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晴[1]2002年在《试论网络传播的特性及其传播史意义》文中认为Internet(互联网)的诞生和演变，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化。网络从最初为了应付“虚拟”战争，仅仅只有四个节点、几十台计算机的局域小系统，迅速发展成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大传播媒体，成为人类传播形态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分析研究了网络传播在人类传播史上的特殊地位和意义，揭示了网络传播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传播形态所独具的特性，大胆预测了网络传播在未来的发展走向和演变趋势。 在人类的传播史上，每一种传播方式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的因素，大众传播是对人际传播的一种“否定”，而网络传播则是对大众传播的另一次“否定”，也就是“否定之否定”。网络传播不仅继承了大众传播中积极的传播特征，也凸现了人际传播中的某些特性。本文通过对网络传播中的具体形态的分析，分别揭示出网络传播在电子杂志、门户网站和BBS等不同的若干传播形态中，呈现出来的不同特点以及在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众”之间角色的转换。本文还针对网络传播自身所独具的混合与兼容的特性，对它在未来岁月中的发展走向作出具体分析，对如何改变我们传统的传播观念、抓住规律、因势利导地运用网络传播，提出了自己的应时措施。 本文运用了数据分析、纵横比较等研究方法，通过对网络传播的起源发展历程的回顾。勾画出其成为新型的传播方式的历史背景；通过与传统传播方式的比较，揭示了网络传播的生存优势和特殊形态；通过对网络传播的具体实例分析，阐明了网络传播的角色定位和应对策略。
杜永利[2]2016年在《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试图厘清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研究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史学观念,并基于美国大众传播史学观念演变的内在逻辑与思考框架,展开史学批评。在具体的研究路径方面,本文考察了内部与外部两类因素。从外部因素看,除了美国当代社会文化的影响,西方史学学科的演进和发展构成了美国大众传播史学观念的思想环境；从内部因素看,大众传播业的自身演变规律及其与文化、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思想观念和实践层面的互动,构建了当代大众传播史学的叁个代表性史学路径的观念和方法。本文从总体上呈现了美国当代大众传播史学的历史演进脉络,即从西方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认为从史学渊源上,美国传统新闻史学时期的史学观念主要侧重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主题建构,包括描述性史学维度、解释性史学维度两个阶段,并分析了两个史学阶段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特点,以及历史价值和缺陷。二战后,当代西方史学“重新定向”,史学观念、史学方法呈现出多元化、不断拓宽和纵深挖掘的局面,新史学潮流的转向逐步影响着大众传播史学的演进。到1970年代,进入当代大众传播史学的新阶段,在总体的研究走向上,呈现出新文化史学、多元文化主义历史观、全球历史观这叁种主要的史学路径。本文展现了新文化史学路径转向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特征,重点从文化史学潮流和美国的传播文化两个历时性因素进行了考察,以呈现影响美国当代文化史学路径的历史文化印迹。在文化史学潮流的考察方面,梳理了西方新文化史的知识谱系及主要特征,以及美国文化史学的历史脉络和当代特征；在美国传播文化的考察方面,回顾了美国构建文化共同体的历史传统。本文认为,美国史学在1893年进入独立的专业化发展之后,注重寻找美国文明、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化思想史路径,这直接影响了传统美国新闻史学时期的文化史路径,即新闻自由的民族“神话”建构,也和前述的西方史学潮流和传播文化两个因素一起,影响着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的文化建构,即知识生产、公共文化的文化意识形态建构,其中既有新文化史学的史学特点,也可以看到“我们人民”的美利坚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构这个美国传播文化的传统思路。顺着史学观念的发展,本文考察了多元文化主义史观下的多元文化大众传播史学,揭示了多元文化主义历史观的背景和内涵,说明了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大众传播业带来的历史性变化,以及对大众传播史学的影响,从黑人史学和女性主义史学两个方面展示了多元文化大众传播史学的实践状态和特点。最后,本文考察了“全球历史观”史学路径的大众传播史学。