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卓舒论英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雄论文,杨卓舒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我知道你崇尚英雄，而且你本人也洋溢着英雄主义。请谈谈你对“英雄”的定义？
杨卓舒：英雄的标准即生产力的标准。英雄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标准，即不能超越一个时代，因为那是时代特色所决定的。整体上，英雄可以概括为不同时代的精英。英雄有大小之分，有不同领域之分，大英雄影响整个历史。历史唯物主义观说历史是群众创造的，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历史是群众和英雄共同创造的。如果没有群众的实践，没有群众的要求，英雄想振臂一呼，想推动历史进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群众有了这种要求，而缺少一个或一群能够站在时代高度的人物，群众也是一盘散沙，无所作为。比如说结束皇权专制社会的几千年统治，如果没有孙中山，那么中国社会不知道还得在黑暗中摸索多久。孙中山和中国国民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到了民族危机最深重的时刻，广大民众有变法图强的要求，而戊戌变法失败，于是就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孙中山就应运而生了。英雄和群众是历史进步的左右轮，两者不可偏废。英雄史观说整个历史都是英雄创造的，其他都是群氓，完全听从英雄的任意摆布，历史就像面泥似的，随意捏来捏去，这绝对不符合历史真实。但是，说历史像漫无边际的洪水，像黄河到了一定时候就改道，历史又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认为只能是英雄史观和群众史观相结合。
我说的第一类英雄能推动历史的进步，能代表千百万民众的共同要求，顺应历史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第二类英雄是处于社会积淀时期，处于渐进阶段，这时期的英雄一般表现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里面。在这个意义上说，领袖和英雄是一回事。所以，在不同领域，出类拔萃的，起着路标、示范作用的，也称为英雄。第三类，我们还应该关注独立精神世界的英雄，有许多大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等个体脑力劳动者，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
即通过思想、通过灵魂层面的方式驾驭一个群体，驾驭一个领域，甚至驾驭一个时代。这种思想上的英雄，这种灵魂上的英雄是无冕之王，这是不分时代、不分种族、不分疆界的。这类英雄，对人类的贡献甚至比一个开国元勋，比一个总统更有价值。
美国是华盛顿用枪和伟大人格打造出来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美国又是杰斐逊用大脑思考出来的，用他的笔写出来的，所以，他也同样不朽。在美国历史上，第一大英雄是华盛顿，第二大英雄就是他了。如果按照我们的标准，英雄只会是华盛顿，而不是杰斐逊。思想领域的英雄应该给予足够关注，我曾经在《论知识经济》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不能向人类贡献思想、哲学、艺术、文化、科学的各类大师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我们这个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这样的精灵，但绝大多数是不幸的，也没有一个精灵成为全世界共有的财富。西方有耶稣，中东有穆罕默德，印度或者说尼泊尔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儒有道，也有过诸子百家的繁荣，而历史上西方灿若群星的思想家、哲学家、文艺家则不可胜数。因为中国是绝对的皇权，普天之下只有皇帝即天之子，是圣明的，其他都是无足轻重的，都处于被奴役和从属地位。中国历史上的思想上的贫乏和物质上的贫乏是相伴生的，因为多元意识形态是产生思想和文化巨人的前提条件。
记者：对一部电影来说，思想性和艺术性哪个更重要？
