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水灾论文,北大论文,年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9年8月冀省全境和豫北、鲁西的水灾，是20世纪前半期华北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也是1801年（嘉庆六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华北地区灾荒的周期差不多是十年一次，有时更短，如1900年、1917年、1920年、1927年、1939年、1949年都曾发生过，水灾、旱灾和蝗灾等等轮番出现，甚至数灾并袭。每次灾荒（除了1949年情况好一些外），破坏性都极大，总是造成田禾被毁，庐舍为空，民间财富荡然无存，哀鸿遍野，饿殍枕藉；要恢复元气，那总要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种周而复始、带有周期性的灾荒，是华北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经常出现间歇、甚或停滞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
就水灾而言，1939年的灾害比1900年和1917年都要严重，当时的论述称其为“百年仅有的水灾”，“八十年来所仅见”。
这次灾害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大行山地区下了十多天暴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河北全境处于各河下游，必然遭灾。河北、豫北各地自7月起一连三四十天，阴雨不断，灾情扩大。日伪军在沦陷区和游击区大肆掘河放水，推波助澜，在冀中安国县南的北流罗附近掘开了潴龙河，在安平县的满镇附近掘开了滹沱河。永定河北堤、南北拒马河和唐河等也被日伪军掘开；冀南日伪军在德州、隆平、平乡、东光等地用机枪扫射修补河堤的民众，仅德州一地饮弹而亡者即达50余人，滏阳、运河、洨河、槐河、沙河、卫河等河堤，均被掘开，滂沱大水一泻千里。在豫北武涉日伪军也掘开了沁河，万里沃野尽成洪流。日军所以采取水淹毒计，一是一年来对华北的“扫荡”毫无成效，便企图以水淹八路军抗日游击部队，来制造恐怖和骚乱，缩小华军机动周旋地区，以利其寻找主力而扑灭之；二是想保住日军在华北的侵略基地——天津，保住日军通向南方的主要通道——津浦路。
河流曾抚育了华北文明，如今却成为灾难。河北军民在遭日军“扫荡”后，复遇此劫，惨状空前。
冀中的35个县没有一块地方有干地。据朱德、彭德怀致重庆国民政府电，灾情最为奇重者为高阳、蠡县、安国、任邱、肃宁、安平、文安、深泽、饶阳等县。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将冀中各县灾情程度概述为：“十成灾者有文安、雄县、安新、新安、新镇5县；九成灾者有安平、青县、深泽、任县、清苑、高阳、霸县、永清、安次、新城等10县；八成灾者有武强、饶阳、交河、新乐、无极、博野、任邱、固安等8县；七成灾者有献县、定县、安国、大成等6县；六成灾者河间1县；四成灾者徐水1县；二成灾者深县1县。总计被灾成数为八成以上，共计淹田153852顷，被灾村庄6752村，被冲房屋168904间，损失约16000余万元，现无衣无食之民众已有1912800名，且逐日增多。”（注：《大公报》，1939年9月14日。）
