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的结构》之半世纪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科学论文,半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专题：纪念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50周年
一 前言
库恩之《科学革命的结构》[Kuhn 1962]可以说是20世纪科学哲学界的一个“传奇”①。它于1962年出版时，原是一篇很长的期刊论文。该期刊的名称为《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由来自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论者所编辑。纽拉特(O.Neurath)担任主编，卡尔纳普(R.Carnap)与莫里斯(C.Morris)担任副编辑。该期刊之第一卷与第二卷锁定的主题为“统一科学的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Unity of Science)，而库恩的这一著作，就是第二卷第二集中的主要文章。从这个出版纪录中我们可以看出，《结构》一书的起源非常特别，因为极少有期刊论文后来不但以书的方式出版，并且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此事其实与当时已故的主编纽拉特之学术理想息息相关，因为纽拉特的哲学强调以“百科全书”式的研究作为论证经验与科学理论间关系的基础②。在此基础上，纽拉特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出版《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的构想，不过当然，由于这个构想与平常我们所认知的期刊文章大异其趣，因此库恩的著作一开始并未立即造成轰动③。
3年后，《结构》的命运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主要原因是，1965年在伦敦的贝德佛学院针对《结构》召开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席是波普(K.Popper)，参与学者亦有许多波普的学生，包含费耶阿本(P.Feyerabend)与拉卡透斯(I.Lakatos)。这个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批判《结构》，由库恩先提供一篇“标靶论文”，然后所有与会者针对该文撰文批判。会后，所有的论文集结成册，这就是在科学哲学界著名的论文集，由拉卡透斯与马斯格瑞夫(A.Musgrave)所编辑的《批判与知识成长》[Lakatos and Musgrave1970]。库恩的著作在这份论文集中所招致的批判，导致库恩与波普学派长达近20年的争议，却也因此争议，让库恩的著作在相较于波普的否证理论、费耶阿本的知识无政府理论与拉卡透斯的科学方法论研究纲领对照之下，成为众所瞩目的一本著作。
《结构》一书可以说是20世纪后期在哲学界被引用最广泛的一本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应用范围不限于哲学，还延伸至有关科学、社会、政治甚至艺术与经济学的讨论。同时，这本书导致许多新兴研究领域的出现，例如科学社会学、科技与社会研究、科学研究以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等等。在这一连串成就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结构》在哲学界中所引发的“革命”几乎与本书的核心理念，也就是所谓的“典范转换”，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也正是因为典范这个概念的运用，使得典范与典范之间的“不可共量性”成为《结构》一书的“软肋”，让库恩必须不断面对相对主义者的指控，甚至受到后现代科学哲学家的嘲弄。库恩本人在《结构》一书出版50年来，对于《结构》中所涵盖的某些理念与内容维持一贯的坚持态度，也对于其他有关非理性与相对主义的批判做出回应。这些坚持与回应交织成为库恩《结构》一书出版半个世纪以来的主要特色，缔造出我们所谓的“传奇”。
在本文中，我们将按照以下四个方面来讨论库恩的《结构》：第一，《结构》在什么意义上否定了我们以往对于科学的认知?第二，波普学派与库恩的争议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与影响?第三，为什么库恩在他不断被指责为相对主义者的同时，坚持自己是一位理性主义者?最后我们要看，自从《结构》一书出版以来，库恩做出了什么样的修正与坚持。本文最后提出结论，从综合性的观点评论库恩半个世纪以来在科学哲学界做出的贡献。
二 《结构》对科学哲学的冲击
1.传统对于科学所抱持的既定印象
库恩在《结构》的第一句话中就说出了本书的“原创性”：“假如我们不把历史看成只是轶闻或年表的堆栈的话，历史便能对我们所深信不疑的科学印象中，造成一个决定性的变化。”④[Kuhn 1962，p.1]库恩在此所提的“科学印象”，就是包含专业与业余人士对科学所抱持的既定印象⑤。这个印象成为主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符合我们一般对科学成就所产生的感觉。在《结构》出版前，许多人认为，科学是一种有效的知识，原因就是科学理论发现自然的结构，也因此能够解释以及预测经验发生的规律。因此，科学在众多知识中独占鳌头的理由并不纯然是学术性的，也是实际上符合一般人对科学所拥有的想法。我们从上述观点中可以看得出来，这种科学观点大致包含如下六点：(1)科学知识是累积的；(2)科学知识是统一的；(3)科学知识发展的重点在于知识的证成；(4)科学理论与经验世界之间呈现逻辑关系；(5)理论受经验检验；(6)观察是客观中立的。《结构》一书出版半个世纪以来，对后世最主要的影响就是颠覆传统科学观中的这六点内容。
