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市政建设”思想的引入和对北京发展方向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政建设论文,北京论文,发展方向论文,近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07)02-0090-06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新旧并存、中西交融的转型期社会。这是一个西方文化大量传播和引介，西方资本大量涌入的时期，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主风气渐开，市民社会开始建立，自由主义经济盛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在1936年达到了一个巅峰，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将这个进程强行中止。
这段时期也是北京城市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 （建国前除日本占领时期，民国时期北京均称为北平。本文为简单计，一律统称北京）。1928年 6月，张作霖奉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垮台，国民革命军进占北京，结束了北洋政权在北京的统治。蒋介石掌握政权后，出于政治和军事的考虑，定都于南京，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1930年后还一度为河北省辖的普通市。政治中心职能南移，对北京的城市发展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在没有中央政府的特别支持下，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系统译介西方关于城市规划建设的思想。到二三十年代之交，在西方城市规划建设思想和理念影响下，结合北京的特殊情况，学界对北京城市发展方向展开了一场讨论。
一、西方“市政建设”思想的译介和引入
20世纪20年代初，学者在所译介的西方著作中均将城市规划建设方面的内容以“市政建设”统称。这个概念比现今的“市政建设”（单指城市道路、桥梁、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概念要大得多，从内容看，它实际上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含义。
经过学者努力，二三十年代出版了大批介绍西方“市政”思想的著作。如世界书局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编辑出版的ABC丛书中，有不少关于城市和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方面的研究著作。杨哲明的《都市论ABC》、《都市政策ABC》、《市政计划ABC》、《市政管理ABC》等著作，在推动现代城市理念以及近现代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传播和普及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又如《现代欧美市制大纲》、《市政府与市行政》（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二年出版）、《比较市政学》、董修甲的《市政新论》（民国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张慰慈的《市政制度》（民国十四年亚东图书馆出版）、董修甲的《市政学纲要》（民国十七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张锐的《市制新论》（民国十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郑肇经的《城市计划学概论》、张维翰译《英国田园市》、李耀商译《都市计划讲习录》（日本都市研究会编，民国十八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田园都市》（民国十九年华通书局出版）、张锐的《比较市政府》（民国二十年华通书局出版）等著作和译著。
