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中国十大论文,学术论文,年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热点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
入选理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如何对其加以提炼和概括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和关注的热点。2011年，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三个层次上展开：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学者们的讨论虽然有分歧，但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价值理念、价值尺度的核心和灵魂”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第二，提炼和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学术界的讨论集中在价值观范畴的选择标准上。第三，提炼和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论原则。在这一方面，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核心价值观要能揭示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要求；应是人类文明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集中体现，体现高于现实的理想状态；应该把人类远大理想同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任务结合起来，既反映现实又超越现实；应该符合人民群众的语言和思维习惯，要在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的基础上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总的来看，目前学术界关于提炼和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讨论所展现的思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原则，针对当前的社会实际，侧重推陈出新，注重代表性和人民群众的认同度。
〔相关链接：①戴木才：《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辩证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索之一 》，载《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②黄力之：《文化研究视阈中的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问题》，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2）；③孙其昂、侯勇：《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现代性境遇与超越》，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2)；④程恩富：《核心价值观凝练的五个方面》，载《光明日报》，2011-03-28；⑤韩震：《中国文化上自强必须有引领世界潮流的先进的核心价值观——再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载《道德与文明》，2011（3）；⑥孙伟平《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载《湖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⑦周光琴：《多元价值主体视域下国家核心价值观建构》，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⑧杨明、张伟：《国家与公民视野下的核心价值观构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7）；⑨韩庆祥：《提炼核心价值观的三种思路》，载《深圳特区报》，2011-08-04；⑩李德顺：《关于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点思考》，载《北京日报》，2011-08-22；B(11)李君如：《着力构建核心价值观》，载《人民日报》，2011-08-30。〕
[专家评点]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质在于：在国际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而提高国家的文化竞争力，维护文化安全；在国内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增强民族凝聚力，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并引领社会思潮。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成为2011年度人们关注热点的深层原因。要提炼出一种人们广泛认同、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对中国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具有积极导向作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科学方法论。2011年，学术界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如下方法论已成共识：准确定位；具有广泛的覆盖面；具有内在的逻辑；坚持最基本的原则；在表述上应高度凝练、达雅准确、简洁明快、广泛认同、便于传播。今后的任务是，要由理论诉求转化成为实践诉求，由主导要求转化为主体需求，由只注重主流的先进性向也注重支流的广泛性转化，由过于抽象的理性化向生动的感性化转化，要把单向灌输转化成为双向互动，要把政治话语转化成为大众话语，使人民大众从语言表述上认同核心价值体系。
（评点人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热点二：经济社会转型下的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强
入选理由：伴随着2011年初公布的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一轮“文化热”又开始在中国出现。这次“文化热”所体现出的“文化自信”与基于综合国力的“经济自信”密切相关，“文化自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济社会转型的一种自觉，而“文化自强”则是推动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途径。学术界的相关讨论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对“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三个概念的内涵及三者相互关系的探讨,认为倡导这种思想有利于克服当前出现的“文化失真、文化失范、文化盲从”等诸多问题。二是有关“文化自觉”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艺术各门类的发展的讨论，强调“文化自觉”有利于拓展各学科研究的理论视野，提升各学科研究的文化品位，强化学术研究中的民族文化认同。