(1)科学知识是累积的。科学与技术对人类世界所带来的创造与革新，让人感觉科学理论的发展掌握了自然的结构，所以以往我们在经验上的应用，可以透过理论的应用而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例如说，蒸汽机的发明使我们能够用机器的力量取代人与兽的力量，达到提高速度与效率的目标。因此在科技进步的前后比较下，我们普遍认为科学知识的进步是累积的，正如牛顿说：“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那是因为我站了在巨人的肩上。”这句话很确定地说，牛顿理论的发明不必从头开始，而是基于前人的成果。
(2)科学知识是统一的。“科学统一”的意思是说，科学知识的成就在于反映了自然的结构，而自然只有一个，所以科学之中虽然有各式分科分类，但是这些科与类的差别只具有阶段上的不同意义，并不涉及本质上的不同。例如说，即使物理、化学、生物在不同层面上有各自不同的发展，但是在本质上，它们都可以化约到一个统一的基础之上。这个统一的基础往往是用科学定律作代表，但所代表的正是自然的结构。
(3)科学知识发展的重点在于知识的证成。在统一科学的概念之下，所有科学理论的进展与效用都受到经验的证实；如果是一个不能受到经验检验的理论假设，实际上是无从检测其效用的。因此，在既定的印象当中，有关于科学理论的发展虽然可以大致分为“发明的脉络”与“证成的脉络”，但是由于发明的脉络可能只是一个偶然的结果，而证成却是一个在经验检验下能够不断重复的成果。因此，既定的观念中认为，科学理论之价值在于证成；证成的结果，使得科学理论能够重复被应用。
(4)科学理论与经验世界之间呈现逻辑关系。在应用与符应自然结构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对科学所抱持的既定印象，也就是科学理论与经验世界之间所呈现的逻辑关系。这个关系说明了，无论是科学理论，或是感官知觉，其所代表的意义都是经由语言表现出的经验内容。换而言之，当科学理论使用数学模型大幅度提升了我们经验内容的同时，感官知觉则是在个人的角度中直接感受到外在世界的结构。虽然在理论与个人经验这两者之间，指涉范围大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差别只是程度上的区分；在本质上依然都是对应到相同的自然结构。逻辑的分析可以显现这两种经验内容的区别，也可以指出它们共同的关系。
(5)理论受经验检验。因为科学知识之进展来自理论与经验之间的连结，并因应用理论而得到大幅度的经验提升。这个认知也因而明确地确立理论的“理性原则”：凡理论，必须经过经验证实。做不到这一点，任何理论都因为背离了科学理性的缘故，不能够算是科学理论。因此，“科学理论”是非常严肃的名词，体现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区分原则。只有符合区分原则的理论，才能够称为科学理论，并因此而被视为理性的知识。
(6)观察是客观中立的。在确立区分原则后，传统科学论者认为，科学定义必须要说明科学的有效性，也就是该观点中最核心的概念：“客观与中立的观察”。建立在感官经验基础上的观察，因为直接来自于自然结构，所以观察的意义不因人、时间、空间与意念而有所不同。在科学的领域中，观察不但是中立客观的，也是基础性质的。只有在观察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检验一个理论的价值，说明科学的进步，以及定义科学的内容。
很明显，这六点其实是互通的，可以集结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图像。《结构》的首要目标就是颠覆这个图像。因此，这个颠覆过程不但构成该书之主体，也正是《结构》影响甚远的主因。
2.库恩具有革命意义的科学史诠释
库恩虽然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但他在哲学与历史学方面的训练其实都是自修的。为了准备在哈佛大学通识中心教授“科学史”课程，库恩必须大量阅读史料。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库恩逐渐发现，许多传统观点下的科学认知，完全不能够解释它们何以未能反映历史真相。库恩认为，在“既定的科学印象”与“历史事实所呈现的科学真相”两者之间必然有一种扭曲。他逐步发现，所有既定科学观点所呈现出的诠释都源自于一种扭曲的历史，只注意如何迎合当代的科学成就，却忽略了科学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复杂性。这个复杂性最明显的地方在于，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会被后来的理论超越。许多理论只是单纯地被放置在一旁，而没有任何历史事实可以说它们是被否定的。这个事实让库恩感到很好奇，想进一步去理解为什么科学史的既定印象会呈现出扭曲的结果。慢慢地，他逐渐发现，科学的进展过程中，有许多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在获得合理的解释之前，已经因为跟随理论发展的社群而预先产生出了决定理论命运的方式。换而言之，对库恩而言，科学史的独立单位，并不是所有的科学理论受制于一个客观经验标准的检验，而是一个科学社群与另一个科学社群之间竞争的结果。往往在类似于大众心理的转换下，一个科学理论被接受或是被放弃的理由，并不能够全然从理性的观点作解释，但却可以从描述的角度指出转换的关键。为了能够充分呈现这个转换过程中的复杂性，库恩大量阅读有关哥白尼科学革命的资料，并在1957年出版了他第一部科学史著作[Kuhn 1957]。
