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报告文学的悲剧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情结论文,悲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词 中国报告文学；悲剧情结
学术界历来认为中国缺乏悲剧。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和中和之美的艺术追求，道家寂静无为、超凡脱俗的人格理想，佛家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宿命观以及三者合一形成的文化心理积淀，使国人形成了一种乐天知命的智慧和不以苦乐为意的达观处世态度，因而钝化了悲剧性的情感触角，使得民族文学往往显出悲剧意识的淡化或缺如。然而，我们从报告文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它追求崇高理想的执著精神与现实矛盾的冲突必然使它表现出强烈的悲剧意识。这也许并非出自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而是与报告文学的功能、内容、形式相联的一种必然状态，贯穿于报告文学的创作与接受之中，我们在此不妨称之为“悲剧情结”。
一部人类的发展史，是从黑暗向光明、由愚昧到觉醒、由落后向进步演进的历史。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又决定了人的理想和目标与现实环境的不断冲突与矛盾。因此那些执著追求远大理想与完美人格的人们总是处在与现实和命运的抗争、搏斗中，他们的心身无不体现出浓厚的悲剧意味。作为现代史诗的报告文学，它的历史主题、启蒙主题、理想主题注定了它深刻的悲剧性特征。
一、报告文学创作的两难处境
黑格尔认为：“尽管史诗须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描述一个有内在理由的，按照本身的必然规律来实现的世界，尽管诗人自己的观念方式还接近这个世界并且还能使自己和这个世界等同起来，描述这个世界艺术作品却还是他个人的一部自由创作。”〔1〕由此可见， 文学创作中现实的必然规律与个人自由创作的矛盾普遍存在着（这里，按照沃尔夫冈·凯塞尔的观点，我们把史诗泛化为一切叙事作品）。这里所以强调报告文学创作的两难处境，是因为它与其他文学形态不同，后者可以虚构，只要他所需虚构的是“一个有内在理由的，按照本身的必然规律来实现的世界”；而报告文学则要求除了作品内容的逻辑性与形式的个性化的统一外，还必须保证他创造的符合内在逻辑性的世界与现实的真实状态一致。这是报告文学社会功能的基础，也是报告文学自身存在的理由。因此，报告文学创作的主要矛盾是艺术创作的个性化原则与客观真实性标准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根本性矛盾使报告文学创作陷入一系列矛盾范畴之中，导致报告文学创作的最富悲剧性的两难处境。
1.遵命性与个性化
文学是社会意识的承载，也是自我心灵的抒唱报告文学既跻身文学之列，其创作冲动也必然来自作家内心的激情然而纵观报告文学的发展史，尤其是建国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对时势的趋附是很明显的，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报告文学的诞生得之于行政命令，大多数报告文学作家同时是记者也说明了这一点。报告文学诞生以来的近一个世纪中，在某些时期报告文学作品的涌现势头比小说、诗歌等迅猛得多；抗战以后，新中国建立以来，出现过多次报告文学创作热潮，常常是从知名作家到工人、农民都来写作“报告文学”，然而能经受时间考验存留于史册的作品似乎比其他文学样式的都要少。这就是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社会的肤浅理性湮没了艺术的个性的结果。我们所肯定的理性精神，是一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与深刻的认识能力相结合的产物，而不是对时势的盲目追逐与应和所能获得的。要适度处理遵从命令与自由创作的矛盾，既不违背现存秩序要求，又尊重自我心灵，还要真正发挥一定的社会作用，这就给任何严肃的报告文学作家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许多作家都能感受到这样一种强烈的压抑感与焦灼感。
