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广绝交论》的戏剧化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下里巴人论文,阳春白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选》卷五十五录刘孝标《广绝交论》，《南史·任昉传》亦录此文，且叙其缘由曰：“（昉）有子东里、西华、南容、北叟，并无术业，坠其家声。兄弟流离不能自振，生平旧交莫有收恤。西华冬月著葛帔练裙，道逢平原刘孝标，泫然矜之，谓曰：‘我当为卿作计。’乃著《广绝交论》以讥其旧交。”（《南史》卷五十九）此处旧交主要是指到溉、到洽兄弟。任昉自幼聪敏，文才过人，初入仕时为齐明帝大加赏识，与沈约齐名，时人称二人为“任笔沈诗”。任昉性好结交，奖进士友，得其名声之惠的士人往往多见升擢，所以衣冠贵游争相与之交好，任府常宾客满堂。追慕者尊称他为“任君”，将他比作汉代的“三君”（后汉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侍中刘淑）。到溉、到洽兄弟与任昉的交情尤其深厚，而且都曾经受过任昉的提携之恩。《南史》卷二十五《到溉传》、《到洽传》都载有其事。
在《广绝交论》这篇文章的开头，作者以对问体的形式引出其创作意旨，“客问主人曰：‘朱公叔《绝交论》，为是乎？为非乎？’”朱公叔即朱穆。范晔《后汉书》曰：“朱穆，字公叔。为侍御史，盛俗浇薄，莫尚敦笃，著《绝交论》以矫之。”（《后汉书》卷四十三）（朱穆《绝交论》佚，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二十一录有片断：“世之务交游也甚矣，不敦于业，不忌于君，犯祀以追之，背公以从之，事替义退，公轻私重。”）客借朱穆《绝交论》引起话头，于是主人解释道，如今世路险巇，良朋之道早已绝迹，休戚与共之素交如贡禹与王阳、子产与子皮、范式与张劭、尹敏与班彪者，今世已经不存，取而代之的是利交，它有五种派流：一曰势交，即依附有权势的人。二曰贿交，即趋奉富贵之人。三曰谈交，即结交有名望的人。四曰穷交，即有些人不得志时相互利用，一旦得志便恩断义绝。五曰量交，即交友之前先估量与对方结交的好处。这五种交友方式都是小人之交，一切都是以利益为目的，人富贵时便去依附，失势时则背离而去。就像集市一样，朝满夕虚，人们也并非朝爱而夕憎，一切只取决于利益的有无。由这“五交”而产生“三衅”：“随势之人必败德绝义，与禽兽同”，乃其一。“易离难固，争讼之所聚”，乃其二。“趋利没名声于贪鄙，为贞介之士所羞”，乃其三也。正因为有这“五交”、“三衅”，所以朱穆写《绝交论》是有他的用意的。在文章的末尾，刘孝标直言任昉事：“近世有乐安任昉，海内髦杰，早绾银黄，夙昭人誉，”文才卓越又喜提携贤能，“类田文之爱客，同郑庄之好贤。见一善则盱衡扼腕，遇一才则扬眉抵掌。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故当时衣冠士人争相与之结交，门前车马络绎不绝，家中坐客恒满，能够踏进任昉门槛者就如同昔人得升孔子之堂、李膺之门一样，身价陡增。经任昉赞扬提携而升台省的人可谓摩肩叠迹，不可尽数。而攀附任昉的人也都自称与任君之交至淳至厚，亲密无间，比之于庄周惠子、羊角哀左伯桃。然而等到任昉辞世，故友旧朋都即刻背离而去，“繐帐犹悬，门罕渍酒之彦，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其子困顿流离，昔日把臂之英、金兰之交，竟没有一人愿意救助抚恤，世态炎凉，令人唏嘘。文末刘孝标声明，像自己一样的耿介之士，对这样的秽俗之人（暗指到溉到洽兄弟）实在是感到畏惧和耻辱，宁愿独立高山之顶，与麋鹿同群，也不愿与之为伍。此论的愤慨之情、讥讽之意可谓强劲，以致于“到溉见其论，抵几于地，终身恨之”。
