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的人民电影事业建设——艰辛的历程，重大的贡献——回忆袁牧之与陈波儿同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初期论文,历程论文,艰辛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电影90多年的历史中，有一对志同道合，并肩战斗的“情侣”、伉俪不可忽视，他们就是袁牧之与陈波儿。他们各集编、导、演于一身，并参与创建和领导新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充分显示出他们的艺术和组织领导才能。早在30年代，他们就参与创作了具有现实主义精神、鲜明的民族风格的进步影片：在创建“东影”和成立中央电影局、开展新中国电影事业中，培养团结了人才，拍摄了一批富有教育意义，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影片，给中国电影增添了夺目的光彩。
1946年2月，我离开商业学校参加了长春“东影”宣传科工作。5月随“东影”撤退到了兴山。就在这一年，我先后认识了袁牧之和陈波儿同志。在初创的“东影”厂党政领导下，特别是在厂长袁牧之、党总支书记陈波儿的领导关怀下，我经过培训，进大学学习政治、通过发行《民主东北》深入工厂、农村、城市和前方部队进行宣传活动，使我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从一个不懂事的青年，成为一名干部。每当想起初创时的“东影”革命大家庭的生活战斗情景，就情不自禁地怀念好领导袁牧之和陈波儿，想起他们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袁牧之，1909年生于浙江宁波。1927年他还在大学读书时，就接受了辛西剧社的邀请，主演了《万尼亚舅舅》等剧。“九一八”事变前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在党的影响下，袁牧之正式走上了戏剧舞台，主演了《怒吼吧，中国》等剧，深受观众欢迎。这一时期，他还写作并出版了《戏剧化装术》、《演剧漫谈》等书。
由夏衍为组长的中共地下党电影小组成立后，袁牧之加入了被称为“共产党大本营”的电通公司，拍摄《桃李劫》（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影片描写一对正直的知识分子遭到旧社会迫害，造成家破人亡的悲剧。袁牧之、陈波儿表演真实、细腻，轰动了影坛。从此，袁牧之与陈波儿成为著名的影星。1935年，《桃李劫》参加了莫斯科国际影展，受到了好评。在《风云儿女》（原作：田汉、分场剧本：夏衍、导演：许幸之）中，袁牧之饰诗人辛白华，描写他从迷恋爱情到觉悟，并走上抗日道路的故事。影片最后，辛白华出现在长城脚下的抗日民众中，高举火把，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中英勇前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袁牧之又自编自导了《都市风光》影片。
电通公司被迫停业后，袁牧之进入明星公司。1936年，他与陈波儿主演了阳翰笙编剧的《生死同心》。之后，袁牧之成功地编导了《马路天使》，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一致赞扬，在思想内容与形式上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被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朵奇葩”。50年代，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萨杜尔说：“《马路天使》是新现实主义的先驱，是中国电影的光荣。”1981年，在意大利都灵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马路天使》参加了展映，再次受到高度赞扬。
“八·一三”抗战后，袁牧之与陈波儿主演了《八百壮士》（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影片描写“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中国军队近八百名爱国官兵坚守阵地，英勇顽强，抵抗到底的故事。袁牧之饰团长，表演真实，士气高昂，富有激情，生动感人。公映时，正值全民抗战开始，鼓舞了奋起抗战的爱国军民。中国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为了向全世界揭露日寇侵略中国的真相，极力向外输出自己的作品，影片《八百壮士》于1938年开始，先后在菲律宾、缅甸、法国、瑞士等国家和香港等地区公映了。
在周恩来同志的引导和支持下，袁牧之从香港买了电影器材， 于1938年奔赴延安。在延安电影团，他编剧了《延安与八路军》。为了拍好这部影片，他与吴印咸、徐肖冰长期奔走在前方。1940年，袁牧之回到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党派他与冼星海携影片底片、素材去苏联考察、学习。在苏联，袁牧之同爱森斯坦等一起拍过影片。在德苏战争激烈、艰苦的日子里，他度过了5个春秋， 终于盼来了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伪满洲国覆灭了。 在中共长春市委书记周保中的领导和苏军的协助下，中共地下党员刘健民、赵东黎于8 月下旬及时地进入原“满映”，发动职工护厂，并于10月1 日创建了东北电影公司（简称“东影”今“长影”）。
