中透出冷峻 与无奈。《“月光阁”的饺子》也许并不一定是李碧华在艺术上最纯熟的小说，色欲政治阴 森鬼气却是她一贯所长，同《胭脂扣》气脉相连。一个篇幅有限的短篇，却同时涉及港人“ 包二奶”社会问题、女人美容的心理根源、深圳的版图意义以及北方食品（水饺）的魅力与杀 伤力，其中“人吃人”的方式与传统还同《水浒》、《狂人日记》的主题相衔接，相信文化 研究工作者，又能在其诡异布局的色欲游戏中，找到有关香港有关城市有关性别有关殖民或 后殖民或再被殖民或又去殖民等等问题上新的阅读角度。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亦舒和李碧 华（恐怕还有别的畅销小说家）的文字越来越趋于精简、短促、跃跳，时时省却主语，在语言层
面（叙事时间）上留下很多空白。与一些“纯文学”作家如西西、也斯等人的文句越来越长、越来越晦涩婉转沉重难以言说的实验文体恰成对照，耐人寻味。
下面是几点简单的结论，或者说是由上面的作品评论中所引出的若干问题。
90年代香港的“文艺小说”在急剧变化的社会语境中依然处在边缘位置。与主流文化形式 相比较，文艺小说在意识形态层面“保家卫港”的策略，方法很不相同。如果说流行文学、 报纸专栏及电影、电视等主流文化有意以通俗、娱乐为本土特点，进而维护发展香港文化工业在华语世界及国际上的独特地位，那么，纯文学小说创作则更强调都市形态的国际性，以各种形式的“越界旅行”以及后殖民、女性主义等后现代主义西方话题来寻找香港的“本土性”。两者共同见证并参与90年代“香港意识”的觉醒与危机，但其间策略与目的之差异，值得注意。
香港主流文化如何形成“以通俗、娱乐为荣”的基本特点，其过程与原因颇复杂。最重要 的原因应是在英语文化前维持大多数粤语人口的文化自信心，保留传统民俗文化和维护市民 生活价值。以上两个基本原因的优先次序可能早在90年代之前已经调换。但香港的纯文学除 了也要抗衡上述两重文化影响以外，更要应对通俗、娱乐的香港主流文化（甚至是主流意识 形态）的压力。这是香港小说创作相当独特的文化处境。
在90年代的香港小说（主要是中短篇小说）中，经常出现“此地他乡”与“失却城市”的主 题：可以是漂流异国怀念故乡，可能是回到香港或根本没有离开却发现眼前的城市面目全非 ，或者是安居乐业的新旧移民在往事回忆中透露对城市的陌生感，还有人不仅对“九七”前 后的香港感到困惑，也对现代都市形态（噪音、建筑、生活方式）都感到疏离。本文企图分析 以上几种“他乡”与“失城”故事类型在1997年以后的最新发展变化。简而言之，“漂流异 国”的故事在减少；“此地他乡”的感慨由激愤张狂（比如《失城》）转向戏谑婉转（例如《 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新旧移民依然在往事回忆中显示对繁荣城市的陌生感，但艺术上最 有收获的却是青年作家们对都市异化状态的或荒诞或朴素的抗议。从“香港意识”的角度来 看香港小说的近况，可以说香港小说进入了一个比较犹疑不定的时期。人们不再只是宣示“ 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小说”并呼喊“我们不是天使”，而是还必须思 考我们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已经说了哪些的故事和小说？我们不是天使，我们是什么？
如果说电视电影报纸等主流传媒企图以“本土方式”（肥皂剧、跑马文化、武侠传统等）来 保持香港文化独特的国际地位，那么，香港“文艺小说”就有意无意地更多采取“越洋越界 旅行”的方法（现代主义技巧、“诺贝尔视野”、伪造地图、虚构食谱、东欧流浪，再配上 巴赫大提琴曲）来寻找建构维系香港的本土意识。但在香港，主流文化与先锋小说并不截然 对立，两者也有相通之处。在香港主流文化中，贯穿了某种理直气壮的俗文化精神（需要不 断制造维修以难民恐怖记忆为基础的中原想象，因此，庆幸市民有世俗物欲享受的神圣权利 ；或者在追求“平、靓、正”揾快钱之余怀疑装修的繁荣不可靠，所以，又要忧心 忡忡地赶紧快乐）。如果说主流文化是“真俗”（相对于某种民众集体“扮雅”而言），那么 ，香港很多作家就比较喜欢“扮俗”（不知谁是“真雅”？）。《经纪日记》其实在方言入文 、表现世态、刻划人情等多方面都很有文学价值，但三苏从来说自己只是“写手”。被认为 是代表某种集体想象的《我城》，或偶然或必然的是以童稚手法“零度经验”配上漫画“扮 傻”叙述。陶杰声称他在《明报》与《东方日报》的不同文章并无高下之分，都是追求文字 的市场化。回到本文开始时讨论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也斯有意将夫妻肺片、糯米酿猪 大肠与各种西方美食并置一桌，显然也在挑战“后殖民时期”食物（岂止是食物）的固有阶级、民族秩序，甚至暗示“第三空间”的前景。既然香港不能够“不是只有明天就是没有明天 ”，我们现在应该生活在怎么样的“明天”呢——主人公觉得香港的法国菜已经退化，川菜 因为民族主义的批评而走味，小说中较受尊重的还是“世伯”的传统粤菜鲍参翅肚，但最常 出现的还是夫妻肺片与意大利面条、葡式鸭饭、日本寿司共存并置，最理想的那些混合不同 文化的食谱，带着法国风味，又有独立的泰国的辛辣与尊严，仿佛还在我的口腔里萦绕未散 ，然而，作家对自己的憧憬也不无怀疑：但它是真的存在过，还只不过是我想象出来的后殖 民食物而已？
最后这一段，是否可以换一个词汇：但它是真的存在过，还只不过是我想象出来的“后殖 民香港意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