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东南亚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对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东南亚国家（注：本文所涉及的东南亚国家主要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效应是双重性的：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经济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东南亚经济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从高速增长走上经济“奇迹”，从经济“奇迹”坠入危机的深渊，又从经济危机艰难地走向经济复苏。东南亚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政府和企业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更好地利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规避风险、捍卫国家的经济主权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 经济全球化与东南亚经济“奇迹”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时期，凸显出两股相对独立但密切交融的经济发展趋势，即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金融和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注：国内外学术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有着不同的诠释，对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也有不同的争论。作者赞同将经济国际化（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与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加以区别的观点。经济国际化由来已久，从有市场经济开始即逐渐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加快。经济全球化则是经济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
考察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的生产与贸易、金融与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可以发现，不仅是国际贸易的依存度（贸易/GDP的比率）较之以前大为提高，在国际贸易大幅增长的过程中，贸易方式也大为改观。国际贸易愈益出现“产品内部专门化”（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的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已经分散为零部件组装和加工的过程，生产厂商根据相对优势的原理，在地区各国间依次分布其生产线。全球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一体化进程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资料都表明，20世纪90年代大量的外国资本在流入发达国家的同时，亦流入了发展中经济体。由外债、外国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外国私人基金投资（包括退休基金、互助基金和对冲基金）等组合而成的私人资本投资成为投资的主体。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东南亚地区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亮点，以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的资本为主的外国直接投资蜂拥而至。20世纪90年代之后，该地区又掀起了以欧美为主的外国间接投资的浪潮。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大量自由度相当高的短期信贷、追逐货币利差的热钱也竞相涌入了东南亚市场。1989年之后至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南亚国家成了两种外资形式——国际私人直接资本和间接资本——竞相投资的热土。其中，马来西亚的私人资本净流入占GDP的比重从1983～1988年的年均3.1％增加到1989～1995年的年均8.8％，同期，泰国从3.1％增加到10.2％，菲律宾从-2.0％增至2.7％，印尼从1.5％增至4.2％。（注：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Interim Assessment December 1997（A Survey by the Staff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7，Table 1，p.6.）
在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以及东南亚本国投资与廉价劳动投入的支持下，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年份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IMF的统计数据表明，东南亚国家在1986～1996年10年期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与前一个10年（1975～1985年）的年均增长率相比，要快得多。其中，新加坡从年均7.2％增至8.4％，马来西亚从6.3％增至7.8％，泰国从6.6％增至9.1％，菲律宾从2.9％增至3.7％，印尼从5.7％增至7.4％。（注：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A Survey by Staff of the IMF），Oct.1998，Table 3.11，p.101.）