3.哥白尼革命所带来的典范意义
按照传统的观点解释，哥白尼革命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以亚理斯多德理论为主、应用了托勒密天文学的文艺复兴科学理论，被现代科学理论推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地球所占据地位的改变：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宇宙中的一颗行星。连带发生的转换是，一夜之间所有科学家都注意亚理斯多德理论所代表的仅是一个错误，新的科学理论取代了旧的理论。真的是这样吗?库恩抱持一个非常怀疑的观点。首先，就预测的精确性而言，同样以圆形作为行星运行轨道的哥白尼理论并不知道行星实际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的。因此，在预测的过程中，哥白尼理论所引发的误差完全不少于亚理斯多德的理论，不但如此，亚理斯多德理论经长期模拟天象而修正后，它对于短期内做的天象预测已经到达了一个不错的成果，也说明为什么一千多年来虽然天空中不断发生如“行星逆行”等“异象”，但就预测天象这一点而言，旧理论尚堪应用。
所以，在缺乏预测的优势下，哥白尼理论的长处，应该是能够从冬至与夏至，观察到星象的岁差里，看得出差别才是。可是，在当时对岁差相关认知不足的情况下，人们不但不能够看到岁差，甚至误以为“看不到岁差”这件事情说明哥白尼理论是错误的[Kuhn 1957，pp.163-164]。对于库恩而言，这些例子说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理论与理论之间的竞争关系，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判断它们之间的对与错。在整个哥白尼革命的过程中，所有库恩看到的只是两个支持不同理论的科学社群，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力量的干预之下进行了一场竞争。获胜的一方并不代表任何客观理据之证明，只代表社群的力量大到足以取代另一个社群。这个体悟让库恩注意到，科学的发展并不如传统观点所想象的那般乐观单纯，而是一个心理转换的、几乎可以用宗教的“皈依”来形容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客观的经验内容，而是科学典范的接纳。
4.典范与常态科学
《结构》一书中引发最多讨论的就是典范的概念。引发讨论的主要原因是，库恩对于究竟什么是典范，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说明⑥。同时，库恩认为“不能清楚说明”可能正是典范的一个重要特色，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从社群的角度而言，典范是指这个社群中的所有成员在个人认知下所接受的科学理论。第二，典范很明显是指一个范例，一个足以作为解释问题的通用原则，但这个原则并不因此而成为人人都必须接受的通例。第三，典范具有理论的涵摄性，换而言之，对于理论成为解释自然现象的基础而言，典范提供了观察一切的核心理念。因为典范的概念过于模糊的缘故，库恩一度以“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Kuhn1962，p.182]来说明典范的意义。然而，因为典范这个名词既新鲜，又能够陈述出库恩哲学中想要表达的那种模糊性，因此一般人都还是愿意将典范视为《结构》中最重要的概念。典范最重要之处在于，一个科学理论一旦被科学社群接受为典范理论的时候，典范不但决定了什么是问题，甚至也包含了这个问题解答的方向。如果从形上学的角度而言，典范的功用之大，甚至可以定义世界的内容[Kuhn1962，p.111]。因为这个缘故，典范所引发的经验涵盖性，决定了科学理论在典范的主导下孕育出一段常态科学的发生。在常态科学的这一段期间，所有能被接受的知识必然都是典范理论所涵摄的部分；不被典范所涵摄的部分，则往往因为不能理解其存在意义而遭到弃置。因此，典范的功能等同于决定何为经验的判准，也说明科学的发展完全取决于典范的维持。
5.理论与观察之间的涵盖关系
《结构》一书以典范理论作为认知世界的基础，是库恩在科学哲学界引发最大的争议。在既定的科学观点中，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关系因为典范理论的出现而完全改变。原先一个理论是受到观察的检验，才能够获得被承认成为科学理论的价值。在典范理论的影响下，任何一个完整而且具全面解释意义的理论，都有可能因为其所涵摄之经验意义，成为典范与定义世界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提到观察的时候，我们必须体认如下事实：独立在典范之外而存在的客观观察是不存在的。每当我们进行一个观察的时候，我们所观察的结果，尤其是在透过语言文字将这个结果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必然都应用了一些概念，而这些概念之所以有被进一步诠释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些概念在被应用之前已经受到了典范理论的影响，使得中立客观的观察成为不可能的“奢望”。纵使在一般情况中，我们感觉不出来这些概念已经被典范理论所涵摄，但正因为这些概念在应用到科学实验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效用，才让我们不得不怀疑，所谓中立客观的观察，可能无可避免地在形成观察语句之前，已经包含了价值判断。
6.不可共量性
