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移于生物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间：心理学中的性别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定论论文,学中论文,性别论文,意识论文,生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心理学领域中的性别权力结构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最近所作的报告（APA,1999）显示，1920—1974年间取得美国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只占22.7％，以后逐年增加。到了1997年，3489位获博士学位者中，女性占66.6％，即将近三分之二。如果从学生人数与获博士学位的人数来看，心理学应该是一门以女性学习与讨论为众数的学科，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心理学是一门“女性化”的学科呢？事实上并不尽然。
如果分领域来看（见表1），早期（1976年），女性博士人数只是在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及学校心理学等软性领域上较占多数（高于或接近50％）。到了近期（1997年），女性博士几乎在多数领域中都遥遥领先于男性博士的人数；而在认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这些所谓硬性领域中，则几乎与男性平分秋色（各占近50％）。若再检视其他的结构性数据，将可见心理学界的另一番风貌。例如，在美国心理学会的会员等级分类中，资深会员——意指在该领域有杰出贡献与成就而受提名者，女性只占23％；一般会员则占48％；准会员——即已获硕士学位，或正在修习博士学位，或正在心理学相关领域从事工作者，则占59.5％。从1892至1998年一百多年中的历任理事长中，女性却只占8位。另外，就APA（美国心理学会）出版的学术期刊来看，最具有权威的主编，女性只占5％；而担任副主编者，女性占40％；担任谘询委员或论文审查者，女性则占31％。因此，明显可见的是，女性在美国心理学界的权力结构中仍居于弱势。
在台湾虽然没有正式的长期数据公布，但性别与权力的分布状况似乎与美国大同小异。作者将台湾地区的“中国心理学会”① 之会员资料作一个初步统计，根据现存的最早资料——1993年度的资料显示，在1003名会员中，女性有544名（占54.2％），略多于男性；有博士学位者，男性108名（占60.0％），女性72名（占40.0％）；但是在硕士、大学毕业的层级中，女性则分别是163名（占58％）与162（占57.7％）名。简言之，在早期，心理学学位越高，男性就越多。在专长领域方面（见表2），男性在心理计量、认知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社会人格心理学、工商业心理学等理论性或工具性领域居多数，而女性在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及临床或辅道心理学等服务性与利他性较强之软性领域居多数。
以最近的资料（2001年度）分析显示，在1750名曾登录的会员中，女性有1011名（占57.8％），男性为739名（占42.2％），女性已经明显地多于男性；有博士学位者，男性与女性刚好各都是172名；但是在硕士、大学毕业的层级中，女性则分别是331名（占60.8％）与508（占58.9％）名，增加的比例并不多。显然地，心理学领域中，高学历的女性增加迅速，已经与男性不分轩轾。在专长领域方面（见表2），男性只在生理心理学、工商业心理学居多数，其他领域则多为女性领先。而发展心理学（占90.0％）可以说几乎是女性的天下了。简言之，台湾的心理学界，在短短的不到十年内，专业人员的性别比例有了明显的变化，已经变成女性占居多数的社群了。
另外，在各大学的心理学系学生中，向来也是女学生多于男学生；在心理学系及相关专业领域中，高学位的女性专业人员也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但是，台湾地区的“中国心理学会”之理监事群向来以男性为主。而且，截至目前为止，尚未曾有过女性担任理事长。学会所出版的心理学学术期刊《中华心理学刊》也一向由男性担任总编辑。今年开始，因为采取双主编制，才有了第一位女性总主编，其专长为社会心理学。另一位男性总主编专长为发展心理学。两位都是以认知与实验取向的心理学见长。向来在台湾心理学界居于领导地位的台大心理系，其专任教师群之性别结构是：男女性教师虽然几近各居一半，但所有的教授都是男性，而所有的副教授都是女性。自建系以来也未曾有女性担任系所主任。像这样男性单性优势的权力结构，居然存在于台湾心理学界的龙头系所，不得不令人瞠目结舌。
