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与执政党建设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中国社会论文,阶层论文,化与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阶层分化现象，是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改革开放后的最初10多年里，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所有制的变革上，而目前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焦点则已经转移到阶层分化的变动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及其发展趋势正在和将要重新塑造转型后的中国社会模型。因此，应该将阶层分化提高到当代中国社会又一次深刻变革的高度上来认识。它不仅涉及到全体社会成员在利益格局大调整中的秩序变动，涉及到全体社会成员在价值取向、生活习惯、行为规范以及人生观等方面的范式变动，而且也必然影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走向。认真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执政党建设的关系，预前采取应对措施，正确处理好社会阶层分化中的各种矛盾，对于有效地推进新世纪的执政党建设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历史变迁概述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社会的阶层变动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每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阶层变动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第一个历史时期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旧中国的社会结构中，除了官僚资产阶级被剥夺消灭以外，其他的社会阶级阶层仍然相当复杂。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后来又作过一些补充决定，其中具有阶级阶层特征的成分有12种：(1)地主；(2)资本家；(3)富农；(4)中农；(5)知识分子；(6)自由职业者；(7)宗教职业者；(8)小手工业者；(9)小商小贩；(10)贫农；(11)工人；(12)贫民（注：《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82～407页。）。这12种成分虽然是针对农村土改工作提出的，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阶级阶层状况。
基于复杂的社会结构，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把新的共和国的国体确定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略，制定了著名的临时大法《共同纲领》。该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页。）。
在《共同纲领》的指导下，新中国迅速采取措施对旧中国的社会结构进行改造。经过土地改革运动，传统的地主阶级被消灭了。其他阶层基本上可以归属于四大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经济恢复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要立即着手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一切私有制，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我国迅速结束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中国的社会结构也由此发生了质的变化，“剥削阶级”被全部消灭，整个社会只剩下两大阶级：即工人、农民阶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三大阶层。
第二个历史时期从1957年到8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内，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阶级分层转变为身份分层。这种以身份为特征的阶层形成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在城乡之间，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规定，形成了中国社会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把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演变为两个社会等级。城乡差异变成了中国社会阶层区分的最基本特征。
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是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完成的。首先是农村的集体化和城市中的单位制。农业集体化使在土改中获得土地的个体农民被改造成为集体农民，从而失去了“身分自由”。在城市，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单位，人们的各种需求都要通过单位得到满足，离开了单位，人们就会感到寸步难行。“单位人”使人们失去了“身分自由”。但仅仅靠集体化和单位制还不足以把城乡完全分离开来，于是有了各种相关的制度，这些社会制度仿佛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或“篱笆”。据研究，这些制度约有14种之多，如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和燃料供应制度、生产资料供应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婚姻制度等（注：参见郭书田、刘彬著《失衡的中国》一书的概述（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75页。）。这些制度樊篱阻断了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城乡居民之间由此演变成两个不同的社会等级，他们不仅在权利和义务上完全不对等，而且在社会利益的分割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城市居民在收入、消费、就业、教育、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是乡村居民所无法比拟的。仅以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为例，城市居民大约是农村居民的3至4倍左右。如果考虑到其他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措施，那么城乡之间的差距显然更大。