新文化史学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给美国大众传播史学带来了历史主题越来越碎片化、分散化的烦恼。如何在通史写作上进行史学思路的整合,对历史编撰的碎片化现象进行纠偏,重新走向综合的整体史(通史),是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全球历史观”史学路径提供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解决答案。本文通过对施拉姆《人类传播史》、埃杰顿《美国电视史》、大卫·斯隆《美国传媒史》等叁部着作的解读,评析了“全球历史观”路径的美国大众传播史学观念的演进和整体特色。本文进一步对以上发现进行了讨论,认为：对于美国的大众传播史编撰而言,如何在维护多元文化社会的均衡利益与文化批判之间做好辩证平衡,是美国文化史学者今后应面对的一个问题。同时,从各种不同史学观念角度出发,针对各种小众读者市场的多元化大众传播史书写将成为一种时代趋势。
吕丹[3]2015年在《西双版纳关累口岸新闻语言传播状况调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闻语言是传播者通过传播媒介向受众传播事实时使用的语言,是人类的一种言语行为,它早已成为是人类生活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以不同的形态感染、影响着受众,因此对于新闻语言传播状况的调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对于我国边境多民族地区,由于其在地域上濒临其他国家,在民族上呈现出多民族大杂居的状况,使得新闻语言的受众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因此对于边境多民族地区的新闻语言传播状况的调查研究更具有典型性、重要性。本文以新闻语言的本身特点为着眼点,以边境多民族地区的新闻语言传播现状为研究对象,整合边境多民族的新闻语言的构成要素,即传播者、接受者、话语信息、传播媒介和传播效果,科学考察边境多民族贸易口岸地区新闻语言传播状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边境多民族地区新闻语言使用传播的策略建议。同时采用社会学、民族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调查问卷为主、访谈法为辅,对西双版纳关累口岸生活的叁个少数民族村寨(关累村、帕莎村、坝荷村)和关累口岸的边境居民的新闻语言的传播状况进行调查研究。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关累口岸地理位置、人口和民族的简单介绍。这部分旨在介绍关累口岸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口组成,以期更深入的认识边境多民族地区新闻语言传播的状况。第二部分,对关累口岸新闻语言传播传者和受者的分析。传播者是新闻语言传播过程中担任着制定和传播新闻语言的角色,而新闻语言接受者即受众是新闻语言的被影响者。第叁部分,是对关累口岸新闻语言的信息传播的分析。包括对新闻语言信息的形式构成和内容构成的分析。第四部分,是对关累口岸新闻语言传播媒体的分析,主要是对当地新闻语言传播的媒体的类型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其存在的特点。第五部分,是对关累口岸新闻语言传播效果的分析,包括微观影响分析和宏观影响分析。第六部分,是对关累口岸新闻语言传播效果状况的反思与建议。这部分主要分析关累口岸新闻语言传播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经验,发现其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边境多民族地区新闻语言传播的策略。
夏德元[4]2011年在《电子媒介人的崛起》文中研究说明人与媒介的关系,是传播社会学和媒介环境学应该加以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但是,目前所见的传播社会学和媒介环境学着作,大多侧重大众传播媒介与人的关系,而且又多局限于传播效果的研究和媒介素养教育等方面；这样的研究取向有非常明显的功利色彩,即站在往往是极其庞大也极其强大的大众传播机器的立场上,把人作为受媒介影响和被动适应媒介所构建的拟态环境的对象来加以讨论,几乎完全无视作为传播主体的人(尤其是具体的个人)对媒介的能动作用和创造性运用。同时,无论是激进的还是悲观的抑或审慎乐观的立场,已有研究多缺乏人与媒介关系的历史考察和现实考量之间的逻辑联系。人是传播的动物,也是最善于使用媒介的动物。但最初,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能无法借助任何媒介,人只能作为媒介本身来进行彼此之间的联系和沟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的依赖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们之间通过语言等媒介进行交往,人类交往的范围也逐渐扩大。社会分化为阶层,人与媒介的关系也发生分离。一部分人垄断了媒介,垄断了传播权。传播的权利与义务开始失衡。大众传媒的出现与社会分工的细化同步发生,媒介的社会作用日益明显。随着电子媒介的产生,媒介化社会雏形初具。