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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井冈山斗争研究中存在着争论的一个问题。近年来有论者肯定地说：1927年10月3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宁冈县时召开的“古城会议”，“定夺了不去湘南，落脚井冈的战略方针”[①]。一些新闻媒介也附和了这一说法。就笔者所知，这一说法是值得再探讨的。
众所周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全党率先把武装斗争的中心转到农村，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形成，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然而，毛泽东的成功，不是径情直遂、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提高的过程中逐步取得的。以选择井冈山地区建立根据地而言，就经历了先选湘南地区、再初步选定井冈山地区和最终确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创建革命根据地，这样一个认识渐进的过程。秋收起义部队南下湘南途经宁冈古城召开的“古城会议”和酃县“水口分兵”，都不是确定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最终时间与地点。以下是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文家市转兵后的行动方向
1927年9月中旬，湘东赣西秋收起义数战失利，负责领导起义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部队向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退却，以保存有生力量。9月20日，部队从湖南浏阳县文家市出发，沿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南下，是为文家市转兵。这一行动导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意义十分重大。但是，文家市转兵的最终目的地，不是井冈山，而是湘南。
为什么退却目的地一下就选定湘南？原因有两个：1.在党的“八七会议”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共湖南省委就有在湘南搞出一个局面来的完整设想，即形成了文件的“湘南工作计划”；2.湘南临近广东，可以背靠应按中央计划到达广东的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部队。
中共中央1927年8月3日《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写道：“在湘粤则有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可能前途”。“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同月，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也写道：“寄上湘南工作计划一份，此计划系由泽东提出已经常委通过者”。同月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说得更详细：“（一）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二）军事方面：1、请中央命令彭湃同志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农军他调。2、浏平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3、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赴汝城。……（三）湘南须受江西革命领导机关的指挥，革命的粤政府成立则受粤政府指挥，并供给其需要。……”
这一计划体现了党在抛弃陈独秀右倾投降错误后制订的新的革命方针的要点，如建立革命政府、建立革命武装、重建党的组织、开展土地革命等，并且要“成一政治形势”、“造成革命力量的中心”。可以说，它是毛泽东关于建立新的革命立足点——革命根据地思想的一个最早的具体设想。文家市转兵，为起义部队实现“湘南工作计划”、在湘南建立立足点的设想带来了机会。作为秋收起义部队主力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都是原定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因未及赶上才参加了秋收起义。当还未得到要他们参加秋收起义的党的新指示时，警卫团负责人余洒度、苏先骏就想过带领所部退往湘南。余、苏后来在起义中都为前委委员并分别担任师长、团长，虽一度坚持再打长沙，但以湘南为退却终点，是部队上下理解的、顺理成章的事情。对把湘南作为退却目的地却并无异议。所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决定秋收起义部队以湘南为退却终点，是部队上下理解的、顺理成章的事情。余洒度、苏先骏在当时写的报告中，对部队南下的情形，有清楚的叙述。
关于“古城确定”说
10月3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宁冈的古城，当日召开了前委扩大会。对于这次会议，有的论者认为：“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和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等问题。”[②]“古城确定”说的史料依据，主要是参加井冈山斗争的何长工、赖毅、谭震林三位老同志的回忆。何长工说：在古城开的是“前委扩大会议”，部队营以上干部参加，另有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参加。他作为营级的卫生队党代表，因有别的任务只参加了半天会议。当时赖毅是一营二连的班长；谭震林远在湖南茶陵县城当店员，秘密从事工会工作。他们两人的回忆只是肯定了“古城会议”确定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等内容，都未忆及他们是怎样知道“古城会议”内容的。此外，还有两则被“古城确定”说引为佐证的敌方资料。一则见于1934年海天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史料》第3集，文章标题为《毛泽东落草井冈山》，署名“铁心”。文章以调侃的笔调写道：“三天以后，工农军到了宁冈的升乡（古城的旧称——笔者），在那里来了井冈洞的寨主袁文才同志的代表道：……请毛先生另找高山吧！可是我们的毛仁兄却召集所有党员，同代表开了一次党的联席会议，毛泽东说：……我们决定和袁同志在一起。到这时候，毛泽东才落草井冈山。”另一则见于1931年8月10日江西《民国日报》副刊，文章标题为《宁冈历年来惨遭赤祸之真相》，署名“石铿”，作者实为宁冈的土豪。文内说到：“十月间毛泽东突自萍乡败来，始占县中心古城街，逾期一周，……然闻当时毛之主张，尚枪（原文如此——笔者）向广东发展，……至观井冈之险，固足以守，由是伏机始定。”对这两则资料所述史实的真伪姑且不论，只要对行文稍加捉摸，就不难看出它们所作的结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根据后来毛泽东确实“落草井冈山”的既成事实而加的推断。
