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货紧缩：定义与成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成因论文,中国论文,定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 —2834 （2000）02—0019—10
一、通货紧缩的含义及其判别标准
什么是通货紧缩？其主要含义是什么？学术界对此看法很不一致，迄今为止，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物价总水平下降”说。陈东琪同志认为：“按照萨缪尔逊和斯蒂格里茨的定义，通货紧缩是指‘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下降’。为了精确，我们还可以将这个经典定义作补充：第一，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在零值以下，表现为CPI （西方）和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中国）连续负增长；第二，持续下降的时间在6个月以上。”[1]
第二，“三个要素”说。蒲宇飞同志认为：“所谓通货紧缩，主要是指这样一种连续状态：在一定时期内，随着价格总水平的不断下降，总需求没有相应的增长。”对此他还作了如下四点解释：（1 ）关于“一定时期”，他界定在18个月以上；（2）关于价格， 他认为主要是居民消费价格、商品零售价格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3 ）关于社会总需求下降，他认为其主要标志是“通货量和货币供给量下降”；（4 ）关于“总需求没有相应增长”，包括三种状态：一是低位徘徊；二是处于停滞状态；三是严格单调下降。他特别强调指出：“不管具体表达方式怎样千差万别，价格、需求、时间这三要素，一个都不能少，单独使用任何一个或者两个要素进行定义，都是不完整的和容易引起歧义的。”[2]
第三，“两个特征，一个伴随”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认为：“一般地说，通货紧缩有两个特征，一个伴随。首先它是一种货币现象，与货币流通量下降有关；其次它会‘符合规律地导致物价变化’（哈耶克语），再就是它通常伴随着经济衰退出现。因此，所谓通货紧缩是‘减少货币发行量以提高购买力或减轻货币贬值，并引起物价普遍下降的过程。’”他们强调，通货紧缩作为一种货币现象，首先是货币流通量下降，而不等于价格下降，有的权威工具书（如《简明新美国大学辞典》）仅以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来定义通货紧缩，而完全没有提到价格。[3]
以上三说的不同之处或分歧在于：（1 ）物价总水平下降是不是判别通货紧缩的唯一标志？（2）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多长时间——6个月以上还是18个月以上，可以判定为通货紧缩？（3 ）要不要考虑总需求没有相应增长的因素？（4）要不要考虑货币币值变化的因素？下面， 本文就以上四个问题阐明自己对通货紧缩定义及其内含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是不是判别通货紧缩的唯一标志？
回答是否定的。造成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下降，可能有诸多原因。如果是由于社会科学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所有企业产品成本下降，从而会使得市场物价水平不断降低，这种由科技进步因素所引致的市场物价总水平下降，应视为正常合理的，与通货紧缩无任何直接关系。只有市场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下降是由货币供应量过少，与市场商品流通量的需要量严重脱节所引起的，才与通货紧缩有直接的关系。市场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是通货紧缩的直接结果与显著表现，因此它是判别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并不是唯一的标志。因为，市场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并不完全等同于通货紧缩。美国自1893年以来市场物价水平超过两个季度的持续下跌有10多次，但公认的通货紧缩只有2次，即1921年一次、1929—1933年大萧条那次[3]。因此，判别是否发生通货紧缩，不仅仅要看市场物价总水平是否持续下跌，更重要的是还要考察市场物价总水平持续下跌是由什么因素引起的。由于通货紧缩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它发生的直接原因必然是在货币供求失衡上，必然是货币供给量过少，其它非货币供给量因素引起的市场物价总水平下降，不能认为是通货紧缩。否则，会发生判别失误，而判别失误，必将导致政策失误。
第二个问题：市场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多长时间可以判定为通货紧缩？
我赞同“6个月以上”的提法。这里，时间的界定很重要。 时间界定得太短或太长，都不利于对通货紧缩的科学判断。时间界定得太短（如3个月），容易把非通货紧缩判定为通货紧缩； 时间界定得过长（如18个月），容易将已发生的通货紧缩判定为非通货紧缩，而这种误判都会导致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偏差及失误。我之所以认为时间界定为6 个月以上较为合适，基于如下两点考虑：（1 ）市场物价的下降和上涨一样，都存在着一种运动“惯性”。将市场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时间界定为6个月以上，充分考虑了价格下降运动的惯性及连续性。 这样有利于排除那些偶然的、暂时的、或短期的物价水平下降。同时，也有利于防止对通货紧缩的迟判，贻误“战机”。（2 ）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时滞”。从政策上说，治理通货紧缩主要靠运用好财政货币政策，而财政货币政策操作要有一个过程，它们从启动到发挥作用不仅需要时间，而且存在作用“时滞”（比如一笔巨资从拨付投资到实际发挥作用一般要有大约6个月左右的时滞）。 将市场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6个月判定为通货紧缩，此时开始启动财政货币政策进行治理， 增加货币供应量，要到第10—12个月后才能见实效。按此道理，将物价总水平下降18个月界定为通货紧缩，显然时间太长了，必定影响对通货紧缩的及时判定和治理。
