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瑟#183;伯格学术荒诞小说的后现代戏仿与话语游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戏论文,荒诞论文,伯格论文,阿瑟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5-0114-06
阿瑟·A.伯格(Arthur Asa Berger)是旧金山大学广播与电子传媒艺术教授，中国真正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说《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后来这家出版社又连续推出了他的另外三部小说《哈姆雷特谋杀案》、《涂尔干死了》、《学术会议上的惨案》，和前者被并称为四部学术荒诞小说。后三部小说每部还有一个副标题，分别是“文学批评理论另类读本”、“社会学理论另类读本”和“大众传播理论另类读本”，按照这个逻辑，《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就应该叫“后现代理论另类读本”了。
《涂尔干死了》一书的翻译者曹雷雨在作者介绍里说伯格“身在学院，却没有丝毫学院气，他喜欢以轻松的方式引导学生进入一个学科领域，激发他们的兴趣”[1]（封二）。这大概是作者能写出这些作品的原因，每一部小说作者都虚构了一个谋杀案，而每一个破案的过程都变成了对各门学术理论的讨论，于是作者就有条不紊地把这门学科的各家各派理论娓娓道来，系统全面。但这样说似乎忽视了这几部所谓的“学术荒诞”式小说是文学作品。因为作为学术著作，这些东西充其量是一种通俗读物而已，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作为小说，竟然可以这样写，倒让我们感到新奇。可以这样说，伯格通过这几部小说，尤其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为后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创作范式。
一、戏仿及对文学本体的质疑
四部学术荒诞小说各自依托了一个刑事案件，《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的开头描写的是，在一次晚宴上，一阵短暂的停电过后，美国后现代主义之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艾托尔·格罗奇被人用四种方式杀死了。《哈姆雷特谋杀案》的开头则是阿格斯蒂诺·格利奥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文学教授，《莎士比亚研究》主编）叙述如何杀死了自己的六个同事。《学术会议上的惨案》开头是写一次“传媒理论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的情景，第二章则写了巴黎第十大学教授让—乔治·西缪尔在作完自己的学术报告之后，也是在一阵短暂的停电中被人用一把匕首刺进了背部杀死了。《涂尔干死了》的开头则写几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来到伦敦参加“社会进步的前景”学术研讨会期间，马克思·韦伯的妻子和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先后来找福尔摩斯，声称韦伯的精神有问题，请福尔摩斯出面阻止他可能出现的过激行为或自杀。当天晚上在宴会上，韦伯和涂尔干发生冲突，随之涂尔干失踪，有人怀疑被杀，而布拉克内尔夫人价值连城的钻石首饰也在混乱之中不翼而飞。
这四部小说的开头都涉及了一桩刑事案件，四个谋杀案，加一个宝石失窃案。作者在这里都用了写实的手法来叙述，完全是一个侦探小说的开头。而且作者是很会讲故事的，四部作品在叙述节奏和叙述风格上有所变化，有的是一开始就摆出了案件，有的是先铺垫然后再提出案件，作者知道如何吸引读者，使读者产生要读下去的愿望。但是接下来，作品则改变了自己的方向，脱离了传统侦探小说对案件的认真探察和与罪犯的斗智斗勇，而走向了对理论的探讨。这四部作品发生这样的转折，都源于一个契机，那就是侦探发现了一封信或一段文字。《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中是在格罗奇的身上发现的一张纸条，也是写给侦探的信：“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万一我惨死，这一理论会指向杀我的凶犯，要抓住一个理论家得靠理论——艾托尔·格罗奇。”[2](P24)这封信一下子就把格罗奇的被杀确定在后现代的语境之中，并指定要利用后现代理论才能破案。因而侦探只能改变自己多年来侦破案件的做法，而开始通过和当时在场的人谈话，看格罗奇讲演的录像、他的书信等来全面系统了解后现代是怎么回事了。
