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文化使命与大学文化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论文,文化建设论文,使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09)06-0003-05
听了袁贵仁副部长的演讲，我深受启发。尤其是他对大学文化建设四个方面的阐发，对我们理解今天的主题一定会有很大帮助。借此机会，我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大家做一个交流。我想讲三个问题。
一、大学对待文化的态度
综观大学的近千年历史可以看出，无论是古代的大学还是近现代的大学，从承担的使命上看，对文化有四个态度。
第一个态度是大学对文化的传承与播扬。文化的承扬过程就是人才培养的过程。大学不仅要培养有知识的人，更重要的是要培养有文化的人。我们目前应当警惕的一个现象是，有的大学只有知识但没文化，因为它所培养出来的人只有技能却没有品位。我们希望的是大学能够从知识到智慧、再从智慧到文化，以完成一种升华。所以，传承文化、播扬文化应当是大学的第一使命。
第二个态度是对文化的研究与创新。这是大学特有的使命。大学由于创新力的不同而区分开来。我把创新按照大学知识与文化的板块分成四个大的方面：一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最高水平的创新是知识的创新，它表现为新概念、新范畴和新定律的发现。二是工程技术类学科。这一领域创新的最高成果是新方法、新工艺、新流程的诞生。三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最高水平的创新是新思想的产生。四是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类学科。这一领域最高水平的创新是新文化的产生，我把这个文化理解为高雅而又稳定向上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每一类学科在创新中都有其不同的追求。当我们谈创新的时候，正确的理解是把创新作为一个思想体系，这其中包含着文化的创新，而这种创新往往是最难的，因为它涉及到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
第三个态度是运用文化和收藏文化。运用文化就是把创造的文化运用于民族、国家和社会，一方面要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收藏文化是大学的特有使命。每一所大学都建有自己的图书馆。图书馆藏书的种类、数量、内容、品位也是区分大学的重要尺度。
第四个态度是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我把大学对文化的这种态度作为现代大学的第四大职能。文化的不同可能导致文明的冲突；而要消除文明的冲突，唯一的方法不是消灭一种文明，而是把代表这种文明的文化与其他文化置于一个平台上并使之融合。这一使命是政府和企业承担不了的。唯有大学才可提供这样的平台。
二、大学与文化先进性间的关系
大学的文化一定不同于世俗文化、企业文化和政府文化。大学文化的特性在于它的引领性，而这种引领性又主要表现在它始终同先进性结合在一起上。
1088年成立的博洛尼亚大学是世界最早的大学。这所大学虽然现在不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大学，但我始终相信它一定是世界上最受人尊重的大学。因为中世纪以来的所有大学，要寻找其起源、精神、文化，都必须从这所大学找到它的根。博洛尼亚大学设立的第一个学科是法学，所以我说，中世纪以来的大学起源于法学。法律是为解除人们利益上的冲突而存在的。“三R运动”(即罗马法复兴、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发生在中世纪之初，其运动之一就是罗马法的复兴。在商业活动中，人们需要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而罗马法是当时最适应商业需要的法律。所以，商业交往的需要促使懂得罗马法的人把需要罗马法的人聚在一起。博洛尼亚大学最初就是以满足社会对法律的需要而由那些自由讲学的人建立起来的。博洛尼亚大学设立的第二个学科是医学。为什么选择医学呢？我们知道，医学早在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用火消灭瘟疫的时候就产生了，但近代意义上的医学是从博洛尼亚大学设立医学学科开始的，因为它是第一个全面对人进行解剖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至今还保存着900年前设置的解剖床，它与现在的解剖床没有任何差别。当博洛尼亚大学校长告诉我它是近代医学起源证据的时候，我补充道，医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人的身体，因而它不仅仅是近代医学起源的证据，更重要的是它是近代以来使人成其为人的第一个证据。校长赞同我的补充。我进一步说明，当人能够被解剖时，预示着人已经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当人还是上帝奴仆的时候，上帝是主体，人是客体，人是不能被解剖的。因此说，当人第一次被全面解剖的时候，预示着人在哲学上的主体地位的第一次确立。所以，西方哲学界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判断——只有上帝死了的时候，人才能活着。这是第一次解剖对于今天的意义，即它恢复了人的主体性。此外，通过解剖还发现了人的骨骼规律和肌肉规律，由此催生了伟大的雕塑艺术和绘画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加上法学对人的权利的尊重，最终导致了伟大的文艺复兴。所以，博洛尼亚大学存在的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人文主义的发源地、是近代使人成其为人并使人得到尊重等哲学原理的起源地。