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彻底改变了人们关于世界的观念,也对人类的行为方式、交往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谓“地球村”的想象日益变为可以感知的现实。网络的发展,使人类社会从传播学意义上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媒介化社会阶段。在媒介化社会里,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无一例外地处在电子传媒覆盖之中,它所构筑的虚拟现实无时不在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传播与社会生活的深层互动日益彰显,昔日大众传媒的受众逐渐嬗变为作为传受合体的“电子媒介人”,并且正在试图通过与昔日强大无比的大众传播机器的平等对话进而有望成为新的传播主体。随着社会媒介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尤其是进入电子媒介时代以来,电子媒介人数量的与日俱增,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传播格局。多种自媒体的兴起,使“人人皆媒体”成为可能和现实；过去由大众传播机构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统治阶层、强权国家和跨国利益集团对媒体实施控制的难度加大；人类有希望进入一个自由传播的新时代。与前辈相比,电子媒介人在传播自由上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但是,也遇到了多重困惑、矛盾或冲突。作为掌握着传播新技术、缔造着或接受了网络虚拟文化或称电子文化的新人类,在目前这个新老交替、新旧文化、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时代,必然面临着诸多现实困扰。在代际意义上,电子媒介人对世界的认知和知识体系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与他们的父辈大异其趣；在“想象的共同体”层面,不同民族国家的人们因整体上向电子媒介人转变的速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其文化观念也存在一定的隔阂；在文化认同上,因为互联网交往的全球性和互联网文化的开放性,不同民族国家的电子媒介人之间的差异,反而小于与本民族国家人们之间的差异,换言之,电子媒介人之间的文化认同,可能高于本民族国家内的代际认同,这可能带来电子媒介人的角色错位和心理失衡；电子媒介人的蜕变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自然生长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人格的偏差和扭曲,比如网络依赖和电子沉迷等,这些也成为电子媒介人的现实困境。全球媒介化社会的形成,为不同国家民族个体参与世界史的创造和多姿多彩的发展都提供了新的机遇,传播的权利和义务分离的状态将得到进一步改观,电子媒介人在克服了诸多现实困境之后,必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电子媒介人的成长,也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新型人际关系创造了条件,对消除种族隔阂和文化歧见产生积极的作用。电子媒介人的自由自主自律的传播,还为媒介化社会的新型组织关系的建构提供了助力；互联网,尤其是方兴未艾的社会网络化媒体,可以实现“让人们自己组织起来”的理想,使全球社会的治理,达到和谐共生、无为而治的境界。社会的媒介化,电子媒介人的崛起,打破了过去几千年来形成的地域疆界,“电子边疆”渐露端倪；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活动空间得到空前拓展,在宇宙尺度上,一直可以延伸到系外行星,在微观尺度上,则可深入到细胞、分子,乃至基因内部。所有这些变化,无不对现行社会体制和文化观念提出了挑战,给治国理政、国计民生、文化教育、外交关系带来新的机遇和亟待研究的课题。最终,电子媒介人在全球范围的崛起及其传播主体性的普遍回归,为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柯卓英[5]2006年在《唐代的文学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传播学角度来探讨唐代的文学创作与交流活动，结合考古学、史料学、历史学、版本学等学科，运用社会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来研究唐代文学，试图对唐代文学的繁荣及其传播活动、规律等作新的探索性研究。尽管传播学的兴起时间不长，但如果以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早在千余年前唐王朝的文学传播情况，就会发现在当时多彩的文学创作与交流活动之中，已经蕴藏着传播学的基本理论。 唐代文学在开放的唐文化视野中，既体现出一种集体主义文化，又体现出一种高语境文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唐代的文学传播活动极为活跃、隆盛，可谓盛况空前。在传播类型方面有群体传播、人际传播，也有人内传播，以及非现代意义的大众传播，体现出完整的传播过程。唐代的文学传播主体以文人士子为主，上自帝王，下至百姓，无不积极投入诗歌的创作与传播之中。他们具有极强的传播观念，充分认识到意见领袖的作用。