杨卓舒：电影作为文学艺术产品，首先应该是艺术，不容否定。主题先行，是对文艺的一种蹂躏。主题突出论，实际是对艺术的摧残和扼杀，但艺术领域有一个本质特征，艺术的本质恰好不是纯艺术。艺术是给人看的，人是分为不同时代的，人是有各自的价值标准和审美标准的，这就是“文以载道”———首先得承认它是文，但凡不能载道之文都不能为长久之文。古今中外凡不朽之作、凡称之为经典之作的都是因为载道而存在，也正是因为载大道才得以登峰造极，抛离开灵魂的艺术是根本不能存在的。不论是世界文学名著３００部，还是各个时代的价值连城的艺术品，莫不如此。你说《蒙娜丽莎》里画的那个女人好看吗？我看不怎么样。但她的不朽不在于画技如何，而在于那个野蛮的时代行将崩溃的时期，她张扬了一种个性的解放，并且是长期被压抑的女性的解放，这是它的伟大之处。把从来不能公开谈的问题摆在了公众面前，这是一种人性的解放，这是它的本质。如果没有这种人性的解放，那历代美女图不就太多了吗？哪里轮得上蒙娜丽莎！甚至现在有的人说她是个男人，有的说是性变态，那些都不重要。关键问题是她是个女性，甚至只可能是个女性。在女性不能被谈论的时代，这个女性被当作一种经典，被作为一种模范，被作为一种艺术原本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是它的真正的“道”，所以它才不朽。大家知道雕塑《大卫》，要是这个裸者穿上长袍，或身着铠甲，那就不叫大卫了，大卫就得赤裸裸地坦诚相见，实际也是张扬赤裸裸的人性，以人为本。
记者：“侠骨柔肠”、“舍生取义”被传统视为英雄的潜质，你认为是这样的吗？
杨卓舒：英雄首先得是人，首先有正常人的情感，先是合格的人，尔后才是英雄，就像先是合格的公民，然后才能成为领袖一样。我认为，真正的英雄必是侠骨柔肠的。所谓侠骨，即是不可折之强骨，不可易之忠骨，不可移之贞骨，又是可寸寸截断之骨，可处处掩埋之骨，可凌迟后暴于闹市之骨。而所谓柔肠，英雄更儿女情长，但绝不英雄气短。若仅有儿女情长，成不了英雄。在这里，柔肠应解释为无尽的爱心，这是对民族、对人生之爱，爱有多深，英雄之气便有多长。舍生取义的方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标准，比如说世界大思想家、大艺术家罗素，近一个世纪不停的劳作，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的一生艰辛劳作实际也是一种舍身。只不过舍身的方式有的是一瞬间，有的是穷其毕生精力，用自己的血肉去张扬和传播某一种精神，这也是一种献身，所以献身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多数情况下，那种轰轰烈烈献身的机会是很少的，真正最艰难的不是瞬间地牺牲，而是持一生之久的，如甘地，如金大中，这比瞬间就义要来得艰难。甘地何止死了百次，曾经一年就绝食３０多次，长达２００多天，就他所禁受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积一生之功锲而不舍，不停地奋斗，不停地追求，这应该说是更加艰难的。所谓千古艰难惟一死，其实有些东西是比死更艰难的，这也是有的人敢于视死如归。
记者：很多人都说电影《英雄》洋溢着史诗般的美感，是寓悲壮于浪漫、寓隽永于磅礴的大制作；但你却说它粉饰苛政，美化暴君，为什么？
杨卓舒：这部电影能引起我注意，最重要的是它对历史的一种价值观和评判，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当代和中华民族未来走势的影响，也恰恰在这点上，《英雄》影片的主题和我的审美趋向和价值标准发生了激烈冲突，所以为我所不能容。这涉及到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评价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些教科书，包括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依然滞留于中华民族的伪历史之中。比如“中华民族封建社会历史漫长”、“我们的祖先勤劳勇敢”、“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曾经创造了世界四大发明”、“曾经有过光辉的历史”……这显然是荒谬的。我们的落后可以上溯到２５００年前，在孔夫子时代和苏格拉底时代相比我们就已经落后了。现在，教科书对主流的评价仍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实际上这个评价是伪科学的。中国社会几千年实际是个什么情况呢？实际上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达不到封建制水平，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皇权专制社会。如果真要是有２０００多年封建制，中国社会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如果要是封建制，中国社会走到今天就将成如下情况：第一，多元化肯定已经形成了，思想、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政治的多元化，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民主政治的基础雏形、基本骨架已形成。我们整个民族今天的一切罪孽如果寻找历史根源，有一个根源就是没有实现封建制，而这是由皇权绝对专制造成的。