博洛尼亚大学形成的两大传统至今仍影响着世界高校。第一个传统是对知识体系的划分。西方大百科全书把人类的全部知识分成三类：一是社会科学，其最高代表是法学；二是自然科学，其最高代表是医学；三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使用的思维科学——哲学。博洛尼亚建校一百年之后设置了神学，神学逐渐演变为哲学。所以，知识的“三分法”是博洛尼亚传统。第二个传统：越是世界著名的古老大学，越以博洛尼亚传统为自豪——必须设置医学和法学学科。世界著名的综合性大学都以拥有高水平的医学和法学作为自己存在的显著特征，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概莫能外。当然，后世也产生了反传统的现象，比如普林斯顿大学。但是我相信，几乎所有的综合性大学都受到了博洛尼亚传统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后，欧洲大学进行改革时，欧洲的政府官员、尤其是教育官员不得不再次聚集到这所大学，并在那里发表了“博洛尼亚进程”。所以，博洛尼亚大学最初引领了人类文化最先进的要素，创造了人道主义文化。人道主义文化发展到今天，用一个哲学的概念来概括，就是“以人为本”。人道主义文化对应着一种人类文明，即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的实质就是要看人的主体性是否存在、人是否最大限度地受到尊重。后现代主义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它需要重新恢复因工业革命时第二次被抹杀的人的主体性。这是博洛尼亚大学同第一种文明和第一种文化之间的关系。
世界上的第二种主流文化叫做科技文化。我们知道，在大国崛起时，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大学都没有发挥多大作用，但现在已与200年前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德国洪堡大学(现柏林大学)的创想始于1809年。虽然洪堡因任教育部长而没有担任校长，但他的设想在首任校长李斯特那里得到了完全贯彻。以往的大学以培养职场上的人为主，比如博洛尼亚大学的法学、医学、神学等学科培养出的分别是律师、医生和牧师。所以，高等教育的第一个阶段是培养人。但在洪堡看来，大学不仅仅应该培养职场上的人，更重要的是把那些对未来有着充分向往感的人组织起来、把他们的这种探索未知的欲望调动起来并使其养成一种探究未来的习惯。这样才能形成科学、学术的思维。所以，洪堡认为，大学不仅仅要培养人才，更重要的是对未来进行科学研究。大学是什么？大学就是对某些问题有着经验的人——老师和另一些对未来充满着冲动欲望的人——学生激荡的地方，在那里把学生的冲动变成一种探究习惯。这是洪堡最初的思想。所以，洪堡开启了高等教育的第二阶段——科学研究。这一思想成为大学的基本使命。
洪堡精神开启了大学与文化的第二阶段历史，即洪堡大学创造了科学文化。因此，把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生活方式是大学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碑。科技文化从此就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这个文化应该对应社会的物质文明。当然，我们对科学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里有几个问题：一是科学是否总是正确的？科学是否就等于正确？从科学发展史可以看出，科学不等于正确。例如，相对于“以神为中心”来说，“地心说”是正确的；但相对于“日心说”，“地心说”又是错误的。所以，科学的过程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因此，理性的科学观应该对“科学等于正确”提出疑问。二是科学是否高于一切、代替一切、解决一切问题？如果对科学技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回答也应当是否定的。有人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四个同等重要”，但这个命题本身就包含着逻辑上的不足。因为它的逻辑假设是以自然科学为尺度并让社会科学服从于自然科学的。我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有各的重要，而不是同等重要。我们没法说发动机和方向盘是同等重要，因为其使命不同。如果自然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的话，那么社会科学就是社会进步的方向盘。科学不能替代一切，科学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三是不懂科学的人能否怀疑科学？科学的精神是怀疑，科学的开始是批判；能够解构，才能建构，才能有新判断的产生。所以，即使不懂科学的人，也有权利怀疑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我们大量的研究都来自国家的财政拨款，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权利质疑自己的纳税对国家发挥了哪些作用；对于每一个由国家财政拨款而形成的研究成果，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权利怀疑它获得支持的合理性。在科学问题上，还有一个民主的原理。这就是理性的科学观。所以，我们需要在大学弘扬科学文化，但我们更需要弘扬理性的科学文化。