东南亚地区较为稳定的政局、丰裕的自然资源、廉价而质量较高的劳动力、潜在的国内市场以及20世纪70年代之后便呈现的高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等因素，固然是外国直接投资热衷投资的重要原因，然而，东南亚各国政府为吸引外部资金而采取极其优惠的税收政策、宽松的外汇管制和开放的资本市场则是各种类型的外资（尤其是证券和金融资本）趋之若骛的根本原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IMF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理论（neo-liberal approach）和新宏观经济理论（new macroeconomic theory）的影响下，这些国家深受主流经济理论影响的经济技术官僚们坚信，只要关注和保持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重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采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混合运用的需求管理政策，金融部门和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必定能够促使大量外国资本（包括短缺资金）的流入，带动经济持续、稳定和高速增长。它们在经济领域里相继推行了实现国内金融部门和资本项目“双重自由化”（twin liberalization）的改革，解除了对外汇流出入的管制，放宽了对外国直接投资、对外信贷活动、资本和货币工具、金融衍生物产品的管理。东南亚国家在经济领域里进行的非制度化（de-regulation）改革，在简化了原有繁琐的外资投资程序的同时，放宽甚至废除了阻挠外资进入当地国家敏感领域的很多法律章程，给外国跨国公司的投资和贸易提供了便利化。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东南亚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privatization），打破了国家对其重要经济领域的垄断，为外资的进入排除了障碍。这些重大改革措施所产生的直接效应是：东南亚各国政府顺应了当时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给外国投资者提供了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投资环境，大大促进了外资在东南亚的投资和贸易。
虽然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仍然是东南亚国家经济重要的增长源要素，但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在东南亚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愈益重要的作用。（注：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三个部分的贡献所组成：劳动投入的增加、资本投入的追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后者是指除劳动、资本要素之外的其他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根据巴里·博斯沃思和苏珊·科利恩斯的研究，在1960～1984年和1984～1994年这两个时段，东南亚国家的TFP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除菲律宾之外都有所提高，其中新加坡从0.95％增至2.3％，马来西亚从0.7％增至1.15％，泰国从1.25％增至2.55％，印尼从0.8％增至0.85％。（注：Inl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A Survey by Staff of the IMF），Oct.1998.）1986年之后，新加坡的TFP主要源于技术创新、面向出口的工业化政策、金融深化和资本向外投资所带来的收益。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TFP则主要源于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贸易出口与技术进步的效应以及在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与深化之后蜂拥而入的证券投资和热线。印尼则主要得益于引进外资所进行的石油制成品的开发与出口。
世界银行曾将东南亚主要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经济快速增长的业绩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新宏观经济理论在东南亚的成功实践。在世界银行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报告书中赞誉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为比其低一层次的发展中经济体树立了促进出口战略的样板”。“政府在采纳吸引外资，为出口创造有利环境的政策时，并未像亚洲四小那样同时采取金融压抑和‘坏’的工业政策：为促进特定部门的发展而采取涵盖贸易、金融、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有选择的政策干预。它们的成功经验证明，其他发展中国家无需采取工业政策，同样可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注：World Bank，The East Asian Miracle（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5.）
二 经济全球化与东南亚金融危机
1997年夏在东亚、东南亚地区爆发的震撼全球货币、金融市场的金融危机向世人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和私有化的条件下，一国如果仅关注宏观经济的稳定，不仅不能避免危机的爆发，而且还会掩盖其经济发展的真相。东南亚重灾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依然貌似十分稳健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肇始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所以未能被国际经济组织以及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洞悉，主要是隐蔽的大量私人到期的短期外债尚未暴露，经济濒临崩溃的真相被虚假的股市繁荣和膨胀的房地产投资所掩盖了。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一方面使国际收支处于貌似良性的状态；另一方面带来了建筑业和证券业的膨胀，创造了泡沫经济的虚假繁荣，掩盖了实际经济部门脆弱的真相。由于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允许私人大企业和金融公司在没有中央银行担保的前提下向外巨额借贷短期贷款，然后借给经营房地产建筑业的厂商，或投资于受到保护、利率丰厚但周转期限长的石油化学工业、重型钢铁业，又由于个人的借贷行为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因此，直至危机爆发前夕，国内私人信贷扩张与私人巨额外债的真实面目方才惊现。