1946年，袁牧之回到祖国的东北。4月，我军解放了长春。舒群、 袁牧之、田方、钱筱璋、许珂代表我党我军接管了东北电影公司，从此，“东影”由我地下党领导过渡到由我党我军公开领导。舒群任经理，张辛实任副经理，袁牧之任顾问。正要开展工作时，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解放区。为了消灭敌人，我军有计划地进行战略撤退，“东影”也决定迁厂。当时，“东影”有些职工曾认为这些来接管的是“土八路”不懂电影，怎能领导好？谁知，经介绍，这些从延安来的“土八路”都是文化电影界知名的老前辈，因而很是敬佩。当知道是由《马路天使》编导袁牧之当顾问，大家更有信心了。由于这些领导干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身作则努力工作，所以，当动员迁厂时，数百名职工报名，形成了浩浩荡荡的电影大军，将远东最大的制片厂的全部电影机械、器材运走，顺利地迁往佳木斯以北的兴山（即鹤岗）。
陈波儿，广东潮州人。生于侨商家庭。1929年在上海艺术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以鲁迅为首的“保障人权自由大同盟”和上海艺术剧社，开始了左翼戏剧活动，演出了《炭坑夫》、《街头人》等剧，轰动了剧坛，成为名演员。因遭特务追捕，她避居香港教授英语。1934年她重返上海参加左翼电影运动，主演了《青春线》，塑造了一个伸张正义的妇女形象。她的成名作是电影《桃李劫》。不久陈波儿与袁牧之又主演了《生死同心》。与此同时，陈波儿还埋头于写作，发表了小说和多篇文章，被誉为“女明星作家”。
陈波儿一腔热血，她在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支持下，与史良、沈滋九、胡子婴率先成立了“上海妇女救国会”，并当选为“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的执行委员，积极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
她与崔嵬为前线抗日将士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1937年，陈波儿在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她在武汉与袁牧之主演了影片《八百壮士》。
在延安陈波儿先是奉命率“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经山西、河北、河南、陕西到达重庆，历时一年多，历尽艰辛，深入调查，宣传群众，扩大我党和八路军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影响。后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并导演了反法西斯名剧《马门教授》、《俄罗斯人》；还协同姚仲明修改《同志，你走错了路》，并兼任导演，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赞扬。在延安期间，陈波儿还被评为边区文教英模。
“东影”迁兴山后，由于党对电影事业的重视， 成员不断加强。 1946年8月的一天，有一位穿着打扮不俗、秀丽典雅的女士漫步街头， 她就是主演《桃李劫》、《八百壮士》等进步影片的陈波儿。她息影后投入八年抗战，这次是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离开延安，乔装打扮绕道国统区，辗转来到兴山“东影”的。9月延安电影团并入“东影”。 1947年后，西北电影工学队、东北文工一团、东北青年文工团相继并入“东影”，还开办了四期训练班。
袁牧之与陈波儿自从1939年分别后，袁牧之去了苏联，陈波儿留在延安，再没见过面，这次在兴山“东影”重逢，真是异常高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他俩自30年代合作主演《桃李劫》起，就经常在一起研究艺术、探讨人生，共同抗日走革命道路，为艺术献身，真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彼此爱慕之心是很自然的，也是很有感情基础的，不过，波儿对牧之说，“东影”创建工作，任务很重，二人结婚之事要往后推迟一下，牧之也同意了。后来，他俩去东北局汇报工作时，李立三同志风趣地说：“你们这一对银幕老情人，是不是可以真的生活在一起了？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听了立三的话，牧之看了一下波儿，波儿会意地微微点头。这时，牧之开口道：“感谢领导对我们的关心，我们过一段时间再办，到时候一定请你。”不久，他俩在哈尔滨举行了婚礼，成为情投意合，并肩战斗的好夫妻。
1946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公司”改称“东北电影制片厂”。 厂庆一周年的宴会上，全厂同志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中频频举杯。我被这激动人心的情景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时，袁牧之亲切地对我说：“小邵，你是不是想家？家乡解放后有机会可以回去看看嘛。”我答：“谢谢领导的关心，我没有想家。”
1946年末，舒群同志不再兼任“东影”厂长，即由袁牧之接任厂长，吴印咸、张辛实任副厂长，田方任秘书长，陈波儿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长。在迎接1947年新年联欢会上，人们互赠小礼品。说来也巧，经抽签，我有幸获得陈波儿和袁牧之送的精美礼物，于是高兴地向两位领导者致谢。