作为对新闻体制不完善造成的新闻相对封闭状况的补偿，富于使命感与忧患意识的记者们不失时机地采用了报告文学这一方式，固然是一种带叛逆意味的姿态，但他们面对权威干预与从众（媚俗）心理的双重干扰时的这种刻意为之的姿态，与抒写性灵的激情奔涌的艺术精神是否相符，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创作的个性化原则也不得而知。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报告文学作家在对理性精神与艺术精神的把握中不能兼顾，失之偏颇而“授人以柄”的难堪。所以，作为文学创作，成功的报告文学远不如成功的小说丰富。或者说，就因为个性化与遵命性的矛盾难以协调而使得报告文学作家们的创作难以为继，才常常出现作家们改弦易辙和中止创作等诸种现象。
而在社会动荡和历史转型时期，生存与发展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社会心态与个人性情、社会问题与个人利益、大众热点和作家激情相契合相碰撞的机会就比较多，加上改革开放带来的宽容平和的创作氛围，报告文学创作才会呈现真正的成熟与稳定，才能缓解行政干预与自由创作之间的矛盾，产生优秀的作品。
2.社会功利性与艺术超越性
超功利性是文学的必备品质，而报告文学作为严肃文学，分析社会、批判历史、鞭笞社会流弊、弘扬时代理想是它的基本内容，因此它根本无法摆脱社会道德观念与时代价值取向。小说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但小说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性情和理想设计、虚构出作品的内容。报告文学既要完全依赖现存现实，最终又主要是服务于社会而不是为了个人心灵的慰藉。报告文学的情绪宣泄也是一种大众情绪宣泄，是某种普遍社会心态的投射。一句话，“传达大众情感经历”与“面向大众”是报告文学的表现方式和生存方式，这决定了社会功利性是它的基本特征。难怪有人宣称“只要报告文学家敢说一句‘我可以不当作家’，就省去不少麻烦”〔2〕。但是， 如果报告文学一旦真的自我放逐于文学之外，它面向大众、传达大众情感的社会功能将如何实现？我们如何能找到一种合适的时代心灵的表述者来替代报告文学？迄今为止（我们不得不承认），没有哪一种学术论文、调查报告或其他社会科学书籍能产生像报告文学这样强烈的社会效应，这无疑得力于它的文学特性。因此，文学的艺术生存能力所要求的超功利性，与报告文学的基本职能所要求的社会功利性，同样尖锐显赫地摆在报告文学面前，将作家们逼入窘境。
上一代报告文学作家中，有这么两种典型的风格。一是注重报告文学社会功能的开发而忽视了作品的艺术锤炼；一是注重报告文学的诗意、创作情绪的诗化，又往往因为这些虚化的处理引起人们对其真实性与可信度的怀疑。而且报告文学创作中议论、抒情加上新闻报道的方式，到底是在摆脱还是在更深地陷入了急功近利的深渊，这个问题也一直为人们争论不休。
随着文学创作中的政治权威意识逐步过渡到文化心理意识，新一代报告文学作家通过社会表象深入社会意识深层，对民族精神进行追根溯源的探讨，一面着眼于人的生存状态，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人类生存全部环境与全部历史，一面又让自己完全介入到大众中去，作为其中的一员对自然与社会、对人自身发出问询、进行反思，因此才能达到与复杂的社会心态的某种一致。所以，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并不是刻意追求与矫饰的文学性，而是对社会心态与大众情感的真实展露和表达。可以说，报告文学自觉淡薄了那种勉为其难的生硬的“文学性”观念之后，反而较好地实现了社会功利性与艺术超越性的统一。
3.艺术思维与客观现实