《广绝交论》是论说文骈俪化的典型篇目之一，它与刘孝标的另一篇名论——《辩命论》一样，都是篇制宏大，以铺排见长，有战国纵横家遗风。而且立论高远，气势凌厉，辞采精工，事类丰富，情调激越，语言犀利，极尽比附讽刺之能。作者已经不单单局限于对任昉的故友进行讽刺和谴责，而是对整个士大夫阶层的道德面貌和时代风气进行了深层的揭露和批判。因为梁代的文章大都趋向轻巧流丽，所以《广绝交论》在当时可算是别具一格，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名篇之一。除《文选》卷五十五、《南史·任昉传》录此文外，后世有很多类书、方志、总集、选集等收录全篇或者片断，也有笔记、诗话等论及其艺术手法，如宋邵博《闻见后录》卷十八就首次提到杜甫《赠韦左丞》诗中“窃笑贡公喜”乃出自刘孝标《广绝交论》“王阳登则贡公喜，罕生逝而国子悲”。宋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卷五载：“刘孝标《广绝交论》云‘嘤鸣相召，星流电激’，是真得毛诗之意也。”（《靖康缃素杂记》卷五，宋黄朝英著）其后的诗话都沿用这种评论。李兆洛《骈体文钞》卷二十《广绝交论》题下批云：“以刻酷抒其愤懥，其足以状难状之情，《送穷》、《乞巧》皆其支流也。”（《骈体文钞》卷二十，清李兆洛编，殷海国、殷海安校点）而明代宗臣的《报刘一丈书》更是承袭了《广绝交论》的思想，在这封信中，作者激烈地讽刺了当时官场的污秽风气，干谒者为求进取则不顾廉耻，对权臣厚颜谄媚，而权臣趾高气扬，气焰赫赫，故意再三地避而不见，连权贵的守门人都狐假虎威，仗势诟人，趁机敲诈勒索。书中所提到的权贵乃暗指严嵩，当时的官僚们慑于他的专权，都争相巴结献媚，独宗臣性格耿介，不肯屈于严嵩的淫威，且在这封信中表明，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取得上级的信任和赞誉，自己是不耻为之的。由此可见，《广绝交论》对后世的影响很是广泛，但以上所提及的文献大都只是略言《南史》所载，或者品评字句等，总的思想是沿袭不变的。而此文以及相关史实作为故事原型再次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则是在明代传奇《葛衣记》中。
《葛衣记》见收于《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三列《葛衣记》条，言明时旧本，不知谁作。条下略叙剧情大概，以及此剧所本任昉之事。傅惜华著《明代传奇总目》卷二载：《葛衣记》（缺），明顾大典撰。另列顾大典所撰传奇三种：《青衫记》，存。《义乳记》，佚。《风教编》，佚。以上四种总名《清音阁传奇四种》。《葛衣记》，吕天成《曲品》著录，列入“上中品”。《祁氏读书楼目录》、《明野山房书目》著录；藏本今不见。《徐氏家藏书目》著录，未题作者名氏。《古人传奇总目》、《重订曲海目》、《曲考》、《传奇汇考标目》、《曲目表》、《今乐考证》、《曲录》，均著录。此剧今无流传之本，仅戏曲选集《群音类选》、《吴歈萃雅》、《词林逸响》、《万锦清音》，及《纳书楹曲谱》等书，采录有散出。明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书肆曾经刻印此剧，今不见。庄一拂编著《古戏曲存目汇考》言该剧原件乃旧钞本，梅兰芳藏。今可见者即依此旧钞本影印，存于《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吕天成《曲品》（卷下）有评：“此有为而作，感慨交情，令人呜咽。妇入庵，似落套，然无可奈何。”（《曲品》卷下，（明）吕天成撰）
按：作者顾大典，乾隆《江苏震泽县志》卷十九《文学》、《列朝诗集》、康熙《吴江县志》等有传。其字道行，号衡宇。江苏吴江人。明隆庆二年（1568）进士，曾任山阴教谕、处州推官、南吏部郎中、山东佥事、福建提学副史等官职。顾氏工诗文，善书画，嗜好昆曲，且通音律，常常自创曲目，用来教授家庭戏班。顾大典与张凤翼、沈璟交往甚密，其戏曲理论和创作旨趣也与沈璟极为相近。著有《清音阁集》、《海岱吟》、《闽游草》、《园居稿》（关于顾大典的生平事迹，亦可参见徐朔方《顾大典年谱》，见于《晚明曲家年谱·苏州卷》，P263—286）。