冀南50多县，被灾范围更广。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正副主任杨秀峰、宋任穷勘查灾情后，于8月19日电请重庆国民政府赈济，其中讲到：“除少数县份以路途遥远阻隔尚未勘验外，计隆平被淹十分之九，清河被淹五分之四，宁晋被淹三分之一，平乡被淹五分之二，巨鹿被淹五分之一，柏乡被淹过半，任县被淹九十余村，南和被淹四十余村，南宫被淹二十余村，威县尧山被淹各十余村，禾付洪流，房屋倾圮，水势浩大，后落无期，灾民之目前生活，濒于极端危急。”（注：《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8月27日。）因灾情奇重，惨状空前，9月初又通电全国，呼吁救济。电文中讲：“灾情之最奇重者除冀中外，莫如我冀南。……灾民数逾百万。”（注：《新华日报》，1939年9月5日。）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调查很具体。如调查广平、曲周、肥乡、平乡、南和等5县，统计受灾村庄共有364村，田地被淹6441亩。冀南第3专区枣强、东光、衡水、阜城、景县、武邑、故城7县受灾面积平均为60%，其中最重的故城为90%、东光80%、衡水75%，较轻的阜城为25%。被灾共1464村，被灾人口衡水12.5万人，景县16万人，东光7万人，阜城2.3万人，武邑12.4万人。滏北区宁晋、束鹿、晋县、赵县、藁城、栾城6县的灾情状况是，除宁晋东区外，全被水灾。束鹿淹了40%，晋县35%，宁晋70%，赵县20%，藁城70%，栾城20%；受灾人口约30万（注：见伯禹：《冀南的水灾》，载《新华日报》1939年11月19日。）。
当时，鹿钟麟根据勘灾报告，也讲到河北灾情严重，其中受灾最重和损失最惨的有衡水、清河等27个县，被灾村庄3143村，被淹耕地54610亩，灾民75891人（注：《大公报》，1939年9月14日。）。
从各种调查资料可以知道，巨鹿、平乡、隆平、任县、新河是重灾区。
冀西灾情也很严重。单就沙河、内邱、临城、高邑、元氏、获鹿、井陉7县统计，被灾村庄共519村，被淹耕地达16万亩，损失资产达210万余元。在这次洪水中，山地沟田遭冲洗浩劫，台屋地带上农民数十代用血汗所铺石田也被冲毁。1939年秋收不及常年十分之二，冀西所属各县秋收不及常年三分之二。
河北全省108县，有94县均遭到了灾难，洪水冲击了20万石存粮，冲去了庄稼，使广大人民和抗日战士陷入困境。
水灾并不限于河北，豫北的安阳、临漳、内黄等县，8月中旬连降大雨，各河决口，秋禾尽淹。山东夏潦秋旱，风雹虫蝗，相继成灾，滨海诸县，尽被海啸席卷。鲁西运河、卫河、大清河决口，馆陶、临清、武城、恩县、夏津、东平等县首当其冲，一片汪洋。鲁北黄河故道泛滥，两岸村庄被淹没百余，昌乐五区、安邱六区、莒县五区、诸城三区、日照三区，冰雹为害，小者如鸡卵大者如人首，300余村尽遭狂击，人畜马兽伤亡者不计其数。秋来阴雨连绵，雨水为灾，广阳平地，水深数尺，田禾荡然。鲁北小清河沿岸各县，蝗虫遍生，食禾殆尽，而全省各县，自春至夏，未曾落雨，旱灾遍及，灾区之广，灾情之重，前所未有。据以上各县灾区统计，灾民共有130余万（注：《新华日报》，1940年4月30日。）。
洪水也殃及华北最大的城市——北平周围。“北平与保定之间，完全成一大湖，淹没县城达14县”（注：《申报》，1939年9月2日。）。通县被淹，门头沟煤矿区浸水，矿洞多处倒塌，平津铁路两侧也是一片汪洋，路基屡为水冲断。
上海《申报》曾以醒目标题报道了水患的广泛和严重性：“冀鲁豫等地，几成一片泽国，八十年来仅见之灾情，无家可归者数百万人。”（注：《申报》，1939年9月2日。）
二
因水灾区多是日军占领区和抗日游击区，灾情鲜为局外人所知，但当平汉线难民拥向北平，当天津这个大都会8月20日（阴历7月初6日）开始遭洪水洗劫时，华北水灾就成为震惊世界的新闻。
