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历史与中华文明（笔谈）——先秦时期的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森林资源论文,先秦论文,生态环境论文,中华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1、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12-0112-06
探讨我国历史时期的森林与生态状况，是林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许多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古代的森林资源是十分丰富的。①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当时的气候、地理、土壤、生物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适于多种类型的森林生长分布，加之人口稀少、人类活动对森林的干扰破坏程度相对较轻。今天我们已经懂得，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丰富的森林资源必然是与良好的生态环境相联系的。先秦时期（公元前207—前221年）是我国自商代开始有文字记载以来历史文献逐渐积累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时期，这就为我们探究当时的森林生态状况提供了条件。而且这个时期，在今天的国土范围内人口大约处在商代的140万到战国末的2000万之间，[1]人类对森林资源及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程度相对较弱。因此，依据现有历史文献和已取得的考古成果，来具体地研究和阐述2000多年前我国森林资源的分布、野生动植物的多样性及生态环境的情况，对于我国今天的生态建设和林业发展是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的。
一、分布广泛的森林资源
中国先秦时期的森林资源状况与当时良好的气候环境有密切关系。根据考古学研究，距今大约4000-7000年以前，即我国仰韶、大汶口、龙山等文化时期，属于全新世气候最宜期。亚热带北界到达我国东部平原区京、津以南，晋东南和渭河谷地。[2]根据物候学研究，在近5000年中的最初2000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黄河流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2℃左右，1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春秋战国时期的气候比现在要温暖、湿润。[3]这样的气候条件对于森林生长是十分有利的。
当时森林资源大的分布格局，虽然与今天很相类似，主要集中于“东南半壁”，即年均降水量400mm等雨量线以东以南地区，包括我国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然而由于400mm等雨量线比今天偏北偏西，故森林分布的范围要比今天广泛。在“西北半壁”包括新疆、甘肃、内蒙古、宁夏、西藏、青海等省区，由于整体上属于干旱半干旱性气候，森林主要分布于高山和河流附近，其他地区为草原、湿地、荒漠、寒漠和雪山。而且就全国范围而言，当时森林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都要高于现代，绝大部分是天然林。尤其是先秦早期，森林资源的丰富程度就更高。
透过诸多先秦古籍的记载，基本上可见当时我国森林资源的分布状况。春秋时成书的《尚书·禹贡》把当时中国的疆域划分为九个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并指出：兖州“厥草惟繇，厥木惟条，……贡漆丝”，青州“厥贡……岱畎丝、栗、铅、松……
丝”，徐州“草木渐包”，“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扬州“筿荡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贡……筿荡，齿革羽毛惟木……厥包橘柚锡贡”，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杶榦栝柏，……惟箘簬楛”，豫州“厥贡漆枲
纻”，梁州“厥贡……熊罴狐狸织皮”。《诗经》中也有不少关于森林的记载。《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卫风·竹竿》：“淇水滺滺，桧楫松舟。”这表明当时淇河流域（河南省北部）有竹林和松桧林。《小雅·斯干》：“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这里的南山即秦岭，表明当时在今秦岭有茂密的松林和竹林。《商颂·殷武》：“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景山是今河南省安阳县西太行山区的一座山。《郑风·山有扶苏》：“山有乔松”。《大雅·皇矣》：“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可知当时山地有许多大树。