第三个问题：要不要考虑社会总需求没有相应增长即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总需求不足与货币供应量过少有直接关系，它也是直接导致市场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总需求不足无论是由投资需求不足引起的，还是由消费需求不足引起的，或者是二者都不足综合起来引起的，都与货币供给量不足有关：投资资金不足与消费资金不足。投资资金不足必然造成企业开工不足、失业增加、生产下降；消费资金不足必然使居民收入下降，消费支出减少，而上述这些表现均是通货紧缩的显著特征。世界上治理通货紧缩的最著名也是最有效的理论——凯恩斯创立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就是运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办法来刺激社会总需求增长，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正如通货膨胀一般是由社会总需求膨胀引发一样，通货紧缩亦一般是由社会总需求不足所引发的。因此，判别通货紧缩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或抛弃社会总需求不足这个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蒲宇飞同志的“三要素”中列入“需求”一项，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第四个问题：要不要考虑货币币值变化的因素？
在上述对通货紧缩进行定义的“三说”中，唯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的定义提到货币币值变化的因素。他们基本上是按照《经济学大辞典》（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来定义通货紧缩的，指出：“所谓通货紧缩是‘减少货币发行量以提高购买力或减轻货币贬值，并引起物价普遍下降的过程。’”这里讲的“提高购买力或减轻货币贬值”，就是指货币币值的变化。货币购买力的提高意味着同样的货币购买到更多商品和服务，意味着货币升值。“减轻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的货币贬值是反向的，具有升值的意思。货币发行量、货币币值及物价水平这三者之间有密切的因果联系。货币发行量减少，物价水平降低必然使货币币值上升。所以，考察和判别通货紧缩不能忽视货币币值变化的因素。如果货币没有升值，仅仅是由原来的不稳定回归到稳定，那就不能认为是通货紧缩。
总之，我认为必须与通货膨胀相对立和相对应来给通货紧缩下定义，确定其内含。所谓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超过了商品流通实际需要量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总水平持续上升的一种现象。这里有四个方面的含义：（1）货币供应量过多；（2）多多少？必须是超过了商品流通的实际需要量，使得社会需求膨胀；（3）货币贬值；（4）市场物价水平持续上涨。通货紧缩作为通货膨胀的对立面，理所当然要包括上述四个方面的反向含义。概括起来讲，通货紧缩就是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少，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商品流通的正常需要，从而引起货币升值、市场物价总水平持续下跌的一种现象。所以，我对通货紧缩的定义是“四要素”说，即：货币供应量、社会需求、货币币值、物价水平。对通货紧缩进行科学定义，无论如何不能抛开这四个因素。这四个因素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只有统一和结合起来，才能科学地界定通货紧缩范畴的真正含义。
二、中国发生通货紧缩的条件及原因分析
建国以后，我国曾发生多次通货膨胀。仅改革开放以来， 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就有三四次。1980年通货膨胀率为6.0%， 1985年通货膨胀率为8.8%， 1988年通货膨胀率达18.5%。每次治理通货膨胀都采取了比较严厉的紧缩政策，结果都没有产生通货紧缩现象。而令人不解的是：1993—1995年的高通货膨胀经过1995—1996年的治理后，为什么会发生明显的通货紧缩呢？在90年代末的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绝非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社会条件及原因的。
第一，“过剩经济”的出现，使90年代末期的中国具备了产生通货紧缩的客观经济条件。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然造成社会有效供给不足，形成“短缺”经济。“短缺经济”是计划经济固有的典型特征。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几乎什么商品都供给不足，买东西凭票排队，各种票证有几十种之多，排队可以排几天，吃穿住行样样都难。从70年代末开始，中国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放权让利也好，利改税也好，实行租赁承包制也好，以至推行股份制也好，都对市场机制与价值规律有效运作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尽管每一步改革有其局限性及不足，但都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经济的“短缺”程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一个外在的直观的表现就是：市场上各种商品供应充足，各种票证相继消失，排队现象也很少见了。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已经悄悄地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变。这个判断的实证就是：1988年的全国大抢购，并没有把商品“抢光”，许多商品仍供应充足，抢购者只是把国家和众多企业的“库存”抢购了。所以，至1990—1991年间出现了市场疲软，各种“卖难”现象相继出现。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两个重大的事件，就如强劲的东风，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超常规发展。1992—1995年连续4年两位以上的高增长（GNP增长率1992年为14%，1993年为13.3%，1994年为11.6%，1995年为10%）[4]，1996年虽然稍有下降，但仍高达9.7%，1997年也达8.8%。可以肯定地说，这连续五六年的高增长使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短缺经济”时代宣告结束，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已经形成和开始。