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扁平化”的知识型城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型论文,扁平化论文,走向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本文主要介绍了一个如何利用参照体对比进而分析学习型社会的研究对比框架。综合参考世界银行的知识评估办法(KAM)(200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以及Edvinsson和Pasner提出的“国家知识资本”概念，笔者选取了四大支柱框架(Sharma et al.,2008)，锁定基础设施、政府管治、文化和人才为知识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要素。在这四大支柱框架的理论基础上，笔者再细分出10个关键的衡量标准，以助我们剖析知识社会运作的成败。本文采用从外部公开途径获得的实证数据作为这10个方面的替代指标，讨论了中国8个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知识型社会。
笔者在此重新审视了知识鸿沟和发展差距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这一问题，以及对此政策制定者是否应该从理论角度精细地把握并恰当处理的问题。文章还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恶性循环，即现有的知识鸿沟将拉大发展差距，反过来拖慢发展的步伐。当前的金融危机影响着未来的经济走势，如果危机继续蔓延下去，很有可能会限制知识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要设法将恶性循环转化为良性循环。知识因素能够加快缩短知识鸿沟的步伐，进而缩小整体发展差距。若果真如此，中国乃至世界就真的是“平”的了。
二、知识型社会的特征
何为知识型国家(Learning Nations)?知识型社会可以是一系列城市、社群、组织及其他大规模社会群体的集合体。关于知识型社会有多种的定义，一般来说，知识型国家是与知识型经济和知识型社会相辅相成的。所谓知识型社会、知识型国家、知识型城市以及其他更多的知识型群体，它们都是一种有着共同主题，包括共同的目的、兴趣或地域，协同合作与相互学习，尊重多样性，具有向上发展的潜力以及能够产生良性的结果的群组(Kilpatrick,Barett,& Jones,2003)。Castells (2000)指出，知识型社会的精华就在于信息网络。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全球化，人们对知识与学习之重要性的认同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潮流。一个国家的财富要想持续稳定地增长，必须依赖于国民的学习能力、创造力、研发能力和终生学习的意识，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些具有多样性、应变性、能够从知识资本中发掘机遇的经济体将能够蓬勃地发展；而那些落后的经济体则会丧失竞争优势(APEC,2000)。总之，知识型国家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型社会。
表1中的框架简要描述了由四大支柱所表征的知识型社会以及可以衡量每个支柱的指标。我们设定一个知识型社会是依靠以上指标为基础的每个支柱支撑而成的。例如，新的教育手段和资源在初等教育中的运用直接影响了学习的质量以及知识的接受度，从而影响着整体经济的发展，其指标之一就是全职教师的人数。学习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能提升适应性与灵活性，激发创新和创意，使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Conceicao et al,2000)。评估一个国家的知识水平不再局限于国家或地区的教育体制或人们的读写能力等；学习的定义可以按具体情况延伸为国际性、适应性、灵活性、调整性与伸缩性。本文的框架设定一些常规性的指标以及信息与通讯技术作为知识型国家的先决条件，譬如相似的观念能够增强国民的凝聚力，而社会的学习能力、人们的分享意愿以及对日新月异环境的适应性都是关键因素。再有，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创意与经济增长的杠杆作用也至关重要。
三、对中国8个地区的分析
接下来是对中国作为知识型国家的实证分析。笔者选择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西安、重庆、武汉和乌鲁木齐等中国8座大城市，它们能够代表该地区的发展水平。
图1 本文涉及的中国8座城市的地理位置
表2给出了这8座城市的概况。从官方数据看，笔者就四大支柱（即：教育培训、创新体系、信息通讯基础设施、经济机制）的替代指标分别行了数据检索。上文提到的整个框架支柱对于知识型社会的重要性超乎我们想象。最终选择的替代指标是与其对应支柱匹配度、数据可获性与可信度的函数，官方的原始数据是按地区排列的（见表3）
从表2的描述性社会经济数据看，这8个地区的面积、人口、GDP、城市化程度及教育水平等都存在差异。换言之，对知识型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的前提，是要明白各地的情况并不是单一的。下一章节将会简要探讨中国是否一个“扁平化”的知识型国家。
四、对数据的分析
表3是8个地区的替代指标按照不同支柱分类的排行。最出人意表的结果分别是信息通讯与教育培训。尽管北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但它在信息通讯基础设施方面并不如人们想象般发达。各地之间“扁平化”程度最高的应该首推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因为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尤其是电信业）在中国是由两大国有企业——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把持的。另外，传统普遍认为上海是教育的中心，而事实上这种观点也无法成立。相反，在收入、健康、文娱等替代指标方面，南方地区的人均生活质量较高，但教育设施却不足。
中部地区是人力资源的主要输出地，但那里的经济状况与其他地区相比却不容乐观。从“知识”这一狭义的社会特征来说，北京的优势比较明显，但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效益却十分有限。在所有城市中，上海、广州和北京应该是最接近知识型社会的，这些城市的人均生活质量高，信息通讯基础设施覆盖率广、教育水平高、对创新和创意的贡献大，对新事物的包容性广。
有些结论与现实情况比较一致，比如北京和上海的创新性是最强的，而上海和深圳则是最开放的城市，乌鲁木齐在这两项支柱的排名都靠末。
然而总结中国8个地区的知识因素可知，人们对北京和上海的历史客观优势的理解和对广州和深圳的经济发展优势的普遍认识，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总的来说，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四大地区作为知识型城市的发展水平的确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这一点在创新和开放性这两个“软知识”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重庆在这四大支柱的许多指标中都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这无疑是当地政策制定者忧心忡忡的原因。
五、政策启示
世界银行东亚代理首席经济师Indermit Gill曾表示，“一个国家想要发展得好，就必须考虑如何加大经济密度，缩短经济差距和减少经济分歧。”无独有偶，Conceicao(2003)、Edvinsson(2003)和Spence(2008)等人也建议，知识是至关重要的。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知识型社会方面表现的优劣，将严重影响其整体的平衡发展。上一章节的数据也表明，中国还不是一个“扁平化”的知识型国家。应该通过定位知识来源和知识水平，从而发现这些地区在不同领域的差距，并在未来调动这些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知识流动、吸收和创造。由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4个城市与西安、重庆、武汉、乌鲁木齐这4个城市间差异显著，因此应区别对待。
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国实行的发展战略是减少对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成本的依赖，相反提高对知识经济的重视程度。由于整个社会需要切实可行的共识，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应该从“模仿”和“适应”转为“创造”，并以世界各国的知识经济发展为参考的标杆。这其实也是知识经济学家Sagasti(2004)提出的经典发展模式。
本文的目的在于发现知识鸿沟和中国的一些地区在“扁平化”时代的特征，希望借此来协助决策者、政策制定者和知识从业者意识到各地之间强大的互动潜力。这也许就是对“扁平化”世界的另一种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