天津的社会经济状况因战事与封锁，已经萧条；水灾进一步摧残了这座城市。流经天津市区的海河是当时华北五大河入海的唯一尾闾，其流域面积达8.8万余英方里。上游各支流挟带泥沙而下，造成海河淤积。1928年8、9月间天津下游20里以内，河床淤高已七八尺，断面面积减少约2000方尺，淤泥体积已达200万方左右。此后，淤塞情形，每况愈下。日军占领天津后，极尽侵略剥削之能事，而未曾疏浚河道，及至洪水涌入天津，河水宣泄不通，致酿成大患。
8月中旬，天津附近地区水已成灾，杨柳青附近已全被淹，静海一带数十里洪流一望无际。杨村以西，永定河、北运河、龙凤河已连成一片。天津水势也日益严重。11、12日北大关、大胡同均已浸水；关上一带尽成泽国，水已3尺深；关下、三官庙及西沽等地河水上岸，被淹地居民群向南逃。海河已平槽；英法租界水距岸不及1尺。13日阴雨，水势益涨。16日《大公报》报道：“英租界大街为水淹没，海河水位已超过特三区沙袋所筑成之堤岸，进入市区。”不仅如此，水还从阴沟中不断涌出，人们已受到水的威胁。一些商店和住宅在门前堆置沙袋或建筑砖墙。英法租界均开动抽水机抽水，法租界还赶筑界内泥堤，许多外侨妇孺包括英军眷属，相继被运到秦皇岛，英国特种部队沿英租界周围境界巡逻。日租界也在防范。
天津将被水淹，已不可避免。19日下午1时许，大直沽也成泽国，3时水由贾沽道村向西逆流，将大直沽各村完全包围。该地商民数千余人奋力抢堵，因水势过于汹涌，东北方两处堤埝被冲毁，洪涛浊浪直向药王庙、田庄、刘家台及大直沽街中冲灌；未被淹的仅天后宫一地。晚10时，海河水利委员会发出通告，南堤业已溃决，特一区即将浸淹。一些商店将货物迁至较高地方。20日午前，郊区富户难民5万多人乘坐小船，舢板或牛马车，携带各种家具，还有五六百头奶牛，通过日军的封锁线进入英租界，一日涌入这么多的灾民，增加了天津的紧张和恐怖气氛。这些灾民以为到了安全地带，未曾料到天津已处奇灾大难阴影中，天津立即要变成“泥海”和“死城”。
流经天津的南运河在杨柳青以东3里的马家庄也进入开洼，开洼里一望无际，天水相连，所有民房都被巨浪冲击。20日，洪水冲破天津市区西南部的大兜湾及万德庄两处堤岸，水速以海秒2米之势沿南门外大街、鞍山道、沈阳道浸入南市、日租界和英法租界。天津全市14处堤岸先后决口。
20日中午，当洪水突然降临南市时，水势甚猛，且惊雷暴雨倾盆如注，该地居民乱成一团，群向南马路较高处奔逃，或者向东站方向逃难。下午3时左右，洪水由南市向日租界流去，日军工兵曾赶筑御灾工事，但毫无作用。5时半，花园街（今山东路北段）水已5尺，芙蓉街（河北路北段）水已4尺9寸，桔街（蒙古路）4尺5寸，旭街（和平路）3尺5寸，春日街（河南路北段）4尺2寸，明石街（山西路北段）3尺8寸，荣街（新华北路）3尺，须磨街（陕西路北段）2尺，淡路街（甘肃路）3尺3寸，福岛街（多伦道）3尺。日租界全部陷于大水之中。当晚8时左右，洪水冲破日法租界交界的秋山街（锦州道）数处之隔铁扉，流入法租界。法租界当局所赶筑之泥堤未能御之，万国桥（解放桥）大街被水淹，街旁天升商场进水。然而洪水并未从这里流入海河，而是流向英租界。
此时，从土城及陈塘庄村流入的洪水，淹没了特一区的许多村庄，也向英租界流入。土城村位于市区东南边际，居民多以园圃劳工为业，所居大半为土房，一经水浸立即倾塌，全村无一幸免，民众逃亡一空。挂甲寺、贺家口两个村庄居民很多，也被淹没；东楼及下瓦房一带那时是繁华之地，水深已及房顶，桥梁都被淹没；西楼及小王庄地势较低，水深达七八尺，所有土房都塌毁，居民多逃避他处。谦德庄被水冲洗，陆沉下去。佟楼附近的英国赛马场、乡艺俱乐部，剑桥路（重庆道）均被水淹，马场道水深已1尺半。20日下午3时，英工部局水电厂被淹，水电供给中断，只得依靠供给法租界的比国水电厂接济。