《涂尔干死了》作品一开始，侦探福尔摩斯收到了马克思·韦伯夫人的一封信，称她的丈夫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处于危险之中，希望能得到侦探的帮助。接着涂尔干也来找福尔摩斯，同样留给了他一封信要他在允许的时候拆看[1](P8-9)。侦探自从接到韦伯夫人的信后，就开始买这些参会学者们的书，关注报纸期刊的报道，或是通过和当事人谈话等各种形式了解这些社会学家的主要观点。《学术会议上的惨案》则是在侦探检查被害人房间时，看到了一部侦探推理小说《在花园里》的开头的一段话，讲一个谋杀案只有被害人牙齿里的一片油炸面托虾是唯一的线索[3](P94-96)。这细节一方面表明此案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这种西餐式的快餐与快餐文化联系在一起，似乎就和大众传播理论有关了。《哈姆雷特谋杀案》则完全以杀人者格利奥马自述的形式写成的。他对自己如何杀人过程的叙述则成为了一个文本，既是给读者的，也是给侦探的[4]。叙述者在这里把他与同事间的观点的差异，表现的各家各派关于哈姆雷特的问题讨论出来了。这些契机的出现，则使得这些案件形成了一种自我相关性：现实的谋杀案和杀人者、被杀者的理论研究联系到一起了。于是作品的发展方向出现了逆转，完全脱离了传统侦探小说的轨道，作品的开头则变成了对侦探小说的戏仿。
这四部荒诞小说中侦探的选择也是颇有意味的。《涂尔干死了》中的侦探是大家都熟知的大作家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其他三部中的侦探则是所罗门·亨特，这让我们想到美国一部颇有影响的侦探电视剧《神探亨特》。在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福尔摩斯擅长在错综复杂的案情中发现罪犯留下的蛛丝马迹，并精于推理；而《神探亨特》中的亨特则精明干练，智勇双全。然而在这四部学术荒诞之中，他们的特长基本上没有了发挥的余地，他们都放弃了自己的特长，而完全陷入被动地对各种理论知识的探讨和学习之中。于是这些人物也成了对这些经典作品的一种戏仿。
还有小说的题目，只有《涂尔干死了》是直译原名，然而原作副标题“私家侦探福尔摩斯介绍社会学理论”(sherlock Holmes is introduced to sociological theory)却没有翻译，如果这个副题翻译过来，作品的戏仿味道会更浓。《学术会议上的惨案》也基本是遵循原作Mass Comm murders，但副题“五个传播学理论家的自我毁灭”(Five media theorists self-destruct)也没有翻译。另一本应该是“哈姆雷特事件：现代语言学会议上的谋杀案”(The Hamlet case:the murders at the MLA)，和原书名差别最大的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原书名应该是“对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解剖”(Postmortem for a postmodernist)。这些作品原名本身对谋杀的暗示应该说也是很清楚的，而翻译者稍稍改动一下则更为明显。但如果从戏仿的角度来说，我总觉得原书名的色彩更浓一些，改动后书名倒比较像一部正经的传统侦探小说了。比如“对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解剖”，其一语双关，既包含了在格罗奇被杀后的尸体解剖之意，又包含了在格罗奇被杀以后，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剖析之意，似乎更好一些。这些题目对刑事案件的提示或暗示，像是侦探小说的题目，每部作品的开始也都设计了一个谋杀案，但后来的叙述则和侦探小说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题目本身也成了一种戏仿。
