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营建事宜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北京论文,事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北京的营建项目，有宫殿、坛庙、城垣、城楼、陵寝、王府、官衙、仓庾、寺观、桥梁等多种，其中宫殿、坛庙、城垣、城楼、陵寝等工程，规模都很浩大。经过修缮或重建，这些宏大的建筑物不少都保存下来，成为北京文化遗产中最壮丽的部分。关于这些建筑物，特别是紫禁城、天坛、十三陵等，已有大量介绍性的书籍和文章。但对于营建方面的具体事宜，还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对明代北京营建的一些基本情况，如营建管理、经费筹措、物料采办、匠役征用等，进行初步探讨，敬请方家教正。
一 营建管理
明代，工部是专门掌管营建事务的国家机构。工部尚书、侍郎总管全局，“掌天下百工营作”是其重要职责之一①。工部下设营缮、虞衡、都水、屯田4个清吏司，除陵寝、坟茔营造属屯田清吏司职掌外，其它营造事务均归营缮清吏司掌理。营缮清吏司“郎中、员外郎、主事，分掌宫府、器仗、城垣、坛庙经营兴造之事”②，“凡大内宫殿、陵寝、城濠、坛场、祠庙、廨署、仓库、营房之役，鸠力会材而以时督程之”③。由于位居六部之末，工部一向被仕进者视为冷局，“嘉靖间兴大工，添设工部官，比曩时数倍，营缮司尤盛，郎中多至十余员，得骤升京堂，或有先赐四品服者，人始慕之”④。营缮司下设一些分司，“其分司为三山大石窝，为都重城，为湾厂(通惠河道兼管)，为琉璃黑窑厂，为修理京仓厂，为清匠司，为缮工司(兼管小修)，为神木厂(兼砖厂)，为山西厂，为台基厂，为见工灰石作”。各分司分掌某方面的具体事务，如三山大石窝掌烧造、开运各工灰石之事，都重城掌报修坍塌城墙，湾厂掌转运建筑材料，琉璃、黑窑厂掌烧造砖瓦及内府器用，修理京仓厂掌京仓修理事务，神木厂储存各省采到木植，山西厂(又称大木厂)、台基厂掌储存木材兼为造作之场，等等。其中神木厂、山西厂、黑窑厂、琉璃厂、台基厂，合称“大五厂”。此外还有“小五厂”：营缮所，木工；宝源局，金工；文思院、王恭厂，俱丝工；皮作局，革工。其中营缮所由营缮司管理，设所正1员、所副2员、所丞2员⑤。
除工部外，宛平、大兴二县也参与营建管理工作。永乐年间，宛、大二县工房设南、北科司吏各1名、典吏2名，其中南科管工部等衙门买办物料，北科管惜薪司等衙门夫役以及在京居住诸色人匠等事，后因事繁难治，洪熙元年(1425年)，令二县增设工房匠科司吏1名、典吏2名⑥。宣德四年(1429年)，又增置宛、大二县县丞各1名，专督营造⑦。万历六年(1578年)，并军匠事入粮马厅，令革去县丞1员，十二年复设如故⑧。此外，京卫中的武功三卫，因所管军士皆为工匠，亦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营建管理⑨。
明代宦官广泛参与各项事务管理，营建也不例外。内府负责掌管营建事务的是内官监，它“掌木、石、瓦、土、塔材、东行、西行、油漆、婚礼、火药十作，及米盐库、营造库、皇坛库，凡国家营造宫室、陵墓，并铜锡妆奁、器用暨冰窨诸事”，“凡国家营建之事，董其役”⑩。而且，内府宦官的管理权力，往往超过外廷官员。永乐时营建北京，北京行部“庶务丛脞，而工曹尤甚，凡中外造作材物，率取具焉。董作役者皆中官，气势不可近，六曹官往往被棰系”(11)。永乐以后，宦官权势愈来愈盛，更非工部官员所能匹敌。沈德符谈到：“工曹修造诸差，多与内监同事，迕之未免得祸，若与协和，必同染腻秽，为清流所薄，后日吏议每从此搜抉，以故有志者类托故辞之。”(12)
凡有营建项目，第一要务是做出总体规划和设计，估算所用经费物料，以便筹措施工。明制规定，“凡宫殿、门舍、墙垣，如奉旨成造及修理者，必先委官督匠，度量材料，然后兴工”(13)。总体规划和材料度量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需要有丰富的营建知识和经验。明代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优秀人才。如交趾籍太监阮安，“长于工作之事”，修营北京城池、九门、两宫、三殿、王府、六部诸司公宇，“皆着劳绩，工曹诸属，一秉成说而已”(14)。官至工部尚书的吴中，虽人品卑下，但在工程管理方面成绩卓著，“勤敏多计算，先后在工部二十余年，北京宫殿，长、献、景三陵，皆(吴)中所营造，职务填委，规划井然”(15)。工匠出身的工部侍郎蒯祥，精于工程技术，被称为“蒯鲁班”，“能主大营缮，永乐十五年(1417年)建北京宫殿，正统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诸司，天顺末作裕陵，皆其营度”，“每宫中有所营缮，中使导以详略，用尺准度，若不经意，既造成，以置原所，不差毫厘”(16)。嘉靖年间徐杲亦以木匠官至工部尚书，在建筑规划方面很有才华，当时营建三殿，“三殿规制，宣德间再建后，诸将作皆莫省其旧，而匠官徐杲能以意料量，比落成，竟不失尺寸”(17)。