21日，海河水深续涨数分，海河两岸除法租界和意租界一部分外，均成泽国。美国海军陆战队营房上午为水所淹，比国领事馆亦然。英日两租界电流中断，英租界已无水可饮。河东居民以为该地东有墙子，西有铁道，南有海河，20日又在旧北墙子外新筑一道新埝，无论如何洪水不会浸入；然21日唐家口被水四面包围，铁道里的水由新地道向外奔流，非常汹涌。该日，天津全城已被淹没，水深1至5尺不等，英日租界被灾最重，无线通讯因电力不足时受障碍。日军统治天津后，从新兴路一直到小刘庄建立了一条封锁线，以包围英法租界，并在封锁线和其租界边界驻满岗哨；因洪水关系，日军除万国桥以外，余均撤除封锁。
22日，英租界中街水深已达2尺，法日租界之水深达7尺。各商店被水，商业完全停顿。22日早晨，河东一带新的水流从北方灌入，沈庄子、王庄子、郭庄子、旺道庄、姚家台均被水淹，水已3尺多深，居民都在没腰水中向外挣扎。街巷中的泥土上座满妇女和小孩。地道旁拥满待渡的人群，地道孔洞中有两只救济船，船一到岸，灾民们争先恐后。逃出险境的人，有的到小树林、陈家嘴子或铁道内街上露宿，有的到铁道的路基上栖息。金钟河岸的灾民更多，意租界地势较高，未被水淹，然租界当局将各路口隔绝，只留三马路一处通行，进入该租界受到限制。
从23日到25日，又连续暴风雨，平均每日水涨8寸，海河于租界水面已在英租界处相连。英法租界24日一昼夜水涨8寸，水深处已达8、9尺，最浅者亦3、4尺。英租界耀华学校水深6尺，墙子河水位高过堤1尺，旭街、海光寺一带水深已达1丈，洪水吞没了日军营房。中原公司大楼亦见水，八里台成了水的世界，南开一带街市水深最高为8尺。
1917年天津水灾只南市一地被淹，此次水灾则包括南市、各界租界，以及东至关老街，南至卫津河，西至九区分界，北至铃铛阁街。具体范围大致为由新大红桥西横堤外至自来水公司西市是交界；三条石普乐大街由南口至北口，河北关下三官庙街、普乐大街、北开仙源里及北营门；北营门东大街由北营门东至小闸口街一带；小闸口街由南口至后河沿渡口；沈家庄之李公楼，杨族至新重场；大直沽之小孙庄，除旺道庄一处外，均被水淹。被淹区域，几占全市十分之七。其未被水者，只河东特三区、意租界、特二区、河北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河北大街、估衣街、侯家后、针市街、大夥巷、太平街等处（注：《津市警察三日刊》，1939年9月6、9日。）。
28日水位开始低落，较水位高时降低4寸。9月初，有时白天涨一点，晚上又落下去，总的趋势是在下降。白露前后西北风大作，水势骤退。10月水位又下降4寸多，较前最高时降低2.5尺；南市、日租界、英法租界、墙子河水深仍达4、5尺。
遭遇了这场大灾难，天津已面目全非。从前的大道、田圃、小河、短桥都没有了。一切都停顿了。房倒屋塌，人们的生活失去常态，全城荒凉寂静，街上只有少数华商乘着小船，荡漾波中，来往兜售货物。夜晚水区尽成黑暗世界，洋烛、手电、油灯成为唯一需要品。当时人写了不少诗，描述灾情的严重。如“一朝河决出桑乾，横流泛滥遍畿辅，银涛万叠溢津沽，繁荣一变为水府”。“屋顶酣睡成卧塌，忍饥隔宿身萧瑟，楼窗开处可登舟，远望俨然如燕”。还有“洪水逛名城，小民不安宁，人在房顶睡，船从桥上行”等等。
水灾开始几天，除浅水处尚有人力车外，绝大部分地区已无任何交通工具。24日开始有木筏往来，渐次有小船运到，而船资猛涨，人们多无力乘雇。多用舢板、破床、木门、木盆作筏，或以汽油筒做成之浮筒，或以皂箱相系成筏，五花八门。英国军船“珊德威多”上的小汽艇均已取下，由英兵驾驶，往来于英租界之中。北平各公园的游艇均被征用，运到天津。
天津周围亦然。天津与大沽之铁路已告阻断，张贵庄铁桥被冲毁；大沽沙洲亦已淤塞，不能通航。9月初大沽与塘沽间又发生海啸，两沽均淹没水中，居民均登船避难。
自天津至石家庄“均成汪洋”，仅露出少数较高的城填“宛如孤岛”，由天津至任邱间，由唐官屯至天津均在陆地行舟（注：《大公报》，1939年9月5日。）。