戏仿(parody)，又称做滑稽模仿，通过对原作的嘲弄与反讽来暴露原作的荒谬可笑，从而达到对其进行颠覆和解构的目的。这是后现代文学常用的叙事策略之一，表达后现代文学对传统叙事、文学构成乃至文学的本体等进行质疑以至于彻底颠覆的精神。这四部学术荒诞小说通过这种戏仿，特别是一张纸条以及一段文字的出现，为谋杀设定了一个特殊的语境——即后现代的语境，这样就使对后现代理论的探讨成为了小说中的重要一环，也就为后来小说中讨论各种后现代理论提供了依据。虽然讨论的问题涉及大众传播理论、文学批评理论和社会学理论，但作者都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之中来讨论这些问题；其次作者选择侦探小说来戏仿也是独具匠心的。侦探小说在两个方面表现传统小说的逻辑是比较突出的，一是它的确定性：对于一件刑事案件来说，尤其是一件谋杀案，罪犯、作案动机、被害人都是确定不移的，如果抓错了凶手，或是让凶手逍遥法外则是不可原谅的。任何一部侦探小说都要通过侦探的艰苦努力的工作，最终把案件理清，把罪犯绳之以法。二是情节发展的线性逻辑和因果律：案件的侦破，所谓拨开重重迷雾去发现那些蛛丝马迹，也就是寻找事物潜在的因果关系。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话在侦探小说和刑事案件中来强调是一点都不为过的。“确定性”与“线性因果律”在某种意义上是构成了传统小说乃至后现代以前所有文学本体的核心元素，而这四部学术荒诞小说通过戏仿，把不确定性和复杂多样性引入作品，彻底击碎了关于确定性和线性逻辑的信念，从而对文学的本体观念进行质疑和反思，因而就有了元小说的性质。
二、理论性叙事与小说形式的重构
如上文所说，每一部作品因一封信或一段文字的出现，脱离了侦探小说的模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逆转。《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在开始叙述格罗奇被杀时已经留下了一个悬念，也为后来在格罗奇身上找到的那张纸条的出现作了铺垫，即他的脸上居然凝固着一种像是微笑的表情。这张纸条就像是对他的微笑的解释。首先，从这张纸条看仿佛艾托尔·格罗奇早就知道自己将要被谋杀，那么他为什么不早作防范呢？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怀疑直接说出来，或者是提前向警察报案，而是采取这种让人们捉摸不透的做法呢？甚至人们会感觉到这场谋杀就仿佛是格罗奇自己精心设计的，那么整个凶杀案就成为了艾托尔·格罗奇——这个被谋杀者对侦探智力的测试和戏弄，因而，整个小说的故事情节（如果说有故事情节的话）就不是一个侦探故事，而变成了一个后现代的游戏。其次，格罗奇把自己被谋杀限定为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或者说他精心设计的这场谋杀是一场后现代游戏，他是按照后现代主义思想意识来设计的，因而也要求人们按照后现代的意识来破解这个谜语。然而对于像亨特这样的侦探来说，他根本不知道后现代为何物，那么他就必须先去充分了解后现代理论意识，所以小说中近18章的篇幅对后现代理论的探讨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最后，侦探亨特对后现代理论意识的探讨，取代了对艾托尔·格罗奇被谋杀的案件的侦破，而成为了整个小说的中心线索[5]。
亨特侦探看到这张纸条后的反应，“我要看关于这后现代主义的玩意儿，我能弄清些什么，‘抓住一个理论家得靠一种理论’，这就是格罗奇写的，是吗？很快我就会发现他是否正确”[2](P24)。这张纸条设立的后现代情境，改变了侦探小说的逻辑，亨特不得不完全放弃自己从事了25年侦探工作的经验和惯常做法，进入到一场后现代游戏之中，此后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和一个真正的侦探所应该做的背道而驰。他似乎被这张纸条引导着，把自己的兴趣完全集中在了解后现代主义是怎么回事上。艾托尔·格罗奇被称为美国后现代主义之父，他所交往的人也多半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他是在一个关于后现代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聚餐会上被谋杀的，出席这个聚餐会的人员也都是后现代理论家和后现代作家，只是他们各自所持的理论观点不同。于是这种后现代情境的设立，也使得这场谋杀案和他们的理论研究构成了自我关联，一是各家各派的后现代理论则成了对现实中发生的谋杀案的不同解读，二是现实的探案过程则成了这纷纭复杂的后现代理论的试验场。