同大学文化密切联系的还有第三种主流文化，即权利文化。这是法国人最早贡献给社会的。我们大家都知道，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的发表影响了世界，改变了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历史，对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宣言发布之前，公民总是服从国家。但是， 《人权宣言》却把这个关系颠倒过来，让国家开始服从公民。我们为什么要组建国家？就是为了让国家来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要，所以人们才需要政府、需要国家。法国还于1804年贡献了影响世界生活的第二个文献，即《拿破仑法典》。参与这部文献起草的就有当时索邦大学的著名教授。这个法典在国民议会讨论了102次，拿破仑亲自参与了97次。当他最后一次参加国民议会并呼吁议员通过这部文献时说，这个法典已经到了完美无缺的程度，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不完整。结果，这个法典一个字没改就通过了。这个法典当时叫《法国民法典》。大家都知道，滑铁卢之战后拿破仑被俘，曾被关在英国的岛上长达七年。去世的时候他留下一句话：你们说我是常胜将军，但滑铁卢一仗我却成了俘虏，过去的一切战功都因之灰飞烟灭。现在我要走了，但我留给你们的法典将永远统治你们。英国人当时却不以为然。200年过去了，英国人现在也在学习这部法典。这之后的所有国家的民事立法，无一例外地都要参照《拿破仑法典》。1986年我国制定《民法通则》时要看《拿破仑法典》，去年我国通过《物权法》时要参考《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的神奇之处在哪里呢？因为这个法典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全面的权利法典。《人权宣言》解决了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关系，《拿破仑法典》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由此形成了人类的一种新的文化，即权利文化。就是说，在国家制度设计中，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公民的权利。无论是法律的制定还是政府的运作，都以实现公民的权利为最终目的。上述法国对权利文化的贡献，凝聚着大学教授的心血。奴隶社会的法典代表是《罗马法》，封建社会的法典代表是《唐律》，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典代表至今仍然是《拿破仑法典》。由此可见，《拿破仑法典》产生以后，权利文化成为两百年以来的人类先进文化。我国2004年修改《宪法》时也充分借鉴了权利文化，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著名条款。我们现在提出的建设法治国家的目的，就是尊重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权利文化对应的人类文明是什么呢？它所对应的应该是人类的政治文明或制度文明，在法学家眼里就是人类的法治文明。
由此可见，人类迄今有三大文化主流，而这三大文化主流都是由大学引领和创立的。当然，政治人物对政治文化也有一定推动作用。
以上即是大学文化的先进性和引领性。
三、大学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性
不同国家之间有差异，而同一国家的不同文化带也是有差异的。黄河把中华文化分成四个流域：最上游叫“秦陇文化”；再往下是“中原文化”；北京一带被称为“燕赵文化”；黄河入海处被称为“齐鲁文化”，因为齐鲁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集大成者，后来就成为中国的正统文化，即儒家文化。长江也可以分成几个文化带：上游称作“巴蜀文化”；中游称作“楚湘文化”；下游称作“吴越文化”。处于不同文化带中的大学，在选取和形成自己文化时往往带有所处地域的特征，因此不同文化带间的大学文化具有较大差异。即使处于同一地区的大学，由于自己的办学理念、办学传统不同，其大学文化也会形成较大差异。例如，同在华北地区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者之间也有差异。“自由、自然、自在”和“如海、如云、如山”可以把三校的不同特色区分开来。中国洋务运动以后，我们不能不提近代被称作大学堂的三所大学。第一所是1895年成立的中西学堂(后称北洋大学堂)，即现在的天津大学。其历史价值就在于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第二所大学是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它是第一所国办大学。这所大学的特殊性在于，她除了大学的文化使命之外，还负有行使国子监职能的政治使命。第三所是1901年成立的山东大学堂。它是京外第一所大学堂，也是我国第一所按照章程办学的大学堂。大学的传统不同、理念不同、目的不同，使得大学的文化纷彩异呈。
大学文化对大学来说预示着什么？我把每一所大学都理解为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应该是一个“百花园”。在这个“百花园”中，当学生是植物的时候，既允许其长成参天大树又允许其成为艳丽奇葩；当学生是动物的时候，既允许其成为威猛的老虎又允许其成为充满智慧的猴子。当然，包容性的大学、开放性的大学，从不拒绝外来生物；如果大学包容性很差，引来的人才就很难存活。此外，我还把大学文化理解为大学这个“发酵池”中的“酵母”。每一个人进到大学后会受到大学熏陶，而受到熏陶的主要因素就是大学文化。受到学校“酵母”熏陶的人会永远带着这所大学的味道，走到哪里都不会改变。我们每个人大概有三种人格。第一种是自然人格，是父母传给的，永远不会改变。第二种人格叫做文化人格。这种人格是母校带给他的，一生都不会改变。第三种人格是民族人格。只有出过国的人才会感受到民族人格，外国人会把你当成中国人看待。其中，第二种人格的差异性，即是由于大学文化的不同所引起的。
