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高效率的深层解释及其演变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镇企业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论
在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分裂演变中，中国以其独特的转轨方式和公认的改革成果成为东西方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中国独特的转轨过程是按照两条路径向前延伸的，一是在传统的计划体制部门中逐步引入市场机制，使其逐渐地转化为以市场取向为主导的经济部门，这一战略的主要表现是在转变国有企业运行机制方面做出的种种尝试和努力。二是在传统计划体制之外，发展新型的市场主导部门，改变过去的企业和部门单一的所有制结构，以创造更加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这两种路径的改革战略是相辅相成的，它构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大特征，但从改革路径战略的成本～效益分析，我们都承认后一种改革路径是更为成功的，例如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便是最好的佐证资料。在近20年间，乡镇企业的年增长率在绝大多数年份高于20%，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带动力量。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乡镇企业部门的持续高速增长？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广泛兴趣。关于乡镇企业效率的分析研究文献也就层出不穷，可谓是汗牛充栋，本文试从评析这些重要的观点入手，分析乡镇企业高效率的深层次原因，以期给出乡镇企业的演变趋势。这不仅对如何再创乡镇企业辉煌有意义，而且对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特别是国有企业走出困境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乡镇企业高效率解释的评析
乡镇企业是社区组织及农户利用特定社区的公共资源（如公共资金积累、公有的土地房屋、原材料等）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乡镇企业在传统体制下早已存在，当然绝大部分是1971年政府做出发展农村加工业以加速农业机械化进程之决策的结果，就乡镇企业产权而言，它是为地方社区政府和乡村社区共同体所有，这种规模较小的公有产权在内部关系上与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并无本质区别（樊纲、张曙光，1990）。也就是说，乡镇企业其产权界定是模糊的，按现代经济学的原理，只有产权明晰、定义清楚、界限明显才能使企业富有效率，但在中国，乡镇企业产权是不明晰的，那么乡镇企业怎么能发展得如此迅猛和保持很强的活力呢？中外经济学家对此予以饶有意义的探讨。
维可多.聂（1992）率先对乡镇企业的活力作出了一种全新的、系统的理论解释。他在“市场过渡的组织动态学：杂交形式、产权和中国的混合经济”一文中把乡镇企业解释成一种威廉森式的“杂交形式”的组织形式，它享有行政组织与市场化组织的双重优势，这个特点使得乡镇企业在外部制度环境（如产权、法律、合同等）很不确定的情况下，具有节约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在聂看来，乡镇企业能够成功地增长，可能正是因为在这个“过渡”时期它能将市场交易与对地方政府的依赖灵活地结合起来，许成钢（1994）用界定不清的产权结构所形成的一种“合作博弈”关系对乡镇企业的成功作出了解释，他把乡镇企业视为一种产权界定不清的合作社，并从隐性合同和“公司文化”的角度把乡镇企业制度的内部安排解释成一种具有促进成员合作功能的有效的结构。
张维迎（1995）从企业制度要解决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和选择机制入手，通过分析乡镇企业的双层委托代理关系，即社区政府作为社区内居民的当然代表管理公有财产，这里社区居民是初始委托者，社区政府是代理者，但社区政府不可能直接经营公有财产，而是分别委托给数个乡镇企业，使社区资产能够得到现实的运营，这一委托代理过程便可演变成社区居民—社区政府—乡镇企业，根据这样一个双层委托代理关系，张维迎分析了委托者的行为，委托代理机制以及代理人的行为，特别是在监督机制方面，由于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初始委托人的最优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代理人受监督下的最优努力都随共同体的规模扩大而逐渐递减，一般来说，社区所有的规模比全民所有的规模小得多，这就使得社区政府的监督更为有效，作为最终代理人的乡镇企业也有更高的努力程度，所有这些都造就了乡镇企业更富有效率，进而得出正是因为乡镇企业委托代理半径较小的链条能创造出比国有企业高得多的效率。
钱颖一（1992）则从乡镇企业的预算约束入手，他认为乡镇企业社区所有的性质决定了它在社区范围内是预算硬约束的，这种社区范围的硬约束表现出来的是企业自身的硬约束，这是因为乡镇企业社区所有一般不必考虑独立的工业体系和战略的项目等其他社会目标，也就是说，它可以以经济利益为唯一目标来要求乡镇企业，如果某个乡镇企业不能满足其经济利益的目标，即出现亏损，决策者认为扭亏的概率较小，那么企业就只能破产淘汰，即使某个乡镇企业的亏损是暂时的，这就使得乡镇企业不可能像国有企业那样躺在银行身上过日子，而且乡镇企业破产以后，原有资源可以迅速转移到其他企业或项目上去，这样不仅避免了将其他企业拖入泥潭，而且通过资源的重组支持了其他优势企业。
洪银兴（1997）则认为，市场空间、廉价要素等这些产权以外的因素确实可以暂时和局部地解释企业的高效率。但造成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效率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公有产权不同的实现方式，在公有产权委托代理链中，一个实际所有者的角色定位，一个企业预算约束特征，决定了企业不同的市场行为和效率结果，乡镇企业因为存在一个董事会式的管理者，加上预算硬约束，使之具备了市场经济中标准市场主体的条件，并能像基于市场契约所形成的企业那样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乡镇企业高效率的实现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