第二个层面是在城市内部展开的。在城市内部，整个社会成员被进一步区分为两种身分：干部与工人。干部身分主要指在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民主党派和事业单位工作的各级各类人员。拥有这种身分的一个关键性标志是这些人必须由人事部门按照有关规定，通过一整套“档案身分管理制度”列入干部编制。到1988年，中国有2700万干部，其中行政机关干部500万，占干部总数的18%，党务系统干部约60万，占总数的2%，事业单位干部约1000万，占总数的37%，企业单位干部1100万，占总数的40%（注：中国社会调查所编《中国国情报告》（修订版），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85页。）。传统的三大社会阶层中，知识分子阶层基本上被包括在干部身分阶层之中。
凡不属于干部身分的人都属于工人。工人身分群体的内部实际还可以进一步划分。首先是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人，这二者之间在工资收入、社会福利等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城镇职工具有“单位人”的特征，因此，由于单位的不同，他们之间还有诸多差别存在。在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中，由于企业的规模不同，他们之间的“待遇”也有较大差异。在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中，又可以区分为“大集体”和“小集体”，后者实际上是一些街道办的集体工厂。从人数上看，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人之间的比例大约为3:1到4:1。但不管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的工人，他们总体上都属于一个工人身分群体。通常情况下，他们没有机会进入各级领导机关。
这样，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社会是由农民、工人和干部三种社会成分构成的。其比例大约为40:10:2，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型社会阶层结构。
第三个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农村社会阶层的变化最为显著。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阶层分化也从农村最先开始。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农村改革中获得了身分自由的亿万农民，开始了自己的群体分化历程。首先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一大批传统的农民进入各种类型的工厂，成为没有工人身分的现代企业工人；其次是形成一批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私营企业主；第三，出现大量农村个体户和个体工商业者；第四，以乡村医生、民办教师和农业技术人员为职业的乡村知识分子形成单独的群体；第五，受城市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吸引，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进城民工”。剩下的便是仍然滞留在农村的传统农民。据专家估计，到1998年，我国持农村户口的劳动者总数为4.9亿人，其中25%的人在乡镇企业做工，16%的人流入城市，近9%的人成了农村个体户和个体工商业者，乡村知识分子约占1%。没有离开土地的农民仍然有2.4亿人，约占农村劳动者总数的49%和全社会劳动者总数的34.5%。（注：李强：《21世纪的中国社会结构》，《在21世纪的地平线上》，东方出版社（北京），2001年，第118～119页。）
城市社会阶层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有的社会阶层发生了重要变化，二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我国城市原有的社会阶层主要是干部和工人两种身分阶层。其中，干部阶层包括党政干部阶层、企业管理阶层、知识阶层、职员阶层；工人阶层可以区分为产业工人阶层和服务人员阶层。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产业工人阶层虽然在改革以后仍然是城市的第一大社会阶层，但其增长的速度有限，大约每年增加100多万人。而其他社会阶层的比重却迅速上升，特别是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队伍迅速壮大；管理干部阶层的队伍扩大了一倍以上；知识阶层急剧扩大，知识分子的待遇经过一个低潮后有所上升，一度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脑体倒挂”现象基本消失。
在原有社会阶层发生诸多变化的同时，城市社会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社会阶层（注：目前关于中国社会已经成熟定型的阶层怎么概括，学术界意见纷纭，最新的成果是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十大阶层五个等级的概括。这个概括比较全面，具有合理性。但将知识分子阶层完全归入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似有欠缺。本文不拟具体讨论这个问题，下面所说的“新生阶层”也是不是作阶层的划分，而只是从阶层变迁的角度阐述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新富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理、三资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自由职业者等等，这个阶层在中国发育速度很快，但还很不稳定，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总体来说，这个阶层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新老交替和优胜劣汰，整体素质在不断提高，但各种低素质者和非法致富者也不在少数。二是“新贫困阶层”，如失业下岗职工，残疾人和部分退休职工等。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经济起飞阶段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能够提出贫困问题并向贫困宣战。20年来，中国已经成功地使贫困人口从2.5个亿减少到世纪之交的3000万。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失业下岗职工的大量增加，中国城市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贫困阶层，使中国的贫困问题发生了从过去的地域性贫困向阶层性贫困转变。由于城市贫困阶层的生存脆弱性比农村贫困人口更大，因而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更加突出。三是“边缘人阶层”，如进城民工等。改革以来，由于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面对汹涌而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采取了一种“经济吸纳，社会拒入”的政策，使进城农民逐步演变成一种世界少有的特殊身分集团。他们在社会特征和行为模式、社会心理与集团意识等方向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各自的性质完全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相同，但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从原有社会阶层转化而来的，他们的状况及发展趋势如何，是反映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晴雨表。