因田禾尽毁，运输中断，物资特别缺乏，物价飞涨。8月中旬，大米每包已达38元，面粉每袋8.5元。8月底大米售到40余元，面粉达10元以上，玉米面每斤亦卖到0.25元，每张不及6两的大饼售价0.2元，猪肉每斤1.4元，牛肉每斤1元，花生油每斤1.2元，芝麻油每斤1.6元，豆酱酱油每斤0.3元，韭菜每斤0.3元，煤球每元35斤；蜡烛每包1元，零售更贵。当年73岁的莲塘老人，将这时的物价和清末光绪年间作一比较，光绪年间“麦面每斤制钱不过百文”，山西大旱“斗米800文，未有如今日之昂贵者也”。物价飞涨，一是物资突然短缺，一是一些商人乘机渔利。住在英法租界的中国居民有的以土豆为生，有的依赖红米、洋葱和土豆维持；浙江公墓土埝上的难民三四百者，多以树皮为生。
天津墙子河水向来恶臭，臭水溢出，加之沟渠的粪便、仓库的糖碱、淹毙之人畜、腐朽之货物，皆溶化飘浮于水中，烈日曝蒸，臭气冲天。胃弱气虚之人，此时多呕吐不能进食，强健者亦多目眩头痛；涉水者身肿皮落，患各种皮肤病以及霍乱、疟疾的人极多；而药价飞腾，西药有涨至十数倍至四十倍者，中药汤剂每服亦需0.6元至16元不等。
天津变成了极为可怕的社会，被水淹死者不知凡几。还有的因患各种疾病而死，有的吃了有毒的食品而死，有的触电而死。洪水第一天就淹死了1000余人，总计死亡在10000人以上。
要逃出这个社会是很困难的，日军设立了很多岗哨禁止华人通过，到东站必须经过万国桥，日军在这里的岗哨，每小时只放行一、二人。“租界居民之无家可归者，拟到华界投宿亲友家，守候检查，往往一二日不得过”（注：莲塘老人《水灾见闻录》，第7页。）。上海《字林西报》载一外侨由津到沪，讲天津水灾惨烈，“日租界中情况可怖，该地居民所受苦恶较津市其他人民尤甚”（注：《申报》，1939年9月9日。）。
天津市人口约150万人，灾民人数据日方防卫司令部8月24日公布的数字，华界进水户数15.2万户，受灾总数53万人，含天津周围避难者实达58万人之多。日租界的日本人有5660家浸水，计26391；中国人1777户，15777人；加之其他国籍者，共计达6438户，42710人；日本人中只有60户300人未遭此劫难，已赴天津郊外避难的中日人数约3万人（注：《盛京时报》，1939年8月26日。）。24日以后，灾情逐步扩大，灾民总数达到65万人。据敌难民处理部浅海大佐布告，向外移动及自动离津者约13.3万名。
灾前天津中国城区共有255007户，灾后138832户，（附住）难民人口123651名。市区人口集中，灾民多。各村庄较分散，灾民数相对少些。
中国人生命财产损失是巨大的。洪水也并没有优惠日本人。
1939年9月6日《申报》有这样的记述：“此次水灾所受之损失以日租界及特一、二、三区、南市、八里台一带最重。自英法租界被封锁后，所有日方商店、工厂、货栈均集中以上各地，尤以棉布、砂糖、海味、纸张为多，计约损失总额在4万万元以上，其他日军之汽车、洋灰、杂粮食、金属及肉皮用品损失数字无从统计，至英法租界内之面粉及其他各业所受损失，亦在2万万元以上。”据日方宣布，天津共损失约4亿元，其中英法租界2亿元，日租界1.5亿元，中国方面及其他0.5亿元。海河河畔的仓库堆满各种货物，以棉纱布为主，悉葬洪流（注：见《盛京时报》，1939年8月27日。）。也有的估计为6亿元。特一、特三两区的仓库及公大纱厂、天津造纸会社等浸水4尺至8尺，机器已被毁。日本在天津所经营的纱厂很多，损失也最大；除公大外，正在建造的上海、吴羽、仓敷、双喜等纱厂，因厂址浸淹，机件毁损，都无法兴办。不仅如此，日本军用飞机被水所毁的达130架，只剩下20架可以用；还损失了3个月的军用汽油和大批军火给养等军用品。这是美联社记者调查后的报告（注：《申报》，1939年9月10日。）。种瓜得瓜，得豆得豆，日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它所得到的是，所储的大量军需均已毁坏，日租界房屋数百栋必须重建，许多新建的工厂无法生产，数千日籍小商人资本尽失。日军侵华用以引诱日商界之饵是华北棉田，而水灾使冀南棉收全毁，日商只能望水兴叹，无不悲观忧郁。
