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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06)02-0110-06
科学与生命，既是一个关于科学哲学的问题，又是一个关于生命哲学的问题，确切地说，更是一个关于科学生存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讨，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来理解科学及其意义和价值，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来理解科学哲学及其存在的问题，从而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开辟新的方向和途径；其二，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来理解生命及其意义和价值，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来理解生命哲学及其存在的问题，从而为生命哲学的发展开辟新的方向和途径。这种新的方向和途径，那就是科学哲学与生命哲学的融合。如果需要用一个理论术语来表达，我们不妨称之为“科学生存论”。
一、一个被忽视或曲解的重大问题
人们常常从生存论和生命哲学的高度来看待和理解艺术，将艺术与生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艺术的生命等同于艺术家的生命，这个思想无疑是非常深刻的。的确，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艺术生存论是整个艺术哲学的核心，也是生命哲学最精彩的部分。它告诉我们，艺术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技术，因为艺术中存在着某种高于技术、并且更加切近艺术本质的东西，那就是艺术的生命，这种艺术的生命同艺术家的生命是紧密相连的。如果切断艺术与生命的关联，那么艺术也就失去了那种称得上属于艺术之魂的东西，于是，艺术也就不可能真正成为艺术。因此，艺术哲学常常站在生存论和生命哲学的高度来理解艺术，因为没有“生命”的艺术哲学往往是没有生命的。然而，人们却很少从生存论和生命哲学的高度来看待和理解科学，似乎在科学与生命、科学的生命与科学家的生命之间并没有一种本质的联系。迄今为止，各种元科学研究似乎并没有出现过有关“生命”的范畴，当然更不可能有关于“科学生存论”这样的术语和理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被忽视或曲解的重大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被忽视或曲解，显然同狭隘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化观密切相关。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看来，只有非理性的生命体验(或情感、意志、本能等)才是最真实的存在，是人的本质，而科学与理性只不过是人类意志的工具。于是，他们往往对艺术与生命和科学与生命二者做截然相反的理解。例如，叔本华将艺术相系于人生的幸福，而将科学相系于人生的痛苦。他称艺术为“人生的花朵”[1] (P369)。在他看来，“对于美的美感，那种怡悦，大部分是由于我们进入了纯观赏状态(而来的)。在这瞬间，一切欲求，也就是一切愿望和忧虑都消除了……由于我们这时已摆脱了狠心的意志冲动，好比是已从沉重的烟雾中冒出来了似的，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幸福的瞬间中最幸福的(一瞬)”[1] (P535)。而科学只不过是意志的工具，它不仅无法使人摆脱痛苦，相反，“智力愈发达，(痛苦的)程度愈高”，“谁在知识上增加了，就在痛苦上增加了”[1] (P425)。
尼采对艺术的理解极富有生命哲学的意蕴。他将艺术看作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2] (P2)。他认为，艺术本身就像一种自然的强力一样，借日神和酒神这两种状态，“表现在人身上，支配着他，不管他是否愿意，或作为驱向幻觉之迫力，或作为驱向放纵之迫力”[2] (P349)。于是，“艺术家的至深本能岂非指向艺术，更确切地说，指向艺术的意义——生命？指向生命的热望？——艺术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2] (P325)。因此，“只是作为审美现象，人世的生存才有充足理由”[2] (P275)。相反，“‘理性’反对本能。‘理性’无论如何是摧残生命的危险的力量！”[2] (P344)“同艺术家相比，科学家的出现确实是生命的某种限制和降级的标志(但也是强大、严格、顽强、意志力的标志)”[2] (P363)。
海德格尔更是从生存论的高度来理解艺术。他所倡导的“人，诗意地安居”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艺术生存论。他说：“诗首先使安居成为安居。诗是真正地让我们安居的东西。”[3] (P215)因为“诗首先将人的安居带进它的本质，它本真的存在。诗是对安居的本源的承诺”[3] (P227)。所谓“诗”，代表着一切艺术，也代表着存在和真理本身。他认为：“一切艺术作为所是的真理到来的揭示者，就此而言，本质上都是诗。”[3] (P72)这就是说，他将诗同人的安居，也就是人的生存的本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明没有诗意，也就没有本真的安居和本真的生存。相反，他将现代科学的本质归结为现代技术的本质，又将现代技术的本质归结为与生命相对立的“框架”。在“框架”的支配下，当人通过技术活动挑战自然，消灭事物的特性或自身性的时候，人其实首先远离了存在本身，即失去了生命和本质。用他的话来说，即是遮蔽了诗的意义的展现，使人无家可归，“不让人进入一种更加本源的揭示，因而使人无法感受到更加本源的真理的召唤”[4] (P28)。