二、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历史变迁得出的几个基本结论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历史变迁表明，它总是与巨大的社会变革相联系。每一次社会变革的性质、任务和目标，规定了社会阶层变动的走向。因此，每一次社会阶层变动又衬映着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总体上说，从中国社会阶层的历史变迁过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基本结论。
第一，社会分为不同的阶层是一个客观存在，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时代都无法避免社会分层现象，一种旧的分层过程消失了，另一种新的分层过程就会取而代之。阶层分化就是在这样的新旧社会分层嬗变中，适应着社会发展的进程。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1页。）所不同的是各个社会分层形式上的区别。在传统社会里，社会分层一般以等级制的形式出现，而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层则是以职业、收入和社会声望等不同的形式出现。社会主义社会同样无法消灭社会分层现象。人们可以终止一种具体的社会分层形式，却无法消灭一切社会分层现象。正像我们在50年代消灭了阶级分层以后，各种身分分层就会悄然出现一样。我们所能做的不是消灭所有的社会分层现象，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选择一种更适应现代社会的，更符合现代人价值取向的分层模式，以适应阶层的区分定位。
第二，阶级现象也是一种社会分层现象。阶级与阶层相联系，阶层是阶级内部的细分，是阶级成员结构多层次的体现。马克思主义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来区分社会阶级，其科学性至今仍为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所吸取。在人类社会尚未达到阶级消灭之前，阶级现象和阶层现象都是不可回避的事实。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层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分层。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分层制约和影响着其他各种社会分层现象，忽视阶级分层就不可能真正从本质上把握社会分层现象。因此，应当克服两种偏向。一是片面地注重阶级分析而忽视阶层分析，如过去受“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思想的影响，导致人为扩大阶级对立、人为抑制阶层分化的错误实践，常常造成混淆人民内部矛盾的严重失误。另一种是错误地将两者相对立，以阶层分析来排斥阶级分析。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中有这样的倾向，在国内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问题的认识中也有人持有类似的倾向，以为社会阶级分层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已经过时，主张用社会阶层分析取代社会阶级分析。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现代社会的发展确实使阶层分化越来越细，越来越清晰，但它不可能消灭阶级，阶层必然依附一定的阶级。按照马克思的阐述，阶级的产生本身就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当代社会的阶层分化同样与社会分工相联系，所以，阶级和阶层无论是产生还是消灭，都有其客观的规律。那种以阶层分析来取代阶级分析的主张，不仅理论上站不住，而且也不符合社会现实。
第三，社会的发展决定了社会分层的非静态性。阶层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人为地用制度安排把社会阶层固定化，只能束缚社会成员的手脚，即使不使社会停止发展，也只能是低水平、低质量地前进。社会学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分层不仅是客观的，也是社会所必要的。社会分层反映的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差别，而社会正是从这种结构性差别中发育出一种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动力。这种动力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生产力水平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需要的情况下，通过社会资源的差别分配，保证一部分社会成员能够把主要精力集中投入到人类社会所必需的创造性活动中去。二是由于社会资源的差别分配，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推动着人们为追求更多的社会资源去奋斗和竞争，从而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繁荣和发展。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片面地抹煞社会结构性差别，一味地限制社会成员的生产范围、劳动空间和财富积累，将资源配置纳入平均主义的轨道，结果扼杀了社会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不利于阶层的丰富和发展。
第四，解决社会阶层分化所带来的结构性矛盾，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分层现象对社会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作用的一面，也有消极作用的一面。解决社会分层问题，降低社会分层的消极作用，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控和协调社会利益，优化社会分层结构。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国内有学者提出，比较理想的社会分层结构是一种上下两层小，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社会分层结构，并认为这是一种最稳定的社会结构。我们认为，什么样的社会分层结构最稳定，必须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在社会生产力处于不发达状态，这种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分层结构是无法建立起来的。例如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全部的物质生产任务都落在乡村农民身上，要建立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阶级所无法承担的。但是，在现代社会，由于工业化和信息化，物质生产的主体已经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建立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分层结构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只有当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的历史高度，这种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分层结构才对社会的稳定起到奠基的作用。