除了专业人员的性别结构之外，心理学的知识体系本身又呈现何等的性别样貌？
二、主流心理学的性别面貌：一门“男性化”的学科
虽然心理学的学习者与专业人员以女性为众，但是，基本上来说，主流心理学（特指以北美为主的心理学）可算是一门男性化的学科，心理学史也几乎是一部男性心理学史，女性心理学者对心理学的贡献一向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其影响性也被低估，同时更不具能见度（Russo and Denmark,1987）。
（一）心理学教科书中的性别能见度
只要翻开任何一本普通心理学的教科书或关于心理学史的著作，可以看见的共同性是：将心理学定义为一门科学，一门研究人类心智及行为的科学。其实心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自有历史以来，人类就企图透过各种方式来了解人性——人类的动机、情绪、思想、语言、行为等习性。而这种兴趣早期是属于哲学领域的。1879年Wundt在德国莱比锡创立“心理实验室”，正式宣告脱离虚无飘缈的形而上学，而以科学方法研究心灵，他成为了现代心理学之“父”。
接下来，无论是结构论（E.B.Titchener）、功能论（William James）、行为论（J.B.Watson）或完形论（M.Wertheimer）的创始者都是男性，通常也以“xx之父”称之。即使较晚近的各心理学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如精神分析论的S.Freud，人本论的C.Rogers、A.Maslow，认知论的J.Piaget，行为论的B.F.Skinner，他们也都是男性。教科书中经常同时刊出他们的大头照或全身照。甚至年轻的研究“从众行为”的Solomon Asch（1956）之大头照都进了教科书。唯一出现过的女性心理学家的大头照是Karen Horney（1885～1952）的。
一项对畅销普通心理学教科书的研究（Peterson and Kroner,1992）指出，心理学教科书中引用男性作者之著作和男性图片的数量远超过女性，女性出现比例较高的部分是在说明变态心理学时以及正在治疗中的个案。例如，患歇斯底里症的女性正公然地被一群男性医师观看着；一位女性忧郁患者蓬头散发，脸部表情痛苦万分。黄惠玲（2002）检视发展心理学教科书中的关于内容说明的46张图片后发现，即使在这个相当女性化的领域——以女博士占最多数、研究观点与内容大都以儿童、家庭为取向，其所呈现的理论创始人也清一色是男性（占9张照片），女性只有半张。在儿童一起游戏、学习的图片中，男女生当主角的比例是7∶3。小男生能力的优势，多展现在棋艺、数学演算、电脑操作等认知能力上，而小女生则表现在“对恐龙的害怕”、“种花”、“陶艺”等情感性的能力上。到了青春期，男生做实验时，女生在旁边作纪录；男生操作实验、考托福，女生则倾听老师在数学上的解说。简言之，心理学教科书所呈现的影像，还是男性优势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普通心理学教科书的主要作者清一色也都是男性，而且几乎都是以实验心理学为主要专长的男性教授。以台湾近二十年来最普及化的心理学教科书为例，它是翻译自E.R.Hilgard的版本（1953年第一版）。Hilgard即是研究意识的著名实验心理学家。及至第十版后，由其学生R.L.Atkinson——一位研究记忆基本历程的实验心理学者担当了主编。即使国内自行编撰的心理学中文版，作者也都是男性教授，女性教授至多从事翻译引介的工作。如，远流图书公司所出版之译本。由此可以看出，就整体心理学领域而言，主要仍由男性来定义心理学的走向。
（二）以生理性别为论述与研究重心
早期心理学教科书中并没有特辟一个讨论性别的章节，因为大部分心理学者自认心理学是一门“科学”（注：这里的科学是指狭义的自然科学，或是素朴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科学代表客观、价值中立、理性。研究是主客对立的，人是研究的客体。“性别”（是sex不是gender）对主流心理学而言只是个别差异中的一个“变项”而已。科学心理学的知识应该是“去性别化”的，研究中若发现性别差异，只要归因于生理性别变项的影响效果即可。以近程因素的思维习惯来看，性别的生物性因素远比社会性因素较受研究者的青睐。至于中程或长程的影响因素究竟是生物性基础或是社会文化结构因素，则较少进一步探讨。至多在讨论人类成长的发展历程时，提及性别角色是社会学习的一环，而社会学习的结果使得儿童期即拥有男性或女性角色的基模。
