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突出品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时俱进论文,品质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也同样如此。邓小平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在坚持理论与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无论是表现为对前人理论的突破和发展，或者是表现为对本人原有观点的推进和发展，其与时俱进的品质都是十分突出的。
一
邓小平现代化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首先反映在它是顺应历史潮流，站在时代前列，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由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的结果。
上世纪50、60年代以前，战争与革命的风暴遍及全球。这一时期世界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实践上要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相当的难度；在理论上也难以形成相应的思想体系。这一时期，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体制开始显示其生机和活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东西方相互对立和敌视，彼此很少甚至不相往来。因而，国际上缺乏改革开放的环境和氛围，也不可能流行相关的思潮。所以，其时突出革命和政治斗争，讳言改革，倾向封闭性战略，都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进入70年代以后，国际大局开始发生根本变化。战争与革命的风暴已经消退，世界潮流进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与此相联系，以微电子为中心的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当代社会经济生活以至整个世界的面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益加强，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而逐渐融成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
邓小平历来主张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他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1](P282)这即是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应当是同时具有时代特色的现代化。他还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P78)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离开世界现实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当邓小平重登历史舞台领导中国现代化的时候，就高度关注时代的发展，并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新特点，作出和平与发展已经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同时，他坚持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的要求，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立足基本国情，建构了与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崭新的现代化建设理论。其中，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规定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将这一点置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地位，视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并且一再论述，反复强调。制定这一任务固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深刻把握，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来源于对时代特征的科学认识。一方面，既然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而且发展又是核心问题，是和平与发展关系中起主要作用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样才能顺应时代潮流的要求，与时代主题相吻合。如果不这样做，仍然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世界潮流严重错位，则不但贻误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也干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另一方面，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国家之间竞争的重点已经不再是军事、政治斗争，而是以科技、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处与对抗，也越来越明显地围绕和平与发展问题展开。在这一形势下，我们惟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在整体上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才能在新的世纪立于世界之林，也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取得优势地位。
第二，揭示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是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与发展问题紧密相关的体制创新越来越具有重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国际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因此，改革不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旧体制，建立和发展与本国国力要求相一致的新体制，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追求。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条件下，世界上任何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经济发展水平高低，都不可能不同其它国家发生联系和交往，使自己长久地孤立于世界之外。邓小平紧紧地抓住时代发展的脉络和契机，率先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把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他指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P370)主张通过改革打破旧的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现代化事业。同时，他还主张实行对外开放，自觉走进全球化联系和交往的行列，以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的先进文明成果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加快迈入现代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顺应时代主题转换的要求，正确地揭示了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邓小平在强调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的同时，还高度关注和重视科学技术对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推动作用。因为，他深知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左右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的决定性因素。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取决于它的科技成果及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程度和水平。对于中国来说，能否推动科技进步，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关系到能否缩短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能否在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取得比较优势，关系到现代化事业的成败。有鉴于此，邓小平一再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P86)必须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这是他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制高点上，对科学技术在现代化事业乃至当今时代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正确概括。
上述对现代化首要任务的规定和内在动力的揭示，表明邓小平果断地摒弃了战争与革命时期的已不合时宜的旧思维、旧观点，而代之以体现时代要求，反映时代特征的新论断、新观点。这是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未曾论述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新贡献。
二
邓小平现代化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同时体现于它是及时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伴随社会主义理论由传统形态向当代形态的转变而形成和确立的。
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结和概括，社会主义理论在以战争与革命和和平与发展为不同主题的时代具有迥然而异的表现和存在形态。上世纪20年代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和毛泽东继列宁之后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向现实、从科学预言向生活实际的转变，并根据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逐步形成了以苏联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这种观念和模式既然形成于充满战争与革命风暴的年代，就不能不带有那个年代的深深烙印。在指导思想上，它突出政治革命与阶级斗争，忽视生产力发展，或者在这一方面发生摇摆和反复；在历史起点的定位上，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对本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估计过高；在经营管理体制上，为求生存和发展，加强重工业和国防力量的建设，并相应地实施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等等。在这个观念和模式的初创时期，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曾经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超过资本主义的高速经济增长。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明显暴露，其发展速度呈现下降趋势。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进入70年代以后，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世界大潮改变了流向。然而，世界社会主义却墨守成规，认识滞后，思想依然停留在战争与革命状态，跳不出传统社会主义的认识误区。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停滞和萎缩的困境。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面临重大的突破和转变。于是，冲破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束缚，顺应时代要求，建构与新的时代主题相适应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态，拯救社会主义，便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职责。
