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邓小平文化思想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十年来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邓小平文化思想的研究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后，学术界更加重视，研究也日渐深入。从总体上看，90年代初期比较集中研究邓小平文化范式的转移、文化价值观的现代转换；中期集中研究邓小平文化思想的特点及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后期主要研究全球化与邓小平文化思想、三代领导集体文化观的相互关系等问题。本文试对十年来邓小平文化思想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一番系统的梳理与简略的评述，并就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发表一孔之见。
一、关于邓小平的文化概念
对于邓小平文化概念的理解学术界分歧较大，大致有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广义的文化概念。即是一个大文化观、社会发展观。认为邓小平把文化看成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他不仅关注观念形态的文化，更关注物质形态的文化，并把后一种形态的文化看作是前一种形态文化的前提和基础。[2]
另一种观点是狭义的文化观。认为邓小平的文化理论大多是从狭义的文化概念出发，即精神文明的角度予以论述的，其中有许多论断直接就是说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3]邓小平在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场合下使用着文化和精神文明这两个概念，这是两个相互含融的概念。[4]
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著作中的文化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既有与经济、政治相对的观念形态的文化，也有与理想、道德、纪律相对的知识形态的文化，或与教育、科学等相对的文学艺术等文化部门的具体文化，或与科学并提的侧重人文意义的文化等多种情况。[5]
综上可见，学者们分别从文本解读、时代特征、学理研究等角度探讨了邓小平的文化概念。笔者认为，应该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特点，跳出纯粹语境的范围，充分考虑邓小平的政治人格与政治智慧，着重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抽象出邓小平的文化概念。
二、关于邓小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
学术界对邓小平文化思想科学体系的理解也是充满歧义的。
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科学体系。从纵向来讲，基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结构，底层是社会心理；主要内容是科学、教育、法律、文艺等思想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建立的相应的组织形式、制度和文化设施；最高层次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横向关系看，包括文化的性质、发展方向和价值定向，文化发展动力，如何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水平，生产、传播文化的组织、设施，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信仰、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党和政府机关对文化的管理等不同的侧面。[6]
第二种观点则用“文化价值判断观念体系”的命题来划分邓小平文化思想，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以发展生产力为取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物质文化价值系列，如经济优先论、科教兴国论和共同富裕论；二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化价值系统，如思想、政治、道德、法律、文学艺术等的文化创造和文化积累；三是以社会主义为根本，以体制改革为动力的制度文化价值系列。[1]
另一种观点是用“文化发展战略”的范畴来概括邓小平的文化思想体系，认为其核心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基石是改革开放，重点是发展科教，方针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7]
此外，还有学者指出，邓小平并不刻意去构建自己的文化理论体系，而注重的是实践，凭借他一贯的实践品格在实践中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基本构架：一是科技和教育始终是基础的层面，二是发展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是实践目的，三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灵魂和支柱。[4]
不难发现，学者们根据个人对邓小平文化概念的理解，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邓小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其共性是都注意到邓小平文化思想的层次性，差异性是使用了不同的划分标准。笔者认为，从现代化的视角看，可以把邓小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划分为价值论、主体论及方法论。价值论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体论是培养“四有”新人，方法论是“三个面向”。
三、关于邓小平文化思想的源与流、特点或特色
所谓源与流指的是邓小平文化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毛泽东文化思想及第三代领导集体文化思想间的辩证关系。同时，通过比较研究，从中总结出邓小平文化思想的特征。
关于邓小平文化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有学者指出，邓小平文化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之中，传统文化成为邓小平文化理论形成的民族文化渊源。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升华为邓小平文化思想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二是传统文化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升华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8]
关于邓小平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间的关系，原则上都认为二者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是一脉相承、坚持与继承、纠正与创新的关系，但在具体论证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种观点认为，两种文化思想的共同点是“界定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物质文明要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具有共同的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民族性等特点。不同点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两个“中心”的差别。晚年毛泽东过分看中政治对文化的决定作用，把文化服从于政治绝对化，忽视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忽视和淡化了经济对文化与政治的决定作用，把政治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绝对化，几乎用政治代替了经济这个本源从而形成了“政治中心”。邓小平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明确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强调目前最大的政治就是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二是对待知识分子态度的差别。晚年毛泽东改变了原先尊重知识分子的科学态度，把新中国相当多数的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邓小平把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的帽子下解脱出来，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尤其是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深刻地揭示了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特殊作用。三是发展了文化艺术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把文化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发展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9]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邓小平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建设文化是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革命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新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中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思想，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成为鼓舞中国人民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强大精神动力，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过渡开创了良好的开端。而邓小平文化思想则是使中国人民逐步摆脱了现代迷信，从“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消除自我封闭的文化心态，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吸取西方先进文化精华，积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7]