这仍然属于文学创作中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矛盾。这一矛盾之所以在报告文学中显得尤为突出，是因为受制于真实性的报告文学绝不允许虚构。但报告文学的创作，和其他文学创作活动一样，其过程也离不开形象思维，离不开想象和再创造。要写出形象生动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反映事物的真实状貌及其诸多联系，不借助艺术思维也不可能。尤其是那些已成历史的生活细节和人物的心理活动，既不能通过现场直观和采访直接获得，又不能让它成为空白，就必须按照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性格逻辑进行合理想象与再造。因此，报告文学创作中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矛盾焦点表现在想象与虚构的关系上。想象可能导致虚构，也可以是生活事实合乎逻辑的延伸；而虚构在报告文学中则完全有可能是一种盲目的臆测和对现实的故意歪曲。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哥德巴赫猜想》中的一段话，1978年第1期《人民文学》上发表时是这样的：
四月中旬的一天，中国科学院在三里河工人俱乐部召开全院党员干部大会，武衡同志在会上做报告。他说到研究所一位中级的研究员作出了世界水平的重大成果，当时没说人名。李书记在座中，听到了，还不知道说谁，旁过的人捅了他一下。“干什么？”他问。那人说：“你听到没有？”“怎么啦？”那人又说，“这活儿是陈景润做出来的呵！”“噢？还这么重要？”那人说，“这是世界名题，真不简单！”此文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3 月版的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中，后面的小部分有了微妙的改动：
……当时没说人名，听到了，还不知道说谁。李书记在座中，捅了一下旁边的人。“干什么？”那人说。他问：“你听到没有？”“怎么啦？”那人又说。“这活儿是陈景润做出来的呵！”“噢，还这么重要？”那人说。“这是世界名题，真不简单！”
另外，作家自己还谈到，陈景润上交论文的时间，他也做了改动。这些行为在今天看来是可笑的。这种故意拔高人物的“虚构”，不但损害了报告文学的“信誉”，而且也并没有增添其艺术美的成分。而黄钢在《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中，写李四光当年回国所经路途，在无从获得直接的准确信息的情况下，根据李四光平日的性情志趣，并仔细考查当年可能的几种航海路线，确定并“设计”了他横渡英吉利海峡这一细节，并设身处地体味他面对海港、面对大海时，向往祖国的激动急切的心绪。这就是一种比较严谨而高明的符合生活逻辑的想象，也给人物增添了不少诗意和光彩。尽管它有可能与当时的事实细节有出入，但它符合人物身份、性格和境遇，因而显得真切自然，为读者所乐于接受。
近十年来，报告文学作家们为了避免或者缓和报告文学创作中艺术思维与生活实在的矛盾，进行了多种尝试，力图使报告文学含蕴丰富，耐人寻味，又竭力保持作品内容与生活事实的一致。其中一种作法是由描述现象直接转入理性思辨，而这些思辨式的议论抒情带着浓厚的个人色彩，或者说是代表、迎合着某一部分人的心态。以苏晓康为代表，他所描写的事实也许是无可挑剔的，而情感与观念则完全是他自己的。只因为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将真实性框定在人物、性格事件、心理活动的范围内，就没有去追究他的“思辨”的真实性，而转向了另一方面的诘问，即大段不节制的议论是否伤害了作品的文学性（可读性），这显然是一种舍本逐末的批评态度。另一种作法是用所谓“口述实录”来代替作家的主观创作。作家除了选择采访对象这一个人举动外，把一切主动权转交给主人公（也是叙述者），以造成一种纯客观的现场真实感。正因为如此，它的题材范围、表达方式与结构等等都受到极大限制而终于难成气候。介于这二者之间的一大批作家，如理由、麦天枢、钱钢、孟晓云、乔迈等等，他们注意将现场直观感与理性思辨结合起来，赋予客观现象一种思辨的色彩。