三
灾情发生后，各方面开展了救济工作。这次赈济比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和困难。因为正处在战争状态，不少地区是日军占领区，更多的地区是游击区，敌我犬牙交错。即使是英法租界地区，也因为日德已成轴心国，推行反英活动，而困难重重。
在天津，英法租界当局曾向灾民提供避难场所，如耀华中学、法汉中学和骞马场等，各收容难民数千人。英租界警察免费发给难民食物。8月28日英租界还征集自愿服务中外医师，参加水灾救济工作。
天津市各社会团体、学校及慈善机关，都展开救济工作。商会、民众教育馆、红十字会、佛教会、青年会等，以影院、学校、会馆等为场所，设立收容所，发放救济粮，下表是商会赈济数目统计表（见统计表）：
资料来源：天津市档案馆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7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商会每天救济人数最高可达2.5万余人，而这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据统计，全部收容难民达10余万，露宿街头者无法统计。如东马路及北马路难民均满，法租界海河岸边难民就有数千人，东站难民更多。中原公司、中原银行自动组成中原公司赈灾会，制备面卷菜品饮料，每日装载大船一艘，分赴各灾区施赈，上海商会仁记路华洋义赈会将防护等药物装箱寄往天津。
一些慈善团体、教会和传教士等也曾设法救济，中国红十字会展开了赈济活动，惟该会费用不足无法救济多人。各外国教会亦已至无法继续支持之境，在保定设粥厂的有圣公会、长老会、天主教会及救世军等，每日就食者约一万人，每人可得粗粮一大碗及素菜一碗，某教会因无法维持，将素菜取消，每人可吃粗粮一碗，难民群至郊外挖掘野菜充饥。保定当时成为乞丐城，因水灾而逃来之难民约二万五千多，日方“对于此等难民，并未予以救济”，“日军以冀中为游击队活动之地，仍禁止人民运送粮食运往该区，致灾情极为严重”，“自保定迄天津各地之人民，有成饿殍之虞”，至1940年天津到保定一带又遭旱灾，人民则“食草根树皮，即树皮每磅须售价9分，柳叶售1.2角，草根则售1.5角，灾区内的树木光皮者已占其半”（注：《新华日报》，1940年4月28日。）。美籍教士曾在高阳东北之处设施粥厂，灾民均感其德，日方则禁止人民前往就食，且于三日后令当地负责者设法将其关闭（注：《新华日报》1940年4月29日。）。日军的残暴还可从下面这一事实中看出，因水灾逃到北平而后返乡之农民，时受日人虐待，凡身藏有法币之农民，均被日人凶殴或竟处死。
日伪也施放馒头，动员民间医师，组织医疗队免费诊疗。其目的在于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日军6月14日封锁了天津租界，封锁线日兵岗位四周筑有土墙。“滔滔浊水泛滥中，日军依旧俨然不缓检关之手。”天津及平汉北段各县难民纷纷逃往北平，日伪当局在各城门及车站对入城难民万般留难，各城门被阻入城者各有数千人之多，露宿城墙下。这几桩事实都说明日军对灾民的根本态度，决不是日伪所宣传的“日军活跃救灾民”。
日军特别强化户口登记及管理。《水灾见闻录》一书中提供了这样一件事实：“北京唐山方面，非有旅行许可证，不得在津下车，盖亦恐不逞分子之乘机扰乱也。水区居民之旅居外埠者，悬念父母妻子，不知是否逃出，欲归不得。”（注：莲塘老人《水灾见闻录》，第7-8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日军在做什么文章。