第五，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逻辑进程。从建国初期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分层结构，到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后以身分制为特征的阶层划分，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历的社会阶层分化，呈现的是中国社会从封闭僵化到开放盘活的曲折历程。50年代中后期阶层划分格局的形成固然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并受所有制模式的制约，但带来的弊端使中国付出了缓慢发展的沉重代价。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所有制的变革入手，寻找到了改换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突破口。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社会阶层流动的机遇和条件。随着社会多元利益群体的形成，当代中国已经开始从身分制特征的单调阶层划分向市场价值取向的工作职业、劳动阶别、经济收入、地位声誉等为标准的多维阶层划分转变。这是改革开放向前推进的逻辑结果，是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转变的必然途径，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步骤。
三、社会阶层分化对执政党建设构成挑战的若干严峻问题
5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但面临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变动，挑战的严峻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所有制变革中，党还可以运用传统的运作机制和价值理念，驾驭大局，稳固执政地位的话，那么，随着多种所有制局面的定型和发展，阶层分化和社会力量重组的更深层次的变化，则使党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新情况、新问题。清醒地认识社会阶层分化对执政党建设构成的挑战，是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问题之一：社会阶层分化与工农群众利益的维护和保障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的战略举措使全民获益，20多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由于各种客观的、主观的、历史的以及其他复杂原因，获益的程度差距很大，这样的差距在阶层分化中客观上存在利得阶层和利失阶层比较的问题。研究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处于利失阶层的恰恰是执政党主要依靠力量的两大阶层：工人和农民（注：研究者指出：“经济改革以来，产业工人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农业劳动者阶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便逐渐成为利益受损的阶层了”。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1、23页。）。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虽然在社会阶层流动中，一部分工人、农民凭借竞争优势实现了阶层地位的上升，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则由于拥有社会资源的劣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下降，并还可能呈继续发展的趋势。而且，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来看，工人、农民的阶层位序处在底层（注：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对中国社会十大阶层的划分，工人和农民阶层全体被归入中下层，另外一部分则归入底层。参见该报告第9页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图”。）。这样的利益获失现实和阶层位序结构显然与执政党一贯的方针和宗旨相违背。一方面，工人、农民阶层仍然是党的主要依靠力量；另一方面，这两个阶层在人口总数中仍占多数。根据目前的估计，产业工人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为22.6%，农民阶层则占44%，两者相加达66.6%，在阶层规模上大大超过其他社会阶层。忽视这样的现实，不作理论上和政策上的调整，不切实采取措施维护和保障工农阶层的利益，执政党的主要社会基础就会受到削弱和动摇。
问题之二：阶层分化的市场取向与执政党意识形态引导的冲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后，社会主义的认知出现了价值观的重大变化。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理论突破，使传统社会主义的利益标准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社会成员对自身的阶层定位选择和阶层攀升期望，更多地受市场取向的支配。市场取向的调节杠杆是利益驱动，利益驱动的最明显特征是私利性。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害关系中，市场取向很容易导致社会成员忽略前两者而突出个人利益。如何使以市场取向为轴承的阶层分化与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相协调，就成为一个难题。同时，阶层分化的市场取向必然导致思想信仰、文化欣赏、道德标准、生活样式和情操格调的多元化，执政党既要承认这种多元化的合理存在，又要防止多元化导致脱离和危害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