其实，“科学”的心理学不仅仅是去性别化的，同时也是去脉络的。他们通常将研究所得的结果当作一项“真实”或真理来陈述，而较不考虑此一事实的贯时性或脉络性（某一时代的社会文化产物）。例如，在举例说明何谓“投射测验”时，作者通常也不会忘记趁机以Horner（1970）的研究为例，指出女性有“害怕成功”的双重束缚这个“事实”。后来，Paludi（1987）指出Horner所使用的测量工具有问题，除了概念的建构效度与信度皆低之外，其理论背后也充满了“责怪受害者”之预设。由于大受女性主义学者批评，因此，90年代以后出版的心理学教科书就不再举此例了。最近的研究更指出，女性并无逃避成功的动机，而是她们预期：若在传统上由男性主宰的工作领域中获致成功，将受到惩罚，因而焦虑较高；但是若在传统的女性领域中成功（如护士），则焦虑较低。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男性身上（Cherry and Deaux,1975）。
还有，以精神分析论的创始者弗洛伊德为例，他在观察晤谈了诸多女性病人之后，提出许多创造性的概念（如潜意识之存在）和理论，他认为人类行为与症状是由强而有力的心智力量所操作，而这些力量是人们意识不到的。这样的说法符合现代认知科学的假设——它也是从外显行为的观察去推论心智的运作过程。Freud的概念被认为是“科学”的，因为他的某些概念被后起的心理学者们以操作性的定义概念与操作依变项方式从事实验室研究，并获得某些支持。
但是，弗洛伊德脍炙人口的名言——“解剖即命运”，却种下了日后被批判为“男性中心偏见”之根。例如，他认为性蕾期的女孩因缺乏阴茎，而有失落与自卑感，伴随阴茎艳羡而产生恋父情结，随之而至在青春期未能发展成熟的超我（一种停滞现象），以至女性一生以依赖男性为生活重心。弗洛伊德的学生Erikson（1963，1968）接着提出人生社会心理发展八大阶段的理论。追随“生理结构决定性格命运”的假设，他也认为，青春期女性的自我认同是要先体察其生理上的“内在空间”，意指其生殖能力，因此，选择一位适当的丈夫才是完成其自我认同的决定性因素。换言之，女性必得准备好做一个妻子与母亲，其自我认同方得以完成。
像这样以生理上的“解剖形构”类比“性别特质”的生物决定论是早期很多“科学心理学”的学者之想象与创造，从而导引出的女性较具包容性，男性较具穿透性与攻击性之说，也都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只可惜，Freud对人类行为的理解虽有卓越的贡献，但是他最后还是承认无法解开女性特质之谜。他曾对其门生说：“我研究女性心灵30年以来，一直有一个大问题无法回答，那就是‘女性到底要什么’？”（Jones,1955）。女性究竟需要什么这个问题，恐怕不是男性（即使他是一个学术研究工作者）凭丰富的想像力与推理能力即可获知罢！身历其境以获深度的同理心恐怕是较佳的路径，只可惜他们永远无法真正身历女性之境。就像一份名为“自我”的杂志曾询问25位男性，如果他们身为女性，他们要做什么，其中一位作家兼编辑者说道：他会花八小时逛街，而且觉得很有成就感——即使只买了一个小挂饰（If I were,1991）。不知道女性们读了这份报道，有何感受？
三、女性心理学者的反扑
1969年，美国的女性心理学协会（Association for Women in Psychology，简称AWP）正式成立，它是由支持女性主义的心理学者组成的。协会的宗旨之一是：使心理学中关于女性与男性之差异是来自“天生”或“生物性”的假设不再毫无争议地继续存在着。之二是：鼓励有关性别（gender）的研究。1973年，美国心理学会（APA）接受八百位会员的连署请愿，组织了第35分支（division）。该分支目前约有3500名会员，在APA各分支中跃居第五名（APA共有52个分支），不但是后来居上，同时也是小兵立大功。另外，两个专业性的学术期刊也纷纷出版，一为Sex Roles，另一为Psychology for Women Quarterly。
从此，有关性别差异的论证不断被重复检证和进一步研究。尽管，主要的研究集中在性别角色的内涵，以及性别刻板化的社会化历程。目前，已经有细腻的研究证据可以推论：性别刻板化最早源自婴儿的出生之际，家庭与学校都是重要的早期社会化媒介（黄囇莉，1999）。Maccoby与Jacklin（1974）分析过无数有关性别差异的研究后也发现：男性与女性的基本差异并不多。例如，男性的攻击性较女性为强，视觉空间能力较女性为佳，此乃前者受雄性荷尔蒙影响，后者受性连基因影响之故。而女性的语文流畅性平均较男性为佳，其他关于自尊、社交能力、成就动机、分析事理、易受暗示性等能力或性格，则都不如大家的刻板预期。换言之，男性与女性是有所差异，但大部分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