在北京营建经费的估算方面，宦官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国家营建，在朝廷者属内官监，在诸司者属工部。凡遇内府兴作，内官监估计，转行工部。工部以三分为率，量减一分，盖曲为节省计耳。近该监估计，已知三分扣一定规，往往过为加增，以图侵克。”(18) 明代北京的营建项目，大多数属于“在朝廷者”，都要先由内官监初估，再由工部复核，工部不敢得罪内官监，只能以内官监的初估为基础，加以一定幅度的削减。作为专门工程设计场所的台基厂，也由内监实际掌管。
营建项目正式开工后，则要委派重要官员督理。凡是规模较大的营建工程，一般都遣文武大臣、太监董理其事。如永乐十五年营建北京，命泰宁侯陈珪掌营缮工事，安远侯柳升、成山侯王通副之，又命行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庆同陈珪等总督，并命成山侯王通，兴安伯徐亨，都督薛禄、金玉、章安、谭广各督一事(19)。正统元年(1436年)，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20)。正德九年(1514年)，营建乾清、坤宁宫，令御马监太监谷大用、司礼监太监张雄总理，内官监太监张银及署都督同知朱宁提督(21)。嘉靖十五年(1536年)，修饬七陵，命武职大臣1员、工部堂上官1员总督工程，礼部堂上官1员总拟规制，兵部堂上官1员总督官军，于各衙门选取才干官1员协同工部堂上官兼理工程，并命内官监官二三员提督工程(22)。
总督、提督之下，根据工程规模大小，还有数量不等的一般监督人员，以分理各项事务，他们都由工部司员和内官监太监充任。由于有利可图，监督人员常超出规定数额，不得不加以限制。弘治十八年(1505年)规定，山陵监督等官，多不过30人，但嘉靖七年，提督山陵太监傅平奏上管工太监70余人，被工部复奏驳减(23)。此外，每项工程，都有科、道官巡视。监督与巡视在职责上是有清楚区别的，“监督者，总理之任；而巡视者，纠察之权也”。但在实际工作中，巡视科道常常侵分监督官员之职权。万历二十四年重建两宫，工部官员认为，“若监督徇私冒破，巡视者止宜据实而纠劾之，倘兼监督之任，未免一柄两持，事体必多掣肘”，遂奏请申明职掌，令监督、巡视“各守乃职，收受钱粮之际，监督官与内官监提督将钱粮逐项验收，巡视科道监察之，果有冒破、以小作大、以轻抵重、以滥恶抵美好等弊，点记于册，钱粮收完，实时声说某项有弊，随时察究，果有入己之赃，参究罢黜，但不得吹毛洗垢，以堕任事之心”(24)。
由于匠役众多，物料繁杂，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明初规定，凡有兴作，“其工匠早晚出入，姓名数目，务要点闸关察机密”。永乐时规定，凡夫匠出入，“令各处上工人匠，俱照旧印绶监起牌上工，不许擅自拔取”；“内府上工人匠，一牌上止写一人名字，不许双名相合”(25)。万历时重建两宫，题准：“照得夫匠众多，该管员役，最易冒破，以五作十，并庸匠稚病残疾人夫，希图搪塞。合行定立规式，某匠作某料尺寸若干，即注匠名料上，前一日分派，当日申刻验收，某人夫某项用若干，俱预先分派，当日抵晚验工，如有名无人，有人无工，工匠扣除工食，军人不与日粮，仍行送问。如干碍内外官员，奏请究问。”(26) 天启时营建庆陵，题准：“每日上工收料，务从实查记，十日清算一次，使钱粮皆得实用，勿致虚冒。”(27)
二 经费筹措
明代北京的营建工程，所耗财力十分巨大。以殿宇为例，正德十年，重修太素殿，用银20余万两(28)。武宗初建豹房，自正德二年至七年，所费价银24万余两(29)。嘉靖十六年，修沙河行宫，议价200余万两(30)。十九年，工部奏，营建四郊，费银46万两，慈宁宫48万两，乃今慈庆宫已用银71万余两、一号等殿已用银76万余两，“费渐侈矣，而工犹未完”(31)。二十年，改建太庙，“捐数百万之费”(32)。“嘉靖间午门、三殿灾，万历间慈宁、乾清灾，动费四五百万金”(33)。天启时，重建三殿，费银595万余两，当时已称“工倍费省，未有如斯举者”(34)。再如陵寝，以长、永、定三陵规模最大，费银各达800余万两(35)。天启初修建庆陵，工部“请帑金一百五十万两，及玄宫告成，而帑金匮矣”(36)。熹宗去世时，国家财力极度匮乏，但营建德陵，预估经费仍达200余万两(37)。