不追究人物过去（不在现场）的活动细节，不刻意描摹人物的个性，只如实地记录人物的言行举止、神态表情，留给读者去思考、辨析，常常将自己的观点掩蔽在角色身后；或者依据现实场景，如实写出作者内心的感受与喟叹，达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情感的和谐。而一些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要复写出原貌，尽可能地逼近历史真实还得依赖想象与推测。难怪钱钢说：“我写历史的时候，我试图表达一些历史的现实，就必须很严格地用史学的那套观点来表达。可那样表达之后，就使自己的很多东西发生了变化，反复地受到制约。 ”〔3〕作家们总要面对历史真实与现实价值观念，历史的客观进程与个人主观理想的矛盾和斗争。
另外，报告文学作家们还经常碰到诸如事实与价值、社会道德观念与自我人性弱点之类的矛盾范畴。因此，对他们来说，写出既符合客观逻辑又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似乎只能是一个永远的理想。而报告文学的接受者，也常常是怀着新闻与文学的双重期待来阅读报告文学的，与此相联的诸多接受活动中的两难要求，诸如报告文学评击时弊的锋芒毕露与文学的含蓄蕴藉，人物形象的真实可信与理想化的人格魅力，报告文学的心理宣泄与文学作品的情感共鸣等等，无疑也为作家们的创作设置了一种悲剧性的情境。
二、报告文学文本的悲剧意味
1.内容的严肃性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4〕。在亚理斯多德看来，悲剧重在“严肃”而不在于“悲”。朱光潜在谈到悲剧的心理特征时也指出：“悲剧比别种戏剧更容易唤起道德感和个人感情，因为它是最严肃的艺术。”〔5〕在具有史诗性的报告文学中，主题与内容首先当然必须是严肃的。正如古代悲剧常常表现人与现实的冲突一样，报告文学主题的悲剧性也是以人与环境、人与命运的抗争为主旋律，通过一种“威震人心的庄严的恐怖”（别林斯基语）达到悲剧的崇高。报告文学总是选择现实生活中最严峻的问题，最高尚的人生，或者那些虽不为人注意而又对人类生存构成潜在威慑力量的社会、自然和文化问题，发掘出其中“威震人心”的因素，起到一种追求新的生活目标、生存状态和道德伦理更新的作用。因此，报告文学主题的悲剧性，仍然要归结到道德因素上来。“我们虽然在沉醉的一刻不会考虑到道德因素，但在那一刻来临之前的确起着一种决定作用。如果道德感没有首先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满足或至少未受干扰，审美快感的一刻就永远不会来临。”〔6〕首先要感受到崇高的道义的力量， 其次才能体会到负载道义的形式的美。在西方经典悲剧中，主人公因自身性格缺陷或命运的捉弄而遭到致命的打击和失败的结局固然使我们震动，高超的结构方式与表现技巧及其所凸现的剧烈冲突和浓厚的悲剧氛围固然使我们沉迷，但此前如果没有感受到“永恒正义”或“永恒道德”，并为主人公的过失而遗憾，为自身和他人的共同遭遇而慨叹，我们就根本无法进入审美的情境；事实上也从不存在任何一部泯灭道德感、混淆是非观的悲剧。报告文学更是如此。面对《海葬》我们所以会叹服作家敏锐的历史眼光和深刻的思想，也是因为我们从他的描绘与展示中认识了李鸿章等历史人物善恶一体、功过并存、智愚相生的真实面目以及他们的历史地位，看到了悲壮而又畏葸、完整而又残缺的历史现实，并由此悟出了社会发展与民族振兴的某些道理，悟出了人类自身完善的某种规律与理由，这同样是建立在道德认识与道德感满足的基础上的。从道德感的满足上升到悲剧性的审美体验这一审美规律，对报告文学这种社会功能性极强的文体来说，恐怕是没有例外的。
2.人物的悲剧性
报告文学中的人物是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尽管和平常人一样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但他们所以被选作描写对象，就因为他们有超出常人和与众不同的地方：或是事业上的成功者，或是崇高理想的执著追求者，或者是不平现实的不屈抗争者。不论怎样，他们不凡的经历与坚韧不拔的气质是一致的。像陈景润、李四光、蒋筑英等在事业上是成功的，而由于他们个性的忠贞、迂直，因而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与人际关系中，处处碰壁，茫然失措。作品展示他们窘迫的生存状态与辉煌的事业成就的巨大反差，显示出浓厚的悲剧意味。另一类如《知识的罪与罚》、《胡杨泪》等的主人公，都是生活中历尽坎坷与磨难的人物，但他们意志的顽强与抗争的勇气却显示了巨大的人格魅力，他们的悲剧在于自身理想与权威现实利益的冲突，而不可避免地遭到悲剧性的命运。正如那些伟大的历史人物林则徐（《昨天》）等一样，个体力量的失败不可避免，其精神力量却获得了胜利而流传于世。不仅如此，作品悲剧力量的呈现更在于它展示出这些崇高的个体在现实压力与历史洪流中的无力和孤寂，赋予人物命运一种既能激起阅读过程中“恐惧与怜悯”的情感，又能产生震撼人激励人的伟大力量的典型悲剧情境意蕴。