《山海经》中也有不少关于树木地理分布的记载。其中“山经”部分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南山在今华南地区，西山在今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四川等地，北山在今华北地区，东山在今华东地区，中山在今陕中、晋南、河南、湖北等地。[4]《南山经》：“招瑶之山……多桂……有木焉，其状如穀而黑理，其华四照。”“虖勺之山。其上多梓楠，其下多荆杞。”《西山经》：钱来山上部多松。英山上部多杻橿，羭次山上部多棫橿，下部多竹箭。这些山都是秦岭北坡的山。大时山上部多穀柞，下部多杻橿。大时山即今太白山，位于秦岭北坡。“数历之山，其木多杻、橿”，数历山为陇山的一个山峰；傅阳山多棕、楠、豫樟。众兽山下部多檀、楮。傅阳山在今青海东部。阴山上部多穀。“申山，其上多穀柞，其下多杻橿”，“鸟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楮”；号山多漆棕；“白于之山，上多松柏，下多栎檀”。上述阴山、申山、号山、白于山等都在今陕西北部子午岭北。《北山经》：“虢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桐椐。”“潘侯之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榛楛。”“北岳之山，多枳棘刚木。”《东山经》：“姑儿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桑柘。”“余峨之山，其上多梓楠，其下多荆杞。”《中山经》：“甘枣之山……其上多杻木……历儿之山，其上多橿，多杤木……渠猪之山，其上多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森林分布是非常广泛的。
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拥有相当多的森林，史念海对此做过深入研究，[5]他指出：“西周春秋时期，……以关中平原的森林最为繁多。这里的冲积平原及河流两侧的阶地就有不少的大片森林，因其规模和树种的不同，而有平林、中林和械林、桃林等名称。”“下至春秋时期，渭河上游的森林已见于文字的记载，林区亦至为广泛。”“关中南北二山，皆富于森林。”“位于今陕西省和甘肃省两省之间的子午岭，在这个时期岭上也是多森林的，至少子午岭的南端和北段都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对于森林的记载，已经北及于横山山脉和其东北的一些地方。最远达到秃尾河的源头。再北就是陕西和内蒙古之间的红碱淖了。……从事现在森林分布地区研究的工作者，一般都把这个地区作为草原地带。”黄河中游地区是人类活动较频繁的地区，森林资源受到人类影响的程度也较为严重。但即使如此，这里仍然分布有相当数量的森林。据史念海考证，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在西周时期达53%。
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在当时为“楚越之地，地广人稀”，“多竹木”。（《史记·货殖列传》）《尔雅》：“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描写了浙江的竹资源。《尚书·禹贡》：扬州“筱簜既敷……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颜师古注曰：“筱，小竹也。簜，大竹也。敷谓布地而生也。”这说明，自夏代开始竹产品就被列为地方特产用作贡品。《尸子》称：“荆有长松文梓，梗楠豫章。”
除了大面积分布的天然林之外，在中原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人工林。西周时期，墓地植树、边境造林、庭园植树及行道树种植等植树形式已形成习俗，果林、桑林、漆林等经济林木的人工经营也开始出现。《周礼》记载了园圃植树、路旁植树、社稷植树、边界植树、宅院植树、墓地植树等六种类型。[6]春秋时期，郑国对栽植的行道树严格管理，《吕氏春秋·下贤》称：“子产相郑，……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管子采取奖励植树的政策，并且认识到树木保持水土的作用，主张在河堤“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以柏杨，以备决水”。（《管子·度地》）到西汉时经济林发展更加兴盛，形成“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楸，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史记·货殖列传》）的局面。
关于先秦时期大概的森林面积，有许多学者做过估算。凌大燮按今天的国土面积推算公元前2700年的森林覆盖率为49.6%。[7]赵冈认为远古时期我国森林面积至少有807亿亩，森林覆盖率为56%。[8]据马忠良等人推算，在公元前2000年的原始社会，全国森林覆盖率高达64%。[9]这就表明，在远古时代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在60%左右是极有可能的。先秦时期人口由夏初的100余万上升到战国末的2000万，增长约20倍。由于毁林垦种、火田狩猎、战争、薪炭、建筑等原因，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的破坏。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是人类活动的中心，这里的森林遭受的破坏最严重。到战国时，有些地区甚至出现濯濯荒山。
