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振铎早期的文学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郑振铎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郑振铎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从新社会小组到文学研究会时期，郑振铎是个相当活跃的文学人物，特别在文学研究会的酝酿发起与发展壮大上，他称得上是个挂帅人物。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他的独具特色的创作实践，对新文学产生过积极影响。叶圣陶说，了解郑振铎的生平“对帮助人们了解‘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大有好处”，此话不无道理。
一
1917年夏天郑振铎到北京投奔叔父相机求学。1918年初他成了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一名学生。课余他对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发生了浓厚兴趣。他常常到距住处不远的北京青年会看书，不仅开阔了他的文学视野，而且结识了俄文专修馆的学生瞿秋白、耿济之和汇文学校的学生瞿世英。1919年“五四”运动高潮中，郑振铎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人一起参加“北京社会突进社”，并结成《新社会旬刊》编辑部。郑振铎任部长，是发刊词的起草者，又在该刊发表了头条文章。稍后又有许地山、郭梦良、 徐其湘加入。 《新社会》创刊于1919年11月1日，新社会小组最迟当于1919年10月已成立。 后《新社会》因战斗倾向被迫停刊，原班人马另行编辑《人道》月刊，对外称“人道社”。新社会小组和人道社的成员，后来全体加入文学研究会，其中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还是发起人。在文学研究会的12个发起人中，尤以郑振铎出力最多。以往，说起文学研究会，郑振铎在12个发起人中常常被排在中间甚至末尾，实在有违史实、失之公允。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1月。开始酝酿则在1920年11月间， 其时文学研究会的几个发起人“相信文学的重要，想发起出版一个文学杂志，以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但因经济的原因，不能自己出版杂志，拟同上海各书局接洽，“由我们编辑，归他们出版”（注：《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本会发起之经过》，《小说月报》12卷2期。）。适逢商务印书馆经理张菊生、 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为改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到了北京，想请胡适出任该所所长。胡适支持改革但不愿南下，遂推荐文学研究会负责编《小说月报》。几天后，高梦旦约见了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郑振铎，谈妥了文学研究会接编并改革《小说月报》和商务印书馆为文学研究会出版丛书的计划。郑振铎还向高梦旦推荐时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除了积极筹办刊物，郑振铎全部参加了1920年11月23日、29日，12月4日、30日的几次预备会，并被推举起草会章。
文学研究会的12个发起人，原分属于新社会小组、曙光社、共学社、共产主义小组以及新青年社、新潮社，有一般的结社基础和传播新文化、关注社会问题的共识。郑振铎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联络作用。郑振铎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本都是新社会小组成员，和许地山还有层同乡关系，志同道合自不待言。周作人时为北大文学系教授，从1920年5月开始，郑振铎就经常与之通信并见面。 由周作人又联系上北大历史系主任朱希祖。郭绍虞时为北大学生，与郑振铎相识，颇受郑的影响。孙伏园是新潮社的主要发起人，王统照创办了曙光社，蒋百里是梁启超、蔡元培等人倡导的共学社的主持者，郑振铎本来就与他们有过来往，所以都成为郑振铎约请的对象。在上海的沈雁冰在江苏的叶圣陶，也是郑振铎写信去联络的。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郑振铎在发起人中的中心地位。从12个发起人的身份看，一类是大学教授，如周作人、朱希祖；一类是知识界人物，如蒋百里、沈雁冰、叶圣陶、孙伏园；一类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如耿济之、瞿世英、王统照、许地山。以在校生身份参与发起的仅郑振铎1人。正因为如此，他虽出力最多， 却常常排名在中或后。
在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作出两项颇为重要的决议。一是在研究会内成立“读书会”，推举郑振铎与朱希祖、蒋百里、许地山起草读书会简章。二是建立研究会基金，凡会员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所得稿酬的十分之一要上缴。后又扩大到收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的会员著作的稿酬，亦要上缴一部分。另外还决定会员互相借阅藏书，每人应整理出自己的书目交给郑振铎。上述议案的提出者主要就是郑振铎。《文学研究会宣言》就该会发起思想谈了三点：其一是“联络感情”，其二是“增进知识”，其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郑振铎之所以有上述动议，显然是为了既定目标的实现。文学研究会成立会上还决定以郑的住处“为接洽一切会务之处”，可见对他的倚重与信任程度。1921年3月郑振铎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 因酷爱文学放弃了在铁路部门的工作，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由于他的南下及该会大部分作家聚集上海，文学研究会名义上虽一度仍设北京，实际上重心已经移到上海。