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1997年6月底，印尼的对外负债总额约为587亿美元，马来西亚约为288亿美元，泰国为694亿美元。其中，私人非银行债务的比重分别高达67.6％、57.3％和59.5％。（注：“Datum from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in Jomo K.Sundaram，ed.，Tigers in Trouble：Financial Governance，Liberalisation and Crises in East Asia，London：Zed Books Lt d.，1998，p.32.）菲律宾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债务危机爆发之后一直处于IMF的监管之下，直到1995年才允许私人有限度向外借款，因此，国家对外负债不甚严重，为14亿美元。其中，私人非银行债务约占48.2％。东南亚重灾国私人负债的实际情况要比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严重得多。泰国中央银行1997年8月的统计揭示，泰国实际外债在1997年的第二季度已达929.56亿美元，私人部门所借的外债总额为756.02亿美元，其中395.36亿美元为短期债务，即将在一年内到期。（注：Bank of Thailand，Monthly Bulletins，Sep.1997.）
究竟是外部世界，即全球化的力量，还是内部原因促使危机的生成并最终导致东南亚（包括东亚）经济的崩溃？各种不同和对立的经济学流派的论争持续至今。主流经济学正统派和激进派认为，引发这场前所未有、破坏性极强的金融危机的主要责任承担者不是经济全球化，而是该地区的泡沫经济、经济危机运行的客观规律、东南亚各国政府的政策失误、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政府管理质量和人民道德水准低下所导致的“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和“道德败坏”（moral hazard）。然而，非主流经济学流派的观点正好相反。它们认为，危机的爆发主要缘于外部世界对东南亚受灾国的国内金融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资本市场所施加的压力，而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则是危机爆发的根源。是全球金融资本的无序流动破坏了东亚、东南亚“国家主义”发展战略中的连接国家、金融机构、公司之间的健康协作。亚洲国家政府在IMF自由经济思想的影响与压力下，在采取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没有对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入采取应有的管理措施，并缺乏经验。
东南亚本土学者所描述的金融危机生成渊源图，简明清晰地表明该地区一些重灾国的经济是如何从繁荣走向崩溃的。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资本与亚洲“四小”的过剩资本向东南亚地区进行战略性转移。这些过剩资本最初投入该地区的实际生产部门——制造业部门，之后又垄断了电子工业、汽车零部件等所谓制造业的新兴部门，一度创造了东南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带动金融利率的高企，因此吸引了全球的金融组合资本，尤其是以追逐高额利率和货币利差为主的证券资本和热钱的涌入，带动了经济的虚假繁荣，埋下了该地区经济衰退的因子。如上图所示，导致东南亚国家金融崩溃的一个重要内因是盯住与高估的货币汇率政策，外因则是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盯住的货币汇率政策与高估的东南亚货币在国际货币投机者的狙击下最终导致货币升值、出口疲软、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则便利了国际资本的流入，尤其是灵活性很强的证券投资、追逐高额利息的“热钱”的流入以及私人短期外债的激增，由此掩盖了经常项目乃至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逆差和赤字，杜撰了虚假的宏观经济基础指标的良好和虚拟经济繁荣的氛围，使得证券资产价格螺旋性膨胀。国内外因素的互动为国际货币投机者的狙击提供了机会，最终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
图1 东南亚金融危机生成图
资料来源：Jomo K.Sundaram，ed.，Tigers in Trouble：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Crisis in East Asia，Zed Books Ltd.，1998，in Lieu of a Preface.
由于全球外国短期资本和货币市场的交易是变幻无穷的，在东南亚国家缺乏健全的金融监管机制的前提下，对金融部门和资本市场实行双重对外开放，必然给国家的金融业带来巨大的风险，东南亚一些国家沦为1997年金融危机重灾国的这一严酷事实，一方面表明了IMF和世界银行所主张的只要把握好宏观经济的“基础面”（Macroeconomic Fundamentals），政府干预越少、经济发展越快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背景下，以欧美投机基金为主的巨额国际资本无序地流出和流入而造成区域性乃至全面的金融危机，这是传统的危机干预方法所无法解救的，也是个别国家的力量所无力抗衡的。
三 经济全球化与东南亚重振经济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促使东南亚各国政府重新认识、辩证地看待经济全球化。在反经济全球化和抨击IMF贷款条件加深东亚、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思潮和国际舆论的支持下，不论是接受IMF经济援助的重灾国——泰国、印尼和菲律宾，还是拒绝接受IMF援助的马来西亚，它们在治理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都在实际行动上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对IMF和世界银行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自由化采取了灵活的应对举措。为了能够尽快摆脱金融危机，东南亚受援国大都采取了两套做法：一方面，认真做好向IMF提交的季度性、半年或一年的改革报告和经济备忘录，口头和书面汇报一再承诺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幅度、促进投资贸易自由化步伐；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积极寻找变通方法，并通过与IMF经济评估小组反复谈判，允许其采用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萧条经济理论，推行赤字财政、促进信贷扩张、增加投资和发行债券等政策。
