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历史课题_市场经济论文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历史课题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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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是十五大提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必须致力于解决的两大历史课题之一。这是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考验,在科学认识执政党建设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论断,有着深刻的内涵。

一、以改革精神丰富和发展党的领导理论

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改革精神,是邓小平理论最鲜明的时代特征。用这种改革精神来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一重大历史课题,首先就是要用改革精神来审视已有的党的领导理论,弄清哪些理论观点是我们今天必须继承和坚持的;哪些是要用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来充实、丰富和发展的;哪些是适应过去而不适应现在而要扬弃的;又有哪些是人们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出发,误读并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理论名下,至今仍被人们当作是正宗诠释而要坚决摒弃的。若不如此,全党就不能在诸如什么是党的领导,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和如何实现党的领导这些基本问题方面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就不会有一个衡量“水平”高或低的逻辑前提;就避免不了由于理论上的混乱和贫困而导致的实践上的尴尬和无序。

可以这样说,党的领导理论是以什么是党的领导这一基本概念为逻辑支点,围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如何实现党的领导这两大基本问题而展开的一个理论观点群。它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坚持和实现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及其人民群众,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现实,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有比较完整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作指导。因此,邓小平同志说,“老祖宗不能丢啊!”同理,我们党在今天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能够驾驭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根本的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邓小平党的领导理论的指导下,努力改善党的领导的结果。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领导的基本原理,诸如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基本条件的观点;党的领导不是靠权力,而是靠威信、毅力、丰富的经验、多方面的工作以及卓越才能的观点;党的领导是有条件的观点;党的领导必须实行集体领导的观点;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的观点等等,都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是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必须继承和坚持的。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理论,从总体上看回答的是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和实现党的领导问题的。尽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执政党条件下党的领导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实现党的领导问题,他们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答案只能由我们自己到实践中去寻找。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领导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并提出了诸如“领导就是服务”,“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这样一些闪烁着真理光辉的论断。即使如此,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领导问题的探索也只是原则的、初步的。因为改革开放还未能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完全展开,市场经济体制还未最终确立,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只能是原则性的、初步的。

从党的领导实践看,确实也存在着一些没有搞清楚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用改革精神去探索,需要用新的实践、新的经验、新的理论观点去充实、丰富和发展。例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不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因为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我们的立国之本、立党之本。但是,传统理论对这一重大问题的阐释只是在这样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说由党的性质决定的;二是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毫无疑问,这是决定党的领导地位的两个基本条件,但是一个政党的领导地位,并不总是由该党的性质上的先进性决定的,一个性质上先进的党有时却往往处于被领导、乃至非法地位,我们党在民主革命中的情况就是如此。同时,一个政党性质上的先进性也并不始终决定该党的领导地位,原苏联共产党的情况就是例证。再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为这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完全说明现在和将来。那么,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为什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呢?从传统的党的领导理论中就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由于这种理论上的不全面、不透彻,就导致了人们在实践中的不坚定。又如,党执政以后,如何正确处理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呢?是居于其上还是居于其中,是居于其外还是居于其内?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政权之后,逻辑的结论理应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自己当家做主,直接或间接地行使对国家的管理和监督权,而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无一不是党代表人民、乃至是替代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国家、监督国家;也无一不是居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行使本应有国家政权机关行使的职能。那么,党为什么进行总的领导而不能代替国家政权机关呢?“总的领导”的内涵是什么呢?党政为什么要分开呢?分开的科学依据又是什么呢?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传统的党的领导理论没有系统回答。理论上的不完善,就使得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党治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突出的顽症固疾,且积重难返。再如,在执政党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呢?党群关系的实质是,党离不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离不开党,形象些说是鱼水关系。但这只在党离不开人民群众这一点上是正确的,是真理,因为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党的存亡是由人民群众决定的。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成谬误,因为政党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人民群众决不会随政党的消亡而消亡。那么,人民群众离不开党的依据是什么呢?党领导人民群众的方式、途径又是什么呢?这些深层的理论问题,传统的党的领导理论也没有系统回答。理论上的贫困,导致了党的领导在实践中的无序,只具引导功能的党的政策成了具有国家意志的法律,甚至高于法律;“公仆”成了主动的领导者,“主人”成了被动的服从者,党的领导的权力化、行政化、官僚化,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弊端。

不仅如此,在党的理论中,确实也还存在着一些过时的,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观点,需要用改革的精神和勇气,坚决地予以摒弃。例如,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而被文化大革命时期推向极端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理论;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党是领导一切的观点;被主观主义曲解了的党是人民群众天然的领导者的观点;被教条主义诠释了的执政党就是直接执掌和行使国家政权的党的观点等等,必须摒弃。否则,如果用上述错误理论观点来评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就可能得出不是在不断提高,而是在不断降低的结论。