三是以“文化自觉”为视角，对文化多元化、文化民族性等问题作更深入的剖析，认为在当今全球文化多元化发展中，“文化自觉”将有利于中国文化为解决诸多世界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四是在“文化自觉”的理念下重新审视西方的“文化研究”、文化产业的发展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五是对“文化自觉”与现代城市及其文化的发展,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国家形象塑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之间的关系作了广泛的探讨。学术界多方面的广泛探讨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表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并非是仅仅关乎文化本身的孤立性的问题，而是在当今经济社会转型下与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密切相关的重要的综合性、系统性的问题。
〔相关链接： ①方光华、曹振明：《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文化自觉”思潮论析》，载《人文杂志》，2011（1）；②曹兵武：《文化遗产 文化自觉 文化建设——追寻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历程》，载《东南文化》，2011(3)；③杜振吉：《文化自卑、文化自负与文化自信》，载《道德与文明》，2011(4)；④方李莉：《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高度——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载《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⑤范周、储钰琦：《试论以“文化自觉”意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⑥于平：《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的自觉、自信和自强》，载《艺术百家》，2011(5)；⑦乐黛云：《文化自觉与中国文化的可能贡献》，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6-28；⑧言恭达：《全球化语境下的审美转型与文化自觉》，载《民主》， 2011(7)；⑨王南湜、侯振武：《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何以可能》，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8)；⑩毛崇杰：《多元文化对话中的文化自觉》，载《文艺报》，2011-09-30；(11)杨志今：《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载《中国文化报》，2011-12-05。〕
[专家评点]应该说，学人们围绕文化的“三自”问题所进行的种种倡导、阐发、反思，以及价值层面的话语建构，代表着一种社会理性的回归，代表着寻求一种价值共识的强烈诉求。而这一问题本身所涵盖的种种问题，足以形成一个“话语丛林”，有待于一一展开，因而其必将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话题。人们期盼的是：在讨论的过程之中，关于“三自”的内涵以及相互间的逻辑关系、“三自”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思考能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而诸如如何防止可能出现的单纯追求文化产值（GDP）的倾向、如何有效地抑制文化产业扩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泡沫化”现象、如何强化文化理论创新、如何有效地展开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等一系列问题，能一一得到学人们的话语“加盟”。
（评点人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热点三： 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
入选理由：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提升国民的幸福指数，已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共同选择。2011年，学术界围绕公共财政与政府改革、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社会政策与法律法规、媒体舆论与社会稳定等内容展开热烈讨论。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管理必须处理好政府的角色扮演问题。通过制度安排和机制创新，使政府的角色成为推动社会发育的力量，在机制上为吸纳多元力量提供更大的空间。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管理应重点引入社区自治力量。在中国特有的迅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推动社区发展，关注社区文化建设、社区认同感的打造与维护，发展社区自我意识和自治能力，对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具有重要作用。第三种观点认为，社会管理创新离不开法律的支撑。社会管理创新要依法推进、依法保障、依法确立相应的规范，依法建构相应的机制和制度。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的任务之重、挑战之大，前所未有。为此，社会管理的创新性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政治制度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管理体系，意义重大。
〔相关链接：①杨建顺：《行政法视野中的社会管理创新》，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1）；②陆文荣：《社会管理：作为实践和概念》，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1(2);③林金忠：《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得与失——兼谈中国体制转轨下社会基础缺失问题》，载《学术月刊》，2011（3）；④刘旺洪：《社会管理创新:概念界定、总体思路和体系建构》，载《江海学刊》，2011（5）；⑤汪锦军：《从行政侵蚀到吸纳增效: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政府角色》，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5）；⑥向春玲：《论多种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5）；⑦应小丽：《市场发育、政府主导和社会管理创新——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浙江项目的分析》，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9）；⑧李军鹏：《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着力点》，载《领导科学》，2011（9）；⑨周本顺：《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之路》，载《求是》，2011（10）。⑩蓝志勇、李东泉：《社区发展是社会管理创新与和谐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载《中国行政管理》，2011（10）。〕