若说“典范”概念是《结构》一书的关键，那么我们也必须接受，“不可共量性”是《结构》一书的“软肋”。为什么会将不可共量性的概念视为《结构》一书的弱点呢?原因正在于库恩把不可共量性当作历史中的一个事实，也就是新旧科学理论在取代的过程中没有客观标准作比较。然而，库恩在提出这个事实的时候并没有认知，不可共量性对理性主义所构成的冲击。由于这个原因，许多人认为，库恩的科学理论不但是一种非理性理论，甚至因为理论之间无法共量的缘故径将库恩视为相对主义者⑦。对库恩而言，这个认知不但长期构成困扰，其实也根本不是他的本意。对他来说，接受一个历史事实(不可共量性)与接受一个哲学立场(如相对主义)根本就是两回事。库恩认为，不可共量性指的是两个理论之间的差异缺乏一个立即可以作比较的标准，但这个事实并不是自然世界中的结构。换而言之，对库恩而言，“理论对立”是人为的认知结果，但这个结果并不是自然天生的。人虽然对于不可共量性的事实感到困惑，但人处于不可共量理论之间，却总有能力做出适当的选择。问题是，这里所谓的“适当性”，本身就是一个无法以“是”或“否”呈现出来的内容。从我们先前讨论到科学既定印象中的逻辑关系来看，可以发现，库恩所谓的不可共量性解答，其实已经超过了逻辑系统中所共同接受的二值对立逻辑。当然，在超越了逻辑系统性之外的叙述，也等同于超越了科学语言所能够描述的范围。因此，在缺乏以新的语言来描述科学语言中适当性的情况下，库恩被他所提出来的不可共量性概念困扰了大半辈子，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 《结构》与波普学派之间的争执
1965年于贝德佛学院所召开的科学哲学会议以及会议后5年才出版的论文集《批判与知识成长》，将《结构》的地位推向20世纪下半叶科学哲学发展的最高峰。这个会议会导致如此戏剧化转变结果的最主要原因，来自于它召开的主要目的完全以库恩与波普的争议为主。
波普(1902-1994)是原籍奥地利的犹太人，青年时期曾与维也纳学派之成员(卡尔纳普以及克拉夫特[V.Kraft])交往，并著有《科学发现的逻辑》[Popper1935，1959]。波普强调科学方法论，并且认为科学发展的历史呈现出科学不断追求否证现有理论的决心与热情，也强调这些科学事实也应当成为知识成长的规范基础。在综合这两点下，波普的科学方法论以否证论为主，而在政治与社会哲学的方面，终其一生，波普均以鼓吹批判理性论为其职志。
这场会议以库恩的一篇文章作为“标靶论文”，题目是“发现的逻辑或是研究的心理学?”[Kuhn 1970a]。这个题目充分体现出这是一篇挑战波普的文章。这篇文章极有可能是库恩一生中唯一针对某人思想进行批判所作的文章。以当时的情况而言，相较于波普在伦敦政经学院科学方法讲座教授的地位而言，库恩这一位新进学人的胆识不小，面对波普及其三位学生(瓦特金斯[J.Watkins]、拉卡透斯以及费耶阿本)磨刀霍霍地等待对《结构》一书进行批判。在库恩的文章中，他直接说出波普哲学的错误。他首先引用了《科学发现的逻辑》的核心概念：科学实验者或是科学理论家在研究中总是先提出一些论述或是假设，甚至于理论系统，然后再想尽一切办法，在观察与实验的基础上推翻这些论述、假设与理论。库恩认为，这个“不足为奇”的方法论观点，其实包含了三方面的问题：第一，这个否证的观点并没有解释在否证过程中所引用的方法，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明快地否证论述、假设或是理论。第二，这个否证过程的普遍化，在历史数据的显示中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第三，库恩认为，波普这种否证的观念，误解了科学与其他领域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所显现的差异[Kuhn 1970a，p.10]。对于库恩而言，波普哲学所导致的三个问题均可以在他的典范理论中获得解决。对他而言，所有的论述、假设或理论，均可以在典范中被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它们会被否证。因此，对库恩而言，典范内所形成的常态科学是波普所描述的科学历程，但很遗憾地，离开了典范，在百家争鸣的非常态科学之下，并没有波普所谓的“否证”。
对于库恩这种毫不留情面的批判，资深学者波普立即提出响应。波普承认，库恩所讲的常态科学实情确实存在于科学家之中，但并不是科学家事实上的态度，也不是科学家应有的态度，而是在科学家训练以及养成的过程中所导致的结果。因此，波普响应的文章，题目就叫做“常态科学及其危险”[Popper 1970]。波普在这篇文章中说：“我只能够说在‘常态科学’里面，我看到非常大的危险，尤其是在变成所谓‘常态’的可能性当中(正如同我在另一个历史事实，也就是专业化加重的情况中，看到极度危险一般)：这是一个对科学发展的危险，的确也是一个对我们文明发展的危险。”[Popper 1970，p.53]。同时，波普也分别在历史事实与逻辑分析上否定了库恩的哲学；他不认为在每一个阶段里都有一个典范作为常态科学依附的判准，同时在逻辑分析的架构中，他也认为库恩的逻辑只是一种历史相对主义的逻辑[Popper 1970，p.55]。
在这本论文集中，波普有三位学生针对库恩与波普之间的争执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核心成员，也就是后来继承波普成为伦敦政经学院讲座教授的瓦特金斯，直接认为库恩“常态科学”的“常态”二字将会造成封闭社会中的封闭心灵[Watkins1970，p.27]。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库恩所谓的常态科学中，检验的对象并不是理论本身，而是个人科学家解谜的过程。对于以否证著称的波普学派而言，这种依附在解谜过程底下的行为，不但不能够算是启发心灵的行为，甚至还包含了自我封闭的倾向。对于这一点，拉卡透斯将波普与库恩两人的哲学作了一个理性与非理性间的区分，他说：