或为官八方，或平民布衣，无论何种身份，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途径来传扬自己的才华。正是有了唐代文人积极地举荐人才，以及唐人的自我宣传，唐代的文学传播活动才显得有声有色。 唐代的文学传播媒介丰富多彩，反映了唐人富于创造性的特点。除了口语传播以外，唐代的文学传播媒介主要有卷轴、碑石、墙壁、邸报、笺、名纸、拓印本、雕版印刷本、陶瓷器等物质载体，以及其他具有媒介性质且发挥传播功用的物质，如金简、露布、信鸽、紫燕、竹木筒、白鹤、木瓢、树叶、战袍、风筝、烽烟、羽檄等，凡是能传播信息的物质唐人都能充分运用，并且均取得了极好的传播效果。传播信息的渠道丰富多样，充分反映了唐人在科学技术极为不发达的情况下，传递信息的智慧和魄力。在如此丰富的传播媒介基础之上，唐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唐代社会处于封建社会的顶峰，属于中古时期。传播思想当时就已经存在，但是没有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介这一词语，更没有媒介文化的概念，加之科学技术的不发达，传媒形式受到很大的限制。因而唐代的媒介文化是
张振亭[6]2008年在《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文中研究表明1978年以来的30年是我国新闻传播研究发展最快、取得成绩最大的30年。对业已做过的研究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得失,“以史为鉴”,有利于我们对其过去有个清晰的认识,有利于现在的研究者找到新的切入点,有利于新闻传播学未来的发展壮大。本文把学术研究视为一种传播活动,引入“5W”传播模式作为分析架构,既描述学术研究的构成及其发展历程,又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学术研究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交互作用,从静态构成和动态变化两个维度述说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历史。本文在整体上采取“总—分—总”的体例,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梳理,探究新闻传播学术总体及各构成要素的变化,即首先概述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轨迹,然后分述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效果四个面向的变化,最后总结取得的主要成就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推进的特点,本文把其分为五个阶段:1978-1982:“学术研究逐步恢复”;1983-1988:“新闻改革引发学术论争”;1989-1991:“学术研究曲折前行”;1992-1996:“为学术而学术”;1997-至今:“在新的起点上迈向多元化发展”。研究主体是整个学术生产活动中的第一环节和主导性因素。本文借用知识社会学的有关理论,以群体为线、以个体为点,勾画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变化,探究变化背后的原因,并揭示这种变化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影响。为了精细呈现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和动态变化,本文对叁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进行了抽样内容分析,以寻找各个分支研究领域(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新闻事业经营管理、广播与电视、传播学、其他)中比较集中的话题、问题,然后结合有关研究成果对此进行评述。在“研究方法论”一章,本文梳理了学界关于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代表性论述,并以部分新闻传播博士论文为例,管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把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考察,揭示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具体应用。建构学科体系、推进新闻改革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效果的主要体现。构建学科理论体系是基础,学科理论体系越完善,越能发挥出学科能量。研究者的论述、新方法的引进、新理论的提出,既为新闻改革提供了合法性阐释,又促进了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从纵向看,新闻传播研究进展迅速、成绩巨大。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新闻传播学摘掉了“无学”的帽子,建起了学术研究梯队,初步完成了知识体系的建构,已经跻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之林,拥有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学术研究效力得以初步彰显。同时,新闻传播研究不够深入,知识、理论和体系都有待进一步完善。笔者提倡应向学术自身回归,尊重其自身逻辑,扎扎实实地研究些问题,注重积累;要遵守学术规范,讲究研究方法,摈弃过去那种简单化的、直接的、操作性的实用研究。
