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北京共识”对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迪论文,北京论文,中国论文,共识论文,实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05)01-0003-06
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模式及其意义成为了一个世界性话题。 英国《金融时报》在2004年5月7日刊登了乔舒亚·库珀·拉莫撰写的题为《中国已发现 了自己的经济共识》的文章，将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其核心思想是中国 的发展没有照抄照搬以开放市场、财政紧缩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自由主义发展模式( 又称为“华盛顿共识”)，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极其谨慎的态度执行私有化和自 由贸易等主张，形成了“义无反顾地进行创新和试验(例如开办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 家领土完整和利益(例如台湾问题)、不断精心积累不对称力量(例如拥有4000多亿美元 的外汇储备)”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模式，追求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拉莫同 时还指出，由于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快速发展，越来越吸引第三世界的无数追随者，并且 也使美国模式正在失去其吸引力。虽然上述归纳是否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经验 还值得商榷，但是它对于如何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经验，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增强中国的综合竞争力无疑是具有启迪作用的。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批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和地区均面临着如何发展的问题 ，为了不至于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社会体制和发展模式上，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美国政 府倡导本国学者研究落后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并且按照美国等西方社会的发展 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现代化道路，从而形成了现代化理论。这些现代化理论家认为， “二战后的年代里最主要的挑战是，找到复兴和推广美国的自由主义社会价值观、资本 主义的经济组织和民主的政治结构的各种办法。他们声称，胜利取决于击败铁板一块的 共产主义力量，只有通过加速‘传统’社会向开明进步的‘现代性’转变的自然进程才 能达成这一目标，而美国本身就是最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性的国度”[1](P10)。因此，现 代化理论的初衷并非是真正为了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而是美国的一种意识形态。“现 代化理论远远不只是一套被用来产生特定结果的分析性和操作性的工具。它也是一种在 各种相互强化的观念之间建立联系的意识形态”[1](P113)。在上述指导思想的支配下 ，现代化理论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作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 他们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现代社会的标准，把它们社会所具有的性质称为“现代性”， 反之则称之为“传统性”，认为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就在于“传统性”的阻碍作用，其 现代化无非就是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过渡，实际上也就是要求落后国家否定本国 的传统，实行全盘西化。在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途径问题上，现代化理论认 为关键在于向落后的国家投入资金和技术，建立西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以促进其 经济总量的增加。对于现代化理论而言，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两句话： 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现代化等于经济总量的增加。
为了使现代化理论得以为落后国家所接受，以便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美国政府 成立了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AID)，其职责在于统筹向 落后国家提供技术援助、贷款计划、发展计划和军事援助，向落后国家输出美国的发展 模式和美国价值观。然而，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的落后国家的发展却出现了“有增长而 无发展”的现象，即经济总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却出现了经济结构畸形与经济效率 低下、分配不公与两极分化严重、外债负担加剧、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与断裂等现象，人 民并没有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面对这一现象，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 本国的现代化道路，出现了著名的“依附理论”，其突出特点是推翻了现代化理论关于 “传统与现代”的机械划分，而是把整个世界体系看作是由处于“中心”的西方发达国 家和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构成，指出正是“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才导致了落后国家的落后，因此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和西方发 达国家“脱钩”，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虽然这种脱离世界经济体系，闭关自守地 进行现代化的办法是不可取的，但它毕竟标志着落后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普遍经历了一个持续增长的阶段，而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发展却相对缓慢，直到1989年苏、东剧变，这一切又给 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的蔓延创造了条件。西方理论家一方面鼓吹“历史的终结” ，宣称信奉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的不同意识形态经过长时期较量和争论后，自由市场经 济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是一种普世价值观；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也不断向世界各国宣扬他们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即“华盛顿共识 ”，其核心思想就是主张以市场为导向，实行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等。( 注：关于华盛顿共识的具体内容，可参看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华盛顿共识”实验的重点主要在俄罗斯和拉美国家，但是现 实的情况则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给俄罗斯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从1990～1998 年9年间的GDP的增长率分别为－4%、－13%、－14.5%、－8.7%、12.6%、4%、－4.9%、0 .4%、0.4%，俄罗斯经济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2](P499—502)。而拉美各国更是“华盛 顿共识”推行的重灾区，拉美各国在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不仅导致了 外债持续增加，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不断，更为严重的是，拉美的发展是一种丧失其自 身经济独立性的依附型发展。面对这种情况，“华盛顿共识”遭到了人们激烈的批评。 如有学者认为“华盛顿共识”把经济改革与发展归结为自由化、市场化，反对国家干预 和调控，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把市场本身看作是高于一切的目的，因此它对发展中 国家是一种误导；也有学者认为“华盛顿共识”是一种“新帝国主义”，“是美国及被 美国操纵的国际金融机构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敲门砖’，是‘后冷战’时代资 本主义向处于低潮的社会主义发动攻击的‘进军曲’”。(注：关于华盛顿共识的具体 内容，可参看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二
人们之所以把现代化理论以及“华盛顿共识”看作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其原因在于： 从理论上看，它们混淆了现代化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它们在断定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 同时，认为落后的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就在于全盘西化，完全忽视了这些落后 的非西方国家进行现代化所处的特殊条件；从理论的目的和现代化的实践看，它们主要 是为了把这些非西方的落后国家纳入资本主义阵营，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实行西方的现 代化模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判断这些国家是否是文明国家或民主国家的标准。然而 ，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非是现代化的惟一模式，无论是在现代化的类型还是现代化的具 体条件上看，非西方的落后国家和西方国家均存在较大的差异。