上述诸多著作、译作的出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近现代城市发展与城市市民社会发展的急迫需要。学者们对西方关于城市的功能、组织方式、市政思想以及行政管理等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对当时中国积极有效学习西方先进的都市规划建设管理制度起到了启蒙和舆论推动的作用，为中国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可参考的样板。尽管当时的研究一般以介绍性为主，也有一些比较性研究，对欧美先进的都市组织和管理制度的理解还比较浅近，认识程度不够深刻，但学者和城市管理的实际工作者表现出了极大的学习热情。到二三十年代之交，随着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实践不断深入，一些比较性的研究开始从完全倾向欧美制度和全盘照搬照抄西方思想的态度逐渐转变，开始探讨中国城市建设、组织和管理的特殊性以及历史基础，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西方经验逐渐成为主流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政府官员特别是城市管理者的思想。
二、关于城市发展的主要思想和认识
二三十年代，学者关于城市发展的主要思想和认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城市作用和功能在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中的认识。有学者认识到都市的发达与国家的进步关系重大，“诚以都市为人民集中之地，文化较优之区，工商业发达之处，市民参与政治之出发点”。①都市发达，人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能享受巨大的利益。
对城市规划的认识。《都市政策ABC》中对城市规划的目的进行了对比分析：“英国都市计划之主管机关，由卫生部负完全责任，办理都市计划方面一切事宜。……与日本之都市计划，为土木工程事业之范围者不同，可知英国都市计划之目的，在维持市民之公共卫生；都市计划之目的，在力求住宅问题的改良和解决”，“都市规画者，为一改良都市之科学。其目的在乎改良市民环境之物质，俾适宜于将来发展，并使各改良之事业，有整齐及一致态度”。这种观点有别于认为城市规划仅仅是实体性工具(Physical Tool)的认识，强调了城市规划的社会功能。这种认识直到今天仍是我们需要大力倡导的先进思想。
关于都市规划的范围。“其规划之广大范围，且包涵改良社会之生活与道德，而不特市民环境之物质焉。凡所谓公用品，如电车、电灯、自来水、煤气等之设备；公用屋宇，如园林、娱乐场等之建筑；以及私人产业之取缔，理财方法之采用；即市律之规定，社会之管理，苟有可以增进市民幸福者，均当在市规划范围之内。且必须筹及将来人口增加，所需尤广之时。”这种认识表现出对城市规划的深刻理解。
关于规划的长期性。“是以市规画家，每欲将二三年或且五十年后都市之发展地步、方向与性质等，向市政府陈说之。谓改革不限目前，而必须计及将来者。不幸而市议会诸人，任期短促，往往急于改革，不暇久待，日夜敦促进行。此大宗建设，需款浩繁之所由来，亦市政府所亟宜防免者也。”这种认识表现出对城市规划长远与现在综合平衡的理解。
关于规划的分类。“都市规画，可分两种。一为由旧城或市，于未十分发展以前，规画改建，如拆城筑路、增建工业中心点、住宅区等。此种计画，较为容易，亦最普通。其次为已发达之都市，因有谬误之处，重新改建，如拓展道路，建筑市场等。此种规画，极难实行，且费财滋巨，又不能即行改建，得逐渐修改。是以规画之初，吾人尤审慎将事。不图改正从前错误，亦需预防将来错误。”对城市建设中的新区开发和旧区改造的认识非常精辟。
关于建筑规则。“譬如建筑屋宇，必先绘图，拟定房室之大小，窗户之多少，及如何始有美观，如何始合卫生，使居者现在与将来，均觉环境安适，无狭小不足回旋之叹。盖规画井井，理当如是也。改良都市亦然。”
学者们还向市民宣传规划的真正含义，力图消除认识误区。“市民对于市规画，往往有误会其意者：（一）市民习见‘美丽之市’等字，以为市规画不出物质美观范围，如广阔之道路、雅致之公园、宏状之屋宇、美丽之行政中枢等，且其所见者为此，而耳闻者为市规画人员，尽属工程师及土地风景建筑学家也。不知物质美观，为市规画附属之收效，而非市规画之唯一目的。盖公用与利便，乃规画之本意；而美观则踵事而增华。凡有规画，每为大道游戏场之添筑，工业区之划分等，此皆都市之需要，而人民所共知耳。（二）市民辄以为市规画为大宗之建设，需款浩繁，以致市民负担匪轻。虽然，在重新改建一都市时，需款必巨；然改建时期，不止一朝一夕也。如规画者能刻意节省，逐渐举行，以缓达其目的，其用财之度率，当较一漫长无头绪之改革为少。”②
在学习和宣传欧美关于城市的先进思想的同时，国内一些大城市还从20世纪20年代起，掀起了市政改革运动。这一顺应近代化发展要求的运动中产生的市政管理观，标志着中国20世纪 20年代向西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学习达到一个高度。
三、基于西方“市政建设”理念的北京城市建设发展的一场讨论
民国初期，北平市政府在面临近代化、城市转型、首都地位丧失等情况下，考虑城市发展需要，集思广益，市政问题错综复杂，如能得到多数专家的帮助指正，将会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决定发行专刊《市政评论》，附于华北日报，按周发布，所有的建设计划、一切行政的重要事件、统计图表，尽量登载，公之于市，通过这种公示形式，从中获得有价值的批评讨论，还可以引起市民的关注，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和市民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参与度。
