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化发展是当今世界性的时代主题，更是当今中国的时代主题，十五大在系统论证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现代化发展问题实际上被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明确地提了出来。
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发展的类型特征
当今各国都在谋求发展，而发展的类型、模式各有不同。如何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类型模式及其特征，人们也是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有的学者提出：“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具有赶超型的性质和特征。”（王雅林：《中国的“赶超型现代化”》、《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第19页）赶超型性质及其特征，正是根源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殊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与现实条件。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那种类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预期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依据的是欧美率先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即整个生产达到了高度的社会化，市场经济已经孕育成熟，工业化、城市化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上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显然有着天壤之别。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中国则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是为现代化发展创造了制度前提和政治前提，但并不能保证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发达的状况。尽管建国40多年以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近20年，我国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按人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水平仍然很低。据世界银行估算，到1994年，我国只达到了美国的2%，日本的1.5%（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表》（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相差十分悬殊。即使按购买为平价(PPP)计算，中国也仅为日本的11.9%。中国1996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按当年汇率折算也仅合670美元，按世界银行购买为平价(PPP)方法估算，则刚突破3000美元，仍属低收入国家（参见张琢：《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再版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所以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发展只能是低起点的发展。
发展速度如此，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同样存在很大差距。从按三次产业划分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农业产值的比重1996年才降到20%，而高收入国家平均仅为3%，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也在10%以下；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我国目前仅达31%，而高收入国家则平均达到60%以上。从经济增长方式看，中国尚处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初始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在科技含量、经济管理、质量效益等方面都还处于低水准状态。我国目前创造相同数额的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数量为发达国家的3到9倍。
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起点低、起步晚决定了我们的发展不能是常规发展，而只能是超常规的发展。我们必须在全世界高起点的现代化发展的环境里，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在大约100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在300年左右时间所走过的路程。对于我们来说，有利条件除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外，更重要的是国内条件。在国内条件中，最重要的是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执政党的政治优势以及全民族发展意识、机遇意识、危机意识的唤醒。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上的深化、理性化，是整个民族自觉意识、自主能力的集中表现。有了这种科学理性，有了这种自主能力，就能把握历史机遇，就能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减少后发展国家发展进程中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正面效应。事实证明，这种效果是可以达到的。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只用了不到13年的时间。而美国在经济发展初期实现人均产值翻番所用的时间是40年，英国则为60年。而1992年以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不仅保持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而且有效地遏止了通货膨胀，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软着陆”。可以预期，只要国际环境不发生大的变化，国内政策上不发生大的偏差，到21世纪中叶，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完全有把握的。
综合起步晚、起点低和超常规型的发展特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发展表现出又一重要特征，即历时性的矛盾共时性解决，在一个历史进程中，实现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双重跨越，也就是实现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九个方面的重要目标：从不发达状态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到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到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从文盲半文盲占较大比重到文化比较发达；从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到全体人民比较富裕；从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到差距逐步缩小；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历时性的矛盾共是性解决，或者说历时性的任务共时完成，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体现了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发展过程的趋同性、普遍性和共性与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变异性和个性的统一。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发展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性的社会历史过程，而这一统一的整体性的发展过程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又有不同的具体途径和不同的发展模式、实现形式。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最基本的国情就是目前还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同发达国家一样，完成现代化发展任务，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但是，我们起点低、起步晚，同时还要坚持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既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又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又允许业已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和将要回到祖国怀抱的澳门等地区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社会矛盾是多样的、复杂的，现代化发展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它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性，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路；同时要求我们在发展对策和领导决策上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创造性。
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发展的社会矛盾
（一）改革与发展的矛盾