但这种本质论的男女差异仍受到相当的质疑。以数学能力为例来说，七十年代的研究显示，小学时期男孩优于女孩；青春期之后，女性精于数学计算，男性长于数学推理（Kimura,1992）。但是，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论述，则有另一番完全不同的视野。首先先确认，父母管教态度与方式是社会化历程中的重要成分。研究显示，父母（尤其是母亲）对数理的困难度认知及对数理的价值认定，对小孩的数学性向有更大的影响（Eccles and Jacobs,1986）。若父母从小对女孩施与独立性训练，则其数理性向也会较强（Slack and Porter,1980）。最近一种有趣的现象是，美国每年的西屋科学奖比赛中，华裔得奖人越来越多，但西方的得奖者中10％以下是女性，而华裔得奖者中却有一半是女生。Campbell（1989）特地针对此一现象进行文化比较研究后发现，美国的华人家长家庭管教的特色是，给予女孩最高的自由度与最低的干涉（因为轻女？）。女孩借着自由学习的风气，充分地享用了美国优越的教育资源，脱颖而出成为资优生。而男孩所受的管教是：父母过度的参与或督促（因为重男？）。因此，男孩的学业表现虽有一定的水平，却也显得普通而缺乏创造力与超越性。这可能是中国父母“重男轻女”后所产生的意外效果。显然，父母对不同性别孩子不同的管教方式与社会文化因素交互作用后，产生的影响力是超越性别的生物性的。
有关女性是否较情绪化，也受到研究的进一步检定。传统上，无论是在小说、电影、电视、广告中还是在一般人的口语习惯中，都充斥着女性较情绪化的刻板印象。女性被认为较容易在面临危机处境时，因方寸大乱而陷入一片慌乱之中。同时，女性也被认为是敏感的、害怕的、焦虑的、紧张的、容易哭的、情绪起伏大的（时而高兴，时而忧郁，就像天气一样晴时多云偶阵雨）。事实上，“情绪化”一词即深具性别歧视的含意（Sherman,1971）。因为它只涵盖害怕、焦虑、心情起伏、神经质等。有些外泄性（acting－out）行为，如攻击性行为、反社会行为、或其他偏差行为等，虽然较多男性具有，却并未被赋予“情绪化”的标签。社会更以“男儿有泪不轻弹”、“大丈夫无忧无惧”等内隐性（actingin）行为期待框住男性的情绪表达。因此，若以自陈式的纸笔测验为研究工具，会显示女性有较强的焦虑倾向，但是，若以生理反应（如心跳、脉搏跳动等）作为情绪反应的客观指标，则女性并未显露出较男性更情绪化（Kopacz and Smith,1971）。
有关情绪的研究显示，情绪的基础是生理因素，但是情绪的感受与表达则较受个人认知因素（如归因）的影响。社会文化因素会影响认知，是大家的共识。但社会中仍充斥着性别与情绪关系的刻板印象，约有45％的人相信男女情绪的差异是受生物性因素影响的，只有13％的人认为是受生物与社会因素同时影响的（Swim,1994）。Brody（1997）所作的文化比较研究显示，只有来自欧洲的美国人，其女性的情绪平均比男性强烈，但是亚裔美人及来自亚洲的国际学生则相反。显然地，文化因素对情绪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另外研究也发现，如果父亲介入参与子女管教的时间越多，则对女孩的情绪有越多正向的影响，即女孩会较具竞争性、较少悲伤等，但是对男孩的影响就较不显著。由此可见，父母的管教方式这样的近程中介因素，也会造成不同性别的孩子在情绪上的差异。
在女性学者对传统男性化心理学的反扑中，最令人兴奋的成果是C.Gilligan（1982）对道德发展的研究。众所皆知，L.Kohlberg根据J.Rawls的正义理论及J.Piaget的认知发展理论，以自己创新的“道德两难困境”故事作为询问受试者道德推理的过程，进而推导并建构出人类道德发展的三时期六阶段理论。此一理论的提出让Kohlberg晋身为大师级的学术人，哈佛大学让他主持“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同样任教于哈佛大学的C.Gilligan却发现Kohlberg在理论建立时的初始研究有一个极大的缺失，那就是他的受访研究对象都是男性。于是Gilligan用相同的研究工具与方法，把研究对象换成女性。结果发现，女性与男性的道德观迥异，女性较重视对他人的关怀及责任，男性则较重视个人的权力。若依Kohlberg的发展观点来看，女性的道德发展是低于男性的一个阶段。这让Gilligan深不以为然。她写了《In a different voice》一书。认为女性的道德发展与男性的发展是有所不同，道德成熟的女性重视关怀与平等，对社会关系有更多的关心，而不像男性以抽象而普遍的逻辑观念为主。她提出，女性的道德发展历经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为了求生存，女性的关怀以自身为主；第二阶段，女性因为将自身与他人做了连接，其关怀转化为“责任”的考量，但是却将责任式的关怀与“自我牺牲”加以混淆，因为此时期的女性通常还不完全觉知自己的真正需求；第三阶段的女性终究发现，原来不公平是一项非逻辑性的后果，因而将责任式关怀转为“自我选择的价值”，兼而考量个人付诸行动时的可能性及限制性，同时更重视自我发展的责任性。
