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礼议”与朱熹王阳明思想的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熹论文,大礼论文,冲突论文,思想论文,王阳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璁（1475～1539年）字秉用，号罗山，浙江温州人，与王阳明（即王守仁）同时代，曾任明嘉靖初年辅臣、次辅、首辅。他一生除读书科举，讲学授徒外，为官前后约10年。他是嘉靖初年“大礼议”中的重要人物，在清勋戚庄田、罢中官镇守、处大同兵变、申明风纪宪纲及澄清吏治中都做出了功绩。
一 大礼议之争的三个回合
所谓“大礼议”之争，表面上是“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之争，而实蕴涵着皇权与阁权的政治之争，以及学术思想上正统朱（熹）学与新兴王（阳明）学之争。明武宗朱厚照无子，由内阁首辅杨廷和草拟遗诏，立武宗叔父兴献王长子朱厚熜为帝。在礼官议兴献王主祀称号时，“廷和检汉定陶王、宋濮王事授尚书毛澄曰：‘是足为据，宜尊孝宗曰皇考，称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姪皇帝名，别立益王次子崇仁王为兴王，奉献王祀。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进士张璁与侍郎王瓒言，帝入继大统，非为人后。瓒微言之，廷和恐其挠议，改瓒官南京。”（注：《杨廷和传》，《明史》卷190，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036～5037页。 ）毛澄依照廷和之旨意，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七日率臣奏言，除举汉定陶王、宋濮王两例为据外，特引“程颐之言曰：‘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则正统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极矣’”（注：《毛澄传》，《明史》卷191，第5055页。毛澄引程颐言， 是节引其意。）为理论依据。接着杨廷和“偕蒋冕、毛纪奏言：‘前代入继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礼。惟宋儒程颐《濮议》（注：《濮议》即指《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议》， 《河南程氏文集》卷5，《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5～518页。）最得义理之正，可为万世法。’”进一步肯定毛澄的论据，明确以程颐思想为“万世法”，并把有不同意见者视为“奸邪”，“当斩”，或黜为外官。
是年七月观政进士张璁上疏：“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者，然不过拘执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其私亲之说耳。……比有言者，遂谓朝议为当，恐未免胶柱鼓瑟而不适于时，党同伐异而不当于理，臣固未敢以为然也。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臣厕立清朝，发愤痛心，不得不为皇上明辨其事。《记》曰：‘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圣人缘人情以制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注：张璁《正典礼第一疏》，《张文忠公集类·奏疏》卷1。）张璁指出：汉哀帝、 宋英宗为定陶王、濮王之子，是因成帝、仁宗无子，皆预立为皇嗣，养于宫中，尝为人后。今武帝已嗣孝宗十七年（实十六年），“臣读祖训曰：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今武宗无嗣，以次属及，则皇上之有天下，真犹高皇帝亲相授受者也。故遗诏直曰：‘兴献王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其公私实较然不同矣。”（注：张璁《正典礼第一疏》，《张文忠公集·奏疏》卷1， 又见《明世宗实录》卷4，正德十六年七月庚戌。）张璁二月前才举进士， 观政礼部，既无权亦无实职。此时杨廷和不仅有迎立之功，而且在武宗死至世宗继位的空位期间，总揽朝政，革除正德弊政，为世宗所依重。若张璁如时人所说为投机，“希意干进”，就应附和杨廷和及当时大多数朝臣的意见；可是张璁不仅有违杨氏，而且直接批评程颐之见不顾父子人情，可见张璁有刚直不阿的精神。