张安华[7]2015年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之所以能够绵延至今,除了在本国范围内的传递与传承外,还离不开对域外各国各民族的传播与交流。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包含了书法、篆刻、国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和园林。历史上不同的时期,针对域外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各门类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活动和海外影响力也不同。从传播学的视域出发来思考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动因、媒介、方式、路径和效果问题,结合古今重要的艺术传播现象和传播事实,对各门类传统造型艺术作综合性地宏观把握,当是研究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走向世界的一个崭新视角。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动因是由审美、文化、政治和经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个人角度看,向域外传播艺术是满足审美需要、传达思想或谋生赢利的手段；从国家层面讲,则是为了宣扬本国文化、发展对外文化交流或文化贸易的需要。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要实现对外传播离不开可以跨越时空界限传递艺术信息的传播媒介和有效的艺术传播方式,现阶段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方式主要包括人际传播、印刷传播、影视传播和网络传播四种基本方式,随着技术进步、新媒体不断出现以及媒体融合的加剧,运用跨媒体、多媒体传播艺术信息的综合传播方式是大势所趋。现当代以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路径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目前传统造型艺术可以依靠以下几种基本路径来实现对外传播：展示路径、市场路径、收藏路径、教育路径、旅游路径、艺术路径以及国际移民等路径。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效果是对国外受众的心理、态度和行为产生的影响及其引发的社会效应的总和。从微观的效果而言,一是域外的受众对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审美、批评、研究等认知意识显着增强；二是在认知意识增强的基础上,有可能会引发外国受众的观念乃至行为的变化,特别是域外的艺术家会主动效仿中国艺术风格。就宏观的传播效果而言,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除了要让国外受众了解、认识中华文化艺术,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增强中国艺术品的海外吸引力和中国艺术家的国际影响力,促使我国文化艺术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进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陈继华[8]2016年在《黄梅戏传播形态研究》文中认为一个剧种的传播史,就是一部剧种的发展史。纵观黄梅戏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黄梅戏剧种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剧种的发展走向和基本面貌。从舞台传播到大众传播,戏曲传播所采用的媒介都无一例外地为黄梅戏所采用,并且每一种方式都取得了多数地方剧种难以企及的成绩。本文运用传播学的方法,根据黄梅戏早期传播的地理走向和传播方式的不同分别对黄梅戏的水路传播、舞台传播、电影传播和电视传播等方面作了一个大致的梳理,力图阐明在不同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作用下黄梅戏艺术形态的变化和发展,以丰富和完善黄梅戏史研究。在封建正统文化的规范之下,黄梅戏常因出身不高、品格低下被官方归为“花鼓淫戏”一类予以禁演,官方文献多不记录；在民间语境中,能及时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和情感状态的“采荼调”却在鄂、皖、赣叁省边界地区悄然兴起,并随着传播地域的变化而逐步形成富有各地特色的名称和剧目。通过对黄梅戏早期名称的发展变化和地域差异的对比,我们发现黄梅戏的早期传播主要是沿着鄂、赣、皖的长江水系而展开的,有着鲜明的“水路传播”特点。源自湖北黄梅的采茶小调沿江西向鄂中、南.向赣北、东向皖西,在皖江流域立足之后继续向苏、沪等地传播,发展成为横跨数省的大剧种。