严重的灾情也的确为日军强化其统治提供了机会，日伪的联银券是华北人民所厌恶的，商民均曾拒绝使用。此时日伪又发出通告，凡到京津一带逃难，携事硬通货者，准每人得以中交两行发行之北方券及山西、山东省票共200元，按6折换联银券。日军华北军指挥官杉山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也装模作样地拿出50万元伪币，作为义捐金，以占领货币市场。在冀中高阳、蠡县一带，敌伪声言，先拨100万散发急赈，大村3万，中村2万，小村1万，每亩地可借给3元，于是不值钱的各种伪币，如伪造的中央5元票、中农5元票等，都流入广大的农村。
更应提出的是，日伪以救济难民为名，于8月成立了职业介绍所，以微小的安家费骗取困苦的灾民到伪满洲劳工协会、伪满洲采金株式会社、伪本溪湖煤铁公司、伪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伪东边道开发会社、伪昭和制钢所、伪满洲矿山会社等处去做工，以增加日本征服中国的军事力量。伪蒙疆政府也计划前来招10万苦力。日军在河北平原的许多县份设立了招募处。在隆平凡招募1人，发伪钞18元。津浦线铁路上每天都有十几车壮丁被逼迫着走上火车到关外去。一些女汉奸还收买小孩，其价格为6岁至8岁的每岁1元，8岁至15岁的每岁5元。天津的灾民，一小部分被收留到收容所，“余则由警察强迫送至车站，将难民载至唐山关外，往往夫去而妻留，致一家流离失散，不知音信者甚多”（注：莲塘老人《水灾见闻录》，第4页。）。
日伪还乘机建立皇协新军，于10月在华北各地招募青壮年，其中在北平及附近各县招募3300名，天津及附近各县招募1650名，开平及附近各县招募3300名，保定、石家庄、济南三地及附近各县按三地计均各招募1650名，规定上等兵18元、一等兵16.5元、二等兵15元（注：《津市警察三日刊》，第192页，1939年10月。）。如清河一带用10元伪钞的安家费来诱骗青壮年去当皇协军。
为力谋治安强化，敌冀省分道于9月到10月召开了警政会议，保定道在省公署、冀东道在唐山道公署、津海道在沧县道公署、冀南道在邢台道公署分别举行。
事实说明，日军名义上赈济，实别有用心。一心要灭亡中国的侵略者，是不可能真有慈善心肠的。
四
河北广大灾区是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管辖范围，敌我势力交错存在，有的县份敌我各占一部分，有的地区敌人只占领县城及其附近，更多的地方是游击区。有时在一个村庄里游击队和日伪军共饮一口井的水，与敌相持，几进几退，这样复杂的形势，给救灾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中共华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8月7日即在头版刊出“敌寇惨绝人寰，水淹河北平原，数十万灾黎待赈”的木刻画，并发表《赈济河北灾黎》的社论。9月5日又发表题为《再为河北呼吁》的社论。《大公报》8月31日发表《速救北方灾民》的社评。《申报》9月16日的社评是《河北之灾》。这几篇社论均呼吁集全国各阶层之力，共谋救济，号召海内外悉力以赴，期望超越国界之慈善机关，见义勇为。
重庆国民政府先后拨款180万元，其中第一次拨款30万元，以20万元赈冀灾，以10万元赈鲁灾，由余心清带到华北施放。10月16日成立华北水灾急赈委员会，专司其事。还发行华北水灾救济公债300万元。这些赈款对如此广大的灾区只是杯水车薪。