Gilligan的著作成为国际性、跨学科的畅销学术著作。近年来，大部分的普通心理学教科书也都会引述其理论和观点与Kohlberg对比。甚至也有教科书刊出她的大头照（Sternberg,2002），这是极不容易的殊荣。可惜的是，这些教科书都会再引用一些其他的实证性研究，说明男性也有关怀取向的道德观，或是性别差异并不明显的证据，最后还忍不住要补上一句“虽然Gilligan的理论很吸引人，但目前的实证支持仍相当微弱。”像这样的书写方式，还是相当“素朴实证主义”中心的，以致无法碰触到Gilligan理论的核心关怀。
其实，Gilligan自认为她的书最大贡献在于：让女性的经验与发声进入心理学的理论建构中，在“公平正义”的道德思虑之外，提供另一以“关怀他人”为主的道德思虑，这同时开启了两性对话的基础。只可惜，她的女性关怀责任论被引申为女性在性格上是较倾向情感性或关怀性的（其实可能是社会化的结果），因而又掉入性别差异的本质论窠臼中，成为社会中女性负担较多照顾劳务的合理化借口（尤其是与社会生物学理论之结合），并对追求事业成功的女性造成新伤害。而这是Gilligan最不愿意看到的。她虽感遗憾，却也无奈。另有女性主义心理学者（Nicolson,1995）评论道：Gilligan虽然让女性的声音进入了主流心理学，却未触及两性在权力上的不平等关系，以及知识建构过程中权力影响知识的问题。因此，她只是强化了两性有所差异的刻板印象，却无法翻转在以抽象思维为较高价值的文化社会中，女性仍然较低落的价值。
四、对立极大化：生物心理学与建构心理学的兴起
心理学中关于性别研究的提问与思考进路，向来是从男女两性的特质或性向差异着手，而这些差异也就是本质论与社会建构论，或者说是天生与后天影响争议的核心。七十年代女性研究的兴起，不但未改变心理学中生物决定论的思维，反而有强化的趋势。其中最明显的是以演化生物学为基础来说明人类的心理属性与社会行为的社会生物学、男性（阳刚性特质）研究的兴起，及其专属学术期刊的出版（黄囇莉，2000）。
在最新版的教科书中，生物心理学已经堂而皇之地成为第二章的主题（第一章是：心理学是什么？）（Sternberg,2002）。而以前的第二章是“行为的生物基础”（Gleitman,1991; Atkinson,1990）。生物心理学不仅从解剖学与生理学来理解思考、感觉及行为的组织基础，更从演化论与基因学的角度来挖掘人类心理与行为的生物基础。生物心理学认为，不仅个体的行为是演化的结果，而且，人类的社会性行为，如利他行为、互惠关系等都有演化的基础。因此，即使在谈社会心理学的专章（Gleitman,1991，第十章）中，也是以“社会行为的生物基础”为起点。另外，在新出版的Handbook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Hogan,Johnson and Briggs,1997）一书中，人格的演化生物学基础也足足占了四章的篇幅，而社会文化基础却只有三章，其中还有一章是讨论“信任与背叛”的充数性论文。
社会生物学的观点，在普通心理学的教科书中，已经开始讨论，尤其是讨论人类两性的性行为与择偶时，几乎不会遗漏演化与生物性观点。Buss（1989）在检视了三十七个国家的男女样本之后发现，女性择偶时普遍较重视男性的相关经济能力的特质；而男性则重视女性的外在吸引力。他推论，像这样跨社会与文化的一致结果乃是跟男、女性的生殖策略有关。男性需要很多性对象，以增加繁殖的成功率；由于女性在养育的负担上比男性大很多，因而较希望有稳定、熟悉的关系。社会生物学家深信：演化的遗迹仍残存着影响现代人的行为。另外，社会生物学是建立在“自私基因”的假设之上，且推论基因库的有效传承是人类性策略或求偶策略的基础。像这样以富想像力的预设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因，是许多生物学者奉行不悖的科学性假设。然而对于人类社会中的近程因——父权社会或文化结构，通常是他们想跃过而不论的。