对波普而言，科学转变是理性的，或说至少是可以理性重构的，并且是在“发现逻辑”中可以找到的。对库恩而言，科学转变(从一个典范到另一个典范)是一个神秘的皈依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也不能是理性规则所管控的，同时这个过程完全在发现的“社会心理学”中可以找到。对库恩而言，科学转变就是一种宗教的转变。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别并不单纯是知识论的，也关系到最核心的知识价值；同时这个差别的涵意，也不仅止于理论物理学，也包含尚未健全发展的社会科学，甚至道德与政治哲学。[Lakatos 1970a，p.93]
相较于瓦特金斯与拉卡透斯而言，费耶阿本的立场非常特别[Feyerabend1970]。费耶阿本认为这个争议只能够在综合波普与库恩两人立场上获得解决。波普的立场是，科学发现能够持续进步的理由是因为不同观点不断提出的批判；相较于此，库恩则认为科学进展的原因来自于一个理论的涵摄范围在不同时期所引发的影响力。费耶阿本认为，库恩的错误发生于，假设每一个涵摄范围代表了不同的阶段，因此他认为要综合两者的差别，应当采用拉卡透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在这个方法论中，拉卡透斯认为“理论增生”与“理论涵摄”在科学史中并不是接续出现的结果，而一直是同时并存的结果[Feyerabend 1970，p.211]。行文至此，费耶阿本话锋一转，谈论到有关不可共量性的问题。在这问题上，费耶阿本承认他完全接受库恩哲学对于这个观点的论述，并且认同库恩的观点，如果以一般我们认知的比较标准对不同典范作衡量是极为困难的，甚至极有可能的是，这些典范之间是完全无法作比较的[Feyerabend 1970，p.219]。
波普学派对于《结构》一书的批判与响应其实是很复杂的，呈现了波普与他学生之间对库恩哲学的不同看法。在《批判与知识成长》一书出版后，库恩于1969年为《结构》一书增加了《后记》[Kuhn 1970b]；波普在1972年出版了他的形上学名著《客观知识：一个演化途径》[Popper 1972]；费耶阿本在1975年出版了他“知识论无政府主义”的名著《反对方法》[Feyerabend 1975]；拉卡透斯在1970年将他的“科学研究纲领”进一步发展成另一篇著名的学术论文“科学史及其理性重建”[Lakatos 1970b]。这些著作凸显了库恩与波普哲学之间的差异，也将库恩一生极力撇清的“非理性”指控，置于学术殿坛的中间检视。
四 《结构》无法摆脱的相对主义控诉
波普对于库恩的相对主义指控并不特殊，因为几乎所有的人在阅读《结构》之后，都会产生库恩支持相对主义的感觉。波普把这种感觉用“架构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Framework)来概括[Popper 1970，p.56]，认为库恩透过典范所启发的常态科学，呈现出科学家接受教条般的规则，失去了批判典范的能力。这种对于科学历史的描述非但不是真实的，也是不符合伦理规范的。波普认为，科学之所以能够维持进步的原因，正在于所有的科学家不拘泥于任何形式的规则，并且也充分体认，科学家唯有在突破现状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知识成长的可能性。因此，对于他而言，库恩不但是支持典范理论的相对主义者，也是违背了批判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者。
对于这么严厉的指控，库恩不断地尝试要建立标准以说明典范之间的转换。他认为，有些判准，如“精确”、“范围”、“简单”、“成果”等，都足以为所谓的“选择理论标准”提供一些示范，但他也强调，这些判准其实都代表一些价值，有助于作理论选择的依据，但绝不是选择的规则[Lakatos and Musgrave 1970，p.262]。库恩认为：不同的价值会导致不同的选择，甚至，不同的人依据不同的价值都可能会在个人抉择上引发出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这个现象正好就是典范内拥有相同价值却依然会做出不同选择的科学家，在研究领域中的实际作法。问题是，这个差异是没有办法用很清楚的方式作说明的，也正是因为这个“不明确性”，导致连库恩本人都必须承认，所有这些不理性与相对主义的指控都一直会存在[Lakatos and Musgrave 1970，p.263]。
我们必须说，库恩所提到的这些形成价值的判准，并不真正能够响应波普及其学生们的要求，因为库恩自己也承认，这些“价值”归根结底必须是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他指出：“说明这些价值究竟为何的，必然是有关一个价值体系，或是一个意识型态的说明，并且将这些说明融入一个机制，于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体系是如何被转换以及应用的。”[Kuhn 1970a，p.21]库恩非常笃定地说，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能够说明价值体系转换的过程。几十年后，库恩依然坚持地认为，在这一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关键、标准就是相关社群的认可。库恩说：“要了解科学革命实际发生的过程，我们不仅必须检视自然与逻辑的影响，也要注意构成科学家社群的特别团体所引用的说服论证技巧。”[Kuhn 2000，p.94]对于库恩而言，终其一生，“科学家社群”这个观念都是至为关键的。