[专家评点]2011年，学术界围绕如何在不同层面上实践社会管理的创新开展了许多深入研讨，凸显了四个方面的重要性：一是要培养社会管理观念的公共意识；二是要形成公共治理的多方社会管理主体；三是要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互动、协同的柔性社会管理机制；四是要引导“网络问政”成为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这些讨论中不言自明地指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公共性问题。可以说，“公共性”在近年来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讨论中的热点论题。对其现实意义和实现路径的思考，正引导人们走出狭义的“公共领域”范畴而走向社会生活领域。
（评点人李友梅，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热点四：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的城乡统筹发展研究
入选理由：“十二五”时期被认为是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发展的关键时期。2011年，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城乡居民共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体制机制。近年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而关于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究竟要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均等化状态，学者们的观点却并不一致，大体可以归纳为结果均等、机会均等、权利均等、能力（福利）均等、功利主义均等这五种标准。二是重建公共品的经济边界及与之相匹配的政治边界。经济边界与政治边界的错位严重，致使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短缺、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必须进行大的调整和变革:即根据社会性公共品受益边界惠及全民的性质，建立覆盖包括农村居民的公共财政制度；根据社区公共品的受益边界主要惠及社区居民的特点，建立由社区居民为主导的、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参与的公共决策制度；根据产业性公共品既影响农业产业安全，又与特定的地域相联系的特点，建立政府、区域农民、企业及其他民间力量共同参与的供给制度。三是通过引入资产建设理念，为全体国民尤其是那些边缘化、流动化群体建立多功能的全国统一的灵活、便携、有弹性的个人发展账户，促进劳动力流动，培育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推动社会保障从形式普惠向实质公平转变，使每位公民都拥有资产建设的权利。城乡统筹体系的建立，是人民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有效途径，是关系民生的重大举措，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必将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持续关注。
〔相关链接：①林闽钢：《我国进入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推进时期》，载《中国社会保障》，2011（1）；②李迎生、张志远：《中国社会政策的城乡统筹发展问题》，载《河北学刊》，2011（3）；③陈昱阳：《积极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载《人民日报》，2011-04-29；④王小章：《以社会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载《浙江学刊》，2011（5）；⑤刘振杰：《综合发展账户:社会保障城乡统筹发展之路》，载《人文杂志》，2011（5）；⑥龙朝阳、申曙光：《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向:基金积累制抑或名义账户制》，载《学术月刊》，2011（6）；⑦谢瑞武：《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的路径选择和政府责任——以成都市的实践为例》，载《中国行政管理》，2011（7）；⑧王春光：《城乡一体化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福利问题研究》，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8）；⑨彭华民：《中国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载《学术月刊》，2011（10）；⑩张弥、王谢勇：《对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完善的问题分析》，载《科学社会主义》，2011（24）。〕
[专家评点]城乡统筹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整体推进和优化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在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迫切要求落实社会保障的国民待遇，打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非对称性安排，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可以说，城乡统筹发展是继承包制后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制度建设。近几年，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城乡统筹发展，已初显成效，人们期待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提炼出城乡统筹发展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
（评点人林闽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热点五：“十二五”规划下的经济结构调整与收入分配