明代北京营建经费很高，除工程规模确实浩大外，估算过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前所述，营建经费例由内官监初估，他们为了从工程中获取最大利益，往往漫天估价。李廷机曾评论说，国家工役，“估计皆内相、匠头、胥吏为政，彼但科算己之所得，而务取盈焉，故一倍至二三十倍”(38)。沈德符也指出：“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清宫窗槅一扇，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而内珰犹未满志也。盖内府之侵削，部吏之扣除，与夫匠头之破冒，及至实充经费，所余亦无多矣。”(39) 万历三十八年，正阳门楼毁于火，内监同工部官估计重建费用，内监谓当用银13万两，“素以负气称”的营缮司郎中张嘉言则谓：“此楼在民间，当费三千金。今天家举事，不可同众，宜加倍为六千。”对于张氏之言，“诸大珰忿极，气满口重，不能辨诘，但奋于拳欲殴之，时监督科道在列，亦不出一言剖析，但劝解散去，次年大计，张竟以不谨被斥”。最后此楼“动工银三万，盖初估为张所诎，其后终不能满内珰之欲也”(40)。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张嘉言负气力争，而是按照惯例办事，此楼用银恐怕不会少于数万两。
按照规定，凡营建工程，“兵部拨军，户部支粮，工部止于办科”(41)。也就是说，兵部调拨军士充当役夫，户部向当役者提供口粮，而所有物料均由工部筹办。明代前期，营建所需的各种物料，基本上都是通过赋役制度强制征取，工部支出不多。中叶以后，许多赋役项目都逐渐折银征纳，营建所需物料通过采买方式获取的比例越来越大，工部需要支出的现银也就越来越多。但是，工部本身的现银收入，只有竹木抽分、矿银、匠银、芦课、四司料价几项，其中数额最大的四司料价银，嘉靖后期每年不过50万两，天启末增至86万两(42)。不要说这些收入皆有常规用途，即使全部用于营建，也远远不敷。因此，工部不得不千方百计筹措银两，以满足营建工程的巨额需求。
最常见的一种筹银办法，是让工部以外的其它部门出借或协济银两。这种办法从嘉靖年间开始经常使用。如嘉靖四年，时世庙工程方兴，又令修建仁寿宫，“海内在在灾伤，材木料价采征甚难”，题准借用户部钞关、兵部马价、工部料价，并查取两京各库颜料、各抽分厂木植及司府无碍官银(43)。十三年，议处太庙及各宫殿工费，命借太仓银70万两、太仆寺银50万两(44)。十六年，时修饬七陵、预建寿宫及内外各工，多达19所，每月费常不下30万金，而工部库贮仅百万，题准借太仓银40万两，兵部马价、柴薪银30万两，光禄寺银10万两，并取收纳的通惠河岁省脚价银(45)。十九年，因经费无措，工部题准于户部每年扣省通惠河脚价银3.614万余两、崇文门商税2.7万余两、皇庄并各草场子粒8.9万余两、两淮余盐47.74万余两，光禄寺积余厨料银内借支15万两，兵部缺官等项银内借支20万两，各兑送用(46)。三十六年，重建朝门午楼，除工部预处银30万两外，令户、兵二部亦各预处30万两，并敕两京科道官，清查各监局库厂收贮各省年例物料解用(47)。万历十五年，营建寿宫，令南京工部凑银30万两解部济工(48)。天启二年(1622年)，工部以陵工乏用，借南部存积银10万两(49)。六年，陵工急需钱粮，河道见贮银33.7万余两，令量取一半以济燃眉(50)。
另一种常用的筹银办法，是开纳事例和纳赎。所谓事例，就是出卖监生、官员资格，纳赎则是允许犯罪者交纳银两以免刑罚。明代开纳事例始于景泰时，所得粮草、银两主要用于边镇军需。将事例银用于营建，始于嘉靖年间。嘉靖四年，为筹措料价，“开纳事例以佐其费”(51)。十年，以营建仁寿宫及先蚕等坛殿采办大木料价不敷，开各项纳银事例以补运费(52)。十六年，因陵工等乏费，广开纳事例，“各儒学廪、增、附生员停降者许加银以原旧名色，民间子弟亦许纳银，俱入国子监肄业，其知印未及一年者亦准加银起送”，并准罪犯收赎，“凡文武官吏、监生公罪及军职立功等项，并军民人等徒罪以下，俱准收赎有差”(53)。三十六年，为筹措重建朝门午楼经费，广开事例(54)。万历二十四年，重建两宫，议开事例，进银500两者给与冠带，1000两者遥授七品京衔，并免杂差(55)。四十年，以营造皇贵妃坟园，题准扣事例银15万两(56)。天启三年，准于营缮、水衡二司开纳例银，专管工程，不许别项支用(57)。七年，营建德陵，题准陵工开纳事例二十六款，详细规定了各种捐纳事宜，如规定民间俊秀子弟纳银2600两，准以试中书入试，除中式外，经两试者实授(58)。
加征赋税，也是当时曾几次使用的筹银办法。如正德时，因建乾清宫，增加天下田赋100万两(59)。嘉靖十三年，为因营建太庙及各宫殿费用匮乏，令天下司、府、州、县，将库贮、羡余及赃罚等银，立限解京，不足则均派于丁粮，共征银80万两(60)。嘉靖后期重修三殿，“吏科给事中刘贽题，各省直丁地内，岁加四，派银一百万两，特差御史林腾蛟、唐自化等官催攒”(61)。天启七年九月，筹措陵工费用，向各州县加派银两，“大者派二百二十两，中者派一百□十两，派(小)者派一百两”(62)。崇祯元年(1628年)十二月，题准“照天启六年殿工例，加各运司盐课银，仍征崇祯元年一年，计银一十四万余两，二年豁免”(63)。二年七月，又题准加征荆关、杭州、清江、中河、芜湖、龙江等6处榷关余银共1.4万两，“以济陵工急需”(64)。