对此，无论是会内还是会外的人都早有评价。在《略叙文学研究会》中叶圣陶说：“郑振铎是最初的发起人，各方面联络接洽，他费力最多，成立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干事，以后一直由他经管会务。”在《“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点滴回忆》中郭绍虞也说：“文学研究会的组织振铎是核心人物之一。正因为如此，所以后来振铎到上海，文学研究会也就跟着移到上海来了。”在外人眼中郑振铎的声望似乎也超过了文学研究会的其他发起人。王平陵在《北伐前后的“文派”》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这时，郑氏在中国文坛的声望，几乎有压倒前辈、领导后生的气派！”总的说，这些看法符合实际，郑振铎受之无愧。
二
文学研究会成立后，郑振铎为该会的发展壮大殚思极虑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这样几端：积极发展会员；支持成立广州分会；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主编会刊《文学旬刊》（含其后的周刊）、《星海》以及1923年后的《小说月报》；发起并带头批判“礼拜六派”与“学衡派”，与创造社有关文艺观点展出论争。这些工作中，发展会员尤其是闽籍会员的工作不妨多说几句。
据1924年和1928年的文学研究会会员录，共有登记会员172人， 知道姓名的154人。其中有闽籍会员11人。 他们是：许项堃（地山）、郑振铎（西谛）、黄英（庐隐）、郭弼藩（梦良）、王世英（庄孙）、徐其湘（六儿）、陈其田、谢婉莹（冰心）、余祥森（讯生）、高君箴（蕴和）、王世颖（新甫）。从已知的会员籍贯来着，福建是少数几个会员人数较集中的省份之一。从作家的社团归属来看，文学研究会几乎是其时闽籍作家的唯一选择。这和郑振铎从中所起的作用不无关系。
在文学研究会的闽籍作家中，郑振铎与高君箴是夫妻，与许地山、郭梦良、徐其湘是新社会小组时的老友。郑振铎与王世英、庐隐在1919年北京福建会馆的一次集会上相识，与王世英还是一见钟情的初恋情人。庐隐是王世英的同窗好友，后来成了郭梦良的妻子。其他几人参加文学研究会也有或多或少同乡的关系。诚如冰心所言：“在和文学研究会会员的来往中，有许地山和瞿世英以及郑振铎，那都是因为有同学和同乡的关系，而不是以文学研究会会员的身份来接触的。”（注：冰心《关于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2期。）
《文学研究会简章》规定：“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为实现这一目标，郑振铎身体力行，不但花大量时间和心血编好丛书、办好刊物，而且以自己的创作译作充分显示了文学研究会的创译实绩。早在“五四”时期郑振铎就对俄国文学情有独钟，认为要创造中国新文学，俄国文学大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仅1920年6月到12月， 他就连续发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俄罗斯文学底特质与其略史》、《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俄国文学发达的原因和影响》等多篇论文，鼓吹宣传俄国文学。他翻译的史拉美克、柴霍甫等人的戏剧、小说，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乌集》、《新月集》，德国的《莱森寓言》等，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他的译作数在文学研究会作家中名列前茅。
1920年12月至1925年5月， 文学研究会先后六次在不同情况下公布过该会所办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将这六次公布的名单综合起来，不计重复者，共有40人。如果将在文学研究会刊物上的实际主要撰稿者进行统计，上述40人中进入实际主要撰稿人前五十名的有30人，其中有郑振铎、许地山、冰心、高君箴等闽籍作家5人，占六分之一。 郑振铎的创作发表频率遥遥领先，比位列第二的沈雁冰超出许多。以文学研究会的鼎盛期（1921至1925年）看，郑振铎210篇，沈雁冰196篇；以文学研究会的全程（1921至1931年）看，郑振铎395篇，沈雁冰227篇。
量的分析自然不能绝对说明创作的价值，何况上述的量也只是相对的，未计入作品的长短，也未计入发表于其他刊物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郑振铎的创作不仅有量上的优势，在质上也毫不逊色。郑振铎写散文，写诗，也写小说，以散文成就为最。郑振铎是现代散文的一位开拓者，又是颇具代表性的学者型散文家。他的《山中杂记》、《海燕》、《欧行日记》等集子中的作品，以率性见真、爱憎分明、明快坦荡、博学多识的艺术个姓独树一帜。早在三十年代郑振铎就是阿英所评的《现代十六家小品》中的一家，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对他的散文也给予高度评价。郑振铎的第一首诗作《我是少年》发表于《新社会》1919年第1号，这是一首国内外广为流传的作品， 是“当代年轻一代人觉醒的呼声”。（注：叶圣陶《郑振铎选集·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他还是文学研究会第一本诗歌合集《雪朝》的八位作者之一。郑振铎的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在社会历史视域之外，以更为宽阔的视角对中国家庭进行深刻思索，其所表达的眷恋之情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故事形态叙述语态，在中国现代众多以家庭为观照对象的小说作品中别具一格。