作为与时俱进的战略家、理论家，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中，没有拘泥于以往战争与革命时期的思维方式，而是依据时代的新特点和社会现实的新情况，从本国实际出发，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进行深刻反思，大胆改革，并根据改革的实践，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作出一系列新的结论，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理论走向当代形态，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也创立了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形态，而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相一致的现代化理论。其突出表现在：
其一，端正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方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在所处历史起点问题上的失误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曲解。马克思恩格斯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现实依据来预测社会主义的特征及发展趋势的。因而，他们所设定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完全属于社会主义的高级形态。可是，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统社会主义无视实践中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设定的社会主义在历史前提和物质基础方面的重大差别，误以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并完成社会改造以后，便可一步到位地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所设定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这里的错误在于，一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得很短暂，没有划分应有的不同阶段；二是脱离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拔高本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其结果是揠苗助长，超越阶段，欲速不达，反而损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邓小平立足于对中国国情的科学考察，突破了上述传统社会主义的认识，明确指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1](P252)这就准确地判明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作出科学的定位，从根本上纠正了传统社会主义那种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其二，明确中国现代化的体制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初的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未来社会里，由于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关系的高度发展，将建立统一的全社会公有制，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将随之消亡，而以计划经济来取代。这种设想主要是为了改变和结束其时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及具有严重破坏后果的经济危机，其中也含有当时社会化大生产的复杂性尚未完全凸现，从而对计划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估计偏高的成分。然而，上一世纪继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先后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却不顾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与经典社会主义大相径庭的事实，建立了管得过死，缺乏活力，排斥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而且在以后看不到时代主题转换所带来的国际经济和资本主义的重大变化，长期固守传统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模式，以致造成群众积极性难以调动，经济发展滞缓，物资匮乏，消费品不足等恶果。鉴于计划经济的潜力已消耗殆尽，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大胆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P373)“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P367)创造性地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不带有社会制度属性的新论断，从理论上根本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开辟了道路，从而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形态。
以上中国现代化战略方位的端正，中国现代化体制模式的明确，以及前面所述中国现代化内在动力的揭示和中国现代化首要任务的规定等等，系统地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表现和存在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分别为当代社会主义提供了现实基础、发展模式和核心内容等等。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创立标志着社会主义理论由传统形态向当代形态的重大转变。同样，正是在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取代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进程中，邓小平现代化理论得以逐步形成和确立，从而充分展示出这一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
三
邓小平现代化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还表现在它是根据当代中国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鲜经验的产物。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任务。不但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找不到现成答案，而且在其它方面也缺乏具体的参照系。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及时予以分析和解决。为了成功地推进现代化事业，邓小平总是站在现代化潮流的前端，高度重视现代化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总结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鲜经验，从中不断修正、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原有观点，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逐步丰厚起来。这说明，邓小平现代化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不但反映于对前人理论的突破和发展，而且体现于对本人原有观点的推进和发展。
例如，提出中国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是富强、民主、文明。实践证明，现代化是一场深刻全面的社会变革，不但有经济的变迁和科技的发展，而且还包括政治、组织、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推进。在刚刚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时候，我们党对现代化的目标曾经沿用此前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四个现代化，相对于更早的工业化的提法而言，虽然是一个进步，但其内涵主要着重在经济上的质的规定性，显然还没有超越传统现代化的概念。实践的发展，使邓小平深切地认识到民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P208)此后，一方面，他发现在一段时期内，现代化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社会发展总体上偏慢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思想政治领域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状况。这些问题需要认真解决。同时，他对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趋势也有了更为透彻的认识，认为要使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相一致，也应该扩大和深化现代化的内涵，转向全社会的全面的现代化。所以，他始终高度重视和反复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并逐步形成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体现代化思想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基于上述情况，党的十三大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来自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展开而逐步修正和完善的邓小平“三位一体”的整体现代化目标终于确立。
再如，规划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是“三步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由于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问题及前景等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对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仍然沿用此前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提法。然而，邓小平很快就改变了这一提法。1979年12月和1980年1月，他在与日本大平首相的谈话和《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提出要分两个阶段在20世纪末，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一千美元，实现小康目标。并提出，这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与世界水平相比还不高的现代化。这里，邓小平把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具体化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千美元，进入小康状态。其时，邓小平已经有了实现小康目标后，还要“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2](P356)的思考，但是并没有具体地提出更高的目标。这是因为这样做的条件还不具备。小康目标刚刚提出，能否实现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在实践未能证明小康目标的正确性之前，显然不能对跨世纪的发展战略目标进一步作出预测。为了在实践中寻求答案，邓小平在1983年初到江南视察，1984年初到了深圳等三个经济特区及其它地方。通过视察，他感到在20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于是，经过深入考虑和反复研究，他在1987年4月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首次对“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作出明确而完整的表述。由此可见，正是依靠发展变化的实践，才使邓小平现代化发展战略完成了从分两个阶段到“三步走”的转变。无疑，这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现代化发展战略。
标签：现代化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