之所以说报告文学逐渐显示了民族悲剧意识的觉醒与复苏，正因为它这种直面现实、揭露现实的勇气与能力。它不像传统的文学作品那样在现实面前保持一种达观和超脱，着意显示生存智慧而忽视生命个体情感与价值。它通过悲剧性现实的直接再现，唤醒人们对痛苦对悲剧的感受能力。当然，承受苦难也是一种悲剧性，但必须以认识到苦难的不合理性并顽强抗争为前提，否则人就成了苦难的麻木的盲目的奴隶。报告文学从一开始就在这样努力着，把我们从习以为常的乐天知命等愚顽而脆弱的心灵状态中弹拨醒来。因此，上述各种人物本身固然是有悲剧性，但他们的悲剧性更是通过在作品中的呈现，与我们在现实中对他们的见惯不惊、无动于衷的冷漠形成对比而得到强化。如果社会已经具备和接纳报告文学的这种悲剧精神，那么报告文学的悲剧性就成了“非悲剧”性，成为社会普遍的道德情感，社会也就推动进步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悲剧精神与悲剧人物将一直激励人们向着理想进发。
3.悲剧情境
作家将悲剧性人物或严肃的社会现实通过文字演绎出来，并通过阅读活动的间离效果凸现作品的悲剧氛围和作家自身的悲剧感。
首先是围绕人物的悲剧情境。报告文学中的人物总是身处险恶的客观条件、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错综复杂的人文环境中，奋斗过程中的障碍和压力往往使他们陷于悲剧境地。
其次是特定环境的悲剧氛围。通过作家的冷静描述或着意渲染，显示一种异乎寻常的超自然或超理性的氛围，以此烘托出人的渺小与无力，烘托出命运的乖戾多舛以及历史潮流的不可逆转，表达对人的悲剧处境的悲剧性沉思。《唐山大地震》中，多处写到人们在震前的预感、自然界的种种异常及其在人们心里所激起的几近于无的反应。一方面暗示灾难的不可抗拒，另一方面，将人的麻木愚钝、盲目达观与灾后的脆弱自私的表现结合起来，展示出一种无可奈何、无法超脱的悲剧氛围。《海葬》写慈禧购鸟放生时，太监李莲英为了逢迎她，训练了一只徘徊不去的小鸟，向慈禧解释为鸟儿“感动慈悲，自愿在宫中侍侯”。作者接着描述这样一幅情景：“大清帝国的第一女人，望着这只神奇的鸟儿，这只鸟儿望着大清帝国的第一女人，竟是一样的眼神，一样的忧郁。”作者在此运用了一种反讽，我们不会去纠缠于历史细节的真实与否，只会绕有兴味地咀嚼其中的深义。作者绝妙地写出了清廷中可悲的情境：将毫不神秘的事情弄得十分神秘，虚伪矫情居然落得弄假成真然而却是一种不祥的征兆，用这神秘的巫戏氛围，预示一个王朝面临的不可避免的衰亡。经典悲剧中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报告文学中也大量笼罩着诸如此类的悲剧性氛围，但大多被赋予一种现代意味，作为对现实的警示而存在着。
报告文学的悲剧性特征最终归结于作家的悲剧意识。作为现代社会的启蒙者，在道德论丧、价值失范的现实环境中，他们的孤寂与悲怆是难以逃脱的。报告文学的悲剧性就是作家悲剧意识的物化，体现了他们对人类社会的思索与反省，对人类道德与理想的悲剧性探索。
*收稿日期：1995-05-22.
注释：
〔1〕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第111页。
〔2〕〔3〕钱钢：《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载《解放军文艺》1989年第1期。
〔4〕亚理斯多德：《诗学》第六章，《诗学·诗艺》，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页。
〔5〕〔6〕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