《哈姆雷特谋杀案》中，格利奥马自己叙述他如何杀害了自己的同事——《莎士比亚研究》的编辑们——的过程，也就是展示各家各派理论是如何解读莎士比亚尤其是其悲剧《哈姆雷特》的。先是格利奥马本人讲述他动手前曾请所有同事共进晚餐，在宴会上他让所有人都打开话匣子，谈自己的观点及新近的研究成果；然后是侦探亨特找那些还没有被杀的人谈话，也都非常注意了解他们各自的观点差异。剧本《哈姆雷特》中克劳狄斯杀死自己的哥哥，窃取王位是一个谋杀案，而现实中格利奥马谋害自己的同事也是一个谋杀案。艺术中的谋杀案和现实中的谋杀案在格利奥马的叙述之中合二而一，读完小说之后，我们很难弄清叙述者讲的是真实的故事，还是他的幻想。但不管是真是幻，格利奥马内心的仇恨和嫉妒，以及他采用不同的方式杀死了自己的六个同伴，似乎都是莎士比亚戏剧的应有之意，所以对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的解读，也就成了对格利奥马行为的解读，现实的谋杀案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谋杀案具有了一种共谋关系，也是一种互文关系。在这种共谋或者叫互文关系中，两者构成了文学的自我指涉，它们互为参照，也互相颠覆和解构，于是乎在真实与虚构、现实与幻想之间展开了作者对于文学本体的形上维度的质疑和反思。
现实的刑事案件，以及对这些案件的侦破与作品所宣传的理论之间的自我相关与自我指涉，带来了小说创作上的一种新的形式，这也可以说只有像阿瑟·A.伯格这样的学者作家才可能运用这种新的小说形式，即把小说的叙述和学术讨论两种不同的文本结合起来。作品是小说，作者要叙述故事；而这个故事又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那些学术问题，又需要对那些问题阐述清楚。唯其如此，所以小说不是直接以议论的方式来表现对这些学科学术问题的论述，而是在侦探侦破此案的过程中，通过访谈、审查材料以及主动学习时叙述出来的。偶尔会有一些不同观点的讨论，也是通过对话的描写而揭示出来的。所以学术讨论就这样变成了小说叙述的文本。同时，这几部作品的刑事案件都指向了他们研究的学科理论，或者说他们研究的理论都不是与这些现实中发生的谋杀无关的东西，而是作为对这些谋杀案的一种解读乃至多种解读。所以后来的故事都脱离了侦探小说的叙述模式，而变成了对各家各派理论的讨论，叙述文本也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学术讨论的文本，这二者就是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在后现代文学中也曾出现过打破科学和文学界限，把科学理论引入小说的，如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其中就用了大量的篇幅谈论熵增原理，但作者的用意是要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解释社会人生的问题，涉及的只是自己理解的这个科学定律，没有关于它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对立，这和伯格能够在自己的作品里，把实际发生的谋杀案和不同学科的各家各派理论结合成一体，使之自我指涉、自我相关、自我悖谬、自我解读完全不同。正是这二者的自我相关与互文，才使得伯格小说实现了对文学本体以及世界的本体论怀疑，从而指向后现代思想观念的核心①。
马克·柯里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一书中指出：当代文学发展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即一些理论批评家开始逐渐转向了纯叙述文本的写作，而一些作家却津津乐道于把批评理论引进自己的小说叙述之中，因而出现了所谓的“理论性虚构作品”，“将批评作为一种互文关系而非元语言的思绪将介乎小说与批评之间的理论性小说统一了起来”[6](P78)。这四部学术荒诞小说就构成了柯里所说的理论性小说。这些小说在形式上形成了一种叙事的断裂和中断，作品情节表面上虽然从始至终都围绕着谋杀案，但实际上除了开始有一个谋杀真实地叙述出来，结尾侦探得出了一个结论以外，中间几乎没有什么事发生。当然如果是多人被杀的，则这个过程要重复几遍。中间几乎都涉及各家各派理论的介绍和讨论，而各家各派理论除了属于同一学科之外，也都是各执一端，互不搭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作者也只是把这些理论主张罗列出来而已，并没有形成像一篇学术论文那样完整的论述，于是，这相互平行、相互矛盾和对立的各家之说就成了碎片，整个小说就成了碎片的拼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中断不是由外部硬塞进去的碎片造成的，而是在叙述的框架之内，由叙述的内容自身造成的。这样就使得小说在中断处不着痕迹，这一点也和其他的后现代小说不同。