今见《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影印本《葛衣记》，共二十七出，分上下两卷，上卷十四出，下卷十三出。上卷中第十出残，第十一出缺，第十二出残，但并不太影响情节发展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因为第一出乃全剧总括，剧情从第二出才开始。剧情大概如下：任昉生前曾将第二子西华与到溉之女到慧贞结姻契，任家素来就没有什么家产，任昉辞世后，家道愈加败落，孤儿寡母生计凄凉，这一日西华母亲寿诞，西华无钱置买寿礼，便典当冬衣，寒冬腊月时节只穿葛帔练裙。某日任西华在静贞庵中读书，偶遇到慧贞，上前拜见，因衣着寒酸，竟被到家奴仆嘲笑羞辱，西华气愤不过，前往到府向未来岳丈告状。那到溉早有另觅王孙贵客为婿之意，奈何夫人女儿都不同意，正苦于找不到机缘，这时正好借此事端，威逼任西华写了休书，并将其逐出门外。其时偏逢大雪，西华又饿又冻，怕母亲经受不起打击，又不敢回家。此处文本残缺，但依后文来看，得知他欲投父的故交萧左丞、陆太常，二人皆拒之不纳。文本接续前情，西华后来路遇刘孝标，道尽委屈之情，孝标念其境遇可怜，又顾及与任昉的交情，便带西华回府，供他衣食，教他读书，并写下《广绝交论》，差人送至到溉府上，讽刺到溉的忘恩负义。西华在读先父所遗的兵书时，偶然发现一种可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法术，可以破除邪法巫术，喜不自禁，忙加修炼。当时安成刘敬恭作乱，善使妖术，能剪纸为兵，朝廷派沈约前去讨贼，正愁于妖法无计可破，既然西华有这样的神法，刘孝标就把他推荐给沈约，终于得立军功，拜驾部员外兼中护军。到溉之女听闻父亲已逼西华写了休书，欲投江自尽，被女尼救入静贞庵，静等西华消息。西华得官归来，刘孝标登门嘲笑到溉，到溉误以为女儿已经身亡，伤心过度而致目盲，夫人此时才说女儿尚在人世，即刻接女归家，与西华结百年之好，到溉准备了丰厚的嫁礼，并亲自送女儿到任家，至此两家恩怨冰释，一派花好月圆的景象。
《南史》所载任昉事是《葛衣记》创作的直接源头，历史上任昉与到氏兄弟的交友及变故构成了《葛衣记》故事的主框架。但是这样一个令刘孝标义愤填膺、感慨不已的不堪世情到了顾大典这里却变成了一台曲折、热闹、有着浓郁喜剧色彩的演出，其强烈的娱乐性十分明显。作者选取有一定历史根据的题材来编故事，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吸引观众，史书上庄严肃穆的人物忽然站在舞台上说着日常生活中普通人说的话，纠缠着普通人无法挣脱的世俗情事，想来都是引人入胜的，而作者故意设置的一些情节和人物的宾白更增加了喜剧效果。如“逐婿”一出，到溉逼西华写休书，西华不肯，说“吓阿呀，你与我先人最厚，平日又受推奖之恩，你今身为大臣，说出这样背义忘恩的话来呦，好背义忘恩。”到溉回他：“我受你先人的推奖之恩咳，又不曾受老兄推奖之恩，呸！”西华仍坚持：“不写怎样？”到溉说：“不写，打！”到家仆人做打状，西华忙说“待我写。”一边写一边咕哝：“哪里有这等事，自己家人无礼。”仆人讲：“任官人不要说了，总之是你不是。”西华仍想挽回些颜面：“请教哪里是我不是？”仆人只好认输：“罢，罢，就是我不是，快写。”西华被逼写了休书，出门还要学李白之潇洒状：“仰天长啸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后又气愤不过，但无处发泄，便诅咒到溉无端溺死。这里到溉已全无尊驾，完全是一个世俗无赖之人；西华也尽失名门之后的风范，一副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卑弱相。