从现代化的类型看，欧美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先发内生型的现代化，其现代化是由于 内在的现代性因素逐渐累积的结果，呈现出渐进性变革的特点。在这种类型的现代化中 ，支撑现代化的文化价值观则是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其现代化的动力则是来自于民间 的工商业者、新贵族、自由民和知识分子，国家往往是现代化完成后才开始发挥重要作 用的，因此西方现代化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同 时，西方现代化过程往往是和大规模的对外殖民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对外殖民 扩张建立了有利于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经济体系，解决了现代化所必须的原材料 、世界市场。
和西方的现代化不同，二战后的非西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其 现代化并非是内部现代性因素逐渐累积而形成的，而是由于外来文化的挑战和冲击而被 迫回应型现代化，其现代化的突出特点往往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一种激进性变革，并伴随 着现代性和传统性之间的激烈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注：关于此点，可参看艾恺.世界 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再加上先发现代化的国家 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示范效应，使得非西方的落后国家的现代化的矛盾具有一揽子 解决的特点，缺乏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这些不同 领域之间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后发国家必须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建立 起来的不利于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往往在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这些内部 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既要实现现代化的共同内容，又有自身 的特殊性，特别是在现代化的时序模式和现代化具体道路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经验。应 该说，能否坚持现代化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是关系后发国家现代化成败的关键。
回顾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其间也同样经历了坎坷。如果把1840年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开 端，160余年的现代化是经历了一个九死一生的发展过程(注：关于此点，可参看张琢.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在1949年以前的现代化都是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思维方式中展开的，19 49年至改革开放，则主要采用的是苏联模式的现代化道路，虽然在此期间也提出过以“ 苏联为鉴，走自己的路”的口号，并产生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名著，但总的看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的制约。虽然改 革开放之前的现代化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在经济落后 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现代化，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以邓小平 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 的两大主题，并开启了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新征程。20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始终 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问题，总结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借鉴国外现代化 的积极内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中国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现代化的道路。中国 道路和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和以“华盛顿共识”为主导的后发国家现代化后果之间的巨 大反差说明，在落后的非西方国家进行现代化，脱离本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 脱离现代化所处的外部环境，照抄照搬先发内生型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难以获得成功 的。而对于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如何总结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成功的经验，则是 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它无论是对于实现非西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还是对于提升我国 的软实力，增强我国的综合竞争力，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
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独特之处就在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既定世界 政治经济秩序下进行的。中国既没有像依附理论那样，完全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脱钩， 闭关自守地进行现代化，也没有像现代化理论和“华盛顿共识”那样，采取私有制、全 盘西化和激进性变革的方式进行，而是根据中国改革所能承受的限度和改革的需要，在 保证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前提下，逐渐扩大开放的领域，在改革和开放中增强国民经济 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能力。此外，虽然中国社会内部的传统性因素和 现代性因素之间存在矛盾，但是由于通过对真理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以 及中西文化的讨论这样的思想启蒙运动，并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保持一种有机的张 力，在渐进性变革和社会发展目标定位于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前提之下，中 国并没有像一般后发国家现代化那样，传统性和现代性处于剧烈对抗中，而是社会政治 稳定的前提下保证了现代化发展。可以说，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条 可资借鉴的反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和“华盛顿共识”的现代化新路。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而言，如何在保证中国硬实力不断增长的前提下，挖掘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中所蕴涵的 普遍经验、文化智慧，进而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以增强中国的综合竞争能力，也是中国 道路和中国模式对我们的启迪。
“软实力”的概念是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教授于1990年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是将一 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划分为包括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在内的“硬实 力”和包括国家凝聚力、文化价值观被普遍接受的程度以及国家参与政治的程度等在内 的“软实力”。“硬实力”通常以物质形态存在，“软实力”则通常是以精神形态存在 ，它主要是依靠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商业手段等发挥出来的无形影响力来实现其影 响。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不仅是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同样也离不开“软实 力”。为了说明作为“软实力”体现的“文化”在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学者贾春增在《文化力》一书提出了“文化力”的概念，并将它具体化为四个方面 的内容：即智力因素，包括教育和科技；精神力量，包括理想、道德、信息、价值观、 意志等；文化网络，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电影厅、剧场、体育馆等文化体育设施；传 统文化等[3](P16)。应该说，“软实力”不仅有利于一个国家增强该国的民族凝聚力， 提高该国国民的素质和竞争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的发展潜力，而且还能够在国际 上产生强大的感召力。也正因为“软实力”在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 作用，当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非常注重对本国“软实力”的培育和提升。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不仅依靠其“硬实力”取得竞争的优势，而且非常注重 运用“软实力”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冷战后“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 、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正在发展自 己的经济财富，创造提高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基础。随着权力和自信心的增长，非 西方社会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并拒绝那些由西方‘强加’给它们的文化价值” [4](P6)。未来的世界冲突将不再是阶级之间的冲突或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是文化的冲 突，因此，应当建立与未来文化冲突相适应的文化战略。随着苏、东剧变，意识形态的 争斗已经结束，未来世界只能是“西方自由民主”所支配的世界。他们通过文化意识形 态的宣传，把西方国家装扮成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化身，不仅对后发国家展开“和平演 变”，诱使它们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而且还经常以人道主义为由对后发国家的内政进行 干涉。此外，他们还是互联网信息的主要制造者，并通过文化工业所制造出来的文化产 品，如电影、电视、光盘、书籍等出版物，以它们为载体向后发国家传播西方的价值观 念和生活方式，对这些国家进行文化殖民活动，以维护其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霸权和话语 霸权。