一批规划专业人士特别是有留洋背景的人士利用《京都市政月刊》（即《市政评论》）这一专业媒体平台，刊载《美国市政论》等译著，引入新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理论和思想，开阔专业人士和市政当局的眼界。20世纪30年代，在地方官员对城市建设特别重视的情况下，许多在京学者纷纷撰文介绍西方国家城市建设管理的思想，或发表自己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观点，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在《市政评论》杂志上一时出现了集中性的文章发表，主要包括介绍西方市政和对中国单个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认识与研究，同时形成了一场关于北京在转型时期发展建设方向的大讨论。
对于西方“市政建设”理论的介绍主要是对一些西方城市规划建设著作的译介，特别是对一些流行观点的摘录解释，以及介绍西方运用新的方法、技术建设和管理城市的实例。当时学者认识到，北平也处在一个都市化的浪潮之中，“十九世纪以后，城市的人口，几有日增不已，一日千里之势，我国现在有三个百万人口以上，一百十二个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城市住民，与全国人口的比例，虽没有欧美各国那般严重，但已慢慢走上都市化的路上，是无可讳言的了。”②有学者提出，要充分认识政府与市民在城市建设中互动的重要性，提倡城市建设管理的公众参与。“市政院是为市民而办的，又是市民自治的事务，市内应兴应革的事项，不但要自己起来改革，还要要求政府替他们改良，至于市政府的法令，大家也要充分了解，不然，不但不会自动的遵行，往往给市政府很多的困难，……不过将市政重要的问题，提出和大家研究，目的在引起全市市民对于研究市政问题的兴趣，而达到人人都有参与促进市政的机会”。③“模范市政的基本因素有三：（一）须有热心和开明的市民，（二）须有贤明的市长，（三）须有适宜的市政府内部组织，这三者如能运用得当，市政才能有发展希望”。④更进一步，学者已经认识到城市建设的多方面功能，“市政的最终目的是求城市内的居民，能享受安适快乐和进步的生活”。③者在讨论中提出，市政并非仅仅是物质上建设的完美，提高市民的道德修养也很重要，“道路整洁、街市繁荣，市之容也；灌输智识、指导职业，市之骨也”。⑤
北京城的空间布局结构是我国古代的都城规划和建设思想在几千年的实践中形成的独有的东方特色的集中反映。但是，封建帝制下形成的封闭的城市格局与近现代化、工业化浪潮下城市本身应具有的开放性之间必然形成矛盾，城市内部市民社会对公共空间的需求、市民民主意识的不断觉醒形成对封建皇权统治主导下的空间格局的冲击。此外，长期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无法支撑转型期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在首都地位丧失、中央财政极大削减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更为突出。
针对北京的规划建设和发展，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展开一场讨论，提出了各种建议。
对于北京当时城市社会经济的总体状况，学者们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张又新在《北平市之缺点及其救济》⑥一文中分析到，北平的工商业过度落后，产业工人不过七千，商店仅占全市户数的八分之一，多以零售为主，市民总数的四分之三全为住户，在各国大都市中罕有其例，市民中百分之九十五只能消费，不能生产，平均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业，赤贫者在十八万以上。人口密度太小。北平工商业与其他各大都市相比，特别落后，人口分布较其他大都市为稀，各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53人，街巷之密度多不足用，建筑物所占市面之比例本已不小，人口犹未倾向中心区的原因是商务不集中，全市房屋约120万间，但楼房仅5万余间，不及空房的半数，所以有许多房屋的人口已过多，但全体密度仍旧较少。人口密度小，各区各街财力不足，街面难以铺砌。
由于北京自国都南迁后，城市地位下降，如何繁荣北平成为首要问题，对北平的功能定位讨论自然比较多。有学者提出北平可做成文化区、做成“贵工业区”、做成“有法律之中外住宅区”等。做成文化区即北京名胜古迹颇多，可以成为游览胜地；大学林立，全国学子心向往之，文化事业发达，具有成为文化区的优越条件。所谓“贵工业区”，即指北京的珐琅、玻璃、毛革、织染、地毯、玉石等手工业产品为世间珍品，可以依赖其出口。所谓“有法律之中外住宅区”，指各国侨民杂居已经是事实，北京气候适宜、医术完备、生活程度并不过高，各国来北平长期居住者日益增多。这三种功能定位都可以达到繁荣北平的目的。⑦黄子先也在《繁荣平市之我见》⑥中提出，北京的传统产业景泰蓝制作、纱灯制作和地毯工业在国都南迁后日渐萧条，还应积极寻找和扩大市场，保持传统产业的生命力。