据国内贸易局统计，1997年我国市场有93.8%的商品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1998年下半年，通过对610种主要商品的调查， 供求基本平衡的有403种，占66.07%，供大于求的有206种，占33.77%，二者合计占99.84%，供不应求的商品只有1种，即棕榈油。1999年上半年，国内贸易局通过对606种主要商品排队分析， 结果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168种，占27.27%，供大于求的商品有437种，占72.11%，两项合计占98.83%。[5]供大于求的商品的比重，1999年比1998年又明显上升。这表明中国的经济过剩已远远超过了“合理过剩”、“必要过剩”的限度，进入了典型的“过剩经济”时代。这种过剩，有相当部分产品是根本没有社会需求的，市场上没有相应的货币使其价值得以实现，因此，它是产生通货紧缩的根本物质基础和主要经济条件。
第二，货币供应量减少，满足不了市场商品流通的正常需要，是导致目前我国通货紧缩的直接原因。
通货紧缩总归是一种货币现象，探寻其发生的原因，不能也不应该脱离货币关系。货币是在商品流通中产生，并为商品流通服务的。货币供应量必须与市场商品流通的需要量相适应，这是马克思揭示的货币流通规律的基本要求。[6]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 都是违背货币流通规律的结果。当货币供应过多，超过了市场上商品流通的实际需要量，就必然发生这种状况：过多的货币追逐较少商品，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当货币供应量过少，不能满足市场商品流通的需要，就必然产生与上相反的情况：较多的商品追逐过少的货币，商品价格下跌，出现通货紧缩。可见，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都是货币供求关系严重失衡的结果，所不同的是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大于求，而通货紧缩是货币供不应求。
自1997年以来，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其结果是货币供应严重不足。以M1为例，1990—1996年M1的年均增长速度都在25%以上，1997年降到16.5%，1998年进一步降到11.9%，已不足1990 —1996年平均水平的1／2。1999年加大了货币的投放，但M1的增长率仍由2月份的16%滑落到5月份的13%。[7]造成货币供应量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1）企业普遍开工不足，大批企业破产，下岗、 失业职工增多，不开支的企业和拖欠工资的单位越来越多，全社会工资供给减少。（2）众多国有企业产品成本上升，亏损增加， 经济效益逐年下滑，欠银行的债务越来越多，根本无力偿还。举借新债又无好项目可投资，所以不敢也不愿向银行贷款。这就形成“两不贷”的局面，即企业不向银行贷款，银行也不再对效益下滑企业贷款，从而使得银行的信贷供给减少。（3）国家通过商业部门收购农副产品， 是投放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的一个重要渠道。近些年农副产品越来越“卖难”，各地打“白条”现象有增无减。这也使广大农村货币供应量显著减少，农民货币收入减少，影响与制约了农民消费的增加。（4）储蓄增加， 投资下降。储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货币退出流通进入银行“蓄水池”，尤其是一年以上的定期储蓄的增加，表明这些货币在一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不会进入流通领域，除非由银行贷放出去。1992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为11545.4亿元，到1998年猛升到53407.5亿元， 增长近5倍。[8]尽管银行多次降息，居民储蓄仍居高不下，1999年1—5 月累计增加5599亿元，已接近6万亿大关。[7]孤立地看银行储蓄增加是好事，并没有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但是与投资减少和下降联系起来看，问题就大了。它说明有更多的货币滞留在银行。1999年5 月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大于贷款的差额由年初的9438亿元增加到12453亿元，增长了32%。[7]这些巨额资金没有转化为投资，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还增加了利息的负担，使银行没有贷差，丧失利润，发生经营亏损。实行“拨改贷”之后，各企业和单位进行投资已不能取得财政拨款，而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来进行。尽管从去年开始国家加大了投资的规模和力度，但民间投资（非国家投资，主要是企业与单位、个人投资）却没有跟进，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回落。1998年非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7180亿元，比上年11849亿元下降了30%多。[8]1999年1—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7.6%，但比一季度的22.7%有较大幅度的回落。投资降幅较大的是4月，这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11.3%， 比上月下降了7.7个百分点。[7]需要指出是，1996年以来的投资下降有合理的因素，那就是针对1993—1995年期间的投资膨胀的投资下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尤其是把过热的房地产投资和过热的股市投资降下来，更是有益的。问题在于“刹车”过急，下降速度过大过猛，几乎是“一刀切”地收缩投资基金，造成众多“半截子工程”，使投资由“过热”变得“过冷”。（5）外汇占款使得基础货币投放减少， 这也加剧了市场货币供应量的减少。1995—1997年，我国的外汇储备猛增，外汇占款率很高，分别达到51%、41%、40%。但是，通过外汇占款的基础货币投放却没有相应的增长，仅增长1.94%。1998年我国贸易顺差继续增长，达426亿美元，但由于企业推迟结汇和骗汇逃汇， 使国家外汇储备仅增长52亿美元，应结汇而未结汇的仅以400亿美元计算， 通过外汇占款渠道少投放基础货币3300亿人民币，以1998年4 季度货币乘数4.05计算，流通中短缺了13446亿人民币。[7]