问题之三：阶层分化的现实与传统理念和传统机制的矛盾。面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资源正在发生时代性的变化。原先形成的理念和机制如果不作实质性的调整，“以不变应万变”，就会置执政党于被动。例如，执政党仍然必须坚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工人、农民又是当代中国的阶层分化中最基本的生长母体，许多新生的社会阶层缘发于这个母体。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赋予工农联盟以新的涵义（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认为：“对于‘工农联盟’这个概念，应当根据新时代的社会阶层结构特征加以扩展和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来说，现在和将来所需要的，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农联盟’，而是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合作和‘联盟’。”参见该报告第107页。这个观点尚可讨论。）。一方面，许多新生的社会阶层与工农阶层有着血缘关系，联盟的外延从理论上说大大扩展；另一方面，这些新生的社会阶层又因具有独立的阶层特征与工农阶层相分离，联盟的内涵从实际上说又相对缩减。又如，发挥政治优势是党传统的雄厚执政资源，改革开放前突出政治身分和地位的阶层划分为党发挥政治优势奠定了基础。但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在打破身分制的同时，也削弱了发挥政治优势的传统基础。如何在新的条件下重组优化这一执政资源，增强阶层分化中的政治优势作用，是对执政党的一个严峻考验。再如，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任务，面临着从社会阶层固定的静态守衡到社会阶层分化的动态变常的新情况。社会成员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频繁流动，人们的职业、身分经常变动，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基本态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的队伍发展和党员先进作用的发挥都需要有新的运作机制。党的基层组织的传统建制是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单位人”相配套的，与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客观现实明显相脱节，如果不作改变就难以完成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任务。
问题之四：资源配置的样式多元化对执政党凝聚力撮合的影响。社会阶层分化与资源配置的样式密切相关。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资源配置具有“全控型”的特征，社会成员的利益分享都由固定划一的制度作出明确而基本不变的安排。在这种“全控型”的资源配置方式下，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分享与执政党的指向紧密相连。因此，高度集权的体制架构便于执政党凝聚力的撮合，党对社会基层组织和阶层的渗透效率极高。随着多种所有制经营方式的运作，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也从“全控型”向“分散型”变化。阶层分化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分享处于差异极大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中，利用和享有社会资源的多重选择对不同阶层的组合起着向心力的作用。党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具有的直接渗透社会基层组织和阶层的力度受到极大的削弱，这对党的凝聚力撮合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问题之五：执政党的利益代表性与社会群体利益多元性的碰撞。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其肩负着“两个先锋队”的使命。她不仅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两个先锋队”使命的统一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广泛的利益代表性。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所在，而且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之一。在单一所有制和城乡二元结构下，完全封闭的阶层由于统一的制度安排而具有高度的利益趋同性，工人阶级内部以及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利害冲突不明显，差别的弥合也比较适当，执政党的利益代表性与广泛性由于阶层利益的趋同性而顺利地得到统一。但是，当代中国阶层分化使社会群体利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落差、资源竞争、价值错位，必然促使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由内潜而外化。必须看到，社会群体利益的多元化就是阶层差异的明显化，阶层差异就是阶层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利益、眼前利益又是不一致的。由此构成的矛盾便发生了执政党利益代表性与社会群体利益多元性怎样协调的问题。执政党既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又要兼顾各社会群体的具体利益和眼前利益，两者放弃任何一方都会违背执政党的宗旨，这是当代中国阶层分化给执政党建设提出的又一道难题。
四、关于执政党应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战略决策的思考
每一次社会深刻变化引起的震动都是不可避免的，伴随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而来的认识分歧始终没有停止过。从态度上看，有认同赞成的，有消极无奈的，有担心忧虑的，也有指责反对的。有的认为“阶层分化应该刹车了”，还有人提出阶层分化造成的贫富悬殊“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不管这样的认识是否正确，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应该具有清醒的头脑和相应的战略对策，以便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成功地驾驭社会阶层分化的发展态势，在中国社会结构重塑中加固领导核心的执政地位。
首先，统一思想认识，主动推进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进程。解决思想认识是当务之急。由于“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思想的影响，以及长期拘泥于平均主义误区的社会主义认知，更由于利益差距拉大而实际暴露的心态不平衡，人们对社会阶层分化的认识往往不能与形势发展相适应，以致对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的阶层既缺乏自我认同感，也拒绝对其他阶层的认同。值得重视的是，这种滞后的认识可能还会随着社会阶层分化的进一步发展而呈严重趋势。因此，排除思想障碍，培育健康的心态，树立正确的导向，提高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认识和认同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应该认识到，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是继80年代所有制变革之后的又一次社会深刻变革，是一场重塑中国现代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无论是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化目标而言，还是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科技革命浪潮的挑战要求而言，促进阶层分化从而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十分必要的步骤。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率领社会全体成员主动推进社会阶层分化的进程。