世宗得张璁疏，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注：《张璁传》，《明史》卷196，第5174页。）然廷臣大怪骇，交起攻击张璁。 杨廷和说：“秀才安知国家事体”（注：《赴南京留别诸友》，《张文忠公集·诗稿》卷3。），于是张璁被黜为外官。 他在诗中有“独怜知己少，只见直躬难，若问唐虞治，终期白首看”（注：《赴南京留别诸友》，《张文忠公集·诗稿》卷3。）之叹。
“大礼议”的第一个回合，以张璁失败，世宗无力、无奈而告一段落。嘉靖二年（1523年），张璁与桂萼、胡铎互相辨析大礼议。是年十一月，桂萼上疏，重申大礼议：“今礼官失考典章，遏绝陛下纯孝之心，纳陛下于与为人后之非，而灭武宗之统，夺献帝之宗，且使兴国太后压于慈寿太后，礼莫之尽，三纲顿废，非常之变也。乃自张璁、霍韬献议，论者指为干进，逆箝人口，致达礼者不敢驳议。……臣闻非天子不议礼；天下有道，礼乐自天子出。臣久欲以请，乃者复得席书、方献夫二疏。伏望奋然裁断，将臣与二臣疏并付礼官，令臣等面质。”（注：《桂萼传》，《明史》卷196，第5181～51823页。）席书、方献夫大礼议疏，都作于嘉靖元年，“会中朝竞诋张璁为邪说，书惧不敢上”（注：《席书传》，《明史》卷197，第520页。）。嘉靖三年正月世宗得桂萼疏心动，复下廷议。四月召张璁、桂萼至京师集议大礼，行至凤阳，奉敕“不必来京”，遂还南京。
当时世宗下诏称孝宗为皇考，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胡瓒等奏言大礼已定，席书、张璁、桂萼等不必来京。张璁和桂萼等再上疏，认为必亟去“本生”两字，继统之义始明：“礼官惧臣等面质，故先为此术，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称，天下后世终以陛下为孝宗之子，堕礼官欺蔽中矣”。（注：《张璁传》，《明史》卷196，第5175页。 ）张璁、桂萼又与黄宗明、黄绾联合上疏：“今日尊崇之议，以陛下与为人后者，礼官附和之私也。以陛下为入继大统者，臣等考经之论也。……今言者徇私植党，夺天子之父母而不顾，在陛下可一日安其位而不之图乎？此圣谕令廷臣集议，终日相视莫敢先发者，势有所压，理有所屈故也。臣等大惧欺蔽因循，终不能赞成大孝。”（注：《黄宗明传》，《明史》卷197，第5217页。）当时形势对张璁一派极为不利。 张璁一派是极少数，且都被黜任南京主事等闲职；而杨廷和等都是有威权有实权的首辅、各部尚书等。汪俊在毛澄引疾去职，代者罗钦顺不至的情况下出任礼部尚书，并集廷臣73人上议：“祖训‘兄终弟及’，指同产言。今陛下为武宗亲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谓与人为后，而灭武宗之统也。……盖宋程颐之议曰：‘虽当专意于正统，岂得尽绝于私恩。故所继，主于大义；所生，存乎至情。至于名称，统绪所系，若其无别，斯乱大伦。’殆为今日发也。”（注：《汪俊传》，《明史》卷191， 第5059页。）汪俊统计，同意他们意见的有“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注：《汪俊传》，《明史》卷191，第5059页。）只有张璁、 霍韬、熊浃、桂萼等持反对意见。
五月张璁、桂萼奉召至京。张翀与给事30余人连章言：“两人赋性奸邪，立心
佞，变乱宗庙，离间宫闱，诋毁诏书，中伤善类。望亟出之，为人臣不忠之戒。”（注：《张翀传》，《明史》卷192，第5088）显然，这是无中生有地进行攻击。 当时给事中张汉卿弹劾席书赈荒不法，张翀乃取廷臣劾张、桂奏疏，送刑部治张、桂罪。刑部尚书赵鉴即列璁等罪状上请，“且私相语曰：‘倘上亦云是者，即扑杀之。’璁等以其语闻”。（注：《张翀传》，《明史》卷192，第5088）结果，此计未成， 而进璁、萼为翰林学士。这为“大礼议”的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由于“大礼议”双方力量悬殊，一些人惧而不敢上书，并面临“扑杀”的危险。张璁不怕群言汹汹和途中击杀，而坚持己见。嘉靖三年七月世宗从公议，在左顺门召见群臣，宣诏生母章圣皇太后之尊号去“本生”二字。诸臣力争不可去，疏奏留中不下。会朝方罢，何孟春倡言于众曰：“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注：《何孟春传》， 《明史》卷191 ， 第5068页。）修撰杨慎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遂遮留群臣于金水桥南，谓“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注：《何孟春传》， 《明史》卷191，第5068页。）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复相号召，于是秦金、赵鉴、赵璜、丰熙、张翀等231人，（注：《何孟春传》， 《明史》卷191，第5068～5069页，统计为229人，朱希同乃诣内阁告毛纪，纪与石珤遂赴左顺门跪伏，故实为231人。）都跪伏左顺门。 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世宗命引礼监谕退，再谕退，仍不起。帝怒，收禁134人于狱，杖五品以下180余人。