与“古城确定”说相左的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的回忆较多，主要有张宗逊、陈伯钧、罗荣恒、陈士渠等。张宗逊说在古城开的是“党员活动分子会”，部队里的党员干部都参加了，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内容是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总结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不是确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他作为连级的团部参谋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陈伯钧说在古城开的是“党员大会”，主要精神是整顿部队和部队的建党问题，还讨论了到哪里去、打谁的问题。他作为排级干部参加了会议。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的表述是：“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及省委联系，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这时，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他当时任特务连党代表，未说明自己是否参加会议。陈士渠说“三湾改编”后到古城开了个会，会后向中央提出了报告，还派人去报告情况，从那时起有找出路的想法。毛主席的想法是去湘南，一方面联系袁、王，一方面部队继续往南走，目的还是到桂东桂阳去。陈当时是一营的战士。
比较上述两方面的回忆材料，不能不认为与“古城确定”说相左的材料更具有说服力。论者在没有掌握“古城会议”有关历史文件的情况下，就否定另一种意见，断言“古城会议”确定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计划，恐怕是不够准确、不够全面的。笔者曾有机会从事井冈山斗争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极想为“古城确定”说找到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但多年来始终未能如愿。
坚持“古城确定”说的论者将秋收起义部队于“古城会议”后，在离古城不远的井冈山北麓的茅坪设立医院和留守处，引为史实依据，认为这就是“安家”，就是已确定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标志。这也是非常牵强的。从事军事工作的人都知道，一支部队如果携带的伤病员达到一定比例，这支部队就失去了战斗力。秋收起义部队由于连遭挫折，加以长途跋涉，伤病员数量大大高于正常比例，“弄得正所谓‘救死扶伤之不暇’”，[③]和袁文才协商的主要内容就是设立医院和留守处，以便轻装前进。正如当时负责部队后勤的范树德所说：“在茨坪（应为茅坪——笔者）把伤病员留下来，把机关安置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到了那里后，队伍行军有伤员很困难。”[④]
关于“水口确定”说
有的论者认为：“当部队行至酃县水口时，由于对时局有了更清楚的了解，毛泽东决定放弃去湘南的计划，改为上井冈山安家。”[⑤]与此说法相近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率部从水口到遂川大汾，遭敌袭击，队伍被冲为两段，才放弃南下意图，被逼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⑥]这两说史料共通，宜一并加以考察。它们皆以苏、余报告为基础，辅以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的回忆，并引用当时部队的若干行动为旁证。
张宗逊回忆说：部队从古城经湖南酃县十都，到达县城郊外，他调任特务连副连长。因城内有敌人坚守，部队未攻城，前进至酃县水口圩，休整一个多星期。他们连为毛泽东收集报纸，从报纸上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在潮汕失败。大约10月中旬，前委决定就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10月21日，部队离开水口转向江西遂川县的大汾圩，行前派出第一营的两个连袭击茶陵县城。23日天亮时分，在大汾遭地主武装萧家璧袭击，部队被冲散，第三营向南去了桂东，团部和第一营的一部走荆竹山、双马石上井冈山。[⑦]同意这一说法的论者认为，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失败消息是秋收起义部队下定上山决心的主因。其理由：一是部队从水口开始分兵游击（派第一营的两个连打茶陵），二是从水口派出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等干部去袁文才部队工作，三是从水口派出余洒度去长沙找湖南省委请示汇报，四是从水口开始改变南进方向（东去遂川大汾）。
力主“大汾确定”说的是谭政。他在回忆中明确地说：决定上井冈山不是在文家市，也不是在三湾、古城、水口，而是在大汾打了一仗，打败了，被逼上井冈山的。谭当时在军官连，随团部行动。在第一营当战士的杨梅生回忆，也说是在大汾确定在罗霄山脉中段活动，当时还约定部队如被敌冲散，到遂川左安集中。在第三营当战士的张令彬回忆，大汾冲散后，他们三营找团部没找到，就到了桂东鹅形，到处找毛委员还是没找到。[⑧]同意这一说法的论者认为，南昌起义部队既已失败，秋收起义部队就只能靠自己独立支撑；大汾失利说明部队仍需休息整顿，硬闯湘南可能被完全打散；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一文说，整个罗霄山脉都走遍了才选定中段的井冈山，部队在秋收起义和南下途中已走了北段和中段，第三营在大汾冲散后走了南段，这样就完成了比较选择的过程。
