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藏本《唐韵》异常音切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常论文,唐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现在所见的唐写本《唐韵》残卷（以下简称“蒋藏本”），是吴县人蒋斧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经罗振玉介绍购于北京琉璃厂旧书肆的本子，后交由《国粹学报》馆出版。
魏建功先生将韵书分为“正统韵书——主观”与“通俗韵书——客观”两系，《广韵》系的韵书，包括《集韵》、《五音集韵》、《礼部韵略》、《平水韵略》等，为主观类韵书；而像《中原音韵》等，则属于客观类韵书。自然，蒋藏本是属于正统韵书系统。
比较蒋藏本与其他韵书小韵的异同，发现蒋藏本的基本音系结构与S2071（切三）、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宋跋全本为“王三”，裴务齐增字本为“王二”，P2011为“王一”）、《广韵》等大体相同；但蒋藏本在小韵归类、小韵声类、小韵所属韵部等方面，也存在与其他韵书不相同的地方。如果从统计的角度来看，这些异常音切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有的甚至只有一、二例，“但所谓‘统计从多数’的办法，正确，也不正确。正确在数目的真实，不正确在例外的搁置。例外有时能以孤单或少数透漏出历史的实在。”（注：魏建功《古音系研究》，第86页，中华书局，1996年。）我们将这些异常音切放在当时语音状态中，是可以肯定它们确实有存在的可能性。在本文中，我们将对蒋藏本中这些反切及其所反映的语音现象进行探讨。
1.浊音清化现象
我们将蒋藏本与其他韵书不同、可能与“浊音清化”相关的例字及小韵列成下表（注：“＋”表示送气，“－”不送气），然后进行必要分析。
(1)队韵：背。蒋藏本“背”字作纽首字残，释义仅剩“也”，前一字残；反切上字“ｐú蒱”（“蒲”的异体字，王三“蒱”下注：“又作蒲”）可见，下字“妹”残，尚见“女”旁。从空白看似无其他字。本纽下另有“辈”字。根据王三、王二、《广韵》等，“辈”的纽首字当为“背”，据此补。蒋藏本“背”另音归于本韵“佩，蒱昧反”纽下。王三、王二均仅一音“补配反”。《广韵》两切：一音“蒲昧切”，一音“补妹切”。蒋藏本“背”字“蒲昧反”与《广韵》“蒲昧切”同；而作“辈”纽首字的“背”，对应王三、王二、《广韵》的应该是“补配（或‘妹’）反（或‘切’）”。“蒱”为全浊並母，“补”归全清帮母。蒋藏本中“背”尚有因清浊两音而误选之可能，但“辈”却无浊音一读。
(2)笑韵：召，真少反。王三作“直笑反”、王二作“持笑反”、《广韵》作“直照切”。“真”字，《广韵》为“职邻切”（韵目下反切为“侧邻切”，王三、王二韵目以及韵下都作“侧邻切”）。P3695、S2055（切二）、切三均作“职邻反”，《韵镜》中“真”也是放在章母位置上。“真”是章母，“直”、“持”均是澄母字。蒋藏本切上字“真”或许是“直”字之误。但是，徐铉《改定说文篆韵谱》（所据为李舟《切韵》）却与蒋藏本一样也作“真少反”。
(3)没韵：突，他骨反。切三、《广韵》作“陀骨反／切”，王韵均作“陁忽反”，P3694为“陁骨反”。本书“突”纽上有一“宊”字，纽首字、释语以及反切均残缺不全，仅余“他”与表纽字数的“三”字。从韵书的一般情况来看，“宊”的反切是“他骨反／切”，蒋藏本所存的“他”应该是“宊”的上字。蒋藏本“突”下无残缺，没有收又音的可能。蒋藏本“突”、“宊”的上字都是“他”字。“他”，透母。“陀”、“陁”，定母。《集韵》“突”有“他骨切”和“陀骨切”两切。
(5)月韵：
。切三、王韵诸本作“匹伐反”，《广韵》作“拂伐切”；蒋藏本作“怫伐反”。“匹”、“拂”，滂母；“怫”，亚母。切三、《广韵》等用清音上字，蒋藏本《唐韵》用浊音上字。“拂”与“怫”字形近似，蒋藏本致误。
以上五例，例(2)的“真”与“直”，例(5)的“怫”与“拂”，因为彼此字形非常近似，有“形近而误”的可能，但是其他几例都不存在这种文献校勘方面的可能性，这些应该与蒋藏本等撰者或抄者时代口语中浊音清化的语音现象有关。