于是乎，这几部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不确定的了，情节逻辑也由线性变得复杂了。首先，这几部小说也没有完整统一的人物形象，每一个人似乎都是为了某一种理论观点而存在的，如《哈姆雷特谋杀案》讨论的是关于莎士比亚的评论，其中的人物就分别是各种理论代表。作者在人物介绍中说得很清楚，美兰妮是心理分析学派的代表、鲍里斯是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的代表、安娜斯塔西娅是女性主义评论家的代表、伊西是结构主义评论家的代表、克莱弗是社会学评论家的代表、格利奥马是文学史评论家的代表、安妮则是文艺学评论家的代表。而且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颠倒，那些学者成了被谋杀者和谋杀的凶手，而侦探亨特和福尔摩斯则成了各种理论的倾听者、评论者和学习者。侦探变成了学生，被害者和谋杀嫌疑人成为了老师，破案过程变成了一个学习过程，主动勘察案件变成了被动接受学问。这本身就是对这些理论的一个极大的讽刺。
其次，侦破案件的过程和学习过程又有一个相似点，即都要发现真相。侦探的破案要发现迷离的案件背后的真相，找到真正的凶手；老师和学生的教学与学习过程是要掌握知识、揭示真理，这也是两者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但最终的结果，真相的发现不是让我们找到真正的凶手，揭示事物的真理，恰恰相反，通过学习我们知道理论可以遮蔽现实。按照福柯的说法，每一种理论都是一个特定的话语网络，而这种话语网络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读解现实的权力关系，并引导人们去构建属于这种话语情境的现实。艾托尔·格罗奇在留下的那个纸条中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提示，竟让亨特侦探完全脱离了惯常的逻辑，而能以一种全新的态度去对待这个刑事案件，得出一个奇异的后现代结论。这使我们看到在不同理论的语境之下我们对事实真相的看法并不是唯一的，而是丰富多样的；理论并不是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只是单纯地解读现实，一种好的理论可以揭示现实的真相，是在建构某种现实，不同的理论会建构出不同的现实。
三、谋杀现实与话语游戏
在这四部所谓学术荒诞小说中，《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是最能表现出这种建构现实的特征的。作品开始叙述了一个谋杀案，艾托尔·格罗奇被杀。但那张纸条出现以后，却引导亨特侦探在种种后现代理论话语中来解读这个谋杀，并最后得出了一个具有后现代意味的结论，这个看起来像是现实的谋杀案就被彻底解构成为了一个可以在各种话语中具体操作的符号。由此谋杀和各种理论的探讨成为了相辅相成、相互缠结的两部分。首先，谋杀成为了一个话语符号。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现实中真实的案例，而完全成为了一个在语言游戏中可以运作和操演的符号，于是乎关于谋杀的动机、谋杀的手段、谋杀的进行等都成为了一种语言游戏，直接和各种理论相关，而与现实发生的真实状况没有任何关系。其次，谋杀又是各种理论话语出场的诱因和运作的语境。因为谋杀的出现，才把这些思想家、理论家以及侦探聚到一起，同样因为谋杀使他们有了充分阐述自己理论主张的需要，而所有这些理论主张的阐述，又都必须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如何理解这场谋杀，也就是说谋杀为这些理论话语的运作限定了范围。
这部作品最后，即侦探在把所有人召集起来要宣布结论时的一幕，是颇有意味的。亨特为本案设计了四幕情景，第一幕，是格罗奇的同胞弟弟杀了格罗奇；第二幕，当时在场的六个人同时用四种方式杀死了格罗奇；第三幕，格罗奇是自杀的；第四幕即在所有想杀格罗奇的人动手之前，格罗奇死于心脏病发作。他认为只有第四幕是最具有后现代意味的，以此结案，“按最好的后现代传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的未遂的谋杀者企图去杀一个死人。从法律上讲这意味着即使有许多人想杀他，却实际上没有人杀死格罗奇”[2](P273)。这样无论在叙事形式上，还是在思想观念上，作者都把这种后现代的语言游戏进行到底。