第三，如果中国是封建制，中国商品经济的雏形，要比皇权专制这种形式至少早二三百年，即使落后于欧洲２００年也应该是没问题的，也就是满清入主中原前后的时候，所谓康乾盛世的时候，中国农业社会走到鼎盛，那时候如果多元化的话，可以想象东南沿海的江浙闽粤一带蓝色文明将有长足发展。整个中华民族黄色文明代表着农业文明，这一直是主线，其间有１０００多年的绿色文明即牧业文明代表少数民族，蒙满两族入主中原，绿色文明与黄色文明相伴。第三类文明就是蓝色文明，一次次面对借助外部力量的发展机会却被中央集权一次次打下去，甚至出现所谓康乾盛世时强令东南沿海不许片帆下海的野蛮而荒谬的国策。对１８４０年需要重新评判，没有１８４０年，还是闭关锁国，很可能我们现在还拖着大辫子，像你我这样放言，文字狱还不灭了九族？遏制了蓝色文明的发展，直接结果是沿海很多省份本来应该相对早一些进入早期工业社会，但是，丧失了机会。其中包括明朝都城由南京迁北京，这实际是皇权专制社会下，一种潜意识的选择。明朝做的几大错事之一就是选址定都，如果一直在南京，可以驾驭江浙闽粤，重点将发展东南，将有一个开阔的国际视野，蓝色文明将得以发育，将知道航海之便利，将有蓝色领土的概念，于是将有新兴的文明替代野蛮，将有相应的科学和教育。航海了就要有天象、有海图、数算、有历法、有罗盘等一系列数理和机械制造。而明朝选择的是一个想象中能驾驭全国、行使中央集权的位置，选定了北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一声令下，全国唯有服从。在这种政治下只适应小农生产，别的什么都不行，商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工业是发展不起来的，高科技是发展不起来的。
这就说到“四大发明”，人类到今天相当于中国四大发明的发明得有４万件以上，但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为什么我们只有四大发明就停止了？因为我们没有市场需要！在农业社会，邻里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要指南针干什么？所以，在小农社会里，高科技没有前途，没有市场，没有需求，也就没人发明，有点创造也被束之高阁。遍地文字狱，要活字印刷干什么？全天下最会写字的就一个人———皇帝，最会读书的就是国子监的考生，有点竹简，有点木刻板，再有一点纸就足够了。这是皇权专制遏制了文化、遏制了科学、遏制了商业、遏制了多元思想。这种集权专制带来的是一个中央帝国的概念，没有全球概念，他的全球概念就是中央帝国，中国是在地球之中央，皇帝是中央的中央，中国高于其他任何国家，皇帝高于整个中国，皇帝一直自我定位是全地球唯一的上帝之子。因此当外族前来时，当欧洲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时，大清朝皇帝还语重心长地叮嘱人家，“回去告诉你们国王，好好种地，别误农时”———他的全球视野是一种想象中的自大。这就耽误了我们的民族向世界优秀民族学习，从而就没有了这种历史危机感。因此，已经落后世界几百年了，自己还以领跑人自居，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挨打。这种集权专制给后期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几乎在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一切社会危机当中都可以找到这种历史的印痕和渊源。比如我们的人口问题、三农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国际地位问题、社会稳定问题．．．．．．三农问题现在说也说不清楚，哪来那么多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三农问题其实是历史上长时间的集权专制、小农社会留给我们的现状，就是农村人口比例过大，城市化规模太小。如果早２００年进行工业革命，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可达６０％。皇权专制带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政治文明问题，在集权专制下，政治文明是不存在的。几千年来都是皇帝圣谕天下，或者是听了圣人教化，还需要老百姓自己表什么态？一年四季都替自己决定了，春耕夏锄，秋收冬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美其名曰安居乐业，好像挺有诗意。一个民族有如一个人，有一个基因链，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历史、政治基因链中缺少渐进的序列，被周而复始地打碎，稍有文化和物质积累就被推翻，然后一次次改朝换代，一次次周而复始。终于有一天有人宣扬要建立公正理想社会，于是天下响应，于是又一次全社会的大乱伦，那就是“剥削者”被剥夺，实际是劳作者、经营者、创造者被剥夺，早期积累者被剥夺，而后把集权专制演化到极致。