林毅夫（1995）认为，中国改革的大多数政策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诱导出来的，从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计划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济制度改革分析中得出，乡镇企业快速增长是放松资源配置制度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由于农村家庭生产责任制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创造了发展农村工业的“剩余劳动力”、“剩余资本”和“剩余需求”，使乡镇企业得以快速增长和扩张，并由此带来另外两个意想不到的后果，乡镇企业的快速增长诱导出将其灵活的微观经营机制移植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国家政策中，同时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大地校正了结构失衡的资源配置。
诺顿（1994）则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带有一个不对称发展的特点，产品市场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而要素市场则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的发展可由地方政府的动机与行为来解释，即乡镇企业成为地方政府将其控制的资源与资产转化成收入流的一种理性选择。所以诺顿把乡镇企业的高效率视为对外部产品市场发展，而要素市场严重滞后的一种有效反应。
张军（1995）认为，乡镇企业的高效率主要在于它的“筛选机制”不同，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面临同样的外部环境，具有相似的制度结构，它们在对外部环境作出反应时，一样会有成功和不成功的可能性，但是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的地方在于决定每组企业增长率的筛选程序不一样，在国有部门不成功的企业存活的时间比集体部门的不成功的乡镇企业存活的时间长，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体部门内部成功的乡镇企业数目的比例就非常高，这样筛选过程就能够解释乡镇企业为什么相对来说更具有活力以及增长的快速，根据这个假说，乡镇企业的高效率是由决定它存活率的筛选机制所决定的。
以上所综述的文献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也许遗漏了更重要的文献，但是笔者认为以上诸多解释乡镇企业高效率的观点，都是存在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也就是说它们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乡镇企业的高效率，究竟乡镇企业高速持续发展更本质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应该回到市场经济的本质中去考察。
三、乡镇企业高效率的深层解释
“市场”这个概念本来并不含有“经济”的意思，它最初仅仅表示交换关系的集合。所以市场概念的核心是“交换”。一个通过交换关系把所有个体经济连接在一起的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然而以交换为核心这一概念只是市场经济表层含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并不是交换表象形态上的平等性和效率性，而是市场疆域的动态性扩张。换言之，市场经济是人类分工合作的秩序不断扩展的过程。市场疆域的扩张有两条鲜明的路径，即竞争和合作。从竞争机制所促成的后果来说，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与要素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的交易关系，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基础性条件是资源在空间上的自由流动，从而，在理想的不受限制的资源流动与重组中，经济效率得以增进。在经济思想史上，从斯密、扬格、科斯到萨缪尔森，他们的经济理论尽管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但作为“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经济思想实质都是强调在自由的生产与交易制度安排下，资源配置效率在长期内呈现出“收益递增”的规律性趋势。问题是，价值规律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从来都是由外部的市场竞争作为强制力量而为其开辟道路的。竞争，作为一种“博弈”，从参加者对相对优势的获取这一意义来说，他们几乎不能实现“双赢”，竞争的多方在竞争展开的过程中，优胜劣汰，具有竞争优势者将最终完成对有限的市场疆域的分割，竞争优势将演变成垄断优势，各自的市场份额扩张得以具体表现。从合作对经济效率演进的历史来看，人类最初的合作是从家庭范围内开始，夫妻间的合作秩序主要基于由物种演化形成的天然分工和本能。这种合作的前提即自然道德是从自我保护这个角度中自然地、本能地生发出来的，以家庭夫妻合作为基础，沿着血缘的关系，人类合作的秩序就扩展到了父母与子女之间，但随着子女分家以后的半径越来越宽，分工合作的基础“信任”随之递减，这时的合作秩序已经不能主要由血缘关系维持了，血缘关系就被能够提供长期共同生活培养起来的情感和信任的地缘关系所替代。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那样，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爱是有差别的，是按照建立在血缘与地缘关系上的人伦思想，一轮一轮地扩展，逐渐消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也随着人伦关系的远近而发生差别。
