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兼论早期启蒙思潮中的自由思想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因素论文,思想论文,自由论文,论侯外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4)05-0123-06 16世纪西方文艺复兴的核心是人文主义，即高扬人性，反对神性，强调人生目的就是追求现实幸福。此后欧洲爆发影响更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启蒙运动高扬人的理性，猛烈批判封建专制，自由成为口号：“我愿自由而生，自由而死。”[1](P2)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光明和智慧[2](P11)。康德指出启蒙运动除了在所有事情上具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而外无需别的东西[3](P169)，启蒙运动确立了人的自由权利的价值，“人是生而自由的”[4](P4)，并在政治、经济、法治等方面兴起了改革运动。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理性等思想原则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专制思想，推动了社会进步。 西方经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想和社会运动，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观念的革新，而同时期的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是否有社会变迁因素？中国的现代化是否仅仅是外部冲击的结果，其自身内部是否有直接渊源？侯外庐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启蒙运动的一般论述，在总结中国历史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明末清初“早期启蒙说”的学术观点，用以概括16—19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及思想观念变化的实质。 一、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 侯外庐有关明末清初“早期启蒙说”的提出和论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是理论根据。一是始终贯穿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侯外庐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先解释“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5](自序)，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精神生活过程，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还相互影响。注重社会与思想互动关系的研究是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特点，他强调准确理解中国社会史的特点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前提。“早期启蒙说”的提出就是以明清之际社会历史的变化为基础的，通过研究他发现明清之际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历史的变化在明清之际的思想中有明确反映，产生了早期启蒙思潮，出现了对自由、民主等启蒙主题的追求。二是结合启蒙运动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的特殊情况。列宁认为启蒙运动主要有三个特点：人们对于农奴制度、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追求民主；拥护教育、自治和自由；愿意促进农奴制度的废除。侯外庐认为中国早期启蒙也不例外，但他并未简单将其套用于中国历史的某个阶段，而是将社会历史的分析与思想的变化结合起来，尤其注重挖掘中国早期启蒙的独特特点。他通过理论与历史资料结合，论证了明清之际思想与社会变迁的实质即是中国早期启蒙时期，即中国在16世纪至17世纪之交，“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意识上“也产生了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6](P38)。早期启蒙思想是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的反映。 其次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中国的现代化确与西方刺激有很大关系，但侯外庐认为并不完全是西方的影响，也有内在动因，中国传统社会中也有现代因素，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从16世纪以来，中国虽“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但不能就断定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中国历史的特点是既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又无法产生“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6](P16)。在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6](P3)。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东南沿海等地区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嘉靖年间形成了很多人口集中的江南市镇，商业货币关系、土地私有制获得很大发展。为了适应土地商品化趋势，明代实行新赋税制度“一条鞭法”，清代实行“摊丁入亩”。但是土地商业化的程度还无法改变整个封建土地所有制。二是东南沿海等地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城市手工业、商业和都市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三是沿海、内地各省的商人参与海外贸易的越来越多，嘉靖到隆庆年间，不仅沿海地区的商业资本获得较大发展，而且内地川、陕等地商业资本也参与贸易活动[6](P9-19)。这都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关键因素。但由于多种因素制约，这种萌芽并没有冲破旧的生产方式，因此中国虽然在16世纪中叶以来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封建自然经济仍占支配地位，导致中国社会的变化明显“落在世界风暴之后”[6](P623)，并没有如西方那样成为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 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家思想中有明确反映，产生了早期启蒙思潮。“中国启蒙思想开始于16世纪至17世纪之间，这正是‘天崩地解’的时代。思想家们在这个时代富有‘别开生面’的批判思想。”[6](P3)首先，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抨击封建制度，反对封建土地国有制，传播“土地平均”的要求和“自由私产”的主张，反对地主特权和等级制度，反对政治法律上的束缚与科举制度。其次，他们重视教育、自治和自由，如顾炎武等人主张地方自治，黄宗羲等人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东林党提出自由结社、讲学的主张。他们许多人已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如李贽就与1600年到北京的利玛窦有很多交往。再次，他们同情农民的利益，如黄宗羲主张工商皆本，提出“向使无君……人各得自利也”[7](第1册《明夷待访录·原君》P3)及“平均授田”等主张，展现出一定的初期民主思想。 