如果我们把波普“架构的神话”与库恩“对社群的坚持”放在一起来看的话，我们将不会讶异库恩的立场符合了相对主义的特征。对于这一点，库恩不断地尝试厘清自己的立场，绝不放弃对这些批判的反驳。最终，库恩说：“如果《结构》的立场真是相对主义式的，那么它也是一种有趣的相对主义，其意义需要先想清楚，再用这个名词称呼它。”[Kuhn 2000，p.307]这种“暗示性”的说法，导致库恩持续努力地在原先立场的坚持中发展修正的方向。
五 库恩对《结构》出版以来的坚持与修正
我们必须问，即使招致了这么多的非议与指责，库恩对于《结构》一书的出版有没有表达过任何的响应或是想要修正的意愿?答案是：没有。在1995年10月19日-21日，库恩在雅典所接受的访谈中清晰地表示：
很清楚地，我希望[《结构》]是一本重要的书；很明显地，它的确是一本重要的书。我并不喜欢使这本书变得重要的绝大多数理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我承认，如果我必须从头再来一遍的话，我可能会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删除一些误解，但如果我没有机会作这些删除的话，我宁愿按照《结构》出版的方式再来一遍。我的意思是，我有些地方感到失望，但我没有任何后悔。[Kuhn 2000，p.309]
从这段坚决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库恩对于《结构》的内容是很有把握的。但是，他也一直很在意本书的内容未能获得大家充分的理解，招致了许多令他不满的指控。在这个情况下，库恩想要运用其他的方式厘清《结构》的主要内容，尤其是有关招致争议最大的“不可共量性”概念。在库恩的晚期，他公开表示，所有导致误解的根源，来自于我们对于语言与价值之间联系关系所知甚少的缘故[Kuhn 2000，p.298]。同时，库恩多次强调，他在《结构》最后所提出的立场，即可以用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观点来说明知识成长的发展过程[Kuhn1962，pp.171-172]。这两点为库恩日后厘清立场埋下伏笔，可惜的是，库恩到逝世前都没有机会出版这两部分的细节。但是，从库恩生前最后的几份作品与访谈中，我们可以拥有一个轮廓，看得出来，如果库恩有机会能够进一步的说明《结构》的内容，他将会朝向哪一个方向厘清他所欲阐述的内容。
库恩坦承，因为他对于意义理论所知甚少，以至于他当年未能够清晰地说明，他在《结构》中所要阐述的理念可以透过语言与价值的连接作说明。在库恩于1990年担任科学哲学学会主席的演讲中，曾公开地宣示，他企图写一本书，并且希望能够在这本书中解决有关于理性以及相对主义的问题。他在这一本书当中，想要运用语言哲学中的意义理论来说明不可共量的理论之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了解革命前与革命后的意义。了解的关键就是，我们如何描述世界，包含自然种类、概念架构以及形式观念等等所有可以被描述的部分。换而言之，库恩认为语言所呈现出的结构可以对应于我们所描述的世界，因此他直接引用词汇分类结构(lexical taxonomy)取代了原有的典范概念[Kuhn 2000，p.93]。这种取代的方式对库恩而言是很重要的。
库恩认为，当我们透过语言(例如中文)说话的时候，旁人能够听得懂我们说什么的关键，在于他们与我们使用共同的词汇分类结构。这个结构存在于实际沟通之前，并且成为所有使用这个结构的人所共享的语言系统。这些人构成语言社群，彼此之间沟通没有障碍，在判别真假的表达上，也有一定的共识。因此，对于库恩而言，使用某种语言沟通的意义，不仅是使用语言描述世界而已，也呈现出语言使用人融入语汇分类架构中的心灵状态。所以，在不同的语言社群中，沟通的问题，就成为两种语言间因为缺乏共同指涉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中，拥有共同语汇分类的语言(例如英语与法语)，他们之间的语意问题，可以回溯到语言发展的词汇结构加以化解，并不构成完全不可翻译的局面。但是，如果遇上两种完全没有任何历史渊源的语言的话(例如中文与英文)，那么我们极有可能在碰到沟通不良时，却也没有办法透过翻译理解对方。在这两种语言词汇完全没有共同指涉的情况下，“不可翻译性”就出现了。
对于库恩而言，“不可共量性”所指的情况，就是不同科学家社群之间，因为缺乏共同指涉语言的结果。库恩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用词汇分类结构的概念取代原有典范的概念。因此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不可共量性”就可以从“不可翻译性”理解。同时，库恩也更进一步企图提供一个心灵发展的理论，说明为什么人的感知系统会从最基本的认知机制，逐步发展成为能够指认所有事物的结果[Kuhn 2000，p.94]。在这个发展架构下，库恩提出他有关知识成长的看法，也就是科学知识的演化正如同达尔文主义的演化概念一般。
在《结构》一书的最后几页中，库恩曾经提到了类似的概念。当时他就企图用演化的概念来消解《结构》有可能面对的困难[Kuhn 1962，pp.171-172]。虽然库恩尚未全面地说明物种演化与知识演化的模拟，但是他觉得这个模拟是一个“几乎完美的案例”。这个完美的案例一直要到《结构》一书出版近30年后，库恩才找到机会作进一步的说明。在年会的主席演讲中，库恩表明，生物学的内容有助于科学知识理解的主要观念有两部分：第一，科学革命就像是生物演化中，种化出现的历程。这个历程不是突变，而是新类种的出现，而且他们两者之间(革命与种化)有极为相似的模拟关系。第二，这个比拟过程与种化的单位息息相关。在生物学的案例当中，一个孤立的群体经过繁殖，维持了族群的存在，却也在独立的情况中，逐渐产生适应新环境的基因转变。在科学知识的进展上，这个单位就是相互沟通专家所形成的社群。属于这个单位的所有成员都共享了一套语词的用法，作为他们所从事研究的行动与判断的基础，同时在与其他团体之人不沟通的情况下，这个社群维持了它与其他社群之差别，也发展出自己的研究途径与风格[Kuhn 2000，p.98]。