根据以上两说的论据，就下定毛泽东确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时间与地点的结论，仍然是不太合适的。因为，它们还不足以排除秋收起义部队再上井冈山休整，然后再定行止的可能性；同时，有关的一些资料还可以作不同的解释与理解。例如毛泽东派出部队袭击敌人的后方茶陵，就可以理解为是掩护大部队继续前进的行动，并非分兵游击。事实上去茶陵的部队也只是虚晃一枪，在打县城的当天下午就撤走了。笔者以为，在水口和大汾前后，南昌起义部队失败的消息只是刚刚得知，要在既不知其真实情形、也不了解湘南敌情有无变化的情况下，作出明确决定是很困难的。“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⑨]毛泽东还需要一个调查思考的过程。在当时，立即率部返回井冈山，是毛泽东的最佳抉择。
“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提出
据有关研究材料，1927年10月至12月间，井冈山与湖南、江西两省委及中央的联系已经断绝，从边界派出去的联系人员也不见回还，毛泽东对外界情况是了解不多的[⑩]。但毛泽东不会毫无作为地观望等待。自文家市南下以来，部队的出路和内部的整顿，沿途各县政治、经济概况和地方革命力量，外界的局势和上级的意向，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对地方工作，他尽可能予以开展。他连续接见了莲花、永新、宁冈、酃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了解了当地的党和群众在大革命时期的英勇斗争，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在宁冈和大小五井山区，他团结了地方武装首领袁文才和王佐，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特别是从大汾上到大小五井山区，他亲眼目睹了井冈山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势，心情该是何等振奋，这和他早就有的“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11)]的思想完全合拍。尽管这时候他还没有决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但边界的工作确实已经开始了。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战斗失利后，也曾要求他们“在我们势力所在的地方”，“积极作民众运动”[(12)]。所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客观地作了记述：“边界的工作，从去年10月做起”[(13)]。11月间，毛泽东一面继续推动边界各县党组织的恢复工作，调查边界情况（写出了《宁冈调查》）；一面派出身边仅有的部队，第二次攻占防备空虚的茶陵县城，发动群众和建立红色政权。当时近在咫尺的宁冈、遂川县城也是很好打的，之所以要部队远攻茶陵，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了解外界的、特别是湘南的情况。也就在11月间，边界与外界隔绝的情形开始有了改变。他的弟弟毛泽覃带着朱德部队的信息，于月底到达茅坪。原来，在大汾冲散的第三营，在桂东遇到朱德、陈毅率领的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当时朱德等也苦于与上级党组织断了联系，便欣喜地派出正在自己部队的毛泽覃去边界联络。联络的主要内容可以从一份1927年12月的历史文件中看到。
这份文件是毛泽东代表前委，以“子任”的署名，于“12月18日晚”，写给湖南省委组织局转中央的报告。报告建议，“前委组织当改组”，接着就部队的行止提出了“行军”和“驻军”两种选择。“如系行军（即向长沙进），则不改，仍用前委（不要变易），惟人选应是朱德、陈毅（朱负党责者）、张子清、宛希先、余赍民、袁文才、毛子任七人，请批准，并请前委自己可以增减人（前省委已许可）。”“如系驻军则组织湘赣特别委员会，以便指挥军事及交界八县党务、农村暴动等，人员除上述七人外，还应加刘珍（江西同志一人），请呈报中央批准。又朱云庆加入前会特委。”这些提到的人员，均为朱、毛两部的重要干部。从中可见，毛泽东部和朱德部已有联合行动的意图。
可以与这个报告印证的，是毛泽东1928年5月2日《给江西省委转中央的信》。内中说“去年十二月前委会即有组织边界特委的建议。”另外，1928年6月15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称：“以此地（指宁冈——笔者）为大本营的意见，毛泽东同志早就有了，便有边界特委组织的建议。”“后来则以宁冈为大本营，派部队向各处去游击，平均9天一次战争，都胜利且造出了一点民众的基础。”宁冈（含井冈山）位于湖赣两省边界，周围有永新、遂川、莲花、酃县、茶陵等县，地势好，经济条件好，远离大的政治都会，敌人统治力量弱，加上党和群众有一定的基础，确实是革命队伍落脚的好地方。
笔者以为，1927年12月间，毛泽东已初步确定就在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放弃原来去湘南的计划。但这时候决心还没有达到后来的“红军必须在边界这等地方，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14)]的程度。在“12月18日晚”的报告中仍有可以“向长沙进”的表示。在上引杜修经的报告中，也有在1928年3月间，部队应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途中，“看到湘东的运动很发展，泽东的意思，想到茶陵，使湘东与湘南联系起来”的设想。这些情况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首先，是因为当时湘南的局势还没有险恶到决不能去的程度，而在1928年2、3月间，湘南暴动正处高潮，形势还相当好。其次，是因为当时湖南省委和中央仍在布置以夺取城市为目标的大暴动，毛泽东虽然自己把落脚点放在农村，但在井冈山的整个一年多的时间内，他“还没有也不可能有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也还认为要以城市为中心”，以乡村工作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15)]
1927年12月下旬，在茶陵的第一营和从桂东归来的第三营会合，与湘敌激战后撤回宁冈，他们带来了湘南敌军的活动情况，带来了朱德部已奉广东省委命令，往韶关方向支援广东暴动的最新消息。这些消息，促进了毛泽东留在边界创建根据地的决心。他一面继续努力与上级党组织建立联系，申述“以宁冈为大本营”的理由；一面继续加紧边界党、政、军的建设，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土地革命。
“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的最终确立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一小部份队伍和湘南农军共一万多人，在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后，在毛泽东部的积极掩护下，摆脱了湘粤桂三省敌军7个师的“协剿”，陆续退到宁冈。酝酿了近半年时间的“朱毛会师”，终于成为现实。会师后成立了红军第四军，朱德和毛泽东分任军长和军党代表，毛泽东兼军委书记。这时，任何湘南、湘东或粤北的割据企图，都为客观环境所不允许，朱毛红军只能在井冈山地区即罗霄山脉中段地区坚决奋斗，自图发展。