当然，科学生存论的缺失以及导致科学与生命相分离和对立的观点的根源，显然又同狭隘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密切相关。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者完全从逻辑和实证的观点来看待和理解科学，其结果是以逻辑主义掩盖了科学的思想性，以实证主义否定了科学的创造性，以客观主义抹煞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深刻关联，这样一来，科学变成了与人无关的纯粹的客观事实或外在世界的逻辑，变成了与人无关的纯粹的“真的经验命题”的堆积[5] (P9)。于是，当他们在强调所谓认识(科学)和体验(人文)两个世界的截然区分，并且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同时，也就从根本上切断了科学与生命的关联，从而从根本上解构了科学的生存论意义。另一方面，功利主义者完全从功利和工具的观点来看待和理解科学，把科学看作是一种与人无关的纯粹的外在工具或工具理性，其结果是进一步以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消解了科学的文化性、思想性、深刻性和创造性，消解了科学内在的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及其与其他文化的深刻关联。事实上，功利主义者更进一步强化了所谓的认识(科学)与体验(人文)两个世界的截然区分；似乎科学世界是一个纯粹客观的技术世界，而人文世界则是一个纯粹主观的精神世界。于是，当他们将技术主义加以绝对化的同时，也进一步从根本上切断了科学与生命的关联，从而进一步从根本上解构了科学的生存论意义。
于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接过关于科学与生命这一话题，并对二者的关系做了截然对立的理解。当然，他们对科学与生命问题的曲解，其思想基础也是基于对科学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理解。
二、在形而上层面的契合
为什么人们关于艺术与生命和科学与生命的观点会有如此大的反差？这不仅有观念的根源，而且还有学理上的根源。从学理上看，人们对艺术的研究往往非常重视其形而上层面，因而深深地触及到艺术的生命和艺术家的生命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触及到生命哲学和艺术生存论；相反，人们对科学的研究则往往局限于其形而下层面，因而无法触及到科学的生命和科学家的生命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无法触及到生命哲学和科学生存论。
事实上，无论是艺术还是科学都具有两个层面，即形而上层面和形而下层面，人们都可以从这两个层面来理解和探讨艺术和科学。一般说来，艺术与生命的契合在形而上层面，并非在形而下层面。在形而下层面，艺术所遇到的同样是诸如操作、练习、训练、实验、技法、技艺乃至是否有实用和功利价值等方面的问题。换句话说，其实艺术也存在着实证的和功利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艺术与科学是非常相似的。
波普尔甚至认为，艺术与科学一样，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例如，音乐家主要是“为解决音乐问题而奋斗”[6] (P288)。他说：“音乐家仿佛是在巴赫的创作室里培养出来的。不仅要求他攻读一门学科，也鼓励他运用他自己的音乐思想，并教会他怎样才能清楚而熟练地发挥这些思想。”[6] (P284)他还强调：“在创作中，音乐家可能像科学家一样通过试错法来学习。而且随着不断地创作，他的音乐判断力和鉴赏力也会提高，甚至连他的创造性想象力也会更丰富。但是，这种长进要靠努力、勤奋和献身于创作的精神；靠对别人作品的敏感；靠自我批评。”[6] (P284)显然，那种对技术、技艺、技能、技巧以及解决问题的强调，属于艺术的实证的一面。应当看到，与科学生活相类似，在艺术生活(特别是艺术教育)中也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实证主义的倾向，那就是以技术代替艺术的技术主义倾向。
当然，艺术也有功利的一面。科学存在着是否有用的问题，艺术也存在着是否有用的问题。也许，人类最初的那种实用的工艺，既是科学的源头之一，也是艺术的源头之一。即使那种称得上是纯粹艺术的艺术品，人们也往往将它们同价值联系在一起。因此，与科学生活相类似，在艺术生活中也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的功利主义可能比科学的功利主义更为严重，因为艺术本身可以直接变为一种生产，通过生产赢得金钱和利润。
毫无疑问，如果从实证主义或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艺术，就很难看到艺术与生命的契合。关键是，元艺术研究者们往往超越艺术的形而下层面，因而也超越实证主义或功利主义这种角度来理解艺术，于是，他们看到了艺术与生命的契合。例如，贡布里希说，纯粹的“工艺技巧、技术能力”，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艺术”[7] (P55)。他甚至强调：“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8] (P15)；“艺术家的奥秘是，他能把作品创作得无比美好，使得我们由于单纯欣赏他的作法几乎忘记问一问他的作品打算做什么用”[7] (P57)。这就是说，艺术的生命是艺术家赋予的，但艺术家只有在超越实证和功利的层面，接近自身生命本真状态时，才能真正赋予艺术以生命。也就是说，只有上升到形而上层面，即在最高的境界上，我们才能发现如尼采所说的，艺术乃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也就是艺术的生命与艺术家的生命的契合。