对于中国而言，现代化发展首先需要通过改革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型，从传统的社会结构转向现代的社会结构。改革，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分化与重组，使得一个“分化程度较低、分化速度较慢、具有较强同质性的社会”，“异质性增加，即结构要素（如位置、群体、阶层、组织）的类别增多”，同时造成“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结构要素之间差距的拉大”（孙立平著：《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改革使得经济成份多元化，社会资源的组织和分配方式市场化，个人经济收入渠道多样化，社会流动增多并加快，新的利益主体出现。在社会的剧烈分化中，单位、地区、个体及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改革收益差距拉开，加之除了制度性所得（权力赋予和市场交换）之外，非制度性所得（社会关系网络化）又加大了差距及其不合理性。而市场化的社会资源组织和分配方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与先赋性、行政性及社会关系网络等非制度性的配置方式并存，极易造成社会心理失衡，社会矛盾加剧。总之，“结构要素类别增多”、“结构要素之间差距拉大”，使得社会整合难度增加，从而有可能导致社会整合度和稳定性的下降，影响现代化发展的进程。所以，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但改革、稳定和发展三者作为一种矛盾统一体，统一是暂时的、相对的，矛盾则是长期的、绝对的，改革、稳定和发展三者之间的矛盾将贯穿于现代化发展的全过程。
（二）效率与公平的矛盾
效率是发展生产力的同义语，没有效率也就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效率提高与实现社会公平往往就象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效率和公平成了目标相悖的两个价值系统。
社会公平是人类有史以来就追求的社会理想和价值目标。早在先秦时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就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是把“平等”同“博爱”、“自由”一起作为鲜明的旗帜高高举起。社会公平的思想也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基本上是沿袭了革命战争时代军事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不讲效率的方式，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在分配领域或在资源配置方式上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上按照效率优先的原则形成一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然而，效率优先，势必要以部分牺牲公平为代价。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里的“公平”，只能是“起点”的公平，即按市场的统一规则运行。坚持起点的公平，则难以顾及“结果”的公平。人们由于天然条件的差别和市场运作千变万化的客观条件，即使同样付出劳动，但分配结果往往有很大差异。而且，所谓“起点”的公平，也只是相对的，特别是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无论是社会流动、资源配置、劳动所得，都带有很多先赋性、行政性并受到传统惯性的制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市场竞争乃至整个社会竞争的规范化程度还不高，加之地区发展不平衡，个体和单位之间还存在很大差异，即使是“起点”上的平等，也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样的条件下，“先富”起来的往往并不都是靠诚实劳动，而是靠先赋条件或行政权力上的优势；而“后富”起来的，也并非不努力，而是在先赋条件、行政权力等方面处于劣势。在这种条件下，社会整合系统的平衡调控功能就显得十分重要。
（三）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中国还是外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激烈的社会分化，亦即伴随着社会分层结构的深刻变迁。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现代化启动时期曾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分化，直至今日，仍然经历着社会分层的巨大变迁。例如，西方发达国家的白领阶层或中产阶级，自19世纪末期以来的一百年间，由为数很少，经过不断上升而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队伍。到本世纪80年代，象美国这样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家庭竟多达87.1%。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成了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稳定的社会基础。然而，到了90年代，中产阶级又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一方面各大财团之间人才竞争激烈，为了控制人才，各大财团高薪聘请高层管理者，致使部分中产阶级挤身于高收入阶层；另一方面许多公司、财团在兼并过程中，大量地裁员，压低当地劳动密集型行业雇员收入，大量白领员工被辞退，致使部分中产阶级进入低收入阶层。
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同样经历了并将继续经历剧烈的社会分化过程。实行改革20年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身份制度和官本位体制开始松动和蜕变。中国在改革以前的身份划分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城里人”和“乡下人”，即农民和城市市民的明显区别；一是“官”与“民”，即干部与工人的明显区别。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城乡户籍制度松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流动转移；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传统农民职业身份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以前，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占80%以上，到90年代，也就是实行改革以后十几年时间，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仅占全体劳动者的44%（李强：《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之变迁》，《中国社会年鉴》1992.7——1995.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15页）。在城市居民中，“官”与“民”即干部与工人的界限也被逐步打破。招聘制、全员合同制等劳动人事制度的推行，逐步搬掉了干部身份的“铁交椅”。工人可以应聘成为管理干部，管理干部落聘也可以当工人。近年来，就连政府官员，也开始试行通过公开考试录用。此外，国家工作人员和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分类管理，不再一律按行政系统的标准划分等级。这样，职业和行业身份逐步代替了行政级别的分层体制。一方面是干部与工人身份界限的淡化，一方面是干部的经济地位和权力地位下降，使得干部的声望较改革前也大为降低。
2.新的时尚阶层的崛起。实行改革以后，我国的经济成分呈现多元化格局、除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以外，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均在市场体制下得到生存和发展。这样，个体和私营工商业主以及外资和合资企业的高级职员，即所谓“白领阶层”应运而生并日益壮大。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外资与合资企业中的高级职员以及市场经纪人、经营承包者、房地产开发商、股票证券经营者、影视演艺界的明星等等一跃而为中国的高收入阶层。另一方面，由于城乡和地区的差别，到1997年，中国农村仍然有近5000万的贫困人口（较80年代末、90年代初减少3000多万）；在城市，由于市场竞争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大批在职职工下岗失业，造成城市市民中贫困阶层的扩大。高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在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上差距拉开并呈扩大趋势，这是本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分化的又一突出表现。
3.城镇社区的扩大和工业人口的膨胀。现代化与城市化、工业化大体是同步的。据50年代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当时（1953年）我国内地拥有166个城市，5402个镇，共有城镇人口7726万，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13.3%。改革以前，只是在1949至1958年10年间城镇人口有较快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7.14%；1959至1978年20年间，城镇人口增长缓慢，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40%。1978年实行改革以来，城镇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幅增长。到1995年，中国内地拥有城市640个，集镇6万个（其中建制镇17282个），全部城镇人口大约4亿，1978到1995年，城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2.75%。按国家统计局1996年度的数据，当年我国的城镇人口比率为29.4%，如果加上流入城镇的农业人口，有的学者推算，中国城镇人口如果不是按户口分类统计而是按生存空间分类，则城镇人口的比率已达33.5%。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农村乡镇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农业人口转向工商业；二是户籍制度的松动和社会流动的自由度提高，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可能较为自由地向城镇转移；三是城市工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了劳动力的需求。
与城镇社区扩大相联系的是工商业从业人口的膨胀。从工业人口的构成来看，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城市中的工人；二是农村中的工人；三是流入城镇的民工，这与改革前工人主要集中在城市的情况已有很大的不同。
社会分化意味着利益关系的调整和重组，各种利益群体的地位沉浮和利益得失，势必引起社会心理的震荡和冲突。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利益群体之间的各种矛盾，保持社会的稳定，从而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就成了一个极为重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