在对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整理北京市计划书》和华南圭的“抛开旧城建设新区论”。1928年，留洋归来的哲学博士张武提出《整理北京市计划书》⑧。他主张建立都心说，整个古城以同心圆式向外发展，拆除城墙，以利交通，全面建筑西式房屋；他按照欧美关于都市功能分区的思想，将北京划分为“美术区域、商业区域、工业区域、住宅区域”。美术区域在“正阳门内外东西长安街三殿三海及故宫”，商业区域在“正阳宣武崇文三大街及中间一切区域，又东西单牌楼大街、东西四牌楼大街、东直门大街、西直门大街、后门大街及鼓楼以东街市”，工业区域在“永定门内外接近城边地域”，“其余所在一律是为居住区域”。客观地说，他所划分的区域基本符合北京当时的状况，其分区制的观点对后来的都市计划形成一定的影响。对于城市改造，他提出划定外城南部地区进行根本性改造，内城护城河附近区域以拆除城墙、开辟道路为主要工作，东西长安街的南北空地建为最美最洁之街市，成为建筑、绿化、美化的典范；对天桥地区重点进行环境改造；应用美国当时正在兴起的“城市美化”理念，他提出主要街道按照统一规定植树绿化，增加道旁公园，市街和公共场所机关以及民间房屋进行绿化点缀，市营房屋要建设庭院，增加市内美观。他提出要提高对于公园地位的认识，将公园定位为都市的心脏，除美化环境、陶冶性情、健身休闲外，还有城市防火和临时避难的功能。古城保护不是张武提出的计划的主要部分，但他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即古迹较多地段严格监护，已有损坏者要在“不变更、不妨碍范围内从事”，对历史古迹要及时公布便于宣传。
应该说，张武的建议具有相当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体现了当时世界上正在倡导的一些先进的城市规划建设理念如城市功能分区、城市美化、防灾等，但张武所主张的只保护个别古建筑、不保护古都的整个风貌和环境的思路是不符合北京实际的。其次，他的观点照搬西方规划思路的痕迹严重，针对北京历史和现实的考虑并不充分，所以他的意见没有受到当时学界和实际工作者的重视。
以华南圭为代表提出的抛开旧城、建设新区的观点，可以说是历次北京规划制定时类似观点的肇始。华南圭在民国十七年任北平市工务局长时就提出，“行政贵切实，最忌夸大；改良旧市尤重于开辟新市，然而开辟之道，不可不知，旧市改良，往往不易，但各国长于旧市之旁，开辟新区。在草蛮荒地开辟新市，非无其例，大概为工业趋势所造成，为欲分散劳动者于乡野，而免麋集于已稠密之旧市，且仍不失其集合之便利也。”⑨(P176)华南圭直到建国初期讨论北京城市规划时，依然坚持其思想。但是，这类观点在当时城市财力匮乏的情况下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北京城门城墙的废存也成为讨论北京空间布局时的一个焦点问题。瑞典学者喜仁龙教授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曾把北京的城墙喻为“一部土石作成的史书”。⑩(P30)美国外交官芮恩施(P.Reinsch)在其回忆录《一名美国外交家在中国》一书(1913～1919)中说：“北京的城楼和城垣与环境非常相称。它们表现出力量与永恒，使人看了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惊奇之感。它们的庄严、神秘和难以忘怀的规模，以及好到不容改变的建筑结构，只有金字塔或者大自然塑成的巍峨的山峰堪与之相比。”为了改善交通，从民国初开始拆除城门城墙，到1926年初，城墙东、西、北三面之墙只剩下零散的几段，南段正面仅东西墙及由天安门至中华门之围墙尚完整。当时，随着北京城市工商业兴起，城市对外交通联络的需求不断增强，城墙对外交通发展和城市空间扩展的阻隔作用越来越明显，加之城墙作为封建主义的象征，在民主潮流下，拆除城墙的呼声浪高一时。当时一些开埠城市如广州、武汉、杭州等纷纷拆除城墙，北京的城墙是否拆除也成了时人讨论的问题。是拆除城墙筑路，还是保护城墙两种观点从那时起就针锋相对。