从意义理论与演化理论两种角度厘清《结构》所留下的问题，是库恩生前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努力。由于这本有关意义理论的书籍并未出版，而他有关生物理论的应用，又依然处于尚未完全发展的状况，因此我们无从判断库恩是不是解决了别人对他有关于理性与相对主义的指责。不过，从我们所做的说明中，可以清楚看得出来，库恩对于自己在《结构》中所提到的理念维持了高度的信心，并且不断地尝试去说明他认为始终被误解的部分。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工作，但是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库恩在其一生中对于《结构》一书所投注的心力与热情。
六 结论
半个世纪以来，《结构》为科学哲学界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也招致了严重的抨击。这些影响的范围涵盖之广，不但导致史学界的争议，还引发出许多新兴的领域，更不要说有非常多的学门都以“典范转换”的概念，说明自己领域进步与迟缓的理由。在《结构》所招致的批判里，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波普及他的学生将《结构》一书的内容进一步诠释成为知识分子面对知识成长应当抱持的态度。我们必须说，一本书能够引发如此巨大的效应，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最让人感动的地方，莫过于库恩在《结构》出版后的30多年在世岁月里，从来就不屈从于各种批判，并且以极为专注的态度，甚至引用新兴领域的知识，不断地厘清与说明《结构》一书中所包含的原始理念。虽然在这30多年来，库恩对许多概念提出了修正或转变，但是他从最初对于科学知识是以个人科学家作判断，然后经由集体科学家社群所形成的价值为依归，作为知识成长阶段性的基本理念，不曾动摇过。至于说，这个库恩所留下来未能全面说清楚讲明白的坚持是不是能够获得拨云见日的一天，就要看我们后生晚辈的努力了。我们在此仅以这一篇小小的文章记述库恩《结构》一书出版50年后，在学术领域中所做的贡献。
附：“不可共量性50年”研讨会纪事
1962年，库恩与费耶阿本两人均在加州柏克莱大学任教。在不同的研究方向下，两人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这一概念，挑战当时普遍流行的实证科学观。他们都认为科学是不同的典范理论，在不同时期与缺乏共同比较标准的前提下，各自发展的结果。同时，不同时期的科学之间，是不可共量的。
库恩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强调：科学史不但是由彼此处于竞争地位的典范所构成，并且这些典范在各自独立的情况下有各自的指涉、提出专业的问题，甚至指向完全不同的世界。他虽然强调了科学革命在不同的典范之间形成，却拒绝承认这是相对主义立场。终其一生，库恩不断企图厘清跨越革命的可能性，甚至在晚期的哲学发展中，引用概念架构取代他的典范理论，将不可共量的概念，转换成为令人较为熟悉的“不可翻译性”(untranslatability)。相较于库恩的历史途径，费耶阿本的概念来自于维也纳学派所衍生出来的语意结构。他注意到，不同的语意结构会从建构不同理论的过程，展现出理论间不可共量的现象。在1962年出版的学术论文《解释、化约与经验主义》中，费耶阿本即谈到科学理论之间的不可共量性。然而，不同于库恩不断地追求厘清理论与理论之间的过渡历程，费耶阿本的哲学持续地强调多元的观点，其范围从科学、历史、社会到文化，终于在二十世纪末公认成为强调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思维。
库恩与费耶阿本提出不可共量性的概念，却因为研究途径的不同，出现了“理性主义”与“相对主义”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面对这一饶富意义的对立，台大哲学系决定，在同时展现科学发展与文化多元的台北市召开“不可共量性50年纪念会议”，以期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科学哲学与文化多元的发展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2009年，台大哲学系邀请德意志科学院院士以及汉诺威大学哲学教授Paul Hoyningen-Huene到台湾进行一系列有关“科学系统性”的演讲。在访问期间，他谈及在自己在撰写《重构科学革命》(Reconstructing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的过程中，曾经同时与库恩与费耶阿本俩人联络。Hoyningen-Huene教授认为，库恩与费耶阿本两人思想中共同的科学哲学起源却导致相异的研究结果，这是一个重要的、也是有趣的发展历程，值得我们举办一个专题研讨会来检视和纪念。
2010年7月，我受邀出席柏林洪堡大学举办的一次有关费耶阿本的会议，期间除发表论文外，也会见了该校的E.Oberheim教授，以及M.Colledel博士和H.Heit博士。他们三人负责多项关于费耶阿本身后著作的编辑与出版工作，对于费耶阿本的哲学更是耳熟能详。在会议之后的意见交流里，我提到了在台北举办“不可共量性会议”的想法，立即获得这三位同事的一致认同。