侯外庐指出这些早期启蒙思想家“是历史的觉醒者”，按“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天下郡国利病书》《明夷待访录》《潜书》等体现了他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但在他们“真挚的理想背后，也包含着叛变的不彻底性”。在他们的思想中常保留着新旧矛盾的内容[6](P30)。戴震等18世纪的思想家延续了启蒙思想[6](P403)，主要表现为对理学的批判。自19世纪初叶开始，中国学术思潮发生剧烈变化，尤其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思想大规模输入，中国思想开始加剧现代转化，向西方寻求真理逐渐成为主流。 二、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自由思想因素 对自由等现代价值的追求是启蒙运动的突出特点，对早期启蒙思想家自由思想的深入挖掘，可以丰富、拓展侯外庐“早期启蒙说”的论述。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自由思想有以下特点： 首先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怀疑和批判，展现出一定的政治自由思想。王夫之怀疑君臣之义，指出“为天子防其篡夺，情系于此，则天下胥以为当然，后世因之以无异议”[8](P416)。他的《噩梦》等著作，含有丰富的反抗封建制度的精神。他认为封建经济剥削，完全是立于“民之有生理”的反面。他要求“惩墨吏，纾富民”，认为“大贾富民，国之司命”，应当允许人们自由参加商业活动，“故家大族”应变作商人阶级，“墨吏猾胥”的经济剥削是违反自然的：“率天下养百官而不足，纵百官食天下而有余，此何异饥鹰以攫雉兔乎！”从而主张厚民生，反对操细民之生命。黄宗羲受东林党自由集会和泰州学派的思想影响很大。《明夷待访录》中，他对封建君主猛烈批判：“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7](第1册《明夷待访录·原君》P3)明确表明君主的危害：“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7](第1册《明夷待访录·原臣》P4)整个官僚制度的作用不过是镇压、统治人民。《原君》《原臣》《原法》等篇的民主主义色彩尤其浓厚。侯外庐称赞《明夷待访录》类似《人权宣言》[6](P155)。 其次通过对人性中私欲合理性的承认，展现出追求个性自由思想的萌芽。人性上，王夫之提出“理欲合性”说，主张“有欲斯有理”“理欲皆自然”“理寓于欲中”等，充分肯定人欲。“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相为对垒”[9](P407)，天理与人欲本质上并不是互相冲突的关系。因此，“惩忿”“窒欲”、抑制欲望是对人类个性发展之妨碍。他主张“养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饰之以成用”，导欲于理，由不合理至于合理。他还指出“吾懼夫薄于欲者之亦薄于理，薄于以身受天下者之薄于以身任天下也”[10](P60)。理、欲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要使私欲得到承认，也必须谨守天理。这类似西方自由观中的“群己权界”，即自由须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前提。王夫之力图采用“均平方正之矩”的平均主义原则来满足人类的欲望，具备初步的“人权平等”的思想。黄宗羲认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7](第1册《明夷待访录·原君》P2)，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的。顾炎武认为自私心是人之常情，“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11](卷一“郡县论五”P14)。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欲望的合理性，具有个人解放意义。 对于八股取士制度对读书人人性的侵害，清初启蒙思想家有共同认识。如黄宗羲指出科举制把人枷锁于“一定之说”，不许学者“取证于心”[7](第10册《恽仲升文集序》)，做独立是非判断，导致“科举抄撮之学，陷溺人心”[7](第10册《姚江逸诗序》)。他还指出盲从与模仿的时文近似一种奴性，只有“胸中流出”自己要说的话，才是至文，盖“文章之传世，以其信也。……鼓其矫诬之言，荡我秽疾，是不信也”[7](第10册《辞祝年书》)。黄宗羲还基于个人的“灵性”，来说明“诗”产生于自然性情，而不专在雕绘诗句。这都充分展现了对个性的肯定，具有个性解放的意义。顾炎武认为八股取士的危害同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但对人才的扼杀则“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12](中册卷十六“拟题”条P946)。这种因袭独断学风严重束缚了人的创造精神。他主张“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12](中册卷十九“著书之难”条P1084)，要求打破这种学风，发挥创造精神。李颙主张“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反正，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13](卷十二“匡时要务”)，疾呼自由讲学。傅山对宋儒的奴性大加批判：“博杀宏杀，在渠肚里，先令我看不得听不得。”[14](卷三十七“杂记”二)“不知人有实济，乱言之以沮其用，奴才往往然。而奴才者多又更相推激，以争胜负，天下事难言矣！偶读‘宋史’，暗痛当时之不可为，而一二有廉耻之士又未必中用……所谓奴才者，小人之党也，不幸而君子有一种奴君子，教人指摘不得！”[14](卷三十一“书宋史内”)要求走出经注的拘泥：“看书洒脱一番，长进一番，若只在注脚中讨分晓，此之谓钻故纸，此之谓蠹鱼。”[14](卷三十六“杂记”一)体现出要求个性解放的色彩。 再次，启蒙思想家具备初步的经济自由、私有财产权利思想的萌芽。启蒙思想家重视商业活动。王夫之认为“贤廉得意，亦移风振俗之一道”[15](大正第六)，并在告诫子孙的戒条中要求“勿做胥吏”，并指出“能士者士，其次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冲击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是对封建社会桎梏个性的一种反抗。黄宗羲主张人民“自利自私”，人人能遂其自利自私之心，而批判君主独自一人私占天下的“产业”，这与资本主义初期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观念有相通性。黄宗羲从“通都之市肆”出发，反对以商为末：“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优倡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7](第1册《明夷待访录·财计三》p2)从而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反映了工商业发展的要求，而工商业的发展正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关键因素。顾炎武指出：“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藩垣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变，必不如刘渊、石勒、王仙芝、黄巢之辈，横行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也。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从缔交之拒，非为天子也，为其私也。为其私，所以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11](卷一“郡县论五”P15)主张以县为单位，把县令当做家主，财产为百姓私有，人民爱自己的财产而没有忧虑。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对私有财产权利的憧憬，与西方现代私有财产权的萌芽有相通性。 第四是对法律的公平性有一定期待，体现出一定的法治自由思想的萌芽。