工部官员在束手无策时，有时不得不请求皇帝拨发内帑银两。嘉靖年间，因营建经费缺口很大，工部几次恳请发内帑，世宗以“内帑银乃备宫中用者”，不准拨发(65)。熹宗初年，因庆陵工急，曾先后两次拨发帑银100万两，以济陵工(66)。天启七年，营建德陵，工部尚书薛凤翔求发帑百万，诏命半之(67)。
此外，明代后期，朝廷还常劝令官员捐献银两以助大工。嘉靖时，营建最繁，“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68)。天启三年营建庆陵，令内外各衙门有自愿捐助者，不拘数目，即行解部，籍而优叙之(69)。五年，因两门三殿工程浩大，工部挪借术穷，内帑搜刮殆尽，后妃、诸王、公主并司礼监等衙门，各监局司库掌印、管事、牌子及内外私家闲住太监等官，恭进助工银共40万两，大学士顾秉谦等捐俸金200两助工，各衙门捐助有差，武清侯李诚铭进助大工银3万两，又命各王府量力捐助(70)。七年九月，营建德陵，“议内外大小诸臣捐助，各照殿工捐俸”，不久，大学士黄立极等各捐银200两(71)。
明代历朝营建不断，费用浩繁，给国计民生带来很大影响。如永乐时，邹缉曾指出：“工大费繁，调度甚广，冗官蚕食，耗费国储，”“征求无艺，至伐桑枣以供薪，剥桑皮以为楮。加之官吏横征，日甚一日。如前岁买办颜料，本非土产，动科千百。民相率敛钞，购之他所。大青一斤，价至万六千贯。及进纳，又多留难，往复辗转，当须二万贯钞，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后既遣官采之产所，而买办犹未止。盖缘工匠多派牟利，而不顾民艰至此。”(72) 弘治时，给事中张宦等奏称：“京城内外，土木大兴，军民两困。”(73) 嘉靖时，“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中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厂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74)。万历年间，神宗派遣大批矿监税使，四处搜刮白银，神宗对此曾解释说，“开矿抽税，为因三殿两宫未完，帑藏空虚，权宜采用”(75)。可见，“营建乏资，计臣束手”，是矿税大兴的重要原因之一(76)。
三 物料采办
上节提到的一些建筑费用额，主要是由工部统筹的现银开支。而营建所需的各种物料，多数是通过强制性徭役获得的，并未计算在总建筑费用额之内。因而，明代北京各种营建项目的实际费用，要远远大于官方所公布的数字。
在营建所需的各种物料中，以木材采办耗费的人力物力最多。宫殿建筑需要各种规格的木材，一般木料在华北、南方都可以采伐，而用作梁柱的巨型楠、杉以及板枋，则只能在湖广、四川、贵州的深山中才能采到。明代采木始于永乐四年，当时为营建北京，遣工部尚书宋礼诣四川、吏部右侍郎师逵诣湖广、户部左侍郎古朴诣江西、右副都御史刘观诣浙江、右佥都御史仲成诣山西督军民采木(77)。终永乐之世，宋礼先后5次入蜀提督采木(78)。永乐以后，曾多次谕令采取大木。如宣德三年，命行在工部尚书李友直、刑部左侍郎樊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廙往四川，吏部右侍郎黄宗载、刑部右侍郎吴廷用往湖广，采宫殿材(79)。正德九年，命升湖广巡抚、右副都御史刘丙为工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总督四川、湖广、贵州等处，采取大木，而以署郎中主事伍全于湖广、邓文璧于贵州、季寅于四川分理之；次年又设工部署郎中二人催运大木，一自仪真邗沟至卫河达于京师，一自湖至大江达于仪真(80)。嘉靖二十年，遣工部侍郎潘鉴、副都御史戴金于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二十六年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于川、湖、贵州(81)。嘉靖三十六年题准，川、贵、湖广3省采木，差大臣1员，郎中2员，添设川、湖副使各1员，又差郎中2员，一往山西、真定采松木，一往浙江、徽州采鹰架木(82)。万历中，为重建宫殿，采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83)。此时采木“止责成抚按，一官不遣”(84)，抚按则委派本处官员分督，如四川分设川西、上川东、下川东、上川南、下川南、川北、建昌七总，各按分派数额采取(85)。除委官采办外，明代后期还兼行召商采木之法(86)。