理解艺术有助于理解科学。我们看到，艺术不仅存在着人们所重视的关于生存论的和生命哲学的形而上层面，而且也存在着人们所忽视的关于实证的和功利的形而下层面。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科学不仅存在着人们所重视的关于实证的和功利的形而下层面，而且也存在着人们所忽视的关于生存论和生命哲学的形而上层面。在这方面，爱因斯坦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探索的动机”一文中写道：“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9] (P103)他认为，艺术和科学有两个最强烈的动机。一是“消极的动机”，“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二是“积极的动机”，“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9] (P101)。他强调，这也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共同的动机。尽管他们构造世界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各人都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9] (P101)。由此可见，科学的确也存在着关于生存论和生命哲学的层面，而且在这一层面上，它与艺术、哲学等其他人文文化是相通的。
然而，如果说元艺术研究(特别是艺术哲学)更多地侧重于对艺术做形而上的研究的话，那么元科学研究(特别是科学哲学)则往往局限于对科学做形而下的研究。人们之所以看不到科学与生命的契合，关键就在于，他们看不到科学的形而上层面，于是，他们对科学与生命的理解只是形而下的，而不是形而上的，因而触及不到科学的生命和科学家的生命及其二者之间的关联，触及不到科学生存论和生命哲学。尽管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反对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但他们对科学的理解依然是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尽管他们对艺术做了形而上层面的思考，但他们对科学的理解依然停留于形而下层面，于是，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对科学与生命问题的曲解。
其实，不仅科学是如此，而且包括艺术。道德在内的所有文化均是如此。一旦忽视或拒绝对它们做形而上层面的思考，那么，就会导致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对大写的“真”、大写的“善”和大写的“美”的解构。尽管人们难以对这种大写的“真”、大写的“善”和大写的“美”做形而下的实证的研究，但是，它们恰恰就是科学、艺术和道德等人类文化与人的生命息息相通的灵魂。而对任何一种文化之灵魂的解构，都将切断这种文化与生命之间的关联，甚至可能走向生命的对立面。
三、科学与生命的交融及其意义
一旦我们从生存论和生命哲学的形而上高度来审视科学与生命，上升到科学与生命的最高境界，我们就会发现，科学与生命、科学的生命与科学家的生命之间的完美的契合、交融与合一。所谓科学的理想，实质上就是伟大的科学家的理想；所谓科学的精神，实质上就是伟大的科学家的精神；所谓科学的生命，实质上就是伟大的科学家的生命。于是，科学与艺术一样，也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套用贡布里希那句话，“实际上没有科学这种东西，只有科学家而已”[7] (P57)，因为科学中的一切，都是由科学家用生命去发现和创造的。没有科学家，就没有科学；没有科学家的生命，就没有科学的生命。对于无数伟大的艺术家来说，仿佛就是为艺术而生的，艺术就是他们的生命；同样，对于无数伟大的科学家来说，仿佛就是为科学而生的，科学就是他们的生命。正是艺术与生命的完美的契合、交融与合一，才有伟大的艺术；也正是科学与生命的完美的契合、交融与合一，才有伟大的科学。
科学对于生命的意义在于，将科学融入生命，从根本上改变生命的原生态，让生命从量的时间变成质的时间，从而大大提高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科学给生命带来无限的乐趣和快感。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9] (P100)显然，这是一种最纯洁、最高尚的乐趣和快感，是生命取之不尽的动力的源泉。在这方面，爱因斯坦将艺术与科学相提并论，他认为“最微妙的、最高尚的乐趣”，就是“对艺术创造和思维的逻辑秩序的美的乐趣”[10] (P155)。
其次，科学给生命带来别样的体验。这是一种智力探险和挑战者的体验，也是一种对最深刻的美的追寻的体验。无疑，艺术与科学有着很大的差别。毕竟艺术家所应对的大多是感性世界，而科学家所应对的大多是理性世界。由此，他们的心灵体验也有很大的差别。如果说艺术家更多地得到的是在艺术百花园中培育艺术花朵时所享有的那种赏心悦目的感受的话，那么科学家更多地得到的是在攀登科学高峰时所享有的那种震撼心灵的陶醉。然而，二者也有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对美的追求并被美所强烈地吸引。例如爱因斯坦坦承：“我被自然界向我们显示的数学体系的简单性和美强烈地吸引住了。”[9] (P217)他说：“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那就是“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10] (P45)。对这种奥秘的探索常常给生命带来“壮丽的感觉”[10] (P348)和“狂喜的惊奇”[9] (P283)。
再次，科学给生命赋予神圣的使命。它使生命超越自我，同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一文中写道：“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9] (P339)这说明科学对人类的意义是全方位的，不仅具有重要的才智和功利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于是，科学使生命变成更加高尚和神圣，更加充满使命感。