黄宗羲批评封建无公法，“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明确否定“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提出有“治法”然后才有“治人”：“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雇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纲，反害天下。”他还指出封建社会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等：“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论者谓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孙以法祖为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7](第1册《明夷待访录·原法》p7)封建社会的君主之法，权利义务没有平等界线，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黄宗羲的论述中，显示了法治平等思想的萌芽。顾炎武指出：“宋叶适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之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以不振。”[12](上册卷九“人材”条P518)认为越来越多的法令不仅无助社会发展，而且弊病越来越多。这不仅是对封建制度束缚个性的有力攻击，也是对专制法律对人们的束缚的强烈不满的表达，指出这种法律过多限制人们的自由，使社会失去应有活力。 第五，启蒙思想家十分重视民众对政府的批评，具备言论自由思想的萌芽。黄宗羲的政治理想之一，是在中央政府、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学祭酒的面前就弟子之列，祭酒有权批评政治得失；在地方政府，郡县官都要在地方学官的面前就弟子之列，学官对于地方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他对清议十分重视：“天下之议论不可专一，而天下之流品不可不专一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清议者天下之坊也。……清议息，而后有美新之上言、媚阉之红本。故小人之恶清议，犹黄河之碍砥柱也。”[16](《东林学案》总论)这些见解正如顾炎武认清议为“王治之不可阙”一样，“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从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12](中册卷十三“清议”P766)所谓清议就是应当允许人们自由议论批评政治，这与现代言论自由类似。清议以家国天下人民生活为评骘对象，而不是魏晋的玄风清谈。 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时期的自由思想还未形成一种系统的哲学概念和核心价值，而是通过一定批判形式表达的认识和愿望，具有不成熟性和时代局限性。正如侯外庐在评价李颙思想时指出的：“它之所以有一定的时代的进步价值，是因为它企图从中世教条中解放，并追求个性的解放与社会的变革，但它也有历史的局限性，因为所谓实践的内容是依存于个性的道德律。李颙应作如此评价，其他清初学者也应作如此评价。”[6](P300)早期启蒙思想家丰富的自由思想因素既印证了侯外庐“早期启蒙说”的论断，又是我国近现代自由思想的直接渊源，具有重要价值。 三、“早期启蒙说”的学术反响 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最早见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两卷本著作《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①，后将其中研究明末至鸦片战争前的思想部分单独成书，定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1956年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的第5卷出版。“早期启蒙说”主要用于研究明末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思潮的性质与特点，主要涉及17世纪的启蒙思想代表人物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朱之瑜、颜元、李塨等，18世纪的启蒙思想代表人物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阮元等，18世纪末19世纪初叶的启蒙思想代表人物龚自珍。但中国的启蒙思想开始于16世纪至17世纪之交，此时的思想家已经具有丰富的批判思想。 侯外庐“早期启蒙说”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和发展。萧萐父等学者认为此说“突破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传统偏见，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论证了中国有其内发原生的现代性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以此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17]，他们继承侯外庐的观点并予以丰富，成为“早期启蒙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要代表人物[18]。有学者认为“早期启蒙说”“是清学史研究范式的一大发现。它不仅扬弃了封建社会学案派的研究范式，而且也超越了章、梁、胡、钱等人以学术传承为特征的研究范式，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清学史研究的新范式”[19]。有关清代学史的研究中，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有章太炎的“文字狱说”，梁启超、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等，侯外庐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清代学史的代表，其论说超越了中国的现代化完全来自外部刺激的观点，挖掘了中国社会内部要求现代化的因素，打破了不少学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偏见。 也有一些学者对侯外庐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明末清初中国并不存在早期启蒙运动，当时的社会即使沿海地区有商业经济的因素，但总体上仍不足以构成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早期启蒙思想家也并未真正走出传统文化的窠臼。这种观点大多过于强调传统思想的束缚。 不同的学术反响反映了侯外庐“早期启蒙说”的可贵：跳出了简单以学术传承解释思想发展的模式，注重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总体来全面探讨明清社会和思想的性质和变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注重以史料和历史事实为依据，与西化派学者完全用西方某种哲学诠释中国思想的理路不同。侯外庐将明末清初作为中国传统向近代转化的历史结点，是理论和历史事实结合的典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性和实践性结合的追求，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从不断变化的社会存在中揭示反映人们新追求的思想文化因素，把进步的历史潮流作为社会发展主流的特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①1945年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1947年改名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标签：黄宗羲论文; 侯外庐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明夷待访录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顾炎武论文; 启蒙运动论文; 王夫之论文; 哲学家论文; 经世致用论文; 儒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