从深山采取大木并运到水次极为艰难。据记载，“楠木一株，长七丈，围圆一丈二三尺者，用拽运夫五百名，其余按丈减用。沿路安塘，十里一塘，看路径长短安设。一塘送一塘，到大江”。“计木一株，山林仅十余金，拽运辄至七八百人，耽延辄至八九月，盘费辄至一二千两之上”。大木运到水次后，“督木同知将放出木头赴督木道交割，八十株扎一大筏，召募水手放筏，每筏用水手十名、夫四十名，差官押运到京”(87)。大木沿长江顺流而下，“出三峡，道江淮，涉淮泗，以输于北”(88)，“越历江湖，逶迤万里，由蜀抵京，恒以岁计”(89)，“有时是两三年才能运到首都”(90)。采木给地方财政造成很大负担。嘉靖三十七年，贵州抚按奏称，本省采木经费，当用138万余两，“费巨役繁，非一省所能独办”，经工部题复，令将广东、云南、江西、山西原派盐课大工银督发应用(91)。万历中采木湖广、四川、贵州，费银930余万两，皆征诸民间(92)。采木也给当地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嘉靖年间，奉命采木于蜀的龚辉曾作《采运图说》奏进，备述采木之苦，谓“徒以应用营建所需之故而伤陛下赤子，曾楩楠杞梓之所不若”(93)。万历年间，采木四川建昌，“采运人夫，历险渡泸，触瘴死者，积尸遍野”(94)。吕坤在奏疏中，曾极论采木之害：“深山穷谷，蛇虎杂居，毒雾常多，人烟绝少，寒暑饥渴瘴疠死者无论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难移，倘遇阻艰，必成伤殒。蜀民语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臣见楚、蜀之人，谈及采木，莫不哽咽。”(95)
砖瓦是营建必需的另一项大宗物料，例由官府设窑烧造。为了加强管理，明代常派遣官员督理烧砖。如永乐四年，命泰宁侯陈珪、北京行部侍郎张思恭督军民匠造砖瓦(96)。后专差工部侍郎1员，于临清管理烧造，提督收放，自直隶至山东、河南军卫、州县有窑座者俱属统辖。宣德二年，令河南、山东二都司并直隶卫所，拨军夫50名，于沿河一带烧砖，以添设官15员分行提督。弘治八年，令停止派遣烧造官员，由河南、山东、南北直隶巡抚官委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及府州县官提督管理烧造(97)。正德九年，命署郎中主事张惠于南直隶、署员外郎主事唐升于北直隶，俱烧砖(98)。嘉靖五年，令差工部属官二员，一往南直隶各府，于苏州有窑处所，烧造方砖；一往山东、河南、北直隶各府，于临清有窑处所，督造方城、斧、券等砖(99)。大体说来，明代北京宫殿所用琉璃瓦分为板片、宛筒两种，均由在京琉璃厂烧造，琉璃砖由在京黑窑厂烧造。其它各种砖则主要在临清、苏州烧造。临清窑烧造城砖、副砖、券砖、斧刃砖、线砖、平身砖、望板砖、方砖，型号有尺七、尺五、尺二几种，至明后期则只派造黑白城砖和斧刃砖，数额为每年城砖100万个，斧刃砖40万个，嘉靖后期城砖减为80万个(100)。苏州窑烧造细料方砖，有尺二、尺七等规格，凡遇营建宫殿，内官监开数，工部题行，应天、苏、松抚按官均派应天、池、太、苏、松、常、镇，各委佐贰官，于苏州地方立窑募夫，选拔长洲县谙练匠作团造。此外，宣德、正统年间，还曾设蔡村窑烧造砖瓦，旋停止。万历初，又在武清县设立窑座，每年烧造城砖30万个。为了将砖瓦运到北京，明代规定，凡船只都要顺带砖瓦，所带数额时有增减。如天顺年间，令粮船每只带城砖40个，民船照依梁头，每尺6个。嘉靖三年规定，粮船每只带砖96个，民船每尺带10个。嘉靖四年以后，还屡次谕令临清、苏州砖厂，雇民船运砖，雇价由有关地方官府支付(101)。
砖瓦烧造不计成本，极为精细。如北京所造琉璃砖瓦，“其土必取于太平府，舟运三千里方达京师，参沙之伪，雇役、掳船之扰，害不可极”(102)。苏州窑烧造细料方砖，“其土必取城东北陆墓所产干黄作金银色者，掘而运，运而晒，晒而椎，椎而舂，舂而磨，磨而筛，凡七转而后得土。复澄以三级之池，滤以三重之罗，筑地以晾之，布瓦以晞之，勒以铁弦，踏以人足，凡六转而后成泥。揉以手，承以托版，砑以石轮，椎以木掌，避风避日，置之阴室，而日日轻筑之，阅八月而后成坯。其入窑也，防骤火激烈，先以穅草熏一月，乃以片柴烧一月，又以棵柴烧一月，又以松枝柴烧四十日，凡百三十日而后窨水出窑。或三五而选一，或数十而选一，必面背四旁，色尽纯白，无燥纹，无坠角，叩之声振而清者，乃为入格。其费不赀”。嘉靖中营建宫殿，张问之被派到苏州督造，“凡需砖五万，而造至三年有余乃成，窑户有不胜其累而自杀者”。张问之悲悯民艰，曾撰《造砖图说》，进之于朝，冀以感悟(103)。