入选理由：“十二五”规划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2011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不仅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站在新的起点上，学者们围绕“十二五”时期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发展与发展方式转变、收入分配与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进行了重点讨论，主要观点有三：一是经济结构调整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对经济结构调整主要包括：调整需求结构，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调整投资结构，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三次产业协同带动经济发展的新格局；调整要素结构，使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调整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实现城乡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调整对外经济结构，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二是产业发展升级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举措。这主要包括：加快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使中国制造业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迈进，进一步提高竞争能力；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的发展，形成工业与服务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的发展格局；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尽快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从而抢占“后危机”时期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制高点。三是收入分配改革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从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来看，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为此，要理顺初次分配关系，提高劳动收入在财富分配中的比重；加大个人所得税调节力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建立城乡平等的社会保障、社会医疗和失业保险制度；充分发挥工会和工商联的作用，营造最低工资确定和递增机制等等。
〔相关链接：①蔡昉：《“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新特征》，载《青海社会科学》，2011（1）；②史晋川、黄良浩：《总需求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1）；③宋立：《按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载《农村金融研究》，2011（2）；④冯飞：《培育竞争新优势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载《中国发展观察》，2011（4）；⑤吴敬琏：《缩小收入差距不单靠再分配》，载《中国改革》，2011（7）；⑥魏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全面且深入的改革——“政府主导”是模式还是改革对象》，载《学术月刊》，2011(8);⑦吴宣恭：《再谈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和根源——兼答何炼成教授》，载《当代经济研究》，2011（8）；⑧郑新立：《加强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物价稳定的统一协调》，载《求是》，2011（9）；⑨蔡继明、李亚鹏：《怎样进一步合理调整分配关系》，载《经济学家》，2011（11）。〕
[专家评点] 中国周期性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工作进入到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时期。结构调整、产业发展与收入分配成为2011年学术界热议的话题，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原因在于：首先，尽管早在“十二五”规划前两年，中央就已经做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决策，但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将转变任务落实到政府经济管理行动之中，仍然值得深入探讨。其次，在众多的转变问题中，有关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发展、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是学者们格外关注和议论最多的话题。从2010年开始，有关结构调整、产业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学术研究成果已经开始陆续面世，到正式启动“十二五”规划的2011年，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一个高潮。再次，从各国应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实际效果看，金融监管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只具有短期效应，结构调整、产业发展和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才是彻底走出危机的根本举措。依据转变任务要求和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成效，中国学术界对化解国际金融危机问题的研究，从短期对策研究转向长期问题思考和对策研究，是非常明智和具有前瞻性的学术转身。
（评点人刘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热点六：刑事法治中的民生保护与人权保障
入选理由：2011年，刑事法领域两大支柱先后进行大规模修正——《刑法修正案（八）》已出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正在征求意见。这不仅是近年来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宝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近年来法治实践中诸多问题的正面回应。两法从制度变革到理念转换，根本目的是实现民生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刑事立法关涉国家治世观念，关涉公民的生杀予夺，因此，两大法律的修正引发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各个层面都展开了争论。学者们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一是深入探讨两大法律修正的重要意义。二是对“少杀长关”的结构性调整进行深入探讨。三是全面研讨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和具体适用。四是对刑事诉讼量刑程序的具体设计。五是认为应进一步增加沉默权规定。六是从宪法角度审视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合作”。刑事法是法律体系中的最后保障，是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武器，但时代不同，对犯罪本质的认识也不同，对刑罚目的和刑事程序目的的认识也不同，刑事法律制度理应适时调整。加强人权保障，保护社会民生，如何在二者间构建平衡，在中国当下的法治环境下，将需要刑事法学界的继续深入研究。