《英雄》所歌颂的恰恰是在历史上集权专制的始作甬者，秦始皇灭掉了多元化。除了灭六国，真的再没别的选择吗？若真如此，中华民族真成了弱肉强食的劣等民族。秦始皇以天下和平的名义征伐六国，也就是说，没有杀戮，没有白骨如山、殷血成河，则无天下之和平，照此推论，中华民族是什么？以此扩而大之，当今中国不是被外族统治，就是统治外族，何来正常的国际关系？又何来谈判入关？在中华民族自秦以下的两千多年历史上，无休止的争战换来的只是一段专制下的稳定，而后又走向动荡、征伐、杀戮，然后再稳定、再大一统、再动荡、再杀戮，如此周而复始，基本构成了秦以来两千年历史。秦灭六国时候用的是暴力，尸横遍野；巩固政权时候用的是暴力，严刑酷法，剥皮抽筋；甚至对文化的摧残也用暴力，罢黜百家，焚书坑儒。在内心深处，秦始皇是历代君王的心中偶像，而在表象上，秦始皇又被历代君王作为反面典型，为什么呢？为的是标榜自己施仁政，标榜所谓的内圣外王。就是这样连专制帝王都不齿与之并列、不齿与之并提的暴君，在当今时代，居然还在一种特殊情感下给予了一种特殊的、无尚荣光的历史性评价，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在电影《英雄》中，秦始皇是真正的外王而内圣、是假杀戮以济苍生、假征伐以和天下、假残暴以施仁政、简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典范，是伟大的革命家。
如果说人们不能从集权专制这个角度来进行历史评价的话，那人们评价秦始皇的标准是什么呢？秦始皇做了如下事情：一是大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帝国。第二，永垂不朽的建树：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是个什么东西？是中华民族耻辱的象征，是分裂的象征，政治无能的象征，愚不可及的象征。想挡的都没挡住，是挡住了元朝还是挡住了清朝？不该挡的都挡住了，挡住了南北交易、交流与融合。长城其实是一条分水岭，沿长城以外，降水量明显下降，适合牧业；长城以里，降水量较为充沛，适合农业，这里应该是牧业和农业有效地交流和沟通的地方。通过民间持久的贸易，把黄色文明和绿色文明置于有效平等地交换，于是，中原文化不停地向外扩张和传播，少数民族有价值的东西也不停地深入中原，完成一种民族交汇———有很多种方式：契约的方式、平等的方式，但秦始皇一个也没有采用，而是修了一条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在此还是敌对的象征、色厉内荏的象征，同时也是一种野蛮的象征。我曾经在长城沿线走过一小段，可以想见，长城有多长，尸骨就得有多少。就以现在的生产力水平，修这条万里长城，难度也可想而知，在那个时代更是谈何容易，死人怕也不下几十万，甚至可以想见，劳工们以人肉为食，人骨为薪。否则，百万之众劳作于崇山峻岭，粮草岂有不断之时？陈胜吴广起事于大泽，天下第一响应者多为被押往修长城路上的苦役，与其送死，不如铤而走险，由此也可推断长城是尸骨堆成。这本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奇耻大辱，却成为沾沾自喜的理由，弱智一至如此，也难怪秦始皇居然堂而皇之成为英雄，灭六国杀戮居然成了圣战。可悲！可叹！！可怜！！！如果不惜民力，哪个专制暴君都能创造“历史奇迹”。长城两侧当年肯定是郁郁葱葱的林木，现在水土全都流失了，顶多是长点低矮的灌木丛。森林哪里去了？都用来烧砖砌城墙了，长城两侧绝大多数地方不产煤，只能是砍伐木材，全都砍光了，这是生态的一次彻底的大破坏，上万里的生态大破坏。现在还歌颂长城，我一听到“你说那长城有多长”，就恶心。
秦始皇的另外一个所谓功绩就是车同轨，这更是胡来。中国这么大，从南到北上万里，从东到西八千里，有江南水乡，有西北大漠，有崎岖的山地，有平原阡陌，三成平原，三成山地，还有三成大漠、沼泽与湖泊，车同轨有什么必要？车同轨起码走蜀道就行不通，做窄了，荷载太小，在平原上就不划算。俄罗斯铁路比我们的宽，并不影响两国交流，与中国现在也不耽误贸易。还有文字，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数百种文字，最后筛来选去剩了十几种，照样各有各的灿烂文明。如照秦始皇的做法，有了英文，法文、德文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假若实行集权专制绝对没有欧洲的今天，欧洲封建社会造成的多元化功不可没。正因为欧洲有了封建制才有了多元化，文化、文明都保持了个性发展。现在，在经历了欧洲历史上充分的多元自由发展之后，实现了欧洲的四海一家，就是欧共体。至于货币统一，纯属多此一举，而且这种统一货币，就等于扼杀了区域经济的自由发展及区域经济之间的协商、兑换、交易及由此产生的契约信誉。各国都有各国的货币，甚至区域也有自己的货币，但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欧洲到了今天，通行欧元，英镑还保存着，也并没有为了让欧洲一跃而起，从而强制统一欧洲货币。至于度量衡统一与否，仅是换算一下即可解决，更是小题大做。这里需要特别讲一下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的要害不在于焚的什么书，坑的是不是儒。这里的书与儒，即是拥有思想文化和产生思想文化的人。如果说秦军乃虎狼之师，曾坑赵军四十万，是在战场上怕赵军反叛，抑或军中粮草不足以养活这四十万俘虏，是出于怕而为之。那么，秦始皇灭六国后，坐拥天下，统军百万，为什么怕几本书和几万读书人？原来，集权专制怕思想文化甚于怕反叛之武装。车同轨、书同文、衡同度，都不过是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天下同思或人皆无思，普天之下仅有帝王一人之思，才是专制的根本条件。
