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分工与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变动论文,模型论文,理论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298(2012)03-0041-11
一 引言
1940年，克拉克在其名著《经济进步的条件》中提出：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威廉·配第于1691年在其著作《政治算术》中也曾提出过类似理论，故此理论在经济学界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
此后，西蒙·库兹涅茨通过对59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数据的分析，印证了克拉克的结论，并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产业结构模型，分析了随着人均GDP增长，产业增加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具体参考数据。库兹涅茨模型也证明了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
20世纪70年代以后，钱纳里等人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中，对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进行了总结。为了分析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利用100多个发展中国家1950-1970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确定了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化的平均模式，即所谓的“标准结构”。为了使最终结果具有意义，他们控制了如下变量：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度、国家规模、技术变化、贸易政策、城市化等。钱纳里发现了人均收入水平与经济结构之间具有强的相关关系。
受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现实需要的影响，以上学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工业化进程(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结构变迁问题，关于后工业化进程(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结构演变的研究十分罕见，其中国际分工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向后工业化转变的研究文献更是凤毛麟角(张捷和周雷，2012)[1]。一方面是因为对服务经济的研究存在许多困难，如服务业构成庞杂、性质迥异(Riddle，1986)[2]、定义分歧和统计困难(Griliches，1992)[3]等，以至学界在服务业比重提高的真实含义、服务业生产率变化、服务业与长期增长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没有形成稳定共识，影响了对服务经济及其形成机理的研究(江小涓，2011)[4]。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都是商品贸易，即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之间、不同制成品之间以及同一制成品内部生产环节之间的分工，却极少有人研究制造与服务之间的分工。制造与服务之间分工的研究涉及传统分工理论的适用性、服务贸易统计口径等难题(江小涓，2008)[5]，但这种正在兴起的国际分工新形态却对分工国的产业结构演变乃至全球经济的平衡有着重要影响，对其研究已经刻不容缓。
二 国际分工与产业结构变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推进，对产业结构演变的研究需要更多地考虑国际分工的影响。国际分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可以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去考察，本文侧重于需求方面的考察，主要考虑国际贸易(包括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
国内关于国际分工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分工与工业化的关系上，较少关注国际分工对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影响。其实，近年来中国的产业结构演进已经出现了“悖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产业结构曾发生了很大变化，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二、一、三”结构转变为“二、三、一”结构。但自1985年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超过第一产业以来，“二、三、一”的结构已经保持达26年之久。近年来，虽然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但是产业结构的变动却趋于滞缓，尤其是服务业的占比停滞不前。江小涓(2011)[4]指出，国外学者最新的研究表明，服务部门的增长呈现两波态势，第一波发生在人均收入达到1800美元以前，其后趋于稳定；第二波出现在人均收入4000美元左右。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300美元，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组别，但与中上组别的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指标明显偏低。2009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只有43.4％和34.1％，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组别的两项指标平均值分别为60.4％和58.3％。