由上可见,用改革精神审视已有的党的领导理论,用实践标准去梳理它,用新的经验、新的理论观点去充实、丰富和发展它,对于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一历史课题是必要的,也是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当务之急。

二、以创新勇气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创新是邓小平理论改革精神的终极价值,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说用改革精神丰富和发展党的领导理论,对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具有基础性指导意义的话,那么用创新勇气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则对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就具有了决定性意义。

如前所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顽症固疾,这就说明共产党在执政以后,应采取何种方式去领导去执政还没有搞清楚。尽管我们党早在根据地政权建设时期就对国民党实行的以党治国引起过警觉,如毛泽东就曾指出:“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办法,是要避免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3页。 )刘少奇也指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注:《刘少奇选集》上,第176页,177页。)邓小平更是对“以党治国”的现象作了深刻而有力的批判,认为“以党治国”是麻痹党、破坏党、瓦解党的最好办法。但是,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国家政权的建立,毛泽东不仅淡化对“以党治国”的警觉,反而崇尚起党治和人治来了。他说:“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理国家“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要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护秩序。”再加上我们对党的领导和执政党内涵的教条化理解,以为党的领导就是党管一切,就是发号施令;执政党就是居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直接执掌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党。于是我们在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选择上就遵从了这样一种模式:在领导方式上,强调政策就是法律,强调用行政手段贯彻党的政策,强调权力高度集中统一;在执政方式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居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发号施令,直接行使对国家生活的管理权、监督权。如果说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模式在建国初期还有积极意义可言的话,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它的弊端就日益凸现出来了。对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反复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实行党政分开,并将此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内容加以强调。他说:“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7页;第三卷,第117页。)20年来,我们党根据邓小平的这些基本思想,对改变党的传统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行积极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从而使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就不会提高,党就不能驾驭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就不会有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变只是适应性、探索性的转变,并非创新性、前瞻性的转变。一句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还没有确立起来。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这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入了创新阶段,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随之要发生深刻的历史性转变。这就是江泽民同志指出的“要坚持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这意味着:党的政策不再是法,党的主张必须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从而使党的主张与人民的意志相统一,使党的领导具有极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党不再居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发号施令,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通过制定依法治国的方针,研究依法治国过程中的重大决策,领导依法治国的实施,推进依法制国的进程;党不再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应领导和支持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党不再采用行政手段,应通过各级党员干部带头遵守法律,并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严格依法办事,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党不再任免国家政权机关政务人员,应通过法定程序向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推荐干部并监督这些干部依法办事,以实现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

三、以务实态度推进党的自身建设改革

进行党的自身建设改革,是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内在要求。改革势在必行,不改革没有出路。

首先,要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理顺党政关系。党的领导体制是党的领导体系的纵向和横向权力的划分,以及实现领导职能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它对党的领导活动的成败有着重大影响。因此,要把改革党的领导体制作为党的自身建设改革的重要内容。一是要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思路,适应民主政治的要求,以求真、科学的态度给党正确定位。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受左的思想的禁锢,对党的定位问题总是讳莫如深,视为禁区。其实,马克思主义早就告诉我们,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在执政党条件下,党的正确定位就应该是:连接人民与政府的桥梁,人民参与政治和控制政府的工具。二是要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政关系,要把邓小平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的改革思路进一步具体化,根据中央、地方、基层党组织职能的不同,分层次理顺党政职责与权力关系,切实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行水平。三是要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运行的特点,建立健全科学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要把人们的认识统一在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任何公共权力都具有腐蚀性这一人类共识之上。与此同时,要特别重视完善基于民主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做到权力的封闭运行。四是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渠道、巩固党与各民主党派的联盟。

其次,要改革和完善党的决策机制,推进党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党的决策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活动。作为执政党,决策的正确与否和水平高低,对党的事业有着直接的重大影响。因此,改革和完善党的决策机制,努力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便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题中之义和重要内容。一是要实现从凭经验、拍脑袋、重个人作用向重科学、重智囊、重集体决策的转变;二是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和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重大问题一定要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不能由个人说了算;三是要充分发扬民主,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来自基层和实践的丰富经验;四是要建立健全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深入了解民情、充分表达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

再次,要改革思想观念,提高全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在一定意义上说,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而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水平如何,在现阶段便集中体现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水平上。因此,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必须在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水平上下功夫。一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我们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才能从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势中跳出来,把目光放得更远,思路放得更宽、手脚放得更开,才能制定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方针政策。二是要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具体的说就是要推动市场体系的建立,推动市场规则的制定和执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并用这些工作的成效检验党的工作成效,检验党驾驭市场经济水平的高低。三是保证和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我们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又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的社会,而是一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主与法制文明协调全面发展的社会。因此党在驾驭市场经济的同时,还要注意保证和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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