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W：华文文学的学科基础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基础论文,文学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9)02-102-105
华文文学研究，到今天已经朝着一个独立学科的方向发展了，这是华文文学研究取得的了不起成就。不过，以一个独立学科的标准看，华文文学研究还有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否则它很容易与相近的学科混同起来，从而失去它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理由。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3个“W”，即What to study，Who study，For whom to study，即研究什么、由谁来研究和为谁而研究，我觉得这三个问题对于华文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一个学科的华文文学，研究的对象一般限于海外的华人用华文书写的文学（非华人用华文写的作品暂不考虑）。但在早期，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港台文学，后来扩大到台港澳文学，再后来由于有非台港澳文学参与进来，如东南亚华文文学、北美等地的华文文学受到了关注，才对名称作了修改，称为海外华文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大陆的现当代文学除外）。从学科的这一发展过程看，当它主要研究台港澳文学时，其实是带着明显的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一种补充来研究的意味，研究者大多也是一些原来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或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发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与外界联系的加强，台港澳地区的文学与大陆的新文学彼此的联系应受到重视，并且发现它们原来都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也都受到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深刻影响，甚至它们的作者也大部分是在共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因而保持了一种互补的关系，如果缺少其中的一个方面，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将是不完整的。因此，一些学者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来研究台港澳文学，从而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内容。
今天，我们相当一部分的华文文学研究其实还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在进行。比如，我们研究中国新文学如何在海外的华人圈子里流传，研究海外的华文文学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主题、修辞技巧、艺术风格，研究海外某一地区的华文文学，对海外不同区域的华文文学进行比较等等，除了研究对象换成了海外华文文学，在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上其实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没有什么两样。有些海外华文文学的作者是刚刚出国的，或者是不断地来往于中国和外国的，研究他们的创作，几乎与研究中国当代作家没有区别。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凝炼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应该具有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并自觉地加以运用，而仅仅是沿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念和方法来研究海外华文文学，那么这样的研究充其量也只是扩大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版图，对于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生成和发展是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的。我曾从一些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那里听到他们主张把世界范围内用华文创作的所有作品都包括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来，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然，我并不赞同这一主张，因为这不仅事实上做不到，而且包含着我们自己也不曾意识到的，却会被别的国家和民族误解为大国沙文主义的意念。不过，如果仅从学理上说，假如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来研究华文文学，即把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发展，前述的主张似乎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这就产生了华文文学研究的3W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What to study，即华文文学这一学科要研究些什么？是研究海外不同地区的华文文学中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研究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华人区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一个区域的华文文学与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研究华文作家的双重身份及叙事策略？毫无疑问，这些都需要研究，但我们必须十分清楚，我们不是为了扩充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知识谱系而来研究华文文学这些问题的，否则就无法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区别开来，那样即使做得再好，也至多是向世人展示世界上还有其它一些地方存在着与中国内地文学及台港澳地方性文学相似的文学，这些作品由我们的同胞创作，反映了这些同胞在异国他乡的经历和精神历程，这虽然增加了我们关于中国文学的知识，但对于促进华文文学研究的独立性不会有大的帮助。换言之，研究华文文学，不能把它当作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来研究，而必须研究它独特的东西。