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地位论文,作用论文,历史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同志的伟大理论贡献。这一理论的深远意义人们至今还未能认识，本文在此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自从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实践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与理论家，就着手寻找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具有生机和活力、创造出比西方发达国家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经济模式，但是迟迟没有找到；几十年来，他们也在努力争取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但由于受了凡事都要先问一下“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的束缚，不知道“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由于不知道“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由于不知道在生产力的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方面并不存在着姓“社”姓“资”之分，只存在着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的自由经济，即以每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的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2页）之别，由于这一切，因此尽管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上述的优势至今仍然没有赢得，致使社会主义道路在东欧和前苏联最终坚持不下去，令许多共产主义者扼腕叹息。
令人欣慰的是，能够完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使之最终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的经济模式、运行机制，现在终于找到了——那就是由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奠基、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建构落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大厦。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只要把市场经济拿来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把它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会出现人们过去作梦也想不到的经济奇迹。18年的改革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现在要对它作出科学的评价，为时尚早；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其地位与作用，并不亚于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列宁所创造并成功地加以实践的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所创造并成功地付诸实践的农村包围城市论。这是因为——
一、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与应用仅仅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还没有使社会主义完全摆脱空想的色彩；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建构及其实践，则使社会主义走出了由某些空想所造成的困境，焕发出优于资本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他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各个企业或工厂内部生产的有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的矛盾，并且认为这三对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仅不可克服与缓解，而且必然会越来越激化，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会越来越严重或更带有毁灭性，因而最终必然引发无产阶级革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因为它已经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无产阶级）维持奴隶的生活，……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了不能养活它（资产阶级）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①a]然而得出此结论已经过去了150年，资产阶级在大多数国家里，至今却仍充当“社会的统治阶级”，马恩断言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将越来越严重以及无产阶级的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的现象，在经历了1929—1932年那次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已不再出现了。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状及其发展态势来看，可以断言，资本主义的丧钟在短期内还不可能敲响。笔者如此断言的依据是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创造出大大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力），起码要经过社会主义国家100多年的努力奋斗，而且要采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0年，我国才可能基本上完成“两个根本转变”，至于要使市场经济体制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转得更好、显示出更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客观事实，可能要等到2050年以后才会出现。
马克思当年的断言之所以与此后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客观实际相距甚远，其一，是因为当时资产阶级还没有找到缓解上述矛盾的办法，而他本人也没有预料到资产阶级也能够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进行改革不断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主要改革措施有：（一）是马克思在世时就开始实施了的股份制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制度。这种股份制一出现，马克思就正确地指出股份公司的财产已“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因而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范围内的自我扬弃。”[②a]但是，马克思没有由此得出股份制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从而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结论，而是紧接着得出了股份制可以成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力方式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引者注）的“单纯过渡点”或“过渡形式”的论断。[③a]（二）是完善和实施了从写作《宣言》时就已开始萌芽的工人失业救济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为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它的形成与实施，改变了《宣言》指出的那种无产阶级贫困的增长“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快”以及《资本论》中指出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状况，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三）是出台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建立和完善了公开、公平、公正、开放的市场竞争法规，为优胜劣败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创造了政治经济环境，强化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从而优化了资源配置，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四）是出台了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一种使市场在政府的宏观计划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的经济运行机制。它的创造及其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极大地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原有的那种企业、工厂生产的有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之间的矛盾，缩小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弱点和消极作用，大大地减少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程度和破坏力，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甚至快速发展的阶段，大大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
其二，马恩低估了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建立、巩固和发展“所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马恩正确地指出了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扬弃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要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①b]，但他们对何谓“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的估计显然偏低。譬如他认为当时英法美等国的生产力已达到消灭“异化”、过渡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水平，因而认为这些国家有可能率先爆发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据有关统计数据，当时这些被称为工业先进的国家，其生产力的总和还不及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生产力总量，较之当今中国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更是小巫见大巫。尽管如此，我国今天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不够格的”的社会主义，同严格的社会主义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可能还要50年甚至100年，我国才能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科技、文化、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方面均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三，马克思所创立的社会发展三大阶段论，认为任何国家或民族，都必然经历“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自然经济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商品经济阶段）和“自由个性”阶段（共产主义阶段），并认为只有经过第二个阶段的发展才能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②b]。这就为共产主义学说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石。但由于他对第二大发展阶段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因而没有认识到一些国家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处于第二个发展阶段，如果提前消灭商品经济，就不可能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他没有指出这一点，这是他的科学理论带有空想成分的一个表现。由于这个原因，致使一些率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在商品经济还没有获得发展的情况下就取消了商品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由于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举步维艰。只是到了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并付诸实践之后，才扬弃了其空想成分，使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走上了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轨道，从而使社会主义固有的优越性开始显示出来。