敌后根据地政府，立足于自己，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晋察冀边区政府拨出10万元急赈，将救国献金移为急赈金。并组织调查团、慰问团分赴各县调查灾情。8月30日发布《关于救灾治水安定民生的具体办法》，其要点有三：（一）筹款救济，安插灾民。决定拨款0万办理急赈，其中冀中6万，冀西、晋东4万。成立“灾民工作介绍所”，安插灾民充任工友勤务，参加生产实业等。（二）解决灾民的粮食问题。号召部队每人每日节省米1两，每马每日节省花料1斤；政权群众团体工作同志照部队战士发给米数，每人每日节省4两，一般每人每日节省2两为原则，特别劳动者节省1两。把节省的粮食用来救济灾民。另外，能当粮食充饥者，如红枣、柿子等，一律限制出口。尽量利用果食、动植物、树皮树叶、地下茎及鱼类等代替粮食。（三）广泛开展生产事业，切实改善人民生活，彻底救灾治水。要鼓励农民迅速休整被冲毁田地，尽量补种秋季作物与下年早熟作物，组织发展农村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以增加其收入。
冀中区为度荒救灾节衣缩食。所有用粮部门无论政府机关、部队、团体，由过去每天三餐改为二餐，每人每日定量由2斤缩减为1.6斤（注16两为1斤），后再减为1.2斤。党政工作人员取消津贴费，减轻人民负担。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于8月21日召开扩大行政会议，所辖各专署、各县均派代表出席，由各专区办事处代表分别报告灾情，并由各县、各群众团体及士绅代表，分别补充，然后大会讨论如何组织灾民和如何调剂粮食等问题，最后由杨秀峰归纳总结，决议全冀南实行戒酒戒烟，节衣缩食救济灾民，发起一元救灾运动，各县设立灾民粥厂或斟酌发粮，设立灾民收容所，疏散灾民，灾民乘船免费。还派出冀南水灾呼吁团到重庆，一面呼吁救灾，一面宣传敌后游击战。
1939年10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所发表的生产建设渡过灾荒的命令中讲：“本年各地水虫为灾，部分之民众生活极感困难，军事供给更感无米为炊，是以非积极提倡生产，奠定自给自足之经济基础，不足以应当前之急，本署有鉴及此，着量各县情形，拟定八个月生产计划，随令颁发。”（注：魏宏运主编：《抗日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311页。）
整个华北军民都积极行动起来，积极赈灾。八路军各部纷纷出动，打击敌人，以战斗慰问华北同胞，并将自己的伙食费，尽量捐输。如129师386旅全体指战员节食赈灾，共捐洋517元6角（又河北钱90枚，山东钱500枚）。各县区乡都很活跃，如“隆平、柏乡筹粮300余石，赈济西潘北寨等20余村800余户3000余人，并减免田赋，疏散难民，设立粥厂甚多”（注：《新华日报》，1939年10月25日。）。辽县桐峪镇民众3000余人，于“九一八”举行纪念大会时，发动救济河北灾民的募捐，一时无论男女老少都把他们平素积蓄的钱拿出来，共募捐了100元。太岳长子四区发动了200元募捐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捐出1万元。
救灾最好的办法是加强生产，开展游击战争，以改变历史的悲剧，敌后两个根据地政府不遗余力地以适合的方式医治创伤，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历史的结局常常和侵略者的愿望相反。当时《字林西报》有一精彩的论述：“日本自夸洪水可以逐出游击队，然彼等自身亦被逐走，洪水根本无助于日军也。”（注：《申报》，1939年9月14日。）日军将被驱逐出河北，逐出中国，这是日军面临的必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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