它的独特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它的既不同于中国文学而又介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那种身份，以及这种身份所包含的海外华人面临中西文化冲突时如何从自身的生存经验出发融合中西文化矛盾，从而获得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的独特经验。海外华文作家所写的，不外乎他们在海外居留地的人生体验，即使写他们记忆中的年轻时在中国内地的生活，因为有一个居留地的文化背景，写出来的东西也会带上移民文学的特点，与单纯的中国内地生活背景下的写作有所不同。华文文学的研究范围可以很广，但它的核心或灵魂必须是华人跨文化书写的经验，以及这种经验里所包含的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问题。我们这样界定华文文学研究的重点，事实上是把华文文学当作连接中西文化的一座桥梁，从它的横跨中西文化的特点出发研究其各个方面，从而凸现这一研究的不同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一般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性来，凸现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所不能被取代的价值来。从这样的独特的规定性出发研究华文文学的主题、修辞、风格，研究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它与所在地文化的关系，或者反过来，通过研究华文文学的主题、修辞、风格，研究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它与所在地文化的关系，来总结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的经验，这才显出华文文学研究的独特意义来。总之，研究华文文学不应该是在海外寻找中国文学，而是在华文文学里发现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处理中西文化冲突时的独特经验，这种经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可能提供的，更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所不能提供的。以这样一种理念来研究华文文学，才能充分凸现华文文学研究的学科特点。
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与所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在所在国背景中形成的华人文化圈的特点也各不相同，各地华文文学的发展前景因此也不一样。比如上个世纪末移居美国的华人大多是怀着对美国的憧憬去的，他们与美国文化的冲突主要是身份认同的问题。他们想融入西方社会，但他们发现这很困难，就像《丛林下的冰河》中那位极其西化的现代女性的内心独白：“大约我骨子里企盼脱胎换骨，做个疯癫快乐的西洋人吧。我想象自己鼻梁升高，眼睛发绿，头发像收获前的麦浪一样起伏翻涌。无奈我仍旧是用汉语想这些事情。”而同一时期移居新加坡的新移民所遇到的问题则不一样。新加坡的老一代华侨人数很多，华语曾是主要的通行语言。但是新加坡政府考虑到要培养国家观念，规定英语是第一语言，2003年新加坡教育部宣布学生的母语成绩不再计入大学入学成绩。这使新加坡的华文作家经历了深刻的内心危机，产生了困顿和失落的情绪。依附于语言的华文情结，就表现为一种文化乡愁。这说明，不同地区的华人所遭遇的生存问题不同，华文文学所包含的处理中西文化冲突的经验也就有所不同。华文文学研究的魅力，恐怕就在于能够挖掘出华人在生存竞争中处理中西文化冲突时的那种独特经验，这种经验是我们未来进一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十分需要的。
不过，当我们这样来设计华文文学学科时，实际上已经遇到了第二个“W”，即由谁来研究华文文学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上述设计只是一个像我这样的大陆华文文学研究者的想法。我们指望在华文文学中获取华人在处理中西文化冲突时的经验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借鉴，这体现了大陆学者研究的目的性，如果换成海外某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华裔学者，他也许最强烈地感受到的是对中华文化的依恋，他的双重身份焦虑，他对居住国的当下生存经验的关注和思考，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等等，从而未必会认同上述的研究目的，他的想法甚至可能会与此完全两样。所以华文文学研究中注定会出现不同的声音。这不是在统一的思想框架内对华文文学的某一部具体作品或某种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认知上的分歧，而是基于研究者主体的价值取向不同、动机差异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价值判断上的差异，是对华文文学的内涵的不同理解，归根到底这是由不同的出发点和研究理念造成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台湾文学的研究。面对台湾文学这一确定的对象，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会有不少共同的语言，但也难免产生意见的分歧。即使台湾本地的学者，由于其政治立场不同，也会存在分歧，这种分歧有时是会非常尖锐的。这种差异乃至观点上的对立，体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体现在研究对象意义的发现和价值判断上，体现在通过研究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上，它会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不同来。
类似的问题，其实也存在于台湾地区以外的华裔学者对华文文学的研究中。上个世纪早期移居国外的移民与上个世纪末移居国外的移民，他们的移居原因和目的是有所不同的，即使同一时期移居国外的华人，他们的移居理由和目的也不一样。同时，这些新老移民所居住的国度各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些国度生活的华裔与其居住国的文化传统的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造成他们对于居住国文化与中国文化认同方面的复杂情形。由这些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华人学者来研究华文文学，彼此之间肯定是有差异的，比如侧重点有别，目的性的不同，他们要通过对居住地的华文文学和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研究来表达的思想和观点不会一样。大致说来，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移居海外后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恋，他们希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精神抚慰；另一种是受到居留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逐渐地与中国传统文化拉开了距离，这往往是华裔的第三代、第四代。