最后，科学给生命以崇高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不断追求真善美，并在不断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获得自由和解放。正如萨顿所说的：“这种追求人类目标的崇高理念——一种很可能潜藏在每个科学家心中的理念——不只是本身是令人振奋的，而且它也给我们的生命注入一种新的意义。”[11] (P31)这种“新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为生命树立崇高目标，让生命进一步超越自我，追求更加高远的人生境界；另一方面，这种追求过程本身就是不断获得自由和解放的过程。首先是科学家将自身导向自由和解放，然后科学家用创造性的成果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激励人们走向自由和解放。
生命对于科学的意义在于，给科学注入生命，使科学不仅是一项为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伟大事业，而且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
第一，生命给科学带来无穷的动力和魅力，从而使科学具有一种最高尚、最纯洁的生命力。尽管科学具有多种意义和价值，因而从事科学的人也会有多种动机和目的，特别是在社会日趋功利化的今天，科学在表面上似乎已被染上某种功利主义的色彩，然而，在科学的深层之所以依然充满无穷的动力和魅力，存在着一种最高尚、最纯洁的生命力，关键在于，无数科学家将科学的生命与自己的生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生命的最高目标是超越物质和功利的，例如，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正因为如此，所以如同爱因斯坦所言：“科学是为科学而存在的，就像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一样。”[9] (P285)
第二，生命赋予科学以崇高的理想和精神。这就是科学的精神，也是科学的生命。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历史的活动。它具有历史性，也具有人文性。萨顿说；“不管我们的知识怎样抽象化，不管我们怎样致力于消灭主观的因素，但归根到底科学仍然具有强烈的人性。我们想到的和去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与人有关的。”[12] (P151)科学精神也应当这样理解。事实上，并不存在那种与人无关的所谓的“科学精神”，相反，所有的科学精神都是人赋予的，即便是对逻辑性和客观性的追求也是人赋予的。正是无数科学家的生命赋予科学理想化的人格，为科学塑造了一种形而上的东西，那就是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灵魂。
第三，生命使科学肩负起神圣的职责和使命，那就是为人类服务和造福于人类。生命不仅赋予科学以崇高的理想和精神，而且还赋予科学以崇高的意义和价值。正如离开人便无法谈论科学的理想和精神一样，离开人也无法谈论科学的意义和价值。科学的意义和价值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爱因斯坦说：“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10] (P35)；“凡是对人类和人类生活的提高最有贡献的人，应当是最受爱戴的人”[10] (P36)。这是一个伟大科学家所具有的最典型的生命哲学和人生价值观，正是这种生命哲学和价值观赋予科学肩负起为人类服务和造福于人类的神圣职责和使命。
最后，生命赋予科学以崇高的境界，激励科学永远向着真善美的崇高目标迈进。如果说，为人类服务和造福于人类更多体现的是科学的外在意义和价值的话，那么，追求真善美的崇高目标则更多体现的是科学的内在意义和价值。科学家的使命不仅赋予了科学的外在意义和价值，而且也赋予了科学的内在意义和价值。萨顿认为，追求真善美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是生命的最高目的，“无论是否有一个最高的顶点，无论这个顶点最终能否达到，我们都必须朝着这些理想奋勇前进”[13] (P9)。这就是他所理解的“科学的生命”。其实，与其说是科学的生命，倒不如是说科学家的生命。确切地说，是科学家的生命赋予科学以这样的生命。
总的说来，科学与生命的交融如此紧密，以致人们往往难以分清究竟是科学塑造了生命，还是生命塑造了科学。当然，从生存论和生命哲学的角度看，科学是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正是无数不同时代的科学家的生命，赋予科学以无穷的动力和魅力、崇高的理想、精神和境界、神圣的职责和使命，从而形成一种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科学传统；反之，从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科学传统的角度看，科学又给了不同时代的科学家以无穷的动力和魅力、崇高的理想、精神和境界、神圣的职责和使命，从而激励科学家们选择科学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将自己的生命与科学的生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超越自我，去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
四、科学哲学与生命哲学的融合