在秦之先，曾有诸子百家一片思想文化繁荣之景象。而此时，在西方雅典，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集团已经形成并快速成长。其间虽曾发生过苏格拉底被冤判而死，但这毕竟是少数，且其被野蛮迫害的方式是以文明的手段实现的，即以法律的方式。而秦始皇嘴一动，就焚了书、坑了儒，中国文字狱自此始，中国以思想罪杀人自此始，中国御用文化自此始，中国思想文化贫乏自此始，中国思想文化多元化的灭绝自此始，中国拥有强权便等于拥有真理自此始，一个民族的弱智与无知自此始，一个民族的不为良知开口、不为风险放言自此始。
秦始皇开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之先河，由此，便等于将天下利益尽收囊中。自此历代阴谋家、野心家莫不以天下为由，竞而争之，为此而不惜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何谓中原逐鹿？中原者，沃土良田；鹿者，黎民百姓，逐得中原，即得食天下之百姓，民脂民膏是历代争天下者最大的欲望刺激。
秦始皇建郡县制，许多学者以此为据讲秦实行的是封建制，这也是谬传。郡县制及后朝的行省制，都不过是皇权专制政体的一种行政体制。这种行政体制的政治要求是中央集权即皇权专制。历代变化，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即加强皇权。那么，什么是封建制呢？为什么封建制利于多元化发展，利于民族强大，利于现代经济及现代新制度的建立呢？封建制即分封制，即诸侯国制，即邦联制或联邦制的前奏，封建制即可实现从各区域、领地实际出发实现不平衡发展，而这种不平衡发展，恰恰是一个大民族发展的必须。封建制不仅使文化、经济的多元化成为一种可能，而且为政治多元化提供了必须条件。封建制条件下，各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可不再是强权下的从属，可建立契约关系，可对全社会客观上进行一种政治协商，一种非强权政治的训练，而这种多元化带来的经济差异，又必然促进贸易，培育了商品经济，从而改变了皇权专制下农业社会生产产品的单一性和生产目的单一性。在传统农业社会条件下，小农生产者的生产除满足自身之需求，就是纳皇粮，这是无条件和没选择的，而商品经济才是自由人的经济基础。如此辽阔的疆土，如此众多的民族，自秦时约一千万人口到清末四亿，两千多年历史，除动荡期，皆听皇帝一人圣谕，这个民族如何能好得了？这有如一个五百口之大户，五世同堂，全凭老太爷一人做主，岂有不衰落之理？
历代君王迷恋大一统专制治天下，除将天下利益置于一姓一族之外，还因为专制不需真本事，不需竞争，不需被监督，不需轮值，不需付出一姓或一族的略高成本，只需野蛮，只需一朝得胜，只需为强权不惜任何残忍手段即可。秦统治只有十八年，但几乎历代皇权专制为巩固统治而使用的残暴手段，都可以在秦找到示范：文字狱、株连、酷刑、政治犯、莫须有罪……不一而足。
秦始皇将中国政治推向了极端，胜者王侯败者贼，一旦权在手，天下便归己有，为所欲为；一旦失了权，皇族又是人头落地，隐姓埋名，人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极端化，自秦始皇始。以致于秦以下两千余载，中华民族自相残杀，一次次大杀戮的结果，也不过是改朝换代，历史并没有本质进步；以致于两千多年政治史上，不可能有文明，不可能有第二种途径；以致于戊戌变法在中国必然失败，而君主立宪却强大了日本，强大了英国。一定意义上，英日两国正是凭借这种政治调合与协商的进步，带动其民族和国家走向强大，前者才得以在１８４０年用船坚炮利轰开中国大门，后者才敢以弹丸之地出兵奴役大之数十倍的中国。日本侵华，首先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和自找，明明可以改革，可以维新变法图强，却非要固守一族之私利而置天下于不顾，岂有不挨打之理？而历代集权统治者，无不色厉而内荏，对内狠，对民残，面对外辱，不是割地求和就是献媚求饶。秦始皇修长城，其实是政治无能，是惧怕边疆少数民族，又没办法；汉武帝扩疆列土，其实是害怕少数民族成气候，于是一朝得势，便将少数民族撵得鸡飞狗跳；唐太宗面对番夷兵临城下，也曾跪地纳贡；赵宋王朝更是对内专制对外昏弱的典型；西北屯兵，也开了西北资源环境破坏之先。如果说上述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内部之争，而清王朝则是以康乾夜郎自大始，以宣统沦为国际奴才终。天下有如躯体，唯细胞强、而脏腑强、而四肢强、而全身强。历代皇权专制有悖天道，将一强集于己身，以己为社会进步、天下运作之原动力，其结果必是积弱积贫，不断拉大与先进民族的距离。