明代北京营建所需石料，特别是巨型大石，主要取之三山(房山马鞍山、顺义牛栏山、怀柔石径山)和房山大石窝，“白玉石产大石窝，青砂石产马鞍山、牛栏山、石径山，紫石产马鞍山，豆渣石产白虎涧。大石窝至京城一百四十里，马鞍山至京城五十里，牛栏山至京城一百五里，白虎涧至京城一百五里。折方估价，则营缮司主之”(104)。其中大石窝“产白石如玉，专供大内及陵寝阶砌栏楯之用”(105)，“莹彻无瑕，俗谓之白御石”(106)。每逢大规模取石，常遣专官董其事。如嘉靖中重修三殿，钦差工部侍郎黄光升总理，又差主事2人分理，并差1主事理刑；万历中鼎建两宫，差工部主事郭知易督理。大石料“大者折方八九十丈，次者亦不下四五十丈，翻交出塘上车，非万人不可”，装运极为困难。沿途运输也很艰难，嘉靖时三殿中道阶级大石，长3丈，阔1丈，厚5尺，派顺天等八府民夫2万，造旱船拽运，派府县佐二官督之，每里掘一井以浇旱舡、资渴饮，计28天到京，官民之费，总计银11万余两。到万历时，督理其事的郭知易发明了较省力的运石办法，即造16轮大车，用骡1800头拽运，计22天到京，费用不足7千两(107)。万历四十三年，著名文人袁中道“见前门以车绁会极门础，高可丈余，用騠駃四千蹄，一础已费十万金矣”(108)，耗费巨大。
明代北京营建所需石灰，是在马鞍山、瓷家务、周口、怀柔等处设置灰厂，俱由武功三卫军夫采烧搬运赴京。天顺年间，令差指挥、千百户等官分管提督，5年一换。后又罢用军夫，拨用工役囚人采造。营建所需苘麻，则在河南、山东、北直隶各州县、卫所有93处厂地，每年种解苘麻。隆庆元年(1567年)题准，从二年起，一律解银输纳，以备买银支用。万历初额征苘麻2.8179万余斤，每斤折价1分8厘，共折银507两余。营建所需苇席，永乐年间，设置杨村南北口、尹儿湾南北及掘河5厂，选差指挥督率军夫打苇织造。后厂地被军民侵占，差官踏勘，立石为界。天顺二年(1458年)，规定每地1亩，征席3片、苇1束，差武功三卫指挥等官，协同有司催办，5年一替，仍行通州管河郎中管理。嘉靖十年，免征本色，每亩征银2分，十三年又革去武职，由各该州县掌印管粮官督征，仍札委通州管河郎中兼管督催。岁用苇额43万斤，每百斤价银2.5钱，给批铺户纳完领价(109)。营建所需颜料，俱于内府甲字等库关支，不足则各向司府派征。嘉靖三十六年，因大工曾令云南采解买办(110)。
四 匠役征用
明代北京营建所需的工匠和夫役，基本上也是无偿征用，只发给一点微薄的工食。到了明代后期，才部分采用雇役之法。
明代北京规模较大的营建工程，需要大批劳动力同时供役。永乐时期营建北京，役用人夫极多，“以百万之众，终岁在官供役”(111)。洪熙元年，因营建山陵，先后敕令平江伯陈瑄发运粮军5万人、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等以军士1万人、南京海船厂及附近江北府、卫起旗军、工匠11.8万人赴京，又令河南、山东、山西以及直隶凤阳、大名诸府州起民夫5万助役(112)。宣德三年，据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奏，当时军匠、民匠、人夫在役者凡25.9万余人(113)。七年，筑东安门外黄墙，计用6.5万人，工部以民夫不足，奏请以成国公朱勇所部士卒3.5万人助役，命秋凉后兴工(114)。十年，营建山陵，发军匠人等10万人兴役(115)。正统元年，修京师九门城楼，用军夫数万人(116)。五年，建三殿二宫，发现役工匠、操练官军7万人兴工(117)。正德十年，修理京都城垣，拨三大营、团营官军共2.5万员名(118)。嘉靖初，太监崔文督修九门城濠，日役3万人，经岁不竣(119)。三十六年重建大朝门兴工，拨军夫10万人，四班践更应役，又雇募民夫4.68万余人(120)。
明代北京营建所需夫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工匠。明代在北京服役的工匠分为轮班匠和住坐匠两种，前者隶属于工部，平时分散居住于原籍，按照编定的次序轮流到北京应役，后者是永乐年间从南京、浙江等处起取到北京的，宣德五年令附籍于大兴、宛平二县，由内府内官监管理(121)。除住坐匠和当值班匠外，凡有重大工程，还常征召轮休班匠到京服役。如永乐四年，因营建北京，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匠作，于次年五月赴北京听役，半年更代(122)。由于工期紧迫，工匠到期很难放免，成祖曾命营缮工匠过期未得代者，加赏钞、米、棉布(123)。因工程量极大，匠户之家丁男往往全部被征。宣德元年，命凡工匠户有二、三丁者留一丁，四、五丁者留二丁，六丁以上者留三丁，余皆放回，俾后更代；单丁则视年久近，次第放免；残疾老幼及无本等工程者，皆放免(124)。但此规定并未真正实行，宣德五年，阁臣杨士奇曾指出，“工匠之弊尤多，四方远近，每户不问几丁，悉征在京”(125)。按照规定，住坐匠每月支给3斗至1石不等的月粮，上工期间则按日领取直米，一般为每日8合(126)。轮班匠没有月粮，如给予则属特例。如永乐四年，命赴京工匠每人月给米5斗(127)。宣德三年，令在京营造民匠月支粮4斗(128)。正统二年，令民匠月支米5斗，余丁匠3斗(129)。从成化末年开始，轮班匠陆续改为输银代役，由工部根据需要临时雇役，但住坐匠则仍需以身应役(130)。