二、丰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
与现代相比，先秦时期的森林资源不仅分布广、面积大，而且森林植物和动物资源种类繁多、种群数量庞大，物种分布区域广泛，为人类提供了相对充足的衣食来源。3000多年前，黄河中下游河流纵横，森林沼泽密布，许多野兽、飞禽、鱼类栖息于此。这种情况不仅在甲骨卜辞和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而且考古发现也印证了相同的结论。
首先，当时在森林、湿地中栖息的动物种类是相当丰富的。在甲骨文中已经识别出的动物名称有70多字，代表了30多种动物。例如哺乳类陆地动物：象、虎、鹿、麋、兕、狼、狈、狐、兔、猴、獾、兽等，水陆两栖或水生动物如蛇、龟、鱼、鼋、黾、虫等，飞禽类雀、鸡、雉、燕、鸟、鹬等，家养和驯化的动物牛、马、羊、豕、犬等，以及经过神化的动物龙、凤等。有学者对殷墟出土的动物群20多种进行分析，发现野牛、猪、麇鹿的骨骼占有80%以上，这些动物适宜生长在平坦的沼泽区和湿润的森林植被较好的环境中，这充分说明了当时中原的生态环境特征。[10]《山海经》的《山经》部分记载了兽35种、鸟76种、鱼43种、虫蛇33种。[11]《诗经》中提到的动物种类也极其繁多。[12]
其次，森林动物的种群数量繁多。商代甲骨卜辞中有不少关于田猎的记载。田猎是商王室的重大活动，其区域主要在河南西北部和山西南部。武丁时期的一条卜辞记：“史官毂问道：商王在鬼地打猎，是否擒获野兽？这天去打猎，果然获1头虎、40头鹿、164头狐，59头小鹿。”鹿是商王狩猎中猎获最多的一种动物，在甲骨卜辞中多次记载获鹿百头以上的田猎活动，而最多的一次竟达390多头。《史记·周本纪》中有殷商之地“麋鹿在牧，蜚鸿满野”的记载。《左传·庄公十七年》有“冬，多麋”的记载，说明当时华北平原有许多适合生长于温暖湿润的沼泽环境下的四不象麋鹿。
第三，北方有不少喜热动物和大型动物，今天的许多珍稀动物甚至灭绝的动物在当时并不罕见。考古发现，在河南安阳殷墟有竹鼠、水牛、亚洲象、亚洲貘、獐等喜热动物的骨骼。在商代都城附近，即今天的中原地区，生活有大象。在王陵区考古中，不只一次发现当时人们用大象或幼象做祭牲的祭祀坑，这与《吕氏春秋·古乐》中关于“殷人服象”的记载可相互印证。正因为河南是当时大象的主要栖息地，所以河南又称为“豫”，豫字就是殷人服象的图形再现。在陕西、甘肃省境内也发现有大象的遗迹。《孟子·滕文公》：“周公相武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夏商时期，我国野象曾经分布在华北平原北部燕山山脉至吕梁山、陕北一线。[13]《诗·鲁颂·泮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由此可知，春秋时期今淮河流域一带仍然有大象分布，故淮水流域的民族曾向鲁国贡纳元龟、象齿之类的方物。兕是一种曾经生存在黄河流域的野生大青牛，另一种说法是犀牛，卜辞中有一次获得11头兕的记载。《山海经·五藏山经·西次一经》：“南山，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兽多猛豹。”南山为终南山，为秦岭的主体和西段。猛豹又谓貘，就是大熊猫，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秦岭山地即出产大熊猫。[14]据历史文献记载，在2000年前，我国的河南、湖南、湖北、山西、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均有大熊猫分布。《诗·大雅·灵台》：“鼍鼓逢逢。”鼍即今天的稀珍动物扬子鳄。战国时楚国著作《楚辞·大招》：“孔雀盈园。”这里指的虽是饲养的孔雀，却反映当时楚国（今湖北、湖南等地）可能有野生孔雀分布。[15]
再者，先秦时期竹类在黄河流域分布相当普遍。西安附近的半坡村文化遗址，年代为5600-6080年前，据考古发现有竹鼠(Rhizomys sinensis)骨骼遗迹，说明当时此地必有竹子生长。[13]竹鼠是亚热带动物，今天分布于江南多竹地区。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的建筑基址，被有的学者认为是五帝时代的尧都，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前1900年，考古发现有竹鼠遗骸。[16]在山东省日照市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年代约公元前2310-前1810年，考古发现炭化的竹节，有些陶器的外形也似竹节。在河南安阳，殷代故都“殷墟”，有大量竹鼠。此外，在甲骨文字中见到有竹、筍等6种“竹”部的文字。竹简是周朝至春秋战国时期最常用的书籍形式。《山海经》记载了竹子在当时的分布情况。[11]《西山经》：“英山（在陕西华县）其阳多箭篃”，“竹山（在渭南县）其阳多竹箭”，“番冢之山其山多桃枝（竹名）、钩端（竹名）”，“黄山多竹箭”，“翠山其下多竹箭”，“高山（今六盘山）其草多竹”等。《北山经》：“京山多竹”，“虫尾之山其下多竹”，“泰头之山其下多竹箭”，“轩辕之山其下多竹”等。《中山经》：“渠猪山（在山西永济）其上多竹。”《大荒北经》：“丘（在山东诸城）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战国末期，乐毅《报燕惠王书》有“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蓟丘的植物中种植着齐国汶水出产的竹子）的言论。（《史记》卷80《乐毅列传》）这说明，当时山东汶河流域产竹，并被引种到北京地区。