九月张璁与礼部尚书席书及桂萼、方献夫奉诏集群臣于阙右门辨议大礼，议定，席书上奏：“臣书、臣璁、臣萼、臣献夫及文武诸臣皆议曰：世无二道，人无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献皇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乃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尤愿陛下仰遵孝宗仁圣之德，念昭圣拥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终无间，大伦大统两有归矣。……一遵《祖训》，允合圣经。复三代数千年未明之典礼，洗汉宋悖经违礼之陋习，非圣人其孰能。”（注：《席书传》，《明史》卷197，第5204 页。）议上，称号遂定，九月十五日诏布告天下。这为“大礼仪”的第三回合，即大礼告成。
张璁上疏请放归田里，疏曰：“臣与桂萼等生不同方，官不同署，窃见一时轻议，有乖万世纲常，是以见同论同，遂不嫌于犯众；理直气直，乃不觉于成仇，……彼时不辞，无以明微臣之志，终辞无以答圣明之心。今明诏重颁，大礼攸定，……此臣等所以在当去而不苟容者也。”（注：《明世宗实录》卷43，嘉靖三年九月丙戌。）上不允。
二 正统程朱学与新兴王学的冲突
“大礼议”的论争，由于两派价值观的不同，因而对儒家典礼的解释也大异。透过“大礼议”论争，它背后体现的是正统程朱道学（理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的冲突和较量，具体表现为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旧阁权集团与新进士大夫的冲突以及新皇权与旧阁权冲突的交织。
旧阁权集团所遵循的是绝对理学的程朱道学，这个理是形上学本体，是普遍存有的根据，也是最深层的价值源泉。杨廷和在“大礼议”一开始就表明：“惟宋儒程颐《濮议》最得义理之正，可为万世法。”后来他的儿子杨慎偕同列36人上言：“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注：《杨慎传》，《明史》卷192，第5082页。 ）程朱道学主奉形上学之天理，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明中叶以后，它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王阳明有鉴于天理本体与感情实在、抽象的远离现实的先在范畴——理与具体地去格一件一件物、道德规范与践履行为、当然与所以然之间的冲突，导致天理与人情、天理与人心、理性与感性的分二，主张异在的、外超越的天理向内在的、内超越的人心转化，即由天理向人心贴近，向人情落实；二是罗钦顺恢复张载气本论思想，主张“理气为一物”，（注：罗钦顺《与林次崖佥宪》，《困知记·附录》，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1页。）把理拉向气，否定天理的形上学本体性， 认为天理只是气本体固有的条理和属性，罗氏从程朱理气的关系中，表现了由道学向气学发展的倾向。
程朱道学之所以面临着这两方面的挑战，是因为元明以来程朱道学被官方意识形态所强化，成为士子们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和紧箍思想的教条，其内在的理论破绽逐渐显露，其理论思维的生命力渐次削弱，也逐渐脱离了社会实际和丧失了其解释的功能。在这次“大礼议”的论争中，充分暴露了程朱道学不近人情的冷酷面目，不顾现实的僵化心态。张璁认为“大礼议”的统、嗣之争，其实质是天理与人情之争的反映。他说：“圣人缘人情以制礼”，“夫统与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帝承惠帝之后，则以弟继；宣帝承昭帝之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强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则古尝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矣。故曰：礼，时为大，顺次之；不时不顺，则非人情矣；非人情，则非礼矣。”（注：张璁《正典礼第一疏》，《张文忠公集类·奏疏》卷1。）强调礼要适应时变，要缘人情， 若既不依据时，又不顺人情，就是非礼，也无所谓礼。“人情”与“礼”的关系，《礼记·丧服四制》就说过：“顺人情，故谓之礼”，故非张璁等的杜撰。