程大中(2004)[6]基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实际，较为系统地检验了著名的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具体原因，并得出以下结论：中国整体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相对较快的主因是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由于服务业发展不能满足服务需求，而各类服务需求大多缺乏价格弹性，导致服务价格不断上涨，有引发“成本病”之虞。但是以上分析是基于国内人均收入、就业总数以及服务业自身的构成展开的，未考虑国际分工的影响，而且也未分析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江小涓(2008)[5]对我国服务业比重低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对决定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城市化等)进行了多元模型的计量分析。他们还指出，对外开放对我国工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要远远大于对服务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贸易起到了提升工业比重、降低服务业比重的作用。但是对于国际贸易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机理并未进行深入探讨。
胡超和张捷(2010)[7]认为，中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产业结构演进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却陷入停滞状态，显然与配第—克拉克定理相悖。这种产业结构被“锁定”的外延式增长如果得不到及时矫正，有可能把中国拖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产业结构的停滞和扭曲往往是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后果。而跟随结构停滞而来的，必将是经济增长动力的逐步衰竭，因为没有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中国产业结构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来自于国际分工的影响，与中国过度依赖制成品出口、在制造—服务的国际分工体系中长期处于低端制造国的地位这样一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有很大关系。本文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融合了H-O模型和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思想，构建一个从封闭经济过渡到开放经济的产业结构变动的理论框架，试图从理论上说明国际分工模式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三 封闭经济模型的建立
命题Ⅰ：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变动的诱因可分解为3个影响因素：消费因素、资本因素和劳动力因素。随着后两个要素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小，在消费因素的最终影响下，该经济体将自发实现产业结构的后工业化。
(一)假设条件
1.一个封闭经济体处于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农业占比处于低水平稳态，可以假设经济中只有两个部门：工业和服务业(其产出分别为X1和X2)；
2.生产是技术希克斯中性的，即规模报酬不变；
3.只有劳动力L和资本K两种生产要素，要素可在产业间自由移动，而且充分就业；
4.产品市场充分竞争，价格由要素成本决定；
5.全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取决于与储蓄相关的制度，如再分配制度、收入差距、城乡差距、社会保障制度等。
(二)封闭经济模型
在古典增长模型中，如果技术为希克斯中性，则有如下两个产业的生产函数：
在方程组(5)的基础上，根据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的利润为零的假设，产品价格由要素成本决定，即：
这时得到的结果可以转换为H-O模型的结果，即不考虑技术的影响，一国的产品价格由要素价格、产品的要素密集度α、β决定，在符合比较优势条件时，一国就可以进行国际贸易。而当要素市场供求相等时，有：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推算出来的是在生产者均衡、要素供给均衡的条件下的两个产业各自的资本总量和投资的结果。再结合消费市场的均衡，即消费、储蓄与投资均衡，就可以得出一般均衡的结果了。因此，下面再来分析消费者的均衡。
因为模型假设全社会消费者的平均消费倾向取决于与消费相关的制度，如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差距、城乡差距、社会保障制度等，因此有消费与总收入的关系(
表示该年储蓄率)：
两个生产要素因素的变动规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一国经济表现出越来越低的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因此随着经济的增长，两个要素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会越来越小。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资本积累的数量单位是百分位的，而人口增长率的数量单位是千分位的，即在要素因素中资本因素的影响要大于劳动力因素的影响。
3.产业结构变动轨迹
当服务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时，即α＜β，d＞0，e＜0时，服务业占比与制造业占比之差
的变动轨迹如图1，在
时刻该封闭经济体的服务业占比大于制造业，实现了后工业化转型。
图1 服务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时的产业结构变动轨迹
当服务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时，α＞
，d＜0，e＞0，服务业的占比变动轨迹如图2，其中在时刻该封闭经济体也实现了后工业化转型。
图2 服务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时的产业结构变动轨迹
四 开放经济模型的构建
命题Ⅱ：净出口工业品、净进口服务品的国际分工模式将对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国家的产业结构向后工业化过渡产生不利影响。
(一)假设条件
开放经济模型的假设条件就是在封闭经济模型假设条件的基础上再增加以下假设条件：一国以出口工业品、进口服务品的方式参与制造—服务的国际分工。
(二)开放经济模型推导
(三)模型结果分析