第三，社会消费需求不足，消费结构失衡，是目前导致我国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消费水平受生产水平所决定和制约，消费水平的提高也能促进生产的发展，这是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对这个原理，在一个很长时期曾有过片面理解，认为消费是被动的，它是由生产决定的，只要生产增长了，消费不会成问题，因而只重视生产，严重忽视消费。迄今为止，我们对马克思关于消费对生产的决定作用的认识与研究仍很不够。
马克思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1）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马克思还特别强调指出：“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9]在“过剩经济”时代， 消费对生产的决定作用尤为明显、突出。因为“过剩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供给大于需求，生产大大超过消费并且与消费严重脱节，许多商品没有社会消费需求，找不到买主，这时有没有社会消费需要已成为社会生产能否发展的关键性的决定因素。
从1997年10月以来，我国进入了这种消费严重不足，影响和决定生产的阶段。目前我国发生的通货紧缩，不仅是由于社会消费需求总量不足所致，同时也与消费结构失衡有关。因为，目前我国发生的生产过剩，不仅仅是总量过剩，更重要的是结构性过剩；通货紧缩也不仅仅是总量紧缩，同时也包括结构性的紧缩。相对于总量矛盾而言，结构性矛盾是较深层次的矛盾，是更难于解决的一种矛盾。在我国总量明显不足的社会消费结构中，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衡，表现为生活消费滞后于生产消费。据资料显示，近几年城乡居民实际消费增长迟缓。1997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减收面达39%，比1996年增加了3个百分点。 1998年由于失业人数的剧增，失业面的扩大，减收面肯定达到40%以上。这两年农民的收入也是近些年来的最低点。在生活消费中，城镇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与农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农民的人均收入仅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40%，消费水平与城镇比较要低一、二个档次。这不仅是由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较慢，更重要的是近些年来农民的各种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日趋加重；同时，也与农村市场不发育，制约了农民的消费有一定关系。由于当今中国收入差距的明显扩大，各个阶层的消费也存在一种畸形化的倾向：高收入的富人阶层是“有钱不买”，因为他们该买的东西几乎都买完了，什么洋房、轿车、高档家俱、名牌电器等应有尽有。中等收入的所谓“白领阶层”及中下等收入的“工薪阶层”都“惜买”，因为他们都在尽力地积攒货币，前者在进行资本积累，以便有一天跨入“富人阶层”；而后者则为以后儿女上学攒钱，为防止自己失业而攒钱，为防止自己及家庭成员出现“天灾病祸”而攒钱，为自己购房而攒钱，等等。为防后顾之忧，他们必须节“欲”，必须节制消费。低收入阶层的人群只能维持个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消费需要，无力购买彩电、冰箱、空调及家俱等大件商品，对发展资料及享受资料根本不可能或极少问津。最差的人群就是“失业者阶层”，他们所在的企业破产了，断绝了收入来源，好一点的能领到一点微薄的“失业救济基金”，相当多数的人完全要靠自己去谋求生路。他们是中国承担改革成本最大的人群，也是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最低的阶层。消费阶层结构的畸形以及贫富差距的拉大，更是加剧了整个消费结构的失衡，而失衡的消费结构又与生产结构严重错位，严重相脱节，无法适应生产结构的要求，这就加剧了社会生产的“过剩”，进而使得通货紧缩“雪上加霜”。
第四，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矛盾、摩擦乃至激烈的冲突， 是目前我国发生严重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体制原因。
从改革那天起，尤其是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每一个环节的突破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因素的产生和确立，新旧两种体制的矛盾和摩擦越来越激烈。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高度集权的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体制，它否定市场机制与价值规律，追求数量扩张，追求速度，以粗放的增长方式为特征。而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一种分权的经济主体自主决策的体制模式，它主要靠市场机制的调节来配置社会资源，价值规律自动支配和推动经济的运行和增长，它是一种追求质量与效益，以集约增长方式为特征的高效率体制。这两种体制存在内在矛盾，它们在运行与转换过程中，这种内在矛盾必然要外在化、显形化，形成激烈的体制摩擦与冲突。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追求数量扩张，追求高速增长，这必然要引起经济“过热”、需求膨胀，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而市场经济体制注重质量提高，追求效益及效率的提高，就必然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粗放型转变为质量效益型。目前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改变，但以追求数量和速度为特征的粗放的增长方式却没有根本转变，所以经济肌体内仍存在一种无限扩张的冲动，尚有产生与形成“生产过剩”的动力机制与条件。而市场经济体制的逆向作用，在讲究质量与效益机制的作用下，又会对社会总需求扩张有重要的遏制作用，这样，总需求的遏制与生产的无限扩张冲动便发生矛盾与冲突，这是导致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的深层原因。
第五，宏观经济政策失当，“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从紧过度是导致目前我国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政策原因。