又如第二十出，西华正在外讨贼，老母亲独自在家，刘孝标差人送去银子和米粮接济她的生活，这时正碰上到家的仆人受到溉之命前去催讨任昉在时所借的十两银子，还要加上利息，有便罢，没有便捉去见官，幸好刘府的仆人在，乱打一通，才将他赶走。这个情节的设置彻底颠覆了到溉的士大夫形象，真正成了贪夫小辈了。另外，在第十四出中，任西华在先父所遗兵书中偶得神仙之法，且现学现会，马上就给刘孝标变出彩云浓雾、开天门、裂地府、召天兵天将现身。以及第十九出任西华和刘敬恭斗法，刘敬恭用纸剪出神兵鬼卒、猛兽妖精，而任西华则登坛作法，向敌军泼猪狗血，破解了刘敬恭的妖法。这些情景，即使在当时的舞台上不能像现在的电影特技一样充分展示其场面的诡秘和气氛的玄虚，但情节设置本身就增加了整出戏的看点。作者把人世的无常和辛酸都藏在了一张带有戏谑表情的面具的背后，漫长的时代跨度慢慢抚平了一切仇怨，当初对到氏兄弟最严厉的道德指责也变得宽容了很多，大团圆的结局更是作者给到溉的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整出戏都充满了轻松、随意，甚至喜剧的气氛，对历史故事的沉重感的消解是作者以及整个时代的主观选择。
任昉与到溉兄弟的故事由一个概念化的典故变成有矛盾冲突、极具情节化、又热闹又好看的一出戏，全仰仗于作者的丰富想象和巧妙设计。为使内容更世俗化，也为了有效地将人物连接在一起，作者设“联姻”这条主线，将主要人物、主要矛盾都集中在这条主线上，也致使后来的“悔婚”情节顺理成章地成为全剧矛盾冲突的最高潮，使世态人情的炎凉冷暖更加彰显，这是作者的独特创新和贡献。任西华功成名就后终娶到溉女，矛盾于此终结，这种中国传统剧作的总体审美趋向即大团圆的结局没有脱出当时戏曲创作的窠臼，乃是作者对原本高远立意的削弱。但是另一方面，故事原型中尖锐的、冷酷的矛盾的化解，却也更符合一般观众的小市民心态。明归有光在《重交一首赠汝宁太守徐君》中说：“余以为孝标特激于一时之见耳，此盖自古以来人情之常，无足怪者。”（《震川先生集》卷四，明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文士尚如此说，何况观看戏曲的一般市民。到溉嫌贫爱富，想把女儿另配王孙贵客，只因自己没有子嗣，老来只能仰仗女婿，那任西华既无家业，亦无功名，显然不能担此重担，也能自圆其说。到家本是富贵之家，而任家穷困潦倒，到溉有悔婚之意也情有可原。双方处于一个极不平衡的对立状态，解决的方法只能是任西华求取功名利禄，将这不平衡化为一团和谐，这正是明代市民阶层普遍的价值取向。还有所谓因果报应之类，如任昉喜推奖士人，而其子终得沈约提携得官。到溉重利轻义，报应便是双目失明等，表达的都是世俗的意愿。
《广绝交论》与《葛衣记》，虽然写的是同样的人事，但一为阳春白雪，一为下里巴人，最重要的是主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绝交论》崇尚高山流水的圣贤之交，对现实的世态炎凉予以了猛烈的批判。而《葛衣记》则显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它承认并接受了富贵贫贱对人情的根本性影响，在嬉笑怒骂中将不平之气化解，除了娱乐的目的之外，还顺带激励贫贱士人追求功名，从而振家声、光门楣，最终抱得美人归。主题的这种重大转变，是因为两种艺术表现形式的不同，《广绝交论》是骈文，且是南朝时作品，必求美求雅，求立意境界的高远。而《葛衣记》是明代传奇，明代文人整体的时代性格已与南北朝时人不同，而且因戏剧是写给一般民众看的，自不免带有世俗气。前代故事原型流传到后世已成为传奇作者用来抑恶扬善、展示才情、娱己娱人的一个载体，虽然说的是同样的故事，但故事的意义却因作者目的不同而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