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又反过来指导伟大的时代。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这是党和红军经过遵义会议由挫折转向胜利的时期，也是中国革命由土地革命转向抗日战争并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在经历了此前两次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后，中国共产党面对新的异常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从思想路线上清除了教条主义的禁锢，既用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又对中国的国情进行透彻的分析，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在政治上、理论上日益走向成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硕果累累、成就辉煌，创造了巨大的理论宝库，从而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繁荣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之所以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巨大成果，离不开新的时代条件，源于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
首先，新的历史时期呼唤新的理论指导。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一个新的特殊阶段，中国革命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军事上的强国，它有长期侵华战争的准备，陆海空军的武器装备精良，军事实力大大超过中国。如何战胜这一凶恶的敌人，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而在日寇侵华战争的严重威胁面前，蒋介石政权仍然坚持其剿灭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的方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国内各阶级之间和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形成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以民族斗争为主的复杂局面，由此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如何领导全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如何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在独立的敌后解放区怎样建设人民政权和建设好无产阶级政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严峻考验。这就促使中国共产党去全面地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新理论，从而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其次，两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要求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红军到达陕北时，党已经有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两次胜利经验，同时也有了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两次惨痛教训。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条主义者“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1]（P988）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的破坏。抗战初期，党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做教条看待”、“只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竭力抹杀统一战线中不同党派和政治集团的阶级差别，抹杀共产党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两条不同指导路线的原则分歧，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夸大国民党军队的作用，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对此，毛泽东告诫全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2]（P533）他要求全党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2]（P534）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它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抗战的实际，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同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同中国革命的特点进一步结合起来，更加系统地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2]（P533）这样，“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P534）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
再次，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诸多条件。一是延安时期是党和红军经过遵义会议经由挫折走向胜利的时期。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而为全党总结革命斗争经验和继续领导中国革命创造了条件。二是延安时期处于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时代，抗日救亡使全党空前团结，党和军队有了很大的发展，使得我们党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从事理论工作的客观环境。这期间，《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陆续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研究机构纷纷建立，马列主义研究论著大量问世，以及思想界的多次论战，特别是有关三民主义的论战，为党和毛泽东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深入地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条件。三是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更深刻地认识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使全党从教条主义思想枷锁下解放出来，用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透彻分析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答中国革命的时代主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从而使毛泽东思想日益成熟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二）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奋力开拓，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是提出了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点的实践论，以共性、个性统一为精髓的矛盾论，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了彻底清除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把哲学工作放在党的理论创新的中心地位，首先致力于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思维方法，努力把握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揭示了我们党必须遵循“实践、认识、实践”的总规律来开辟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的必要性，指出真正的理论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践中得到证明的理论。《矛盾论》和《实践论》作为毛泽东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恰如马克思所说，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它的最大特色在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哲学的思考，并从世界观方法论的视角阐发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驳了危害党多年的教条主义。可以说，对思想路线的哲学思考和总结，是毛泽东为端正全党思想路线而展开的前哨战。因此，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起点。
二是完整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在毛泽东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和周恩来写的《论统一战线》等著作中，科学地阐明了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各个革命阶段的不同特点，制定了一整套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其中包括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原则等。这些与抗日救国相适应的策略原则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的重大发展，有力地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三是认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刻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战略战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抗日战争军事理论。党的洛川会议确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使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根据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战争的进程是“三阶段论”，红军在国内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有所改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和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战争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洛川会议后，张闻天、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都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在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和朱德《论抗日游击战争》等文章中，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提出了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依据，揭示了中国抗日民族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并将游击战置于战略的高度，详细阐述了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明确红军以游击战为主，但并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游击战、运动战相互配合，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形式，强调人民武装是抗日根据地的柱石，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要力量等，更加完善了革命军队建设和人民战争的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抗战军事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
四是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情，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道路和前途，并且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纲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形成和完善，是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理论创新的最大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显著标志，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为广大党员和群众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前景，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信心，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五是进一步完善了党的建设的理论。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非常注意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党的建设的论著。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等文章中，系统地阐明了党员的标准、支部的基本任务和地方组织如何领导支部等问题，要求党员做到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议，努力学习，做群众的模范；要求党支部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和教育党员的学校，并在各项工作中起领导作用。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一文中阐述了共产党员进行革命锻炼和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性，要求党员必须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参加革命实践，研究社会发展规律，遵循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张闻天在《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略论党与非党群众的关系》等文章中，对党的组织、思想、作风建设的基本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等整风文献，规定了整风运动的内容和方针，强调了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党组织，创造了解决党内矛盾行之有效的形式和方法，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一系列的论述，使党的建设理论更加完备和系统化，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六是及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策略。在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党中央根据不断变化了的形势，又陆续地制定了一系列与敌后抗战环境相适应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主要有根据地建设理论和政策、白区工作理论和政策、文化工作理论和政策等，有力地保证了党的抗日救国任务的完成。为了在军事、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贯彻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和政策，党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统一领导；对敌斗争；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等，因而博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戴。
（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日益走向成熟，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启迪。
其一，理论创新的立足点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理论创新必须立足于中国特殊的国情，立足于中国革命特殊的历史条件，“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2]（P534）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生命力在于它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在于它能够在实践中为人们认识真理开辟道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给予科学的阐释，能够提出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就在于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顶住来自党内外的各方面的压力，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破除一切条条框框的束缚和限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闯出一条创新之路。
其二，理论创新的关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个先进的政党要站在时代的最前列，领导和推动社会进步与民族振兴，不能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并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的实践性特征，决定了它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必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局限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某些现成的结论，而是根据不断变化了的形势和中国国情，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研究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潜心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实践证明，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不断推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才能找到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之路。
其三，理论创新的动力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3]（P165）“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是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3]（P75）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决定了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其永葆生命力的不竭动力。抗战时期，党和革命事业兴旺发达、生机勃勃，就在于从思想路线上清除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既用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又对本国的国情进行透彻的分析，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毛泽东思想经过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日益成熟并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不难设想，如果没有时代发展所造成的新的形势，没有根据中国国情回应时代挑战的新的实践，离开了与时俱进，就不可能有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其四，理论创新的主体是党的理论家队伍和思想家群体。党是理论创新的主体，而为了推进理论创新首先要求党必须建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抗战时期，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出色的理论工作者，如艾思奇、胡乔木、王学文等，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一项宏大的理论工程，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工作是难以完成的，需要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其次需要有一批在中央工作的思想家群体，造就兼具思想家、政治家和战略家素质的领导核心。抗战时期，不仅毛泽东，而且一批领袖人物在思想理论战线上都非常活跃，如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是党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
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离不开思想上的升华，一个政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理论的成熟。毛泽东曾经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政党的旗帜就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科学理论。以什么理论为指导，是否敢于理论创新，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伟大的时代总要产生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又反过来指导伟大的时代。抗日战争时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成功地解决了旗帜问题，才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的胜利。今天，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纪，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任务更为艰巨。为此，只有集中全党的理论智慧，努力解答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课题，在创新理论的指导下，才能不断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