为了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开始注重培育和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不仅颁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决议，而且提出了改革 中国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体制的任务。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当今世界，文化 与经济和政治相交融，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 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而在党的十六次三中全会的决议《关于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 发展目标指向上的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社会、生态之间的协调一致的发展，这些都体现 了我国不仅注重以经济发展为主导内容的“硬实力”的提升，而且也开始注重以人和文 化等人文因素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的提升。此外，我国还不断通过国家之间的经济 交往、文化体育交往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重视，展现中国的大国风范，让世界了解 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从而使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富有魅力。
四
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中国“硬实力”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挖掘和培育中国的“ 软实力”，只有运用“软实力”，才能真正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信任，才能真正让中 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展现其迷人的吸引力，从而为中国“硬实力”的提升创造良好而稳定 的外部环境。在提升中国“软实力”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 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使命，这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应当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科学知识规划和学 术研究体制越来越具有制度化的特点，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融入全球化发展过程。但是 同样也应该看到，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和研究范式也存在着需要我们进一步 反思的一些问题。
首先，部分学者针对在全球化交往过程中经济交往规则的日益趋同，提出中国的哲学 社会科学和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接轨，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或者立足于西方中心论的 立场来评判非西方哲学文化形态，或者将社会科学知识规划和体制创新看作是全盘西方 化。这种价值取向导致了我国学术界出现了若干假问题争论和片面认同西方哲学社会科 学的现象。这些学者还把向西方学术知识规划、学术体制看齐，看作是中国社会科学走 向自主性、走向科学的必经途径。不可否认，西方学术知识规划、学术体制的确存在着 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是在学习和借鉴时我们也不能忘记，西方社会科学 的兴起和世界性扩散与西方的现代性价值体系的世界性扩散是同一历史过程，“当前在 社会科学领域主导着学科划分，起始自19世纪，将社会研究划分为历史、政治、经济、 社会、人类学等相互分割的学科。这套学科划分准则内含着对掌权势者有利的理论前提 和意识形态，包括欧洲中心主义、父权主义、科学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等，他们一一被 建构出来的期间，国家政权的力量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种发源于英、法 、德、意和美国的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知识范式，是与欧美势力在世界扩张的同时发展 起来的”。[5](P3)向非西方国家推销其哲学社会科学以及价值观念，正是西方世界进 行文化殖民主义，传播其“软实力”，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手段之一。
其次，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存在着脱离中国的国情的问题，片面炒作西方哲学 社会科学新理论、新概念的现象。如近些年我国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引进与崇拜 ，对科学技术和理性的批判，仿佛科学技术和理性是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祸根之所在； 再如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与认同，完全脱离社会制度正义的层面，抽象地谈论环境 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看不到西方环境伦理学的西方中心论性质，由此把它看作 是后现代的普世伦理。[6]的确，中国社会科学的现代化必须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社会科 学研究的新成果，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却不应该忘记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前提的反 思和追问，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食洋不化，而应该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问题 ，对西方社会科学进行本土化的转换，否则，不仅不能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的进步，服务 于我国的现代化，还会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只有走出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和方法，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关注和 解决中国的问题，才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采取的态度。对于提升中 国的“软实力”而言，笔者认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承担以下的责任和使命，首先， 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具备正确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即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应该脱 离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和需要，应该把解决中国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任务和社会 科学研究者的责任和使命。这就决定了应该摆脱一味炒作国外新思潮、新概念、新范式 的浮躁心态，把学习和借鉴国外社会科学的新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学习和介绍国外社 会科学新成果是必需的，但是借鉴国外社会科学新成果必须建立在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基 础之上。其次，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认真地从多维的视角总结2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中 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揭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和普遍意义，使我们在现代 化进程中具有更加深刻的文化自觉，使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对非西方国家产生更大的吸 引力，提供可资借鉴的另一种可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最后，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应当 挖掘和整理中国模式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哲学智慧，通过广泛的文化交流，在同世 界各国交流的过程中展示中国风度，赢得世界各国的理解和尊重。
收稿日期：200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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