〔相关链接：①陈瑞华：《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载《法学家》，2011（3）；②戴玉忠：《〈刑事诉讼法〉中鉴定制度修改完善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司法鉴定》，2011（3）；③万毅：《论“刑讯逼供”的解释与认定——以“两个〈证据规定〉”的适用为中心》，载《现代法学》，2011（3）；④高铭暄：《风险社会中刑事立法正当性理论研究》，载《法学论坛》，2011（4）；⑤陈兴良：《“风险刑法”与刑法风险:双重视角的考察》，载《法商研究》，2011（4）；⑥刘伟：《刑法修正的基本动向及客观要求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1（5）；⑦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八）〉解读》，载《人民检察》，2011（6、7、8）；⑧赵秉志：《关于中国现阶段慎用死刑的思考》，载《中国法学》，2011（6）；⑨曲新久：《醉驾不一律入罪无需依赖于“但书”的适用》，载《法学》，2011（7）；⑩田宏杰、温长军：《理解制度变迁：中国〈刑法〉的修订及其适用》，载《法学杂志》，2011（9）。〕
[专家评点]2011年对于中国的刑事法来说，是修订之年，也是进步之年。《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修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尤其是醉驾入罪等关系民生的法律，将对中国现实生活带来重大影响。《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通过《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严格限制公安司法机关的权力，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更大的诉讼权利，使《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而，两法修订可以说是2011年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中心工作。随着两法的修订，中国刑法学者和刑事诉讼法学者，以刑事法的修订为契机，围绕着刑事法修订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刑法修正案（八）》的司法适用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完善做出了理论贡献。
（评点人陈兴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热点七：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
入选理由：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通过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的转换来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这是2011年中国哲学界的重要学术关注点。本年度，围绕这一议题刊发的学术论文近百篇，表明了学界对此议题的重视。相关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着眼中国社会现实反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范式转化问题。或认为，在变化了的时代，应以多样化的微观解读和微观叙事来补充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理论范式，以应对解释力的不足；或认为，时代变化并没有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失效，当今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仍需要宏大叙事。第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唯物主义审察。学者们普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重视中国问题，尤其要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未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生问题、幸福问题、文化健康问题等，都有必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予以合理解读，从而为中国建设提供与时俱进的思想资源。第三，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公平、公正问题。由于三十多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积累了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其中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已成为最突出、最重要的“中国问题”。 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角度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公正观，以应对和求解中国的现实公平公正问题，提升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精神。总体来看，随着实践层面对中国社会建设问题的日趋关注，哲学理论层面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也将日趋深化。
〔相关链接：①丰子义：《全球化视域中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载《高校理论战线》，2011（1）；②陈学明：《从马克思的公平观看两极分化之根源》，载《江海学刊》，2011（1）；③李文阁：《历史唯物主义何以会成为一个问题》，载《学术研究》，2011（1）；④俞吾金：《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发展道路》，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⑤衣俊卿：《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社会历史现实》，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3）；⑥王庆丰：《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2011（4）;⑦马俊峰：《富裕、民主、公正、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载《湖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⑧晏辉：《论唯物史观之“物”的现代形态》，载《山东社会科学》，2011（6）；⑨阎孟伟：《公民权利和贫富分化问题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基本理念》，载《教学与研究》，2011（9）；⑩邹广文：《以健康的文化观引领社会生活》，载《光明日报》，2011-11-01。〕