西方的文献对演化心理学的批判是从根本处着手的。Caporael and Brewer（1991a）指出，以生物学来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本身就过于意识形态化及政治化。其“人类基因是自私”的假设，显得宗教味十足。另一方面，社会生物学自称是一种科学，其推演出来的对各种社会行为的解释，却是缺乏社会责任的。Archer（1991）认为社会生物学的各种基本概念源自“天择”与适应，但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原就不同，何况人文环境随着历史的进展，变化相当多元。很遗憾，社会生物学并没有明显地区分两者，以致其运用于人类时，受到极大的限制。Rapoport（1991）认为自然科学的基本假设本身即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信奉，而达尔文的演化论、物竞天择论，社会生物学中的自私基因论、个体主义等，个个都涉及一系列未经证明之假设。Caporael and Brewer（1991b）也指出演化心理学过度地化约主义，对“人性”提出基本预设，使整套论述流于循环论证，而陷入了社会刻板印象的泥淖中。像这样对演化心理学及社会生物学的系列反省，既是在方法论层次上的，也是从根本上对生物决定论缺失的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数篇批判性论文的作者都是心理学者，他们大都曾在主流学术期刊（指由APA所出版者）发表论文。M.B.Brewer更是著名社会心理学家、JPSP（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由APA所出版之顶级学术期刊）的常客。但是他所书写的批判演化心理学的论文，却是在Social Issues这种边缘期刊（指非由APA所出版者）上发表的。另外，在Psychological Inquiry（质化研究专属期刊），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偏向哲学的理论心理学期刊），Australian Psychologist（非欧美中心的期刊），也都陆陆续续地发表过一些批判演化心理学的论文。然而，不顾这些批判浪潮，最近JPSP仍旧刊出以52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说明男女两性在求偶策略上具有世界普同性的支持演化心理学的论文（Schmitt,2003）。由此可见，支持演化心理学与批判演化心理学的发言地位完全不同，前者在主流期刊，后者则在边缘期刊。
如果转从科学史的角度入手，“科学”的性别意识就呼之欲出了。许多研究者都承认科学界存在着“性别意识形态”以及“男性中心的游戏规则”。从知识社会学来看，由于科学是以男性的社会处境及生活经验为强势纲领而发展成的“男性的”科学，因此，若从女性的社会处境、生活经验或思考习惯出发，也有可能建构起适合女性的“女性科学”。此一问题仍在科学哲学的论述中强烈争议着（Harding,1991）。Keller（1985）指出，科学作为一种知识的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权力的形式。西方传统的科学史中，以培根（F.Bacon）为例，西方人（男性）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主客对立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也是男性／女性、科学／自然、自我／他者、宰制／被宰制、征服／被征服种种关系的类比模拟。在这二元对立中，女性被安置在后者。
Gergen（1973）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其实几乎都是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进展，人类行为也会创发性地随之变动。以精神官能症为例，由于当时是处在维多利亚的性压抑时代，使得较多人得精神官能症。但是，20世纪之后，由于性变得较为开放，婚姻也变得较不稳定，因而精神官能症急速下降，取而代之的是边缘性人格违常增加。因此，对人类行为的理解是不能不在社会文化脉络下来进行的，而心理学的理论也应该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而有所递演。他称此为历史的社会心理学，采取的是社会建构论的观点（Gergen and Gergen,1984）。