关于邓小平文化思想与江泽民文化思想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江泽民从“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的指导方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目标，“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等方面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10]
而关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者文化思想间的关系，也有学者作了比较分析，认为毛泽东的文化观科学地回答了“古今中西”文化之争，着力解决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出路问题，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根本指针，而且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理论渊源和实践支点。邓小平的文化观深刻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根本目标和主要任务，着力探求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实现途径，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使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江泽民的文化观鲜明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纲领以及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科学论断，着力揭示面向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时代内涵与发展方向。深化了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及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拓宽了文化建设的视野，为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11]
关于邓小平文化思想的特征，发表的论文很多，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是：鲜明的时代性、浓郁的民族性、实事求是的科学性、注重社会效果的务实性；[6]鲜明的时代性、中国特色、务实性、包容性与开放性；[12]科学性、相对独立性、系统性、民族性；[13]时代性、独创性、继承性、发展性。[7]
笔者认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文化思想，统一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从这一角度出发，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同样地，研究邓小平文化思想的特色也不能脱离现代化的总的历史进程，时代性、继承性、发展性等并不是邓小平文化思想的独特性，最突出的特征则体现在务实性、开放性、包容性、实践性等方面。
四、关于邓小平文化思想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
关于文化全球化与邓小平文化思想的关系，是近年来开辟的新的研究领域。有学者从全球化视角重新审视邓小平的文化思想，探讨其开放性、时代性、科学性、民族性特征。他们认为，文化观的核心是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邓小平文化观高屋建瓴，极富科学魅力，丰富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考，大大拓展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空间。这种科学魅力，与其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对全球化的把握。直面时代发展主题和中国具体实际，是邓小平文化观的基本思路。面对全球化浪潮，邓小平以包容性和前瞻性的视野，系统运筹和理性思考了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全面发展，从而建构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现代化思维框架。邓小平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阐释，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了理性的桥梁，无论其理论意义还是实践意义，都具有超时空的价值。[14]
有的学者着重探讨了如何以邓小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应对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在文化内容方面，要大力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善于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使外来优秀文化中国化，以此加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在文化性质方面，文化具有共享性与多样性，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民族文化也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挑战。既要广收博采、熔铸万物，又必须保持鲜明的个性与独立的品格。从文化模式的选择方面，应处理好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即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前提，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文化。[15]
此外，有学者探讨了邓小平的“文化力”思想。文化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政治力、经济力、军事力而言，它指的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和文化积累所形成的现实力量，既包括这个国家文化的实力和现实水平，又包括它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作用力、影响力和幅射力。邓小平强调综合国力是与劳动者的素质密不可分的，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决定着综合国力的强弱。如果精神因素成为负数，那么综合国力就会一落千丈。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力的竞争，实际上是科技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培养的竞争，即教育的竞争。这正是邓小平“文化力”思想的“龙眼”所在。[16]
上述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对于深化邓小平文化思想的研究也很有价值，但是力度与深度都不够，这正是今后研究工作深化的努力方向。
五、几点意见
在今后的邓小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应注意视角的转换与方法论的创新。
1.以现代化为视角深化邓小平文化思想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时代是中国现代化真正开始推进的时代，中国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社会变动极其生动深刻。推动这一社会进程的是思想观念的变革，是人的价值观念的变革，是文化的变革。换言之，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研究邓小平文化思想，无疑将倍增历史的厚重感，极大地拓展研究的深度。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加强邓小平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以人为本、民族化与多样化等思想的研究非常必要。
2.加强全球化观照下邓小平文化思想的研究。全球化是不是现代化？现代化是不是西化？文化全球化是不是建立西方文化霸权？如何协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矛盾？邓小平在坚持融入全球化的前提下，提出了哪些相关的原则与思想？这些都是有待拓展的研究课题。
3.加强研究方法的创新。迄今为止，绝大部分研究成果使用的均是文本研究法，其优点是从最基本的史料出发，易于把握作者的原意。但是，这也使研究成果受到极大局限，因而难出新意。事实说明，研究方法的创新迫在眉睫。比如，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通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充分运用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艺术、思想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统计资料，深入分析邓小平文化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取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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