其次，把握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利益整合的辩证统一。社会阶层分化决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我们肯定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积极意义，并不意味着否认阶层分化可能产生的弊端。事实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隐伏的矛盾很多，面临的难题也很棘手。例如，大批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待业、失业群体和游民群体的出现、阶层分化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产生相对被剥夺感、不公正竞争而导致阶层位移的无序、社会成员利益驱动下人生观和价值观与国家主导意识的冲突、富有阶层中某些不健康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样式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等等，都需要加以高度的重视。因此，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方面要努力促进社会阶层分化，另一方面必须加强社会利益的整合，这是辩证的统一。
第三，继续利用制度安排、政策倾斜和行政力量等资源优势，发挥社会各阶层之间协调平衡的杠杆作用（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自然形成的历史特征。由于中国实际存在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具体国情，更由于中国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以为，执政党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培育中，更应该发挥其引导作用，使自己的价值目标在社会阶层结构的培育中得到体现。），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应当在继续提高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同时，对因制度性原因、地理环境原因以及其他特殊原因造成的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给予大力度的帮助和扶持。毫无疑问，只要存在阶层分化，总会有处于弱势的下层社会阶层，因各种原因失去竞争优势的社会群体也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活困难。党和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例如建立和完善合理社会保障体系、严密个人所得税的法规、充分利用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利益调节杠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西部地区开发等等，在带动经济整体发展的同时，使弱势群体也能享受社会进步的利益，从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第四，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制度调整力度，适应社会阶层分化的新形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日益发育健全，初期社会阶层分化不规范的无序状态初步得到克服，正在走上规范化、秩序化的轨道。应该建立公正平等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进一步改革人事制度、户籍制度，使各个社会成员获得阶层流动中同等的机会和同等的待遇。同时还要创造进取向上的竞争氛围，要提供充分的教育培训条件，鼓励社会成员晋阶升层的意识，以此来推动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
第五，拓宽阶层协调的各种渠道，建立有效的机制，疏通与社会多元化利益群体的联系。按照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群体会形成各自的利益表达愿望，阶层归属感会日益强烈。执政党如果不能与各阶层形成直接联系的沟通渠道，就容易积蓄隐患，引发矛盾冲突，甚至激化为恶性事件。疏通阶层协调的渠道，一是要从制度安排上保证多元化的利益群体有诉求表达的合法途径，除了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以外，还应当充分发挥民间社团的作用，使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不仅具有社会广泛性，而且具有群众代表性；二是要通过政策法规沟通各个阶层之间的交往，使不同的阶层达成相互理解。一个部门、一个领域、一个企业往往是多种阶层的组合，管理者、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才、企业主、工人因阶层差异而存在的心态隔阂和利益冲突，往往成为引发矛盾的因由。执政党制定的政策法规，应该有利于阶层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总之，能不能驾驭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是检验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和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战略上考虑，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正确处理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群体利益多元化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利益分化与利益协调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与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利益差异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社会阶层分化向恶性状态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与时俱进地扮演好执政党的社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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