在水路传播过程中,黄梅戏完成了从说唱形态向剧种形态的转变,并影响和确立了鄂东打锣腔系和赣北采茶腔系、皖南花鼓腔系等多个剧种的风格和面貌。从地理范围的流布来看,黄梅戏的早期传播印证了“水路即戏路”的观点。任何传播活动都需要一定的传播主体,它是实施传播行为的组织或个人。戏曲演出作为群体传播活动,往往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将主流价值、群体意识、伦理规范等信息传播给受众。古代戏曲生存的民俗文化土壤更能体现出相对固定的族群意识、阶层意识和“社”、“会”意识。这也决定着戏曲舞台演出传播主体的群体性和组织性。民间会社组织、商帮团体和班社艺人等自然成为戏曲传播的主体力量。建国后,受时政影响,政府文化机构逐步发展成为戏曲传播的主体之一。本文以此为观照,结合黄梅戏的传播个性,同时也为避免与黄梅戏史研究内容的重合,将论述的重点放在黄梅戏发展过程中舞台传播主体的嬗变和发展上,以历时性的视角梳理出灯会、宗族、班社、商业组织和文化机构等主要的主体类型,兼论各传播主体的演出活动和传播场地。建国初期,黄梅戏凭借《天仙配》、《牛郎织女》、《夫妻观灯》、《女驸马》等经典电影享誉海内外,并直接催生了港台地区黄梅调电影这一独特的华语电影类型。从发展脉络上看,大陆地区建国初期的黄梅戏电影无疑具有开局之功,其后港台地区以香港邵氏电影公司为代表的“黄梅调电影”启而承之；改革开放之后,大陆地区黄梅戏电影再度兴起,并延续至今。通过陆港两地黄梅戏电影在故事主题的采用、经典剧目的改编、经典唱段的传唱、电影传统的分流和电影创作手法的运用等方面的对比,我们发现这两种电影形态遥相呼应,又各成一派,形成了黄梅戏电影传播的同质异构现象。同质化传播主要表现在两者以传统民间故事为内核,突出女性题材,对经典剧目和唱段不断地进行文化迭合,形成传统文化传播的共鸣现象；相异的是,两者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形态,大陆黄梅戏电影深受“影戏”观念的影响形成了“以影就戏”的半纪录片式电影风格,而港台黄梅调电影更过地受到好莱坞初期歌舞类型片的影响蜕变成为“以戏就影”的“港式好莱坞”电影形态。广播电视媒介的普及为黄梅戏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从最初的“黄梅戏戏曲教唱”、“经典唱段放送”发展为黄梅戏竞技类节目、综艺性专题节目、青年人才选拔与选秀,再到黄梅戏广播剧,建国后黄梅戏的广播形式和艺术形态获得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输电技术的发展和电视机的出现大力推动了黄梅戏的电视化进程,出现了黄梅戏舞台艺术(纪录)片、黄梅戏电视剧、黄梅戏电视专题片、黄梅戏电视综艺节目等四种主要的传播形态。尤其是黄梅戏电视剧的传播再一次将黄梅戏推到了高峰,并成为黄梅戏“梅开二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黄梅戏与广播电视的结缘,极大地拓展黄梅戏舞台的大众传播渠道,并衍生出唱片、磁带、录像带、数字光盘等不同固定介质的黄梅戏文化产品,形成了极富特色的黄梅戏传媒产业。
程郁儒[9]2010年在《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文中认为民族文化传媒化论题的所指是特殊化的民族文化进入一般化的大众传播的过程及其相关问题。回答的基本问题是：民族文化何以成为大众传播的内容和产品?这里的“内容”和“产品”问题不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体之两面。民族文化成为大众传播内容的研究,考察的是民族文化与社会因素的关系,主要是民族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关系；民族文化成为大众传播产品的研究,考察的是民族文化与经济因素的关系,主要是民族文化与资本因素和商业文化的关系。本论文运用文化研究中的编码/解码理论,截取编码环节作为核心片段,研究了编码过程中民族文化与传媒本体因素、社会因素、资本因素的互动关系。本论文全面呈现了民族文化传媒化的相关问题,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探讨；基于对传媒本体编码特征的分析,探讨了民族文化的传播特征；研究了主流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尤其是民族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作用；将民族文化经济化的编码特征归结为奇观,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建构了新的市场主体框架,从宏观视角对民族文化传播经济化过程的编码机理进行了论述；将民族文化在传媒化过程中的特性归结为与主流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双向不合类性,对民族文化传媒化的国家责任等若干问题进行了思考。论文的主要观点是：编码和解码在大众传播中是两个同构的过程；大众传媒的基本特性是建构性、故事性和拟态性；大众传播对民族文化的作用表现为移场、错位、转译、赋权等；民族文化在大众传播中具有专属性、地方性、内向性、禁忌性等特性；主流文化对民族文化进行了借用、改造、促变、回避、忽视等作用；民族文化对主流文化具有文化资源作用、人性滋养作用、空间营造作用和社会矫治作用；奇观是民族文化经济化的主要编码特征；民族文化传媒化并非一般化的传播过程和经济过程,而是与多民族国家和谐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方面,对于促进民族文化传媒化,政府负有“国家责任”。