通货紧缩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现象，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联系。它与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无不有关，但主要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大宏观经济政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它是财政货币政策“从紧”过度的结果。
人所共知，1992年，在全国一片争土“新台阶”的巨大声浪中，投资扩张、“房地产热”、“股票热”、“期货热”等一再升温，致使社会总需求急剧扩大，引发了改革开放后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13.2%，1994年猛增至21.7%，1995年为15%。面对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国家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撤换了人民银行行长，对金融机构与金融秩序进行了强有力的整顿与治理，并开始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及时的，也是正确的。倘若此时再不踩“刹车”，高速增长的、已经过热的中国经济势必要发生日本那样的“泡沫经济”，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日本由于泡沫经济“泡沫”的破灭，导致战后以来最严重、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次经济衰退）。问题主要在于：“刹车”过急，力度过大。确立“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是科学的，符合当时我国的实际，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实施过程中由于操作过急，力度过大，超过了“适度从紧”的界限。有的同志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是一次成功的“软着陆”，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更证明了这一点。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是对过热的经济强行“降温”，是一次基本成功的“硬着陆”。正因为是“硬着陆”，冲力过大，所以难免要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即物价水平下降过快过大。这从下表看得十分清楚：
年份19921993
19941995199619971998
价格5.4 13.0
21.714.8 6.1-0.8-1.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
从1995年开始宏观调控，抽紧财政货币政策，只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把物价总水平从14.8%压到6.1%， 陡降8.7%， 近9个百分点；1997年又由1996年的6.1%，剧降到0.8%， 降幅也高达5个百分点多；到1998年已降为负值。可见，紧缩之狠、力度之大，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适度从紧”。经济肌体犹如人体一样，发热时只有服“温药”，缓缓降温，才会治癒疾病而不损伤肌体；而施“猛药”，强行急剧“降温”，非但治不癒，反而会严重损伤肌体。目前我国发生的通货紧缩实际上就是对上一轮通货膨胀的矫枉过正，是宏观调控力度过大过猛，财政货币政策从紧过度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硬着陆”所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
第六，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大幅度下降，也是导致我国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条件和因素。
东南亚的金融危机首先是从泰国开始的。1997年7月2日泰国当局宣布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随后泰铢贬值50%以上。泰国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到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形成了一个席卷东南亚地区的金融风暴。这场风暴发生后很快蔓延到韩国、日本、俄罗斯及欧美国家，使国际市场上的世界性需求下降，众多国家宣布货币贬值，商品价格持续下跌，整个世界经济处在激烈动荡之中。
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与冲击是相当大的。随着当今世界经济的日趋一体化，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亚洲“经济大国”，伴随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早已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78年的9.8%上升到1996年的35.6%， GDP增长2个百分点是靠外贸出口带动来实现的。从我国与东南亚及东亚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上看，对外贸易的依存关系更是日益加深。1997年，在我国前20名的贸易伙伴中，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 就有4个国家，东亚的日本、韩国均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东南亚、东亚各国发生的金融危机自然就要对我国对外贸易造成巨大影响与冲击。（1 ）出口额下降。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这些国家债务负担过重，债务到期无力偿还引起的。为了偿还已到期的债务，势必要削减支出。他们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会影响我国对该地区的出口。 从1997年8月开始，我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出口成交额就明显下降，有不少已签订的合同未能执行，停止生产；有些合同要求延期执行，并降低出口商品价格。（2）出口商品结构的矛盾更加突出。 