当时主张不拆除城墙而进行城墙改造和保护的学者代表是留学海外专攻市政学的白敦庸，其主要观点集中在专著《市政述要》中。他运用市政学的基本原理，对北京城墙的保护和利用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构想，即《北京城墙改善计划》。(11)他的主要思想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对城墙的功能重新认识。城墙的防御功能弱化以后，作为历史遗存，在考古、治安、卫生、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可以继续发挥作用；第二，保存城墙的理由。沿城墙一带北京的商业并不发达，交通也不拥挤。没有建设环城大马路的必要。其次拆除城墙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并不经济；第三，对城墙改造的思路。将城墙开放，作为公众游览的场所，开放其经济和教育功能。把北京的古城墙改造成一座环绕古都的立体公园；第四，具体的改造方案。对城墙上固有的建筑进行整修，安装电灯、电话、建设公厕、放置废物箱，开设茶肆、冷饮店以及图书馆、放映影片、音乐演奏等市民娱乐场所。铲除邻近使馆区的城墙周边的外国势力。对城墙进行绿化，在城墙附近遍植花木，可以改善空气质量、增加城市景观。可加深护城河，使其与积水潭、什刹海、二闸等水面连通，建成与周边环境协调的环绕北京的立体水上公园。为了解决交通压力，他也主张开辟城门，但只能开辟门洞，不宜开大门，以免破坏城墙的整体感，原有的大门宜拆除。
为市民提供城市公共空间也成为当时学者讨论的重要话题。古代北京城市传统的公共空间着重体现的是政治秩序，城市的空间布局被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所控制，商业街区是封建时代普通城市居民仅有的公共空间形式。“公园”观念的出现是城市空间倾向平民化的表现。当时《市政通告》第22期开辟“公园论”专辑，介绍了英、德、法、美等国的公园。“‘公园’二字，普通解作公家花园，其实并非花园，因为中国旧日的花园，是一种奢侈的建筑品，可以看作是不急之物……公园通例，并不要画栋雕梁，亭台楼阁，怎么样的踵事增华；也不要春鸟秋虫，千红万紫，怎么样的赏心悦目。只要找一块清净宽敞的所在，开辟出来，再能有天然的丘壑，多年的林木，加以人工设备，专在有益人群的事讲求。只要有了公园以后，市民的精神日渐活泼，市民的身体日渐健康，便算达到目的了。……所以公园之对于都市，决非花园之对于私人可比。简直说罢，是市民衣食住之外，一件不可缺的要素。”中国官办的公园出现在1905年以后。清政府当时采纳了出洋五大臣的建议开辟万牲园。从民国初到二三十年代，经过学者和市政当局的共同努力，陆续开放若干庙坛和园林为公园，包括中央公园（后更名为中山公园）、颐和园、城南公园（30年代辟为先农坛体育场）、天坛公园、京兆公园（后改为市民公园，今地坛公园）、和平公园（后改为故宫博物院分院，现为劳动人民文化宫）、景山公园、北海公园，并开放了中海和南海。北京城市中市民享有的公共空间的数量和面积已大大超过清末，表现出城市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就北京的城市管理方面，学者也提出不少建议和具体措施。如不少学者认为应尽早编制北京名胜指南，开展整理市容、救济老弱残疾，修葺坛庙宫殿，公园植莲绿化、修补清洁道路等工作。曾任沈阳市政府科长的刘国增在来北京谋职后，根据自己的市政经验，提出了对于北京市政的若干建议：卫生方面，建议严禁儿童在胡同大便、设立脏水井、尘芥箱、形式官厕，垃圾运至城外、整理暗沟等；道路修筑方面，对油漆马路、石碴马路、胡同土路、大车路等要有科学的养护办法；整顿市容方面，禁止乱贴广告、乱写标语、乱立标桩，整理市街小贩，实行建筑章程，认真执行车辆停放标准等。(12)这其中包括了比较全面的城市管理思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中西文化相互撞击、相互包容的时期，也是近代以来学者引入和借鉴西方近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理念的黄金时期。在北京政治地位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学界引入近现代“市政建设”思想的同时所进行的北京城市发展的讨论和思考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收稿日期］2006-08-09
注释：
①顾彭年.现代欧美市制大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二年.
②市政府与市行政[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③体扬.市政问题的研究[J].市政评论，廿三年六月合订本.
④殷体扬.北平市的新建设[J].复兴月刊，2卷9期.
⑤冯思勤.关于改革市政的条陈[J].北京档案史料，1997(2).
⑥市政评论.第一卷.民国二十三年六月版.
⑦北平市各自治公所关于繁荣北平意见呈[J].北京档案史料，1997(2).
⑧张武.整理北京市计划书[J].市政月刊，民国十七年第3期.
⑨华南圭.公路及市政工程[M].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一月.
⑩奥斯伍尔德·喜仁龙著，许永全译.北京的城墙和城门[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
(11)白敦庸.市政述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12)刘国增.关于市政建设计划条陈[J].北京档案史料，1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