顾永波[10]2009年在《传媒稀缺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现代社会看似传媒信息过剩下存在的种种传媒稀缺现象以及传媒经济学研究存在种种争论的背景下,本论文把稀缺性作为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一条进路,以传媒生产要素与传媒稀缺性的相互关系为分析范式,在论证传媒稀缺性的实质、内涵与表现形式的基础上,通过具体考证传媒各类生产要素如何以其特定的规律和特性制约传媒生产、传播和消费并导致传媒稀缺问题的产生,力图搭建一个完整的传媒稀缺问题研究的理论框架。论文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研究的背景,通过罗列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传媒稀缺现象,分析传媒经济研究中存在的学科归属不清、传媒经济本质存在争议、研究范式不明和研究进路不确定等种种争论,论证了研究的必要性;通过考察稀缺性在经济学和传媒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论证了传媒稀缺问题研究的可能性。同时,在对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明确了研究方法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论文第二章着重介绍相关理论基础,包括传媒的属性、传媒产业的运作规律、传媒产业与众不同的经济特性,以及影响传媒稀缺性的各类传媒产业的生产要素等,为后文进一步论述传媒稀缺性的实质、内涵与表现形式,以及传媒稀缺问题产生的原因等奠定相应的理论基础。论文第叁章,借助经济学中的稀缺性概念,通过分析传媒产品的特点、传媒供给(生产)与需求(消费)的特点,详细界定了传媒稀缺性的概念、实质、分类与具体的表现形式,指出传媒的稀缺性主要体现在一个“不足”和“叁个失”上,即量的不足与结构失衡、功能失调、传媒失信。同时,结合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实际,对传媒稀缺的四种表现形式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进一步确证了广泛存在的传媒稀缺问题。第四至第七章作为论文的主体部分,理论结合案例,详细论证了各类传媒生产要素如何以其特定的规律和特性导致了传媒稀缺问题的产生。论文分别从信息要素、制度要素、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等角度出发,详细考察了传媒稀缺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各类要素制约下传媒稀缺性的相应表现形式。其中第四章主要从信息要素角度出发,着重通过批判审视大众媒介作为人和“拟态环境”的中介作用,分析新闻价值的“非价值中立”和客观性原则的“不客观”,以及分析受众权利的有限性,论证了新闻传播规律所带来的传媒稀缺问题。第五章主要从制度要素出发,通过考察传媒与政府的微妙关系、政府对传媒管制的历史沿革及所采用的种种手段,论证了政府管制带来的传媒稀缺问题,同时对传媒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的案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第六章主要从资本要素出发,论证了资本的逻辑,并通过阐述传媒垄断竞争如何损害传媒多样性、传媒逐利如何影响传媒产品质量、资本力量如何侵蚀传媒从业人员职业伦理等,论证了商业利益对公众利益的侵害。论文第七章则从技术要素角度出发,论证了技术在为拓展传播渠道、转变传媒信息消费方式提供技术支持的同时如何凸显和加剧传媒内容的稀缺性,并对技术本身存在的种种困境如何带来传媒稀缺问题进行了分析。结语部分对论文作了简要的总结,介绍了论文的几点基本结论,并指出了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试论网络传播的特性及其传播史意义[D]. 凡晴. 南京师范大学. 2002
[2]. 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研究[D]. 杜永利. 武汉大学. 2016
[3]. 西双版纳关累口岸新闻语言传播状况调查研究[D]. 吕丹. 云南师范大学. 2015
[4]. 电子媒介人的崛起[D]. 夏德元. 复旦大学. 2011
[5]. 唐代的文学传播研究[D]. 柯卓英. 陕西师范大学. 2006
[6]. 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D]. 张振亭. 华中科技大学. 2008
[7].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D]. 张安华. 东南大学. 2015
[8]. 黄梅戏传播形态研究[D]. 陈继华. 山西师范大学. 2016
[9]. 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D]. 程郁儒. 云南大学. 2010
[10]. 传媒稀缺问题研究[D]. 顾永波. 复旦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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