清浊音声母相混现象，较早的可以追溯到郑玄（127-200，高密）、韦昭（204-273，吴郡云阳）、孙炎（220-265?，乐安）、向秀（227-280，河内）、吕忱（260?-310，任城）、吕静（265-316，任城）、郭象（253-312，河内（注：本材料时间、籍贯，根据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郭璞（276-324，闻喜）、崔譔（317-403，清河）、李轨（317-420，江夏）、刘昌宗（317-420，?）、徐邈（334-397，京口）、沈旋（460-500，吴兴）、何胤（446-531，沛）、夏侯该（503-557，沛）、沈重（500-582，吴兴）、王元规（515-589，广陵）、戚兖（519-581，吴郡盐官）、顾野王等人的音注材料。连参加《切韵》定音的阳休之、李季节、杜台卿的音注中也还存在这种清浊音相混的现象。这种现象遍及南北，还没有什么比较固定的规律。
陆德明《经典释文》、曹宪《博雅音》、玄奘对音、颜师古《汉书音义》、李善《文选音义》、公孙罗《文选音决》、卢藏用《春秋后语释文》音注、慧苑对音、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何超《晋书音义》、张参《五经文字》等材料中，都有清浊音声母互注的现象，也没有什么规律。
“真”（章）与“直”（澄）相混，不仅涉及到浊音清化问题，还存在照三与知组声母的关系。虽然上古音中章端（知）非常接近，但在《切韵》稍后时代的一些材料中（如玄奘法师(600-664)的对音、司马贞《史记索隐》(719-736?)、张守节《史记正义》(736)、何超《晋书音义》(740)、佚名《礼记音》(700±20)的注音、卢藏用(722)的音切、云公音义、朱翱反切等），都能发现知章组互注的现象。这种现象可能还是知照合流的滥觞，不太可能是上古音的残留。用章母“真”切澄母“召”字，可能是由于蒋藏本撰者或抄者口语中知照音近或合流、加上浊音清化这两种演变共同作用而产生的。
2.非敷相混现象
遇韵“赴”小韵，蒋藏本切语是“方遇反”，后面还有“付，方遇反”一纽，“赴”的上字“方”没有损泐的痕迹，不属于校勘问题。《广韵》、徐铉《改定说文篆韵谱》“赴”的切上字是“芳”，王三、王二（裴务齐增字本）上字为“抚”，“芳”、“抚”均是敷母字；只有蒋藏本切上字为非母的“方”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撰者或抄者实际语音中非敷两母已经或者开始相混，所以抄者才将敷母的“芳”字写成了非母的“方”字。
现在一般看法认为，非母先从帮母中分化出来，再与敷母合流。非母从帮母分化的时间，有的先生定在晚唐—五代的朱翱反切中，并且认为非一从帮母分出后，便与敷母合流了。也有的先生认为，轻唇音分化的时间是中唐前后，而非敷合流则要到罗常培先生所列的敦煌本《开蒙要训》中的注音。
轻重唇音在《切韵》、《广韵》等韵书中，有混切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玄应的《一切经音义》、李贤的《后汉书音注》、何超的《晋书音义》等音注材料中也可以见到。
在另一类音义、译音材料中，轻唇音早在唐初就从重唇音中逐步分化出来了：玄奘(600-664)对音、颜师古《汉书音义》(641)中，除微母还留在明母内以外，非、敷、奉已经与帮、滂、並分离了；义净(635-713)的对音（敷母未见）、公孙罗《文选音决》(660-680)与颜注同；卢藏用《春秋后语释文》音注(722)、慧苑对音(720)、张参《五经文字》(775-776)中轻重唇音已经彻底分化、非敷不混；不空(705-774)汉译梵咒中轻重唇音已分化、非敷奉混而不分，慧琳《一切经音义》（807（注：饶宗颐先生断定慧琳《一切经音义》成书于元和二年(807)（《梵学集》，第201-2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姚永铭君从之（《慧琳音义语言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徐时仪认为“成书在元和三年以前”（《慧琳音义研究》，第1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中轻重唇音分立、非敷已混。非与敷母相混现象，在颜注、李善《文选音义》、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晋书音义》、《五经文字》中都已出现。