为防范货币金融危机的再现，东亚（包括东南亚）各国通过两个轨道同时开展地区性金融货币领域的合作，迄今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正在进行的金融化解机制是该地区成员国之间达成的一些重要借款协议和货币互换协议，以集体力量防范货币金融危机；区域间监督协调机制则通过强化对区域内资本流动的集体监控、交换信息、设立早期预警系统，以减轻和分散危机风险。此外，东亚（包括东南亚）各国也在区域性贸易投资合作方面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形式更为多样性，合作的程度更为紧密，其目的在于以地区集体的力量应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可以说，当东南亚国家重振经济、迎击新世纪挑战之时正是经济全球化利益均分理论在全球遭致质疑之时。
为了使国家经济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泰国和印尼政府都先后在2003年提早还清了IMF的贷款，摆脱了IMF苛刻、有损于受援国经济发展和民族自尊心的贷款条件的控制。它们除了在经济领域继续进行艰苦的改革，还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做出了重大的调整。东南亚各国政府所制定的21世纪短期、中期或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策略和政策更加符合各国的国情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新加坡政府制定的“产业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三大策略性措施：将新加坡发展经济的腹地扩大到7小时飞行范围之内的国家与地区；将新加坡的经济触角伸向世界各地；发展本土“枢纽经济”，将新加坡建设成为贸易、科技、投资、人才、通讯和物流的世界枢纽。这一发展战略拟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富有活力与稳定的全球知识主导型产业的中心，以应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压力；提高新加坡的人力资源素质和创新能力，塑造新加坡人的创新精神；继续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促成国内经济的转型；重组经济，加强出口竞争能力。
马来西亚政府于2001年4月3日颁布了《第3经济展望纲领》，提出将马来西亚建设成为知识经济国家。（注：从1970年开始，马来西亚政府已经制定了三个经济展望纲要：《第1经济展望纲要》，又称之为“新经济政策”，从1971年至1990年；《第2经济展望纲要》，从1991年至2000年；《第3经济展望纲要》，从2001年至2010年。此外，马来西亚政府还于1991年制定了《2020年先进国建设方略》，又称之为“2020年宏愿”，从1991年至2020年。）马来西亚未来10年经济成长的主要推动力为通讯的普及、技术和生产过程的改进以及国内外新投资的引入。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仍是马来西亚经济未来10年的最大增长动力。制造业将继续倚重电器与电子产品，并逐步向高增值和多元化转化。同时大力推动资源基础工业、汽车、宇航及铸造金属产品的生产。大力开发旅游、教育、保健、金融和运输等服务业领域，把马来西亚发展成为世界级资讯技术和通讯中心、区域空运与海运中心以及区域教育中心。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于2001年3月1日颁布的马来西亚《金融领域大蓝图》提出了未来马来西亚金融发展的策略、目标和方向，塑造一个强有力的国内金融体系，以面对市场开放及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泰国政府制定的九五经济计划（2002～2006年）清晰地表明了危机之后泰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重组计划和政策的转变。新的五年计划重新强调并采纳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相结合、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强国内各行业的竞争能力、减少对出口和外国投资的依赖。泰政府采取了28项政策与措施，积极扶植发展以本国资源与劳动密集型面向出口的农产品加工业，扶植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的零部件出口制造业，包括汽车零部件制造以及知识密集型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此外，泰国还将企业对外投资和旅游业发展作为泰国经济发展新的引擎。
与以前所制定的计划相比，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署制定的新六年经济发展计划（2004～2010年）更为贴近菲律宾的现实。围绕着实现菲律宾阿罗约总统提出的十点国家发展纲要而设计，并呈现出高度数字化的特点，包括：创造出1000万个就业机会；开发200万公顷的农地；将经济的增长率持续保持在7％（至少为6％）；每年建造3000个教室；努力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为全国45000个村子（barangays）提供干净用水，为1500个村子提供用电；到2010年将贫困人数从占人口总数的34％下降至17％（至少降至20％）；提高投资率占GDP的比重，从目前的19％提高到28％（2010年时至少为25％）；在近两年里争取出口额达到500亿美元。为了达到这些奋斗目标，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署制定了五项策略：减少公共部门的赤字，加强金融体制，稳定宏观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发展具有全球竞争性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以提供就业机会；改善社会设施的供应，保护并给予弱势群体权力；扩散发展；提高管理质量，促进民族和谐。
东南亚国家为了实现各自制定的21世纪新的经济发展战略，采取了以下各种政策措施：
第一，实施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内需，促进经济的增长。各国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包括：推行适当的财政赤字政策，以引导投资与经济活动的复苏；采取了一揽子放松银根、降低利率、促进信贷扩张等货币金融配套措施，包括降低引导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基准的政府国库券利率、降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储备金比例要求、降低中央银行的隔夜借款利率等；鼓励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并利用外国贷款与援助，大力推进本国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带动经济的复苏；通过对外发行国际债券，或对内发行国债的方式，扩大财源以确保注入资金，刺激经济增长。