1947年初，我曾申请调出“东影”学习。袁牧之得知后，立即找我谈话，他亲切地说：“你想调出学习是好事，但电影这一行，也很需要人。目前我们的电影制片发行业务还未开展，还处于初创阶段，随着形势的发展，将来全国解放了，电影事业要大发展，那时需要更多的干部。因此，你还是留下来为好，最近决定抽十名同志去中国医大政治班学习，你也去学习。学习后如还要走，我们再商量。”学习后认识提高了，也就不再要求调动了，从这件事我感到牧之同志是位有远见卓识能够广泛团结同志、细心做思想工作的好领导。
身为“东影”厂长的袁牧之和身为“东影”党总支书记兼领导创作的陈波儿，为人正直、谦虚、热情、开朗，重视从政治思想入手培养人才。他们对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紧迫感，配合其他厂领导，在“东影”创建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建起新的厂房，培养和团结了广大职工，使“东影”面貌一新，摄制和发行了多辑《民主东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民主东北》后，一致肯定影片的成功。
陈波儿、袁牧之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也是卓有成就的事业家，在人民电影初创时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显示了他们卓越的领导才能。袁牧之、陈波儿正确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总是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其他领导的配合下，继摄制和发行《民主东北》后，《桥》、《光芒万丈》、《内蒙人民的胜利》、《中华儿女》、《赵一曼》、《钢铁战士》等崭新的影片问世，受到国内外观众的赞扬，为新中国赢得了荣誉。“东影”被誉为“人民电影的摇篮”，为全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1948年秋，陈波儿率领编导组来到哈尔滨，同“东影”驻哈办事处在一处办公。我们又相见了。由于长期艰苦劳累，她比以前身体虚弱了，心脏病越来越严重。她抱病工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指导创作。此外，她还挤出时间到影院观摩一些值得借鉴的中外影片。一次我们去看《一江春水向东流》，她被影片丰富的内容，突出的艺术成就所吸引，看得入神，激动不已。不久，《桃李劫》在哈再次公映，陈波儿要我陪她再看一次《桃李劫》。我们走进影院入座后已是座无虚席。陈波儿真实、细腻的表演深深地感动了观众，博得了好评。陈波儿默默地看完了她当年主演的这部影片。
1949年，袁牧之首任中央电影局局长，陈波儿任中央电影局艺委会副主席，领导电影创作，成立电影表演艺术研究所，培养艺术人才，他们在其他领导的配合下，领导发展了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如创建“北影”、“上影”和洗印厂，加强故事片、纪录片和译制片的生产，在全国成立影片经理公司，扩大发行网，开办南京放映训练班，大力发展放映队，使进步影片占领城乡阵地，活跃了亿万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并相继召开两届中央电影局扩大行政会议，制定了制片、发行和经营管理的方针、政策和规则。1951年举办了“新片展览月”，展出了《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和《翠岗红旗》等26部新片，反映了新中国电影的辉煌成就。所有这一切，都为人民电影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3月，我到“东影”在沈阳创建的东北影片经理公司工作。 波儿同志为拍《人民的新旅大》于5月初来到沈阳。 她让我为文代会白杨等代表访问团安排一场电影。我们在最好的东北影院举行了电影招待会。
1949年10月中旬，我到北京出差，曾到牧之、波儿同志家看望二位老领导，他们热情地接待我。分别时，他们送我到大街上，我走出很远很远，回头望时，还见他们依门而望的身影。万没想到这次竟是与波儿相见的最后一面。
由于长期的艰苦劳累，陈波儿的心脏病越来越重，终于1951年冬在上海去世。当时她刚步入中年，正是可以红红火火在电影事业中拼一阵的年龄，她还有很多设想很多计划。或许，她是带着很多遗憾走的。
由于长期的艰苦劳累等情况，袁牧之也病休了，但他仍关怀电影事业。1953年春，他与吴印咸同志在大连疗养，我出差大连去看望他们，牧之同志热情地接待我，他关心了解电影制片和发行情况，并给予指导。后来，他写了《小小环球》等长篇著作，还出版了《袁牧之文集》。1963年牧之同志来中国电影资料馆选看影片，十年未见了，他亲切地问：“小邵，你在这里工作呀？”“文革”中他身患重病被迫下放湖北丹江。1978年病逝于北京。
袁牧之与陈波儿都已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们那忠诚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品德，平易近人、团结同志、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艺术精益求精的严肃态度，为创建人民电影事业忘我的劳动精神——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是卓越的人民艺术家，党的好干部，坚强的文艺战士。他们的光荣事迹与他们的作品将永存人间。他们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培育的电影艺术之花，将在人间永远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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