其四，马克思在其早中期尽管表述过如下众所周知的观点：“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以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③b]但是，他在作出上述论断之后也在同一著作和其他著作中，提出了与此相反的论断，即认为商品经济很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也可能率先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甚至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于实现这种跨越之后如何建设和发展问题，马克思也作了原则性的回答——那就是努力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出来的一切“肯定成果”[④b]。但是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却与他的关于“只有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的论断相矛盾。他没有指出这个矛盾，当然不可能提出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案。这也是他的理论不够完备的表现。
但是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社会主义还没有从理论变为实践，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还未产生，因而根本不可能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创立，弥补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不足，使之成为严谨的科学体系。所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二、列宁、毛泽东的理论仅仅较好地回答和解决了落后国家如何夺取政权、获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问题，至于像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之后，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们虽然也提出了不少正确理论观点，但就总的而言，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是有偏颇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则较为圆满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使社会主义实践走出了困境。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他甚至提出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只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才能站稳脚跟的著名论断。因此，在夺取了政权、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平定了国内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叛乱之后，列宁就着手制定和实践旨在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的新经济政策。可惜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出台不久就逝世了，他的继任者斯大林上台不久，就放弃了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建立起在所有制方面的单一公有制（包括集体所有制），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以高度集权、政企不分、以指令性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杠杆，以国家统一调置生产、生活资源为特征的典型计划经济体制。
毛泽东与列宁一样，虽然没有看到马克思关于避免“卡夫丁峡谷”以及社会发展三大阶段论的文稿，但由于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因而创造性地提出了落后国家可以率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理论观点，并以高明的战略战术把它变为现实。这实际上是对避免“卡夫丁峡谷”论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列宁认为落后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之后必须经过一段新经济政策时期，然后才能实施纯粹的社会主义原则和政策；毛泽东提出了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先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尔后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阶段（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二个大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的理论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
但令人叹息的是，这两位伟人都未能把自己继承和发展了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到底。列宁由于过早逝世致使他的理论和政策被他人所抛弃；毛泽东则由于具有厌恶资本与金钱的本能和激情，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他很快就抛弃了由他本人建构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
我认为，从理论上看，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就是抛弃了作为他的最大的理论贡献的新民主主义论。此论包括新民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两个方面的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彻底胜利只是新民主义建设的起点，但他却把这个起点变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连接点，以致犯了超越了根本不可逾越的经济发展必经阶段的错误。后来，他在领导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过程中，又犯了类似的错误，把原先设定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约15年左右）的过渡时期缩短为三年，并批评按他在1953年底所提出“逐步”改造指示去做的同志是思想右倾和“小脚女人”。他的“左”的不顾经济文化发展规律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急性病，又导致他在以后犯了再次大的错误：一次是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运动；一次是发动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并不是由于毛泽东忽视发展生产力，相反，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但他未能掌握生产力自身的运动规律，同时，他并没有看到市场经济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主要因为他厌“资”反“资”，而过去又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创造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文明成果。它的形成和被采用，极大地缓解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解放和发展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也提高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它出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超过了过去几千年所创造的总和。它给资本主义增添了生机活力。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西方人仅简称为市场经济，很少在它前面冠以“资本主义”）；它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就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者的不同点，在于与其相结合的制度的不同，不在于作为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在于政府宏观调控的功能的高低，不在于一个是以计划调控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只要有这个主辅关系，就不是科学含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一个是以市场调节为主以计划调控为辅。二者都是使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经济竞争法规的规范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运行机制，都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市场供求关系是否协调，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要求以及优化生产力布局的需要等等，运用经济杠杆、法律手段和经济政策等等，对市场进行间接的宏观调控。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建立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国家所掌握的经济有限，宏观调控的力度不足，因而它充其量也只能缓解供需失调所产生的经济危机，而不能消灭危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建立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上，国家掌握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因而不仅能够集中力量兴办几件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也能加大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或市场短缺的生产环节中去，使市场经济朝着供需总量平衡、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方向运转，把市场固有的弱点和消极面减少到最低限度，因而更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文明发展的强大杠杆。所以江泽民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应当也完全可能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转得更好。18年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实践，已开始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配套地建立起来的条件下体现出来的。一旦转轨建制工程全部完成，它必定会比现在运转得更好！
综上所述可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资本主义社会增添了生机和活力，加快了西方生产力的发展，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而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解决了长期困扰着共产党人的关于如何发展经济、提高经济效益的难题，使社会主义的实践摆脱了自60年代就开始出现的困境，激发了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使社会主义从带有某些空想色彩变为可操作的严谨科学。因此，如果说市场经济体制增加了资本主义的活力的论断带有某些真理性的话，那么断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使社会主义的实践走出困境，使社会主义真正成为优于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制度，则更带有真理性。
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远意义所在。
注释：
[①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4页。括号中的注系作者所加。
[②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4—499页。
[③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4—499页。
[①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
[②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③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40页。
[④b]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第16页；第3卷，第83页；第19卷，第435、436、444、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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