相对于封闭经济环境中只有3个因素影响产业结构变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的变动由来自内部和外部的4个因素决定：需求因素(消费因素)、劳动力因素、资本因素、外贸依存度。在封闭经济模型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前3种因素发挥影响的具体机制。但应该指出的是，基于制造—服务国际分工模式下的贸易依存度与其他3个因素是相互影响的关系。首先在生产方面，要素的价格比、产品的要素密集度以及技术水平3个变量共同决定了进出口的规模，而这3个变量同时也影响着产业结构变动的3个内部因素。同时，对服务的净进口是需求(内需)的一部分，因此需求(内需)的大小直接影响了服务净进口的多少，而工业净出口是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国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在恩格尔定理的影响下，出口通过增加国民收入来带动对服务需求的增长，从这个角度讲，工业净出口对服务业的增长有间接的促进作用。同时工业净出口还通过增加工业产品的生产来直接带动对工业的投资和产出，对产业结构的转型产生不利影响。
我们还可以通过轨迹图来分析这样的国际分工模式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总体影响。在封闭经济两个轨迹图的基础上，将曲线y=1变为y=
+1，可以容易地发现，在净出口制造品、净进口服务品的国际分工模式下，如果一国的贸易依存度越大来越大，就越能削弱国内消费因素的长期影响，越不利于其实现后工业化转型。而且随着消费因素曲线越来越平缓，=0时的甚至是无限地被推延，也就意味着产业结构被过早地锁定，难以实现向后工业化的转型。
图3 服务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时的产业结构变动轨迹
图4 服务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时的产业结构变动轨迹
五 模型实证
分析了各个因素对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机制之后，再通过建立实证模型来验证理论模型中各个要素在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的作用。
(一)实证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的理论模型，可以建立一个实证模型：
其中各个变量的含义如下：
DEL：即产业结构变动指标，实证中用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例减去第一、第二产业产值之和的占比；
XF：即
，第三产业消费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例①；
L：即
，其中劳动力增长率
用就业人数增长率代替，而要素收益比
中的劳动要素收益用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工资收入数据代替，然后资本要素收入等于国民经济收入减去财政收入和劳动要素收入；
S：使用国家统计局中“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表中的“资本形成率”项，这个项目的资本形成率不仅体现了国民储蓄及其转换为投资问题，还包含了FDI的数据，比较全面，符合开放条件下的理论模型条件；
R：即
。使用WTO官网中关于服务贸易与产品贸易数据，得到中国服务贸易净进口数据与产品贸易净出口数据，经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调整之后，这两个数据之和除以国民经济总产值即为模型中的基于二、三产业国际分工的贸易依存度。
CIT：是一个控制变量，即城市化水平，用城镇人口所占比例代表。
根据鲍莫尔的理论，服务业存在成本病问题(Baumol，W.J.，1967)[8]，因此在这里充分考虑了三次产业价格水平变化的差异问题，以上变量中的DEL、XF都是经过以三次产业为基础的价格指数调整的。而这种价格指数可以通过三次产业的名义值与不变价数值相比得到，文中DEL、XF使用的价格指数是三次产业1970年的不变价。
(二)实证模型检验
根据以上思路，作者整理得到了1978-2009年期间实证模型中各个变量的数据，见附录。
经过协整检验可以证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且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见表1)。
使用Eviews5.0软件进行OLS检验，模型最终得到的结果显示：把L从解释变量中剔除后，模型的拟合系数
和调整后均得到明显提升，而且R的统计显著性也明显提升。同时，回归方程的残差自相关问题也不复存在。而方程的异方差问题可以通过残差的加权法得到有效解决，最终结果如表2：
(三)实证检验结论
从上面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到1978-2009年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实证模型：
DEL=-0./7+0.9XF+0.38S-0.20R+0.59CIT
由此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1.基于二、三产业分工的国际贸易对我国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化转变确实存在负面的影响，基于二、三产业的贸易依存度平均每提升1％，产业结构变动指标反向变动0.2％左右；
2.劳动力要素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可能是由于模型假设社会充分就业，而样本期间我国劳动力的供给比较充沛，还有大量劳动力没有与资本结合，存在明显的不充分就业；
3.第三产业的消费对我国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影响最为显著，服务业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每增加1％，产业结构变动指标就能增加0.9％。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服务业的消费需求增加，该影响还将变得越来越大。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首先应该增加人民的真实收入水平，使其与经济增长同步；
4.城市化也是提升我国产业结构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在未来将继续对中国产业升级发挥重要作用；
5.投资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也有积极影响，通过理论模型的推导我们可以知道，随着服务业相对制造业变得更为资本密集型时，投资率对服务业的影响将变得更大。
注释：
①我国统计局没有三次产业的消费数据，笔者通过第三产业增加值减去固定资产投资减去净出口来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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