第二，注重国民经济各部类的平衡发展，尤其注重农业部门的稳定发展。泰国政府采取具体的措施，发展自足村社经济、面向农产品出口加工业，提出了“一个农业、两种制度”的泰国农村发展新思路，制定了为促进持续农业增长的具体操作指南。
第三，减少对东南亚各国工业企业的保护和资金投入，增强东南亚各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马来西亚政府努力调整电子产品生产的内部结构，减少对以来料加工为主的半导体生产的过分依赖，鼓励本国企业投资电子工业的上下游生产部门和配套产业。泰国鼓励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合并，促进技术合作与技术转移，以提高市场效率和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并优化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
第四，放宽对贸易和投资领域的限制，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为了促进外资收购当地的银行业，泰国取消了原先规定的外资在当地的金融机构只能持有25％的控股比例，允许外资在10年内可以控股100％。10年后，外资可继续持有原有股份，但无权认购新发行股份。菲律宾允许外国投资者以100％股份收购菲律宾的资不抵债问题银行或倒闭银行。但是，为了保护菲律宾投资者在高度竞争环境中的银行业利益，外资在银行业的股份于今后10年内必须降至70％。
尽管东南亚国家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策略与政策调整因国情差异而有所不同，但仍具有以下共性特征：首先，经济发展战略、策略与政策更加符合各国的国情和本民族利益，而不盲从主流经济理论的引导，或屈从于主要国际经济机构的压力。其次，各国政府都在努力将其经济发展战略从以出口、投资带动增长的“外向依赖型”转为将促进出口与扩大内需置于同等重要地位的“自主外向型”或“自主开放型”。最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引导外资投入到基础设施和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激励企业走技术进步促效益的道路，实现经济增长由外延式向内涵式增长转变。
四 对中国的启示
总结东南亚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经验教训，至少给予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在以发达国家私人垄断资本为参与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经济主权应该加强，而不应销蚀。同样，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不应减弱，而应加强。然则，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不是直接参与或直接干预，而应实行更大限度的市场干预与最小限度的市场干预相结合的方法。政府在着重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发展的多重平衡、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为市场发育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在推动民营企业建立与发展的同时，改革国有企业，培养其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从而培育出健全的市场主体——企业家群体，方能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第二，中国有必要制定并坚持有利于本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本民族经济利益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计划。不能急功近利，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率。国家经济部门应该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经济发展的实质，尤其要关注经济增长的好处是否由本国人民所享有，人民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持续、稳定的提高。
第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能盲目崇拜并完全实践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或由IMF和世界银行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而应该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和需要，对理论的选择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国家的对外开放、经济的自由化、非制度化和私有化必须循序渐进，尤其是资本项目的完全对外开放和自由化更是要在完善金融监管的条件之下逐步实行。东南亚的教训告诉我们，保持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不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安全阀。
第四，中国庞大的居民储蓄额表明，中国已经不存在资本短缺问题，而是闲置的资本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因此，中国必须尽力压缩向外借款的规模。金融市场变化莫测，金融创新工具层出不穷，必须加强对商业银行、非银行机构向外借款和参与金融市场融资等业务的监管。同时，大力采取有效措施，改变各省、市、乡镇等各级行政部门为追求经济增长率和引资功绩而无序地吸引外国资本。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重点应放在本国急需又无力发展、可以吸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项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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