张璁与王阳明为同时代的人，王比张大3岁，张比王晚死10年。 “大礼议”之争时，阳明50岁，张璁47岁。“守仁之起由璁、萼荐，萼故不善守仁，以璁强之。”（注：《王守仁传》，《明史》卷195。 ）王张之间，思想契合。阳明平宸濠之乱，反遭张忠、许泰之变，因而未能直接参与“大礼议”之争；但张璁、席书、黄宗明、方献夫、桂萼等“圣人缘人情以制礼”的理念，实与阳明的思想合。他说：“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传记之讹缺，则必古今风气习俗之异宜者矣。此虽先王未之有，亦可以义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也。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行不著而习不察者矣（一部礼经，皆如此看）。”（注：《姚江学案》，《明儒学案》卷10。）“先王制礼，皆因人情”，实乃以本生父为皇考、统与嗣之辨的理论依据，反对徒拘泥于古，而不察今，不得于心的冥行，指出这是非礼之礼，好像这段话就是针对“大礼议”而言的。
虽然王阳明由于种种原因而未直接上奏疏，但他的学生席书、方献夫、黄宗明、黄绾都与张璁一起上疏，批评杨廷和等以程颐“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所生为伯叔父母”的理论根据。在“大礼议”时，“霍兀厓、席元山、黄宗贤、黄宗明先后皆以大礼问，竟不答。”（注：《年谱》，《王文成公全书》卷35。）阳明不答并不是不关心“大礼议”的论争，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意见。他在与霍兀厓（韬）的信中说：“往岁曾辱‘大礼议’见示，时方在哀疚，心喜其说而不敢奉复。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复书，草草作答。意以所论良是，而典礼已成，当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纷争，不若姑相与讲明于下，俟信从者众，然后图之。其后议论既兴，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于朝。然士大夫之问及者，亦时时为之辩析。……后来赖诸公明目张胆，已申其义。”（注：《与霍厓崖宫端》，《王文成公全书》卷21。）这里对霍韬、席书的“大礼议”主张，表示了“心善其说”，“意以所论良是”的态度。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
王阳明虽哀疚丁忧林下，对“大礼议”这样的大事，他是关心的。《年谱》记载：“是时‘大礼议’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诗曰：‘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棲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又曰：‘独坐秋夜月色新，乾坤何处更闲人？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千圣本无心外诀，《六经》须拂镜中尘。却怜扰扰周公梦，末及惺惺陋巷贫。’盖有感时事，二诗已示其微矣。”（注：《年谱》，《王文成公全书》卷35。）阳明有感“大礼议”之争，以诗表明他的微旨心迹。
鉴于此，近人便指出：“考赞礼诸臣之思想渊源，多为姚江王门高弟，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此又欲明大礼议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注：欧阳琛《王守仁与大礼议》，载《新中华》1949年第12卷第7期。 ）此见中其肯綮。
张璁的历史评价、地位和影响，近人虽有微言，但正史或野史基本上是肯定的。“孚敬刚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亦时进谠言。”（注：《张璁传》，《明史》卷196，第5180页。）他若清勋戚庄田， 罢天下镇守内臣，先后殆尽，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恶脏吏，一时苞苴路绝。”（注：《张璁传》，《明史》卷196，第5180页。 ）孚敬之名是因璁与朱厚熜之熜讳而改。李贽《续藏书》引许文简曰：“公天性孝友，气度朗豁，博极群书，奇伟迥特，非时俗肤浅所能揆测。及当事莅政，执政以往，刚崛不回，遭遇圣主，建明大礼，乃知殷宗思治，梦帝赍傅，周宣中兴，岳降生申，有由然也。”（注：李贽《张文忠公》，《续藏书》卷12，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1页。）此评较为公允。
收稿日期：1999—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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