除了大学文化的差异性以外，大学还有文化的共同性。讲到这个问题，我想到一个命题——“世界一流大学”。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我们大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包括11年前我国领导人到北大参加百年校庆时也对这个命题进行过阐述。但是，我们现在仍然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能够形成共识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这个概念本身也是流动的。对此，我想选择一个能够更容易被大家接受的概念，对表述大学的性质可能更有意义。那就是，在我们办成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之前，先办一所受人尊重的大学。受人尊重的大学在于它的文化性。大学既是知识的共同体、学术的共同体，更是文化的共同体。大学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文化存在。只有文化存在，大学才会被人所尊重。
受人尊重的大学文化不可缺少的有四性。
一是大学的德性。大学的德性决定了大学文化的品质。大学文化的质量是靠大学的德性衡量的。在大学德性当中，校有校德，师有师德，生有生德。校德要看大学的使命是什么。有的大学自成立那天起就是为生存而奋斗，把获得社会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我相信这不会受人尊敬。我们要办社会需求的大学，更要办对经济社会发展起支撑作用的大学，最后再办有民族代表性的大学。这就是大学承担使命时所做的选择。大学德性中还有一项，就是对待物质利益、对待金钱的态度。烟草公司要捐钱给剑桥大学，但剑桥大学通过教授们的民主讨论否决了这笔捐赠，理由只有一个——不接受这种以损害他人健康为途径而得来的“肮脏的钱”。另一个例子去年发生在牛津大学。世界前20强的企业集体要出钱在牛津大学建一个世界最好的工商管理学院，但牛津也拒绝了，因为这违背了牛津大学的传统——始终以高尚为传统、拒绝与铜臭打交道。这两个例子可能有所偏颇。我们还是回到老夫子那里去：“物者吾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为也。”大学爱财，要取之有道。这是大学对待金钱的最低标准。大学还应该收藏社会的良心，把被政府忽略、甚至丢弃但仍为社会所需要的公平、正义、责任等良心收藏到大学里边。说到师德，我想有四种态度可以表明教师的师德：第一个态度，教师对职场的态度。我历来反对过度兼职，当教师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之上、而是之外时，哪怕他是一个演讲家，那他也是一个不忠于职场的人。对他的职业伦理我是怀疑的。第二个态度，对待学生的态度。教师要爱学生，这种爱是无私的。爱子女是天伦之爱，包含着自然的因素。但是一个人爱学生的时候，他就排除了这种伦理，这种爱才是无私的。当然，学生也应该爱教师。当爱教师与爱真理发生冲突时，“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所以，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可以看出其能否为人师表。第三个态度，教师对待学术的态度。教师对学术的态度可以看出其学术的目的和意义。在这个目的和意义中，我们只承认高尚。为了某种利益而进行的学术研究，其本身就是功利的甚而是不道德的。第四个态度，教师对同事的态度。现在，大学的科学研究已经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由过去的个人研究演变为目前的团队研究，即“大师加团队”。这也是目前科学研究的最好模式。另一方面，从过去个人兴趣转向服从于国家与民族的需要。只有具有团队精神和服从国家和民族需要而从事的科研，才是最理想的。从这四种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师道。由此可见，要建设受人尊敬的大学，首先必须有道德、有德性，这是文化当中的一个载体。
二是大学的思想性。思想是大学文化的高度，大学道德是大学文化的质量。有思想的大学才是有文化的大学。目前，大学的各种评价，大学的各种排名，恰恰把一个大学的思想性给排除了、把大学的德性给忽略了。因为，德性和思想性是无法排名的。这一点，我们许多大学可能在追求上已进入了数量主义和科技主义的误区。而在我看来，没有思想的大学一定不是好大学，它没有资格做社会的灯塔。因为，文化的灯塔是用思想点亮的。
三是大学的创新性。创新性是大学文化的力度。能创新文化，大学的生命力就强；不能创新文化，这所大学就不能被称作是研究型的大学。
四是大学的特色性。只有特色性，才能表明文化的个性。个性到什么程度？个性到不被别人所模仿、不能被别人所照搬，只有你才是唯一的和第一的。这种个性和特色性，是大学文化区别于其他大学的根本所在。
所以，在大学文化的建设上，我们要建有德性的文化、有思想性的文化、有创新性的文化、有特色性的文化，因为文化才是大学的存在。
(本文为作者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于2009年3月26日举办的“春季论坛”上所作的主旨演讲，根据录音整理并经作者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