在唐人的笔记中，也有非敷相混现象的记载。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刘肃《大唐新语》记录太宗贞观年间，度之郎将“芳州”作“邡州”（刘作“坊”）。“邡”、“坊”属非母，“芳”归敷母，与“方”、“芳”混相似。《阙史》中李可及将“敷”（敷母）戏作“夫”（非母）、李匡乂《资暇集》中有将“风”（非母）读为“烽”（敷母）的。
这些材料的时间，大致从仁寿元年（601，《切韵》成书年代）到宋代的大中祥符元年（1008，《广韵》成书年代）。这400余年间，语音至少有两个层次：一是沿袭《切韵》体系的语音系统，轻唇音一直并在重唇音中；另一层次口语中，轻唇音早在唐初便逐步从重唇音分化出来，而非敷相混现象早在唐初至中唐时期的实际语言中就已经出现了。
在蒋藏本撰者或抄者当时口语中，非母已经或开始与敷母相混了，至于轻唇音是否已经从重唇音中分化出来还不好说。不过，轻重唇音演变的一般规律是轻唇音先与重唇分离，然后非敷再合。我们推测，蒋藏本时代的口音中，轻重唇音可能已经分立。
3.同等重韵合并现象
另外，《广韵》的“夬”韵，韵目下切语是“古迈切”，韵下却注作“古卖切”，“迈”为夬韵、而“卖”是卦韵字。这也是由于同等韵部合并而造成的“误注”。
从以上分析来看，蒋藏本这种以怪韵字注夬韵的现象，可能是同等韵部混并的征兆。而《广韵》中的混用则是蒋藏本等书的后续。
与《广韵》等韵书比较，蒋藏本中可能存在的时音现象有：
(1)浊声母开始或正在清化过程中，还处于送气与不送气的自由变读阶段；
(2)轻唇音开始或已经从重唇音中分化出来；轻唇音的非敷两母开始或已经合并；
(3)二等重韵的卦、怪、夬有合并的迹象。
上举三种仅仅是蒋藏本《唐韵》中一些异常的语音现象。为什么说是“异常”呢？我们拿清浊音两组声母为例，蒋藏本中除了可能存在几例清浊相混的音切外，绝大部分清浊音声母字还是井然有别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对立的语音现象呢？蒋藏本的撰者或抄者一般都能严格地忠于《切韵》音系的格局：清浊对立、同等重韵分立、非敷有别；但这些撰者或抄者难免受到口语的影响，在不经意中会流露一些经过口语语音规律约束后的语音产品(output)。
任何一种语音都不会始终处于静止的状态，总要不断地发生一些变化，也会保留上一个时代某些特征，形成一种多层次的复合体，而不是一个单向线性的结构。语音的创新成分总是先出现在小部分人的口语中，与旧形式进行竞争，结果有的新形式战胜了旧形式得以传播开来，有的就在竞争中被淘汰了。蒋藏本《唐韵》音系中同样会存在这种不同的层次，也同样出现了一些“新的”语音现象。至于上古音现象是否在蒋藏本音系有存留，我们现在还不敢下结论。但是，浊音清化、同等重韵合并、非敷不分等现象所代表的显然与《切韵》音系是不同层次上的东西，属于《切韵》韵书撰者或抄者的口语语音层次，是一种相对比较“新”的语音成分。可见，在蒋藏本《唐韵》中至少存在两个语音层次：一个是保守的《切韵》音系，另一个则是代表创新形式的口语语音。
这三种语音现象基本成为整个《切韵》音系后来的变化方向。浊音清化(devoicing)是语音演变的普遍规律，称作lenition或weakening。同等重韵合并等现象，是由于语音系统有“最大辨音原则”(principle of maximal differentiation)的要求，就是说，中古音中这样的两组（如：同等重韵、三四等，非敷混并也可能归此）或多组（如：知、庄、章三组声母）语音与语音之间的发音“距离”非常接近的音位，由于人们交际中有“最大辨音原则”的需要，从而使彼此之间原来存在的音位区别特征消失，表现在语音层面上便是这些语音现象的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