既然科学既存在形而下层面又存在形而上层面，那么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不仅应当涉及科学的形而下层面，而且还应当触及科学的形而上层面。正如对艺术的哲学研究不仅应当涉及艺术的形而下层面，而且还应当触及艺术的形而上层面一样。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最大缺陷之一在于，对科学的形而上层面的忽视或拒斥，因而这种科学哲学是没有“生命”的科学哲学，而没有“生命”的科学哲学往往是没有生命的。逻辑实证主义将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主要定位在可程序化或逻辑化的知识论、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并且从根本上切断了科学与生命之间的内在关联，于是，科学哲学成了一种无“生命之根”的科学哲学。尽管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将研究“科学(知识)的逻辑”拓展到研究科学(知识)发展的合理性问题，从而大大拓宽了“经验科学知识论”的研究，然而，它所关注的依然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它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关注的是静态的科学知识的逻辑，而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关注的是科学变化发展的逻辑，因而依然触及不到“生命之根”。这样的科学哲学显然触及不到一系列关于科学的根本性的问题，例如，什么是科学最深刻的内在动力，什么是科学的生命，人为什么要从事科学，科学对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对科学的意义又是什么等等。要回答这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科学哲学就有必要重新找回生命之根，找回科学的形而上基础——科学生存论，走与生命哲学相融合的道路。
科学哲学与生命哲学的融合将开辟一种全新的科学哲学。这种科学哲学将充分体现西方思想和东方智慧、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形而下研究与形而上探索的结合，真正将自然的发现与人的发现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变成一种以生命为本体的科学哲学。这种新的科学哲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它将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基本框架，大大突破狭隘的逻辑主义、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科学观，将对科学的形而上思考，特别是关于生存论和生命哲学的思考引入科学哲学，从而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开辟新的方向和途径。从实践上看，由此产生一种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那就是将科学与生命融为一体的科学观和方法论。这种科学观和方法论倡导一种可称为“科学人生”的观念。所谓科学人生，就是指科学家将科学视为生命，他们将科学的生命同自己的生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用生命去探索、发现和创新，并将探索、发现和创新看成自己最高尚、最美好的生命体验，于是，真正的科学乃是科学家的生命结晶，真正的科学家的人生也就是科学人生。这种科学人生的观念，不仅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而且对于科学生活来说，显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或许，以往的科学哲学所总结出来的所有方法论规则，对于现在的和未来的科学家来说，未必都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是，能否树立科学人生的观念，无论对于他们在事业上能否取得成功，还是在生活上能否得到幸福，都是至关重要的。
科学哲学与生命哲学的融合还将开辟一种全新的生命哲学。这种生命哲学不仅将艺术看作是生命的存在方式，看作“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而且也将科学看作是生命的存在方式，看作“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从而使艺术与科学这两种看来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在生存论和生命哲学的高度得到有机的统一。这种新的生命哲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它将从根本上纠正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偏颇，将对科学的形而上思考，特别是关于科学的生存论和生命哲学的思考引入生命哲学，从而为生命哲学的发展开辟新的方向和途径。从实践上看，由此产生一种新的生命观和生存论。这种新的生命观和生存论强调，人不仅可以选择艺术作为生存方式，而且也可以选择科学作为生存方式，也就是说，不仅可以选择“诗意地安居”，而且也可以选择“科学地安居”；尽管这两种“安居”(生存)方式形式不同，但在本质上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为二者都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因而科学本身也拥有诗意。因此，这种新的生命哲学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实践中非常有助于科学与艺术(人文)两种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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