上述关于市场经济本质及其现代表征的讨论是探究乡镇企业高效率本质的理论基础。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原有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结构出现了小小的裂缝开始的（林毅夫，1995）。乡镇企业正是趁着微观经营机制改革的机会快速成长起来，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实质上是它的市场疆域扩张和合作秩序扩展的过程，其发展轨迹恰恰符合市场经济生存的两条路径。首先，并非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的乡镇企业的运行绩效应该归功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承包制所带来的企业家阶层的产生。中国乡镇企业快速成长时所面临的市场空间虽然较为宽阔，但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乡镇企业的平均寿命较短，与此同时，经过了市场选择和严格考验的厂长或经理得以产生，从而成为现存乡镇企业高效率实现的最主要的“内源”动力。乡镇企业普遍实行的承包制显然算不上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但在乡镇企业中所实行的承包制没有普通规定硬性的经营者的资产风险责任。同时它反而使经营者的收益固化，基于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承包制就为企业家——能人的涌现提供了较为现实也较为宽松的制度环境。其次，在我国改革初期的环境下，法律意识普遍不强，同时也缺乏高质量的法律的硬、软件。作为一组通过传统而继承下来的行为习惯，对各种制度安排的成本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就天然的信誉与经济行为关系最密切的法律（一种制度安排或产权）比较而言，以家族血缘关系和共同生活的地缘关系为信任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镇企业交易成本较低，而用法律来监督契约的执行就显得太昂贵（实际上，从约束这个角度看，传统中有利于合作的那部分可以成为正规约束的替代。布坎南在《自由的限度》一书中暗示了这种“互替性”。）。这也就是说，如果把乡镇企业的产权定义得非常清楚，当时就以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来建立乡镇企业，经济纠纷就会非常多，而当时农村的法律体系不足以处理大量的民事纠纷，这就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影响经济效率。这就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模糊产权下的乡镇企业会产生高效率。
从以上讨论可以得出，非国有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奥秘不在于集体产权的委托代理关系较为规范，也不在于乡镇企业的经营者们承担了实际的资产责任风险，更不在于乡镇企业政企分开的程度较高。实际上，乡镇企业高效率的本质原因就在于：（1）依靠天然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半径较小的合作秩序； （2）由竞争机制作为强制力量所促成的市场疆域的扩张， 这一过程的主体是由承包制所带来的企业家——“能人”。
四、乡镇企业的发展趋势及结语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一项伟大创举（江泽民，1998），其发展的高效率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时空的转移，乡镇企业在前进中举步维艰，困难空前。这是因为：①市场经济的大潮把乡镇企业、国有企业、三资企业等都推向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由于大多数工业品消费者已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使相当一部分乡镇企业产品的品种、质量、品牌、价格等失去了竞争优势，而且营销手段和方法也不适应市场竞争的需求。②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高、新、特产品层出不穷，这就对许多仍旧采用传统工艺和陈旧设备的乡镇企业形成了巨大的压力。③政府为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自1993年以来，一直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也给一部分经济效益较低的乡镇企业带来了困难。
在新的挑战面前，乡镇企业自身内在的矛盾和缺陷也日益表现出来：一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信任关系上的乡镇企业，在早期的市场发展中产生了高效率，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法律意识的增强，传统的集体经济产权不清，职责不明，盈亏不分，分配不公等都使竞争激励机制淡化。目前种种迹象表明“家族关系”正在妨碍企业扩展及其与外界的合作规模（汪丁丁，1995）；二是社区政府集委任人与代理人于一身（洪银兴，1997），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乡镇企业的“筛选机制”，但同时也造成了政企职责不分，行政干预、索取、摊派多，企业经营机制退化；三是投资主体单一，资金缺乏，后劲不足，发展机制弱化；四是经营者和职工对资产无产权责任，主人翁意识和风险意识淡薄，管理水平低，凝聚力不强，约束机制软化。所有以上内外因素造成乡镇企业市场疆域萎缩，而合作秩序的扩展又遇到来自人自私本能和小组织内部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乡镇企业发展遇到困难当然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乡镇企业今后可能会形成如下特征：一是所有制结构将会十分丰富，真正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重市场取向的资源配置将会占主导地位，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信任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股份合作制，仅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但必须承认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二是服务型的管理体制将日趋完善，社区政府直接介入企业经济活动的基础会逐渐消除，民营化将成为乡镇企业的主旋律；三是科技进步机制将逐渐引进，乡镇企业资本有机构成将会提高，大中型企业集团的支撑力量逐渐增强，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会缩小。
为了保证乡镇企业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贡献，从内外因素来“诱导”乡镇企业再创辉煌的诸多观点固然有意义，但我们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以下几条经验是可以参考的：
（1）早期的市场发展是基于人们天然的联系（血缘和地缘）， 但由低级的、无序的市场经济向高级的、规范的市场经济过渡，对私人产权的承认是非常重要的。
（2）乡镇企业再创辉煌，产权改制当然重要，但无效率的、 换汤不换药的换牌子或满足各利益主体的拼数字改制无甚意义。
（3）就乡镇企业下一步发展而言，承认既得利益， 树立效率至上原则，培育职业的企业家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