[专家评点]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分别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两大视域，本年度又将两者的关系问题评为研究热点之一，这是理论研究发展的必然逻辑。一方面，中国问题的分析和把握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何谓“中国问题”？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现存的所有问题是否都可称得上“中国问题”？这不是用简单的经验直观的方法所能说明的，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给以深刻的观照和分析，以达到对其全面准确地把握。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又离不开现实问题的探讨。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不是传统的体系哲学，而是实践哲学，其生命力和活力就来自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其当代价值就在于能够用于分析和回答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从问题出发来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解释，进而用以指导问题的解决，正是把握和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当代价值、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深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评点人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热点八：公平、质量与教育创新
入选理由：2011年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开局之年。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是未来十年的核心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教育自身持续不断的改革与创新。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对教育公平、教育质量的基本理论问题，对当前主要政策困境和现实矛盾以及如何通过教育创新加以回应和破解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关于质量和公平的理论探讨主要有四：一是基于机会公平追求质量公平,所有学校的教育质量应予以普遍提高。二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在教师，而教师资源如果配置不公则使质量提高受到制约。三是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全面教育、差异教育、成功教育，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石，因此，素质教育是最大的教育公平。四是提高教育质量应该借鉴国外经验，吸取教训。关于相关政策困境和现实矛盾的探讨主要有三：一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异地升学问题。二是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问题。三是高校自主招生问题。从2011年的相关文献中不难发现：各级各类教育都在开始关注思想、理论、制度、组织和机制等方面的创新问题，都从各自实际出发探寻创新的方法、策略、路径和理论支撑。或引入耗散结构理论、契约理论、话语理论、变革型领导理论等，指导义务教育区域均衡发展试验、管理体制和机制更新、大学生管理模式变革、职业技术教育系统重建等领域的创新性实践；或集中探讨如何给教育创新以技术支撑，信息技术应用的重点从教育技术和方法的创新转向教育理念和模式的创新。在教育创新话语方面，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促进了教育创新话语的生成，实践者需要明确认识教育创新的目的，平衡话语主体的权力关系，并按照“育人”的复杂逻辑言说教育创新。
相关链接：①何克抗：《关于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自主创新》，载《现代远距离教育》，2011(1);②劳凯声：《教育机会平等：实践反思与价值追求》,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③孟照海：《中国教育创新话语的形成和重建》，载《现代教育管理》，2011（2）；④何珊云：《非政府组织与教育改革政策治理机制创新——以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为例》，载《教育发展研究》，2011（2）；⑤张剑平等：《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创新——第十五届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GCCCE2011)综述》，载《远程教育杂志》，2011（4）；⑥邬志辉、史宁中：《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十年走势与政策议题》,载《教育研究》,2011(7)；⑦赖德胜：《教育、劳动力市场与创新型人才的涌现》，载《教育研究》，2011（9）；⑧杨冠亮：《基于契约理论的大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创新研究》，载《教育教学论坛》，2011（17）；⑨顾明远、刘复兴：《建设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载《求是》,2011(19)。〕
[专家评点]教育公平、教育质量与教育创新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本年度又将其评为研究热点，体现了教育研究要反映世界趋势的必然性和教育研究要解决实践困境的使命性。首先，从国际范围来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质量、公平与教育创新是世界各国的主题。其次，从中国国情来看，中国教育正处在外延扩张到内涵建设的重要转型时期，人们渴望平等地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将教育质量、教育公平和教育创新联系在一起综合考虑，既是理论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当前国内教育矛盾的必然选择，其结果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更具政策性意义。
（评点人刘复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热点九：新媒体及其社会影响
入选理由：随着互联网和手机在内的新媒体持续迅猛发展并向社会纵深渗透，它已成为促发全球社会变革的社会化媒体。鉴于新媒体作为信息的承载体改变着信息的生产方式，作为信息的传播体则改变着信息的接受与消费方式，进而深刻影响、改变世界和人的生活方式。2011年，学术界对此展开了多学科、多方面的探讨：一是跟踪性的实证研究，如《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中国视听新媒体发展报告》，及对世界各大传媒集团的新媒体战略的研究等为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认为新媒体对诸如选举、社会运动等政治活动及传统的版权制度等形成了挑战,各种社会活动与各种制度设计等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在对新媒体的充分利用中如何趋利避害，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三是认为新媒体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国家“软实力”的提升等提供了有效路径，而探讨文化“软实力”等问题已绕不开新媒体。四是认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和视听艺术影响极大，传统媒体在技术、经营策略等方面必须不断作出相应调整，即充分利用新媒体，与新媒体不断融合。五是“新媒体艺术”发展极快，以新媒体为信息承载体的艺术设计、造型艺术等呈现出新的巨大拓展空间；同时，各种传统艺术样式受其冲击也必将产生新的变革。六是新媒体作为信息传播体对受众的认知结构、青少年的文化价值观及传统的艺术教育等也产生了广泛影响，需要进一步深入进行研究。新媒体技术还在持续高速发展之中，对人类文明、人的社会生活及人感知、改造世界的方式等方面的影响必将越来越深刻而广泛，而人们也有理由期待，对新媒体的研究将会随之越来越深入而全面。