为什么歌颂秦始皇？现在是一种复古情结在充斥着影视屏幕，真正的危害在这里，倒不是这一部电影。这种复古情结由秦汉到明清，电视连续剧中的康熙恨不能再活上五百年，而今日数亿观众，也大有恨不能倒退或早生五百年，过足盛世瘾。欣逢盛世实是奴才白拣到便宜的潜台词，绝不止于阿谀，逢“盛世”弹冠相庆，却极少有人为创真正盛世而操劳，因为从秦始皇到康熙，把一切都给天下做绝了。还是鲁迅先生讲的，中国人想做奴才而不得，于是就必须得找出一个皇帝来，没有皇帝统治自己就不舒服，就六神无主，于是寻找帝王，心才有所属，精神才有所属，灵魂才有所属。这些影视剧的要害是传播集权专制思想，这是反现代化的，是反政治文明的，不是一般的传统问题，也不是一般娱乐问题，至少在客观上是这样的。
在《英雄》里面，最大的英雄是秦始皇，不杀秦始皇或者为秦始皇所献身的人也可以成为真正的英雄，最后发现真正的大英雄是秦始皇。照此，什么是真正的英雄呢？在中国，就是集强权、暴力于一身奴役天下，这就是大英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还有康熙大帝、乾隆圣君都成了大英雄，这些大英雄轮番登场，而中华民族落后的大悲剧却永不谢幕。
记者：《英雄》被选送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你如何评论？
杨卓舒：张艺谋本来应该是中国最有希望成为国际级电影大师的人物。如果按照过去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到拍到顶峰的《活着》。这称得上是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巨作，而且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问题的历史根源探究，这部片子应该是里程碑式的。但自此之后，他的影片急转直下，什么说秦戏秦，都是胡扯，越拍越滥，《英雄》更是他的堕落。有人居然夸他识时务，靠近主流意识形态，官民皆喜，我想，主流意识形态当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其者昌，逆其者亡，是大力推进政治文明，怕不能说当今主流喜欢秦始皇的集权专制吧。据说《英雄》的炮制者一再讲不靠主题，恰恰相反，《英雄》是充分利用了主题。拍《英雄》这种片子应当为士林所不齿，当前思想战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英雄》的批判，而更重要的任务是开展对集权专制的批判，把皇帝从屏幕中扫荡下去，尤其是这种所谓的好皇帝。最差的民主也比最好的专制要强，这应该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价值观，但我们民族最基本的价值观并没有树立起来。
专制即人制，是没有公正法律的。专制还给一个民族造成缺少人性，缺少关爱，缺少善良。专制的手段是野蛮，而这种野蛮统治下的民众，久而久之也视野蛮为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手段。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天下动荡，到处都是打砸抢烧杀，民众既是受害的对象，又是野蛮行为的主体。中国刑罚的残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比不了的，车裂、腰斩、油烹、凌迟，小锥子、小镊子、小刀子……刮成几千块，围观者万千，必欲得一小块下酒而满足。还有诛连，祸灭九族．．．．．．但是，从来没有谁为此负责，这都是集权专制的结果。
一个民族对待历史的态度，即对待现实和未来的态度。一个不能正视历史和进行深刻反省的民族，是卑劣的民族，是令人耻笑的民族，是没有国际地位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也是悲剧不断重复上演的民族。记住：专制下专生弱智和小人！
《英雄》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英雄》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就解决不了。套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
一株大毒草，当前思想文化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展对《英雄》的大批判，这个领域独立思想者不去占领，弱智和小人必然去占领。”
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秦始皇论文; 长城论文; 北京长城论文; 四大发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