其他作品虽然也成功地把谋杀和理论话语结合起来，但都没有这部作品那么不着痕迹。《哈姆雷特谋杀案》中，现实的人物和这场谋杀不断地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尤其是和《哈姆雷特》这出剧进行比较。这表面上看是出于一个多年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的潜意识，但在这种比较之中，现实的一场谋杀似乎被作品情景再现的表演所取代。表演即play，这个英文词既有表演，又有游戏的意思，在这里两种意思也就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在《学术会议上的惨案》中，我们注意到了书中出现的一些变体文字，即描写梦境的或是引述文字，如第一章里当米哈伊拉问以利亚睡眠好吗？以利亚进入了一段和米哈伊拉同在莫斯科的幻境描写，西缪尔的演讲、在西缪尔房间发现的那本侦探小说的段落、丽莎和米哈伊拉的信件以及哈德雷的研究课题报告等，都在现实和虚幻、文本叙述和话语游戏之间打开了一扇大门，使得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坍塌了。因而现实的也就是虚幻的，实际发生的也就是话语操演中的了。《涂尔干死了》一书则是直接由韦伯夫人和涂尔干来找福尔摩斯，提出了犯罪和自杀的问题，这既是现实中马克斯·韦伯存在的问题，也是社会学的理论问题，因而由此把现实问题引向话语游戏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几部作品最终都是以谋杀案而结案，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彻底把谋杀作为话语进行到底，但其理论话语与现实事件的合二而一，还是在进行着话语的运作与操演。
作品中，为了能够尽量做到把每一学科的各家各派理论介绍全面，除了在叙述中要每个理论家去阐述他们的理论之外，还在每一章之前，引述了一段本学科著名理论家的论述作为插话。这一方面使得话语游戏的意味更为强烈，另一方面也使这种碎片的拼贴感更加强烈，而这两者都使得这些小说愈益远离传统小说，更像是一部后现代小说。然而，掩卷而思，“谋杀”两个字，似乎承载了太多的象征意味。因为一场谋杀，杀出了这么多内蕴和意义。这让我们想到了波德里亚的《完美的罪行》，波德里亚说：“本书写的是一桩罪行——谋杀实在罪的始末。也是消除一种幻觉——根本的幻觉、对世界的根本性的幻觉的经过，实在不会在幻觉中消失，而是幻觉消失在全部的实在中。”又说：“假如没有表面现象，万物就会是一桩完美的罪行，既无罪犯、无受害者、也无动机的罪行。”[7](P4，6)在波德里亚的理论之中，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一桩完美的罪行，因为实在首先被谋杀了，而当实在被谋杀后，幻觉也同样被谋杀了，世界变成了一个由仿真构成的类象世界。
那么这个没有罪犯、没有受害者、没有动机的完美的罪行，不正是这几部学术荒诞小说中所谓的谋杀吗？小说开头叙述的谋杀只是对侦探小说的戏仿而已，而真正的谋杀正是发生在这个虚拟的语言的世界之中。首先，那些各学科的各家各派理论本身就是凶手，就是谋杀现实的凶手。本来是一个现实中真实存在的谋杀案，经过了这些理论的解读，就被彻底解构，而成为话语运作中的一个语言符号。其次，这纷纭复杂的理论也是对谋杀叙事的一种解读，一种限定了具体语境的解读。我们接受了不同的理论观点，自然就可以对现实有不同的看法，由此可见，理论既能对现实加以解蔽，又能了解真相，揭示真理。然而当我们无法确定哪种理论是正确的，哪一种理论是错误的，或者理论根本就无所谓正确还是错误的，只是话语在一个具体的网格系统中运作的结果而已时，这个解读过程就告诉我们，客观的现实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谓的现实，实际上是由不同的理论观点建构起来的。于是乎，谋杀案的真相是不存在的，文学本体的真实观和确定性也是一个谎言，客观世界的真理只是某种话语运作的权威性体现而已。但后现代一方面在反对任何权威，一方面又无法避免自己成为一种新的权威，这个悖论使得后现代的解构开始走向了极端，进入了其自我解构的过程。
收稿日期：2007-07-02
注释：
①参见麦克黑尔：《现代主义文学向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旨嬗变》，载佛克马、伯顿斯编《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麦克黑尔认为，从现代主义文学转向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主旨上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从认识论问题转向了本体论问题，后现代主义文学提出的问题，都是关于文学本体和世界本体的，它表现着一种对世界的本体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