与此同时，郑振铎对民族传统文化表现出极大兴趣。郑振铎旧学功底深厚，对中国文学尤有研究，曾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至四册）、《中国文学论集》等多种专著。在五四及以后的几年中，他曾连续发表论文，大力鼓吹“整理国故”。他的《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是新文学史上关于整理研究文学遗产的开山之作。《新文学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开篇就说：“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具体指出文学断代研究、文体研究、发展研究的多维视野。他利用编辑有关刊物的便利，在刊物上增辟“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栏，并在“编者按”等文字中旗帜鲜明地进行倡导。1927年，他在《小说月报》上推出“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一次刊载了六十多篇论文，内容涉及先秦汉魏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以至于后来这个专号被认为实际是一部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郑振铎“整理国故”的理论与实践，在文化变革的宽宏背景和建设新文学的明确动机下，具有强烈的现代倾向与现实意义，显示出与“国粹派”、“追摹派”的质的区别。
五四文学革命是从批判旧文学开始的，最终目的是创造新文学。外国文学的新思潮、新观念，新的艺术方法，对建设新文学的意义不言而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由于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和历史的“错位”，反映西方不同历史阶段的多种思潮便不可能与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需要完全吻合。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新文学初期一度对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学采取了颇为偏激的批判态度。然而，当旧的被全盘否定之后，新的文化机制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呈现出意想不到的窘态与稚拙。对此，郑振铎显得相当清醒相当理智，是少数几个最早把眼光投住于东西文化的互补与中外文学的整合的五四作家之一。
三
严格说，文学研究会并不是一个思想一致、组织严密的文学团体。但在“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上，在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上，又是比较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就构成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观。郑振铎是文学研究会中把“为人生”的观点阐述得最彻底的作家。早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他就主张“我们是为人类的将来，为社会的福利，而从事于新文化运动的。”他号召新文化工作者应将“改造社会、创造文化”作为自己“光荣的责任”与“终生的目的”。（注：《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郑振铎文集》四，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在主编《文学旬刊》所发的《文学旬刊宣言》中，他具体指出文学是“人为地改造的原动力”，是“人们的最高精神的联锁”。在《文学的使命》中他强调文学的“使命就是扩大或深邃人们的同情与慰藉，提高人们的精神”。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中他把自己的观点概括为“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在另一些文章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要求作家不仅要有真情实感，而且“须有改造时代精神的思想”，和时代的呼号相应答，为苦难的社会而写作，创作出与“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相对立的“血与泪的文学”。（注：《血与泪的文学》，《文学旬刊》第6期。）认为这才是“现在中国文学最主要最伟大的责任。 ”（注：《文学与革命》，《文学旬刊》第9期。）