由前一种类型的海外华人来研究华文文学，他们会与华文文学中的中华文化情结产生共鸣，他们的研究目的或许就是发掘华文文学中的与中华文化相联系的方面。由后一种类型的人来研究华文文学，他们或许对华文文学中的华人处理与居住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感兴趣，要通过研究来阐述华人获得新的族群身份的意义，阐述华人融入居住地的社会生活的必要性。这并非说他们要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是说他们为了生存必须接受居住国的文化传统，在生存法则的制约下，他们自觉地融入居住国社会秩序，因而也就认同了居住国的文化。这时，中华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变为潜在的，而他们与居住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显然不能用大陆中国人对祖国的感情标准来要求这些移居海外的华人，也不能用移居海外的第一代华人的感受来要求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更后代的华裔。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海外华人学者对华文文学的理解可能与我们不同，像李欧梵、王德威，他们研究华文文学，其实并没有像大陆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那样有一个学科观念，他们是从不同于大陆学者的角度发现“华文文学”中的很多有趣的意味，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解。也就是说，华文文学所包含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与中华文化的情感联系是千差万别的，华文文学研究者的立场和他们对华文文学的理解也存在差异。那么问题就是应该如何面对。换句话说，不同的立场和研究理念，乃至对华文文学的不同理解，不可能自动整合到我们所理解的华文文学学科中来，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找出恰当的办法，使这些不同既可以共存，而又不会对我们所要建设的华文文学学科造成负面的影响。
要实现此一目标，我认为第一是要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要明确我们的研究是从我们的主体立场出发的，而任何主体都有其本身的局限性，世界又是由不同的主体构成的，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理念作为标准强加给世界各地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不能以为自己是唯一掌握真理的人，认为可以承包华文文学研究。要对不同的立场采取包容的态度，能够容忍不同的意见，并积极展开对话，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的理解。第二，是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与和而不同的原则并不矛盾。对话和交流本身就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和理念为前提的，没有自己的立场和理念，对话就变成了顺从，就无法正常地进行下去。这也就是说，我们不必为了“和”而随意放弃自己的理念来屈就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的立场和理念，更不能简单地为了照顾海外华裔同胞的感受而不说出自己对具体作品的真实看法。说出真实的意见，即使是批评性的，只要真诚，而且是基于对文学的热爱和对人的共同价值的尊重，也是能够得到被批评者的理解与尊重的。如果为了照顾对方的自尊心，不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固然可以营造一团和气的氛围，作为特定时期的一种权宜之计这是可以考虑的，但这种态度背后其实隐藏着自大的心态，真正的尊重是基于对艺术的信仰和对对方人格的尊敬，坦率地交换意见，既坚持自己的观点，又不固执己见。一句话，要把海外同胞看作是自己的亲人，在这样的基础上，意见即使尖锐，也一定是真诚的，迟早能得到海外同胞的理解，并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在讨论和交流的基础上增进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保留各自的个性。
至于海外一些华裔学者对华文文学的理解与我们从学科意义上对华文文学的期待有出入，这也不要紧：他们研究他们的，我们可以从华文文学学科发展的需要出发，坚持我们自己的观念和态度。对于那些从台独的立场和理念出发来研究华文文学的学者，不管他有什么样的背景，应该表明反对的态度，并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华民族的正义立场。华文文学研究不可能是纯客观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讳言研究的个体特性；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又必须做好接纳别人批评的准备，通过对话和交流进行沟通，推进华文文学的研究，提高华文文学研究的水平。
这样的原则和态度，其实已经包含了For whom to study的问题，这第三个W即是回答了为谁研究华文文学的问题。为谁而研究华文文学？是为世界各地的华裔同胞研究华文文学，甚至为他们撰写一部他们所在国度的华文文学史，还是为我们自己研究华文文学，为我们的华文文学学科写一部华文文学史，或者写多卷本的分区域的华文文学史，比如台港澳文学史，东南亚华文文学史，北美华文文学史，欧洲华文文学史？如果确立了和而不同的原则，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我们只能写出我们各自所理解的华文文学史，不可能代替世界各地的同胞写他们心目中的华文文学史。这主要是因为世界各地的同胞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经验，有他们自己对于人生和文学的理想，这些经验和理想折射出他们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联系，也包含着他们各自与所居住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代替他们写出他们的真实感受，即使写出来了也未必会得到他们的认同；因而他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写出他们自己的华文文学史。但是，他们的华文文学史也不妨碍我们写出我们的华文文学史，对人生和文学的理解，对世界各地同胞的理解，表明我们自己对华文文学的理解，当然也表明我们自己的对华文文学学科的理解。这种理解，显然包含了我们对自身局限性的自觉，也即当我们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已经认识到我们的意见仅代表我们自己，它是有局限性的，要得到普遍的认可，就需要沟通和交流，因而宽容的精神又是十分必需的。世界各地的华人，如果都持这种理解与宽容的精神，不独断，而是相互尊重，即以自己的个人化的理解和独特经验来从事华文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我认为就一定能增进彼此在中华民族文化基础上的共同情感，同时又能保持各自的个性，拥有一片自由的天地。这样一种和而不同的局面，又肯定会促进我们所理解的华文文学学科的发展，增强它的学科独立性和对世界华人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