K.J.Gergen是意大利裔的在美心理学者，在北美的心理学主流期刊中发表论文对他而言是轻而易举之事。他也很早就在美国顶尖学术期刊JPSP上发表论文。但是，回到意大利的大学讲学之后，他越发发现文化与社会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性。同时，也越认为主流心理学中的预设，以及素朴实证科学取向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对人类心理与行为的理解是有所局限的。在游走世界各地之余，他更加肯定社会心理学必须在知识论、方法论上有彻底的翻转。其配偶Mary Gergen秉持相同的理念，致力于女性主义心理学的研究与推广，并不断与各地区的女性心理学者结盟。以她最近出版的新书《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Gender:A Reader》（Gergen and Davis,1997）为例，作者群涵盖欧、美、非洲、澳洲等地，内容涵盖面也相当广，包括许多与主流心理学对话的议题。她们认为，女性主义心理学采取的是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不排除主流心理学的随手可得的研究成果，却提供新的对话、新的交流、新的解释理论、以及新的行动。
女性主义心理学越来越有影响力。从1990年开始，以英国为主的女性主义心理学者，发行了《Feminism and Psychology》学术期刊，她们视女性主义心理学不仅仅是一些心理学的概念或知识而已，同时也是一些行动的实践与历程。她们不想只是强调研究与讨论女性的实质问题，她们更希望能够引进哲学的及跨科际的理论来重解女性的经验，更希望能从知识的生产过程来解构主流心理学，并使心理学的方法更多元（如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并重）。她们的目标更在于多元化心理学（Worell and Johnson,1997）。其中，最显著的是，她们将团体讨论的历程都写成working paper，甚而联名至美国心理学学会（APA）要求将第35分支“女性心理学”更名为“女性主义心理学”。这就是强调行动与改变的具体演练。她们创造新的专业术语，如将督导改为covision，以期个案讨论的过程有更多的合作、分享、安全性、尊重多元、不同意却非不称许，她们希望能彻底改变女性的处境与生活方式。换言之，她们希望女性主义心理学不仅仅是“研究女性”的心理学，同时更是具有转化传统心理学的方法论及知识论的力量（Mary Gergen,1988）。
女性主义心理学者企图翻转传统心理学中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希望将女性的生活经验及生命体验纳入心理学的知识体系中。她们以社会建构论为知识论的起点，同时，为丰富女性主义的论述，除了北美以外，还结盟了欧洲、澳洲、纽西兰、南非、印度等英语语系的国家一起发声。可惜，在解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之余，对于非英语系地区（例如，台湾）的女性之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欧美的女性主义心理学者至今尚未发展出具体的行动策略。
五、与国际化、本土化之合纵连横
台湾的心理学学会，只有约2000名会员，其研究论文在国际期刊上的能见度也低。根据Adair,Coelho and Luna（2002）的统计，在电子资料库PaycLIT（由美国心理学学会出版）1971—1998年的论文中，来自美国的最多，有367995篇，台湾只有909篇，远远落在澳大利亚（22582篇）、日本（17212篇）、香港（1925篇）之后。就心理学的知识生产而言，台湾不但在世界的边缘，也在亚洲的边缘。
在这样的处境下，台湾的心理学界一方面师法美国主流心理学，另一方面试图发展“本土心理学”来与之抗衡。特别是在人格／社会心理学领域，这种位处边缘的觉醒，更化为一波波的行动。“本土心理学”的发展历经了数个阶段：首先是全盘西化阶段（1972—1982）；第二个阶段是“中国化意识的觉醒”（1982—1993）；第三个阶段则开始将“心理学中国化”转为“华人本土心理学”（1993—），希望从华人的文化传承与学术思想中寻求主体性，并导引出新的心理学理论与概念，同时又与世界潮流衔接上，成为世界体系中众多本土心理学之一支（黄囇莉，2002）。果然，现今，华人本土心理学已成为三大文化性心理学之一。它不但以多元的面貌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而且还开始将本土化的研究成果面向世界性的读者群（Liu and Huang,2002）。