五四新文学运动本身就是为解决现实人生的问题而发动的。历史地看，郑振铎的上述主张虽比较激进，一定程度存在着因对文学企望过高而带来的浮躁倾向，却与民主、科学的时代精神相契合，是“人的觉醒”的时代潮流在文学上的投影。难能可贵的是，郑振铎同时亦十分重视文学自身的规律，不但特别强调文学的主观精神，即创作者的主体作用；也意识到文学有自己的思维与表现方式，有自己独立存在的艺术价值。在他看来，并非一切语言文字写成的文章都可称为文学，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是根本不同的。文学是成功地表达抒写作者思想情感的语言文学，只有饱含着情感与思想的语言的艺术，方可称之为文学。在情感与思想中，郑振铎更看重前者，他说：“我以为文学中最重要的元素是情绪，不是思想。文学所以能感动人，能使人歌哭忘形，心入其中，而受其溶化的，完全是情绪的感化力。”（注：《文学的使命》，《文学旬刊》第5期。）他认为创作成败的关键在作家的情感素质； 新文学初期创作普遍病于思想题材的“平凡纤巧”，缺少作家的“独创精神”，因而千篇一律。要救治沉疴，就不能把作品当成“灌输什么教训的工具”，而应作为“通人类的感情之邮”。情感的抒写传达则有赖于“以其文字之美与想象之美来感动人”。（注：《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第37期。）
为了突出文学情感教育的功能，郑振铎甚至说出了“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读”一类趋向极端的话，这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郑振铎把情感与思想对立了起来。其实不然。我们知道，情感指的是一定的事物或现象与人物构成一定的关系从而引起人们相应的态度。一切情感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时代。文学所表达的情感，同样不单纯是个人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时代的、人类的。何况郑振铎所强调的情感，不是生命力的冲动或感伤式的，主要指对丑恶现实的怀疑或憎恶之情。在介绍叶圣陶的《不快之感》等作品时，他便明确要求新文学创作应担负起“引起一般青年憎恶旧秽的任务”。他虽一度不恰当地把情感与思想割裂开来，但实质上并未否认文学的思想教育作用，相反，正如前述，他对此是极为重视的。说到底，情感与思想的任一方面，都不是郑振铎对文学功能的全部认识。他十分清楚二者互为补充、互为作用的辩证关系，他想以情感沟通作为文学产生社会作用的中介，来达到改造社会人生、提高人们的精神这一目的。
郑振铎对文学的认识，既面向时代，又立足于文学自身，表现了一个杰出作家的使命感、责任心和艺术的自觉精神，对新文学的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发生过积极的影响。1922年8月， 他曾撰文提出一种“文学的统一观”的设想。这种设想的实施，就是他自1924年起连载于《小说月报》、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大纲》。中国文学向来以诗、文为正统，在漫长的时期里只有诗、文的理论批评，而缺乏文学的整体观念。“文学的性质是什么？”“何谓文学的本义？”成为新文学倡导者们经常提起与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文学整体观出发，郑振铎对文学的具体问题的论述，每有新见，达到了在当时所能达到的较高的高度，丰富与充实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思想。比如他指出：“写实主义的文学，不仅是随便的取一种人生的或社会的现象描写之，就算能事已完”，还有“谨慎的，有意义的描写对象之裁取”的问题，而“裁取”时，“至少必融化有作者的最高理想在中间”。（注：《文艺丛谈》，《小说月报》12卷3期。 ）这个观点代表了五四时期对现实主义典型理论的较为深入的理解。又比如，他以史家的眼光，主张从客观上总体上把握小说的艺术属性及其在整个文学中的地位，这一提法契合了五四时期恢复小说尊严、寻证小说功能的时尚，文学研究会作家以小说创作为主与此不无关系。
郑振铎强调用发展的观点将各个时代的文学放在整个文学史的纵座标上作出价值判断。在他看来，一切文学现象，只能是整个文学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并非“中国人都以为文学是不会变的。凡是古的，都是好的”，而是“文学是时时在前进，在变异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文学旬刊》第51期。）基于这样的认识，郑振铎剖析了“文以载道”、“为名教的艺术”等旧的文学观，并以现代意识烛照出传统文学“堕落”、“失其天真”、“陷于教训的桎梏”的某些弊端，并用“内化”与“外化”观点，勾画出中国文学的进化历程。所谓“内化”是指传统文学在自身土壤中的生长过程；所谓“外化”，则指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外来影响。这是郑振铎“新的文学研究”得以建立“近世精神”的主要内容，不仅有效地拓展了整理研究文学遗产的领域，而且有助于新旧文学的对接，有助于拉近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
福建是理学的故乡，有积极入世的传统。福建作家很少不受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因此历代闽籍作家中爱国者颇众。郑振铎生于浙江温州，祖籍福建长乐。年青时曾回福州家乡葬祖，对郑氏宗祠内“世培忠厚”的祖训，当有所了解并深受影响。郑振铎的祖父为他正式取名“振铎”，寓摇铃发出号召之意。郑振铎又字“警民”（一作“铎民”），亦含有“唤醒民众”之意。有这样的文化背景，郑振铎能够格外注重自我人格的培养与完善，始终把文化选择与人生追求紧紧结合在一起，就不难理解了。郑振铎早期文学活动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对新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还在于为后人提供了怎样为人为文的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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