2011年7月，所有参与讨论筹备会议的学者共聚法国，出席在法国南锡举行的第14届逻辑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学术大会。正是在此会议期间，我们五人就召开“不可共量性50年”纪念研讨会一案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台北方面，这一动议得到台大文学院院长陈弱水教授的支持，并获得“国科会”人文处处长、也是哲学教授的邓育仁博士的首肯。台大与“国科会”都承诺对会议给予经费补助。台大哲学系的研究生为会议的筹备和顺利举办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会议于6月1日在台大哲学系302室(水源校区)揭幕。“国科会”人文处处长邓育仁教授、台大文学院院长陈弱水教授以及德意志国家科学院的 HoyningenHuene教授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词。来自欧、美、澳、亚四大洲的数十名学者及研究生齐聚一堂，围绕“不可共量性”这一概念的广泛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在三天的议程中，共发表论文36篇，包括9场专题演讲。每篇论文均引发若干议题，会场上唇枪舌战，激烈的讨论碰撞出思想的火花。6月3日晚上六点半，所有与会学者在欲罢不能的心情下惜别了会场。
专题演讲和重要的报告包括：
Eric Oberheim(洪堡大学哲学系)
超过50年的不可共量性：重新发现爱因斯坦的哲学遗产
Joseph Agassi(特拉维夫大学与加拿大约克大学)
不可共量性vs.近似估算：笛昂vs.爱因斯坦
Paul Hoyningen-Huene(汉诺威大学)
不可共量性概念之发展
Fred D'Agostino(澳洲昆士兰大学)
不可共量性50年后：可表述吗?
Randy Harris(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不”可共量性，修辞与David Brewster的奇妙案例
Xinli Wang(王新立，美国Juniata学院)
不可共量性对于比较哲学的挑战
Howard Sankey(墨尔本大学)
方法论的不可共量性与知识的相对主义
Roger Hart(德州南方大学)
历史化不可共量性
Xianglong Zhang(张祥龙，北京大学)
典范、家族相似性与文化际：库恩、维特根斯坦与孔子的比较
Jong-Tsun Huang(黄荣村，台湾中国医药大学/台湾大学)
在弗洛伊德梦之理论与现代心灵科学之间：不可共量性及其解决之道
Jeu-Jenq Yuann(苑举正，台湾大学)
两个不可共量的反形上学系统：冯友兰与洪谦
注释：
①今年(2012年)库恩《结构》出版50年，各地均有纪念活动，其中最具体当属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结构》50年纪念版(第4版)，并由著名科学哲学家哈金(I.Hacking)作《结构》出版50年介绍。I.Hacking,“Introductory Essay”in T.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ed.4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
②纽拉特强调以“百科全书”的方式，从下而上呈现出各种经验研究的差异与比较。请参阅O.Neurath,Philosophical Papers1913-1946,R.Cohen & M.Neurath eds.(Dordrecht: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3),尤其是本书之第13章“Encyclopedia as'Model'”，第15章“Unified Science and Its Encyclopedia”，第17章“The New Encyclopedia of Scientific Empiricism”。另外，有关纽拉特出版《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的理念以及与《结构》出版之缘由，亦可参阅Cat,Jordi,“Otto Neurath”,(Winter2011 Edition).Edward N.Zalta(ed.),URL=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1/entries/neurath/。
③在1965年以前，《结构》出版4年后只卖了1963本，但在1965年一年中就卖出了4825本；到1987年时，《结构》卖出近65万本。在2012年时，《结构》总共卖出约140万本!
④《结构》之中文译文参考库恩1994，页43。
⑤库恩并没有指出什么著作代表他所批判的“公认的科学印象”，但一般均认为他所反对的观点，大致可以称为“实证观点”，也就是纳格尔(E.Nagel)的著作《科学的结构：科学解释逻辑中的问题》[Nagel1961]所代表的观点。从参考费耶阿本对本书的书评中，可以看出本书所代表的“实证观点”。请参阅 Feyerabend 1966。库恩后来在解释这段话时，以“科学家的意识型态”描述他当时所说的“科学印象”。请参阅Kuhn 2000,p.282。
⑥M.Masterman就曾在“典范的本质”一文中谈到，库恩在《结构》中对于“典范”概念的引述，有21种不同的定义。请参阅Lakatos and Musgrave 1970,pp.61-66。
⑦将“相对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连结在一起的主要代表人物，应当首推H.Putnam。他指出，相对主义最终将因为无法认清“什么是对的”与“认为是对的”之间的区分，导致“思考的确认”与“任意的发声”之间，没有差别。这个结果表示，我不再是一个思考者，而是一个单纯的动物。抱持这样观点的人，无异于从事“心灵自杀”[Putnam1981，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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