在台湾，关于性别心理学之研究，如果放在以上的本土心理学发展脉络来看，也有其风貌。李美枝、钟秋玉（1996）在对台湾二十多年来有关性别议题的研究作了总体整理与回顾后指出，台湾的性别研究完全是跟从美国的研究——使用源自美国的量表（如性别角色量表，或是性别刻板印象量表）、源自美国的研究概念（四种性别角色类型），当然，研究结果也只是支持西方的成果，而议题的周延性却不如西方。后来，李氏不满意这样的结果，尝试加入传统华人文化的视角来理解。结果显示，本土化的女性特质强调“柔顺曲从”，其中“曲从”不见于西方的性别角色量表中（李美枝、钟秋玉，1996）。她的另一研究认为：华人社会中长期的男性多偶（名为一夫一妻制，实为一夫多偶制）的现象，或将“性”与“情”（感）分开论述的习惯，以及双重的性标准等，都是以生物社会学原型为基础，文化间或有所作用，也主要是在表现型态上展现（李美枝，1996）。简言之，李氏加上了文化的视角，有了具本土文化特色的性别观点，但是，她依然拥抱西方主流心理学对性别差异的预设——演化心理学及社会生物学的基本假设。她同意文化具有影响力，但影响的方向与演化雷同，文化只是扮演加工的作用。
台湾的主流心理学界仍多视女性主义为一种社会运动，较少看到它在知识论或方法论上的翻转，或议题上的创新与洞见。在台湾，自称“女性主义者”的心理学者寥寥无几，以“女性主义”为取向的研究也屈指可数，大部分的研究仍在“女性研究”的思维上——即将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客体化），一旦以女性为主体，或谈及社会结构与社会改变，就好像不是心理学者，就可能遭受边缘化的命运。例如，2003年10月初，在辅仁大学举行的第42届年会上，第一次有了与女性主义相关的专题讨论，如“心理学中的性别反思”与“性侵害与家事案件处遇方案评估”，但都被安排在最后一天的最后议程中。可见，在大会主事者的下意识里，性别反思是相当边缘的议题。
还有，举着演化心理学旗帜的论文（庄耀嘉，2002），出现在主流心理学的刊物——“中华心理学刊”（由台湾的心理学学会出版，且为TSSCI上心理学排行第一的学术期刊）上，而以女性主义为标杆的论文，则在较边缘的期刊——“本土心理学研究”或“应用心理研究”上发声（黄囇莉，2001；刘惠琴，2002）。后者多以专辑的形式出现，也正反映了女性主义的主张：弱势者需要借着联盟、集体发声，以产生影响力。其两个专辑的特色是，选择与欧美、中国台湾的主流心理学脱钩，而与国际女性主义的意识思潮结盟。前一个专辑（黄囇莉，2001）讨论本土文化中的性别议题。后一个专辑，从草根处着手，积极展现本土女性的主体性，实践本土女性主义者的行动策略（刘惠琴，2002）。显然地，在台湾，处于双重弱势的女性主义心理学者，依然可以与国际女性主义者及本土草根者结盟，从而与主流形成抗衡。虽人数少，且在边缘发声，但也显示出创新的力量。
六、结语
最近几年，大部分的心理学教科书的书写风貌已经有所改变，男女性的照片比例在逐渐平衡中。尤其是最近出版的一本心理学教科书（Sternberg,2002），竟然异军突起地出现了第一位美国心理学会女会长（1905选出）Mary W.Calkins（1863—1930）的大头照，并在图片说明处注明她是认知主义（cognitivism）的先驱。可惜，本文未对她的论点或研究有任何的引介。另外，此书中也刊出了Carol Gilligan长发蓬松披肩的大头照，且另辟一个节次来说明Gilligan的理论观点。一方面这些似乎表明了女性心理学者的长期批判松动了一些男性学者的刻板思维。但另一方面，演化心理学所占据的篇幅却越来越巨大，这显示出心理学内部的张力越来越极化、紧绷。也因此，由演化论所延伸出来的两性交往问题，也成为教科书中的个案问题，幸而，作者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具有性别意识的（Sternberg,2002）。
另外，以学术期刊为例，已经出刊30年的PWQ（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APA出版）之编辑群于2000年大刀阔斧地改组。其中最重要的是，向以坚守发表“优秀”心理学“科学研究”论文为职责的PWQ，也宣称开始接受论述性论文，且将加强与社会改变相关的论文，这显示女性主义意识已经成功渗入主流心理学。1996年，批判父权意识的性别歧视（sexism）研究的论文也刊登在JPSP上，并获得APA的学术研究奖。由此，可以说，美国的主流心理学在性别议题上已经逐渐松动，女性主义意识有了更大的学术空间。台湾的主流心理学学刊一向亦步亦趋于美国的主流心理学，因此，代表主流的中华心理学刊何时开始出现女性主义取向的研究论文，或中国心理学会的硕博士论文奖何时颁给女性主义取向的论文，或台湾的心理学会中何时开始出现以性别研究为主的学术分组，何时开始有性别心理学的专属期刊等，都是未来检视台湾心理学界的性别意识的重要指标。
注释：
① 此处“中国心理学会”是台湾地区的心理学专业之学术团体，与大陆地区之“中国心理学会”同名，却没有附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