二是军士。明代常拨军士从事营建工作。永乐四年，命在京诸卫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各卫选军士，于次年五月赴北京应役，半年更代(131)。洪熙元年末，时营建献陵官军达11万余人，因供役已久，宣宗令分为两班，每5个月一更(132)。正统以后，“京师营建，率役京军”(133)，京军成为营建的主要承担者。参加营建的京军，起初主要来自三大营，设立团营后，“简选三大营余者，名曰老家儿，专备营造差用”(134)。但实际上，团营军士也大多被用于营建。成化十九年(1483年)，保国公朱永奏称，团营军现额9.34万余名，各处更番赴工者达5.2万名，“一有警急，率难调集”(135)。弘治十四年，兵科给事中丛兰曾指出，“凡土木之兴，团营军疲于就役，面不习操练”(136)。嘉靖七年，曾规定“团营专备征调”，“不许侵役”(137)，但嘉靖年间营建最繁，此项规定不过具文而已。外卫赴京操练的班军，“在京只供营缮诸役”，万历二年，科臣言“班军非为工作设，下兵部，止议以小工不得概派而已”，“军士苦役甚，多愆其不至”，后更“专以班军为役夫，番上之初意尽失矣”(138)。大量军士参与营建，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武备功能。嘉靖初，兵部指出：“京营军士本为团操振威，武护京师，非以为役也。顷来营造，尽役营军，驱使烦劳，人不堪命。”(139) 参加营建的官军，因为都在原卫支取月粮(一般是每军月支1石)，所以“例支行粮、赏米，而无月粮”(140)。但有时朝廷为表示优恤在工官军，会增加一点粮额。如正统二年，令在京修盖城楼旗军每名月添支米1斗，军匠每名月支米3斗。景泰六年(1455年)，令修理城垣官军，每月添支口粮1斗(141)。天顺八年，增山陵督役指挥米月3斗，指挥以下并军士2斗(142)。
三是民夫。明代征佥民夫到北京从事营建，主要是在永乐至宣德年间。永乐四年，命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布政司，直隶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安庆、徐州、和州选民丁，期次年五月俱赴北京听役，率半年更代(143)。洪熙元年，令河南、山东、山西以及直隶凤阳、大名诸府州起民夫5万助修献陵(144)。起取到京的民夫，除给予口粮外，有时还免除一些杂役。如永乐时令赴北京营造民夫，人月给米5斗，凡征发军民之处，一应差役与门办银课等项，悉令停止(145)。洪熙元年，以天寿山营造民夫勤劳，“令
原籍有司，免其户丁役，役事毕仍旧”，又令起民夫5万助工，“择丁多之家起取，候秋成毕赴工，满三月即放，仍令有司免其家两丁差役三月”(146)。宣德三年，令在京营造民夫月支粮4斗(147)。正统以后，“国家营建旧规，止派拨官匠、官军就工”(148)，基本上不再起取民夫。天顺七年，重建弘仁桥，命雇工匠民夫为之，内阁首辅李贤等认为“雇民夫莫若用军士，一月人与一两，彼亦乐为之，不惟军士得济，抑且力齐而工易完，上从之”(149)。这次工程虽仍由官军承担，但已带有雇役色彩。到嘉靖年间，因工程繁多，“军数不足”，“权议动支兵部马价银两添雇夫匠”(150)，“岁募民充役，费二百余万”(151)。尽管朝廷强调这种做法“本非令甲”、“原非常例”，但由于军数不足，雇佣民夫在明后期实际上成为通常做法。如嘉靖三十六年，重建大朝门，雇募民夫4.68万余人(152)。万历元年，发太仆寺银9千两为陵工募夫之费(153)。五年，重修乾清宫，因班军不敷，令兵部支募夫银、户部支口粮银，送工部募夫凑用(154)。天启初修建庆陵，官军每人每天需给盐粮银3分，足可雇1民夫，故当时“多从雇觅”，有许多民夫与官军相兼供役(155)。
除匠、军、民外，还有部分囚犯参与营建。永乐十五年，命除十恶、强盗监候审决，其杂犯死罪及流、徒以下，悉纵还家，营路费赴北京输役赎罪(156)。十七年，令做工罪囚并杂犯死罪囚，准并工运砖。其后还常令囚犯运送灰炭等物。到嘉靖二十二年题准，凡法司送到工部囚犯，如本人不愿做工运灰炭，可以折纳工价。二十七年又议准，凡法司送到囚徒，年力精壮者责令做工，如贫病不堪，照例每月出办工价银1钱，委官雇人上工(157)。
综上所述，朱明一代，在北京兴建了许多巨大工程，给我们留下一笔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但这些建筑，都是耗费巨额财力建成的，而且所需物料和匠役，主要依靠专制统治强制获得，给当时的国计民生造成很大损害。