我国对东南亚和东亚一些国家如新加坡、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韩国等国的出口商品均以纺织品、化纤制品、电汽产品和机械产品为主，出口额均占各国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近些年来，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率降低，国内市场严重萎缩，他们不仅大量减少进口，还采取种种政策措施鼓励这些产品出口，这就使得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外贸额必然下降。（3 ）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下降。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东南亚及东亚地区各国的货币纷纷大幅度贬值，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比价几乎都降到近10年来的最低点。据报道，近一年来，泰铢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贬值68%，马来西亚的货币贬值45%左右，新加坡货币币值也下降了15%以上。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四处扩张、蔓延，世界上许多国家（如欧美一些国家）为了保持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纷纷采取本国货币贬值的办法。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大刮“贬值风”的情形下，我国硬是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似乎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这样做大大削弱了我国的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人所共知，其他国家货币贬值，而我国的货币不贬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当于我国货币升值。这一降一升，产生截然不同的“外贸效应”（进出口效应）。货币贬值，使得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便宜，加强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有利于限制进口和扩大出口；而货币升值却使得我国商品价格相对升高，降低了它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它直接限制了我国商品出口的扩大。在国际贸易中，同样的商品，谁的价格越便宜，谁就越有竞争力。事实上，由于我国坚持货币不贬值，使我国的对外贸易蒙受了巨大损失。在国内商品供大于求、市场疲软的情况下，急切需要通过扩大外贸出口摆脱困境，而东南亚、东亚地区的金融危机又对我国的外贸出口形成巨大冲击，使我国外贸出口下降，大批外贸企业陷入经营亏损困境，乃至破产企业增加，这在客观上促进和加剧了国内的通货紧缩。所以，东南亚、东亚地区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无可争辩的是导致我国通货紧缩的重要条件和客观因素。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发生的通货紧缩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确实“是多种原因的并发症”[3]。 上述六个因素都对通货紧缩产生发挥作用，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否定。但它也绝非是由某个单一因素孤立作用的结果。有的同志认为“中国目前通货收缩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经济效益下降”[10]。我认为，这样认识和概括过于简单化了。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如下：
年份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资金利税率 产值利税率
实现利润和税收(元)
(%) (%)
1980 24.5
23.524.1
1990 12.9
12.412.0
1995
9.38.011.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
从上可见，企业经济效益尤其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并非是近两年新出现的现象，可以说它是我经济运行与发展中始终强调解决而又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老问题。为什么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都没有引发通货紧缩，而偏偏在90年代后期成为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生产成本上升所导致的企业亏损”[10]确实使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但它在1988年以及1994年、1995年都成为引发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而却没有成为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可见，“用企业经济效益下降”这单一因素来说明目前我国通货紧缩产生的“根本原因”，似乎不够全面和科学。通货紧缩无疑是一种宏观经济现象，其产生固然有其微观原因，但根本原因不在微观领域，只能从宏观上来寻找。在我看来，在上述六条重要原因中，有两条可以看作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一是体制，即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赖以生存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产生通货紧缩的深层原因，这是客观因素；二是政策，即财政货币政策从紧过度是产生通货紧缩的具体原因，这是主观因素。其它因素可以认为是由这两个因素决定和派生的，这两个因素的结合是产生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
收稿日期：1999—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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