当时，黄河流域还有梅树的分布。《诗·秦风》：“终南何有？有条有梅。”说明在西安南面的终南山有梅。《诗·国风.召南》：“摽有梅，顷筐塈之。”在《左传》中也常提到梅树。梅树的果实“梅子”是日用必需品，像盐一样重要，用作调味品。《尚书·说命》：“若作和羹，尔唯盐梅。”在今天，竹和梅都是亚热带植物，黄河流域鲜见天然分布。
三、良好而优美的生态环境
先秦时期，不仅森林资源丰富，生物种类繁多，而且湿地和水资源充沛，草原和绿洲广阔，到处是优美、宜人的生态环境。
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当时是生态环境最理想的地区。秦国的关中地区，沃野千里，天府之国。西安一带河流交错，东有灞河、沪河，西有沣河、皂河，南有滈河、橘河，北有泾河、渭河，素有“八水绕长安”之说。汉代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赞叹道：“荡荡兮，八川分流。”历史上，这些河流不仅灌溉农田，还为城市供水提供了充沛的水源。
当时水资源的丰富从地名中可见一斑。在山西省古今县名500多个中，有88个是以河川为名，21个以水泉为名，4个以山水为名。根据史念海考证，在远古时期，“由太行山东到淮河以北，到处都有湖泊，大小相杂，数以百计”，其中较大的有山东西部的巨野泽，太行山东的大陆泽（今河北境内）。据研究，在微度起伏的华北大平原上存在着许多湖泊和沼泽。仅先秦西汉文献提到的就有45个之多，如位于今河南省的大陆泽、荧泽、澶渊、黄泽、修泽、黄池、冯池、荥泽、圃田泽、萑苻泽、逢泽（池）、孟诸泽、蒙泽、空泽、浊泽、狼渊、棘泽、鸿隙陂、洧渊等，位于今河北省的鸡泽、大陆泽、汦泽、皋泽、海泽、鸣泽、大泽，此外在山东、江苏、安徽也有许多湖沼。[17]华北平原是如此，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也应相类似。
先秦时期，黄河水质清且水量大。黄河在当时称为河、大河，说明在西周时水还不是浑浊的。到春秋时（前565年），则产生了“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左传·襄公八年》）的感叹，说明黄河之水已变黄了，但同今天相比仍要清澈得多，而且当时黄河中下游水患情况很少发生。据统计，在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1850年间，黄河在中下游地区共发生泛滥7次，改道1次，平均231.25年发生一次水患。[18]随着这一地区森林草原植被遭受破坏程度的日益加深，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到西汉初年才有“黄河”之名，[19]中下游地区的洪水灾害也不断加剧。
当时森林资源丰富，草原广阔，沙漠面积远没有今天广。今天的毛乌素沙漠地区，在战国时期曾是一片“卧马草地”，并有相当数量的森林分布。据史书记载，直到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楼兰、且末、精绝、若羌等地仍是人口兴旺的绿洲。[20]内蒙古、河西走廊都是广阔的草原。
先秦诸子正是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背景，被人与自然相依共生、和谐融洽的亲密关系和美好情景所打动，启迪了创作的灵感和智慧，提出了“天人合一”这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光辉思想。这种思想从夏商西周时期开始形成，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管子·五行》称：“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老子·第二十五章》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主张“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儒家强调，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庄子则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孟子指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虽然各家的提法有别、和而不同，但却都贯穿着“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精神，这种精神经过世代传承和发展，延续至今，并将为今天的生态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注：原刊此组笑谈共7篇，本刊因篇幅关系选登5篇）
注释：
①参见史念海《河山集·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张均成《中国古代林业史·先秦篇》，（台湾）“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1995年；熊大桐《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见吴中伦《中国森林》（第1卷），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