注释：
①②(13)(25)(47)(54)(82)(97)(99)(100)(101)(109)(110)(121)(126)(129)(130)(141)(154)(157)万历《大明会典》卷181、181、181、181、181、181、181、190、190、190、190、190、195、189、189、41、189、41、181、188。
③(64)孙承泽《天府广记》卷21、21。
④龙文彬《明会要》卷32。
⑤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3—5；万历《大明会典》卷190。
⑥⑦(79)(112)(113)(114)(124)(128)(132)(144)(145)(147)《明宣宗实录》卷12、59、43、2、45、91、21、45、12、4、4、45。
⑧沈榜《宛署杂记》卷3。
⑨《明宣宗实录》卷28，100；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3。
⑩《明史》卷74；刘若愚《明宫史》木集《内府职掌》。
(11)(19)(77)(96)(122)(123)(127)(131)(143)(145)(156)《明太宗实录》卷230、185、57、57、57、198、57、57、57、57、186。
(12)(39)(40)(10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9、19、6、24。
(14)叶盛《水东日记》卷11。
(15)(59)(68)(72)(74)(76)(81)(83)(92)(95)(133)(138)(151)《明史》卷151、16、78、164、78、305、82、82、82、226、194、90、194。
(16)康熙《吴县志·人物志·艺术》。
(17)(104)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34、150。
(18)(22)(23)(30)(31)(32)(41)(43)(44)(45)(46)(51)(52)(53)(60)(65)(91)(119)(120)(137)(139)(140)(148)(150)(152)《明世宗实录》卷361、186、94、201、238、249、238、54、168、200、238、54、126、200、168、54、200、456、26、456、94、56、188、238、238、456。
(20)(115)(116)(117)(149)《明英宗实录》卷23、1、23、65、351。
(21)(28)(29)(80)(98)(118)《明武宗实录》卷117、127、99、129、129、117。
(24)(26)(55)(61)(84)(107)贺仲轼《两宫鼎建记》卷中、中、中、上、上、上。
(27)(34)(36)(49)(50)(57)(66)(69)(70)《明熹宗实录》卷33，87，27，27，74，33，1、5，33，58、61。
(33)王士性《广志绎》卷3。
(35)(58)(62)(63)(71)《崇祯长编》卷2、2、2、16、2。
(37)(67)谈迁《国榷》卷88、88。
(38)李腾芳《李文庄全集》卷9。
(42)万历《大明会典》卷207；谈迁《国榷》卷88。
(48)(56)(94)(153)《明神宗实录》卷193、491、313、14。
(73)(136)《明孝宗实录》卷117。
(75)文秉《定陵注略》卷4。
(78)(85)(89)雍正《四川通志》卷16。
(86)参见(韩)金弘吉《明末四川皇木采办的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87)嘉庆《四川通志》卷71。
(88)吕毖《明朝小史》卷3。
(90)(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
(93)龚辉《采运图说》，《明经世文编》卷211。
(102)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
(103)《四库全书总书》卷84《史部·政书类存目二》“造砖图说”条。
(105)谢肇淛《五杂俎》卷3。
(108)袁中道《游居柿录》卷10。
(111)邹缉《奉天殿灾疏》，《明文海》卷48。
(129)《国朝典故》卷47。
(134)黄瑜《双槐岁钞》卷5。
(135)(142)《明宪宗实录》卷240、2。
(155)《明清史料》乙编《兵部行营建大行皇帝陵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