两军会师后决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确定“以罗霄山脉中段为根据地的计划”。[(16)]“这以宁冈为中心，罗霄山脉政权之建设，党之强有力，军力去造就，实在湘赣两省之革命根据地之一。此理毛同志等业已累次呈明在案，由湘南特委转湖南省委转中央，多久未见奉准驳明文，……”这是毛泽东1928年5月2日以军委书记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的一段话。把这个报告与前述1927年12月18日的报告相比，报告作者对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问题的认识是大大深化了。几个月来的斗争实践和反革命势力的凶残，使毛泽东确信自己“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最初设想是完全正确的，为红四军的前途考虑，应该继续付诸实行，不能有丝毫游移。朱德、陈毅等从自己转战闽粤赣湘边境半年多的实践中，也深深感到必须要有一个稳固的落脚点，才能求得发展，否则非常危险。曾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克敏，在1929年2月25日《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对朱毛会师后确定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心，作了清楚的记述：“边界自毛部去春（1928）自湖南与朱部会合重来后，确定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政权的决心。因为鉴于过去军队没有一个根据地，流寇似的东闯西窜，得不到一个休养的机会，军队十分感觉疲劳，而甚难解决的，就是伤兵的安置问题。要找一个军事根据地，必须用力量去建立一割据区域，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于是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为朱毛部当时唯一的工作和企图，于是伟大的奋斗和激烈的斗争，一幕一幕的开展起来。”会师后不久即接任红四军军委书记的陈毅，在1929年9月1日写的《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和现状的报告》，也有“当时决定在宁冈建立军事根据地”等记载。不久，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在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考虑了全省和全党的工作方针后，正式批准、也是第一次批准了“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这就使它成为党的总工作计划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取得了“合法”地位。
如上所述，笔者以为最终确定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间，是在1928年的4、5月间，朱德、毛泽东举行井冈山会师之际。因为这时候不仅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明确坚定，而且朱德等和上级党组织都与毛泽东达到了共识，以党的文件形式把它固定下来了。至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说的：“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17)]历史证明，朱毛两军会会，共同完成了选定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任务。
注释：
（1）刘晓农《关于选择井冈山、赣南、闽西根据地的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
（2）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3月版。
（3）见《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6月15日）。
（4）以上回忆材料均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3月版；和《星火燎原丛书》（一），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6月版。
（5）桂玉麟，朱清兰《毛泽东在酃县水口确定在井冈山安家》，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6）（8）见张侠、李海量《湘赣边秋收起义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7）见《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9）见《毛泽东选集》上卷第49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
（10）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各地的联系》，中共文献出版社1993年4月版。
（1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12）《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收起义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于武汉。
（13）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7页。
（14）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0页。
（15）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27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
（16）见《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1928年6月19日。
（17）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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