〔相关链接：①李忠斌：《新媒体与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载《美国研究》，2011（1）；②何非：《“新媒体”：技术还是理念？》，载《美术观察》，2011（1）；③栾轶玫：《新媒体与中国软实力的建构与传播》，载《文化艺术研究》，2011(2)；④项仲平：《论新媒体背景下传统影视的嬗变》，载《当代电影》，2011（3）；⑤吴伟光：《版权制度与新媒体技术之间的裂痕与弥补》，载《现代法学》，2011（3）；⑥马凌燕：《新媒体艺术促进创意产业发展的路径研究》，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⑦王春辰：《新媒体的趋向：技术与观念互为倚重——从〈新媒体批评导论〉说起》，载《东方艺术》，2011（9）；⑧徐瑞哲：《新媒体改变大脑的认知记忆结构》，载《解放日报》，2011-10-12；⑨何晶：《新媒体正在改变我们的文化吗？》，载《文学报》，2011-10-20。〕
[专家评点]以移动通讯网络和手持智能终端为技术基础的新媒体形态，使人类无限接近了自己对于传播的梦想，也改变着社会交往的方式和途径，并进而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如此重大的发展，自然而然成为2011年度的学术热点。一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具有极强的应用价值，有助于我们探索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新的文化和信息产品的形态、功能和运作方式，有助于我们探索传统媒体机构向新媒体机构转型的路径；另一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将会给我们构建新的网络化社会形态提供洞察力，给我们制定新的社会交往规则提供科学依据。
（评点人宋建武，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热点十：百年之际的辛亥革命史
入选理由：2011年，时值辛亥革命100周年，辛亥革命史研究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与以往侧重于将辛亥革命作为一个革命运动所发生、发展、取得胜利、遭受挫折的过程不同，今天的学者更着眼于整个清末民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对外关系等各种社会力量的表现和变化以及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即从侧重单个革命到着眼于整个社会研究。这也是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提出要以整体史观、长程视野结合历史重大问题来考察辛亥本身及其前后历史的原因。针对目前历史学研究中不断扩大的解说“碎片化”、视野“窄小化”倾向，同时也为辛亥革命研究催生诸多可供进一步挖掘的问题，2011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提出要盘点“三个一百年”，即一百年革命的历史背景、一百年革命历史本身与未来一百年的展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论题为三个：辛亥革命历史记忆史的研究；对中国大一统国家体制在辛亥革命之后延续与再造的历史反思；辛亥革命性质判定的新一轮讨论。关于辛亥革命历史记忆史，探讨的是一百年来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各阶层如何纪念辛亥革命和建构关于“辛亥革命”记忆，“辛亥革命”记忆在不同历史时期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和作用，并借此来更有效地认识辛亥革命给中国发展与变革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在世界历史中之地位。关于中国国家建构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学者们通过历史反思试图说明：由清王朝“退位禅让”而带来的国家主权的连续性、人民主权的政治正当性和政治形式上世袭制的废除，构成了辛亥革命“旧邦新造”的三个层面，但这三个层面的关系远非和谐一致。这意味着，在主权连续的格局下，重构主权（包括对外主权与对内主权）的内涵成为此后百年中国的持续挑战和冲突的根源。值得重视的是，尽管各位学者对辛亥革命性质判定的讨论在总体上仍坚持既有观点，但都对其观点如资产阶级革命说、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说、民主共和革命说等提法的理据作出了更详细有力的证明，为学界更全面、深入地研究辛亥革命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相关链接：①姜义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大一统国家体制再造中的承续》，载《学术月刊》，2011（1、2）；②罗福惠：《研究“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意义与方法》，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③桑兵：《辛亥革命研究的整体性问题》，载《社会科学》，2011（2）；④章开沅：《辛亥百年遐思》，载《近代史研究》，2011（4）；⑤许小青：《辛亥革命与近代民族国家认同》，载《史学月刊》，2011(4)；⑥杨天石：《辛亥革命的性质与领导力量》，载《河北学刊》，2011（4）；⑦王武：《越南视角：辛亥革命世界意义新认知》，载《湖北社会科学》，2011（5）；⑧许纪霖：《为何权力代替了权威——辛亥革命百年反思》，《天津社会科学》，2011（5）;⑨瞿骏：《重大问题的再历史化——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些思考》，载《学术月刊》，2011（6）；⑩左玉河：《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载《红旗文稿》，2011(6)；(11)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载《社会观察》，2011（12）。〕
[专家评点]估量一场伟大革命的意义，有如观山，要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能看得清它的轮廓。百年之后再来看辛亥革命，人们发现其意义确实非同寻常。盘点“三个一百年”、反思中国大一统国家体制的延续与再造，都是对辛亥革命意义的追寻。任何对历史事件的阐释，都带有阐释者所处时代的印痕，都隐含着阐释者所关心的时代问题。对于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关系的讨论，对于辛亥革命民族民主革命性质的讨论，对于辛亥革命为何成功很快、代价很小问题的讨论，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也将辛亥革命史研究带入了新的境界。
（评点人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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