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中国论文,身份论文,任大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负责任大国理念的提出
以权力和责任为视角考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首先是基于冷战后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国家实力快速崛起这一重要经验事实。因此，探讨中国国家权力与国际责任的变化是审视近年中国外交的内在逻辑要求。
冷战的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间激烈对峙的国际局面，长期和平环境的出现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中国成功破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制裁后，中国开始重新思考并建构自身的国际地位、身份和形象，并据此进行外交实践上新的调适。与此同时，90年代初中国经济的起飞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权力的持续增长成为中国重构自身身份的最重要动因之一。除此之外，中国软权力的上升已经成为观察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动因不可或缺的视角之一。自身经济实力的壮大促使中国渴望在全球和地区性国际机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软权力的理论倡导者约瑟夫·奈把塑造和主导国际规则的能力以及外交政策视为软权力的重要来源。而正是通过广泛参与地区及全球性国际机制，创建部分地区经济和安全机制，审慎而精细地进行外交实践，中国外交正在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内赢得称赞，成为中国软权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正如梅代罗斯(Evan Medeiross)和弗拉维(Taylor Frave)所说，“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变得比新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远为机敏和出色”。
中国自身权力的不断增长导致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周边国家“中国威胁论”的盛行。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巨大的贸易顺差和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军备力量的存在似乎都成为这种论调的有力佐证。但事实上，真正引发别国担忧的并不仅仅是这种日益增长的权力，更是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如何使用这种权力。对此，尽管中国一再承诺和平崛起，但是一些国家仍然不能确定这种表态到底意味着中国是彻底接受国际规范、不寻求挑战现有秩序的“立地成佛”，还是在韬光养晦、和平崛起之后重新寻求变革国际秩序的“卧薪尝胆”。所以作为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击和对自身崛起的支持，中国政府于90年代中期之后适时地提出了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问题。
如果说以上作为对国际环境的重新调适和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击进行身份重构还是外力使然的话，那么，在实现了和平环境所带来的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尤其是当中国与他国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因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而进一步加深后，彻底融入国际社会，寻求在现有国际体制框架内谋求自身地位的提升就成为中国的内在需求。因此，做负责任大国、不激烈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也是中国进一步谋求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中国负责任大国理念全面形成的重要契机和关键推动力。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思想中对权力的负向价值判断的影响以及革命年代中国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反对，中国对承认自身大国地位和行使大国权力还稍显政治意愿的欠缺。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恰恰激活了这种政治意愿，使中国政府不仅正视自身不断上升的地位和权力，还进一步着重突出了对大国责任的强调。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为周边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呼吁建立并完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以及宣布做“负责任大国”的做法无疑是负责任大国理念全面树立的昭示。此后，“负责任大国”就成为中国政府在很多重要场合为自己公开界定的身份，也成为中国进行外交实践的基本理念依据之一。
在理论层面上，权力和责任视角一直是透视国家外交行为的重要视角之一。尤其是对于正在经历国家实力崛起并宣布做负责任大国的中国来讲，考察其对于权力和责任的认知尤显必要。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将对未来地区乃至世界范围的国际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是因为包括责任观在内的道德价值因素从来都是洞察中国外交的重要维度之一。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无论是关于大国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还是对负责任国际行为的评判标准，国际社会都未达成一致，各国学术界也尚未进行适切的理论准备，甚至中国自身也尚处于对该问题的探索与思考之中。这就给中国处理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带来了重大考验。如何理解和界定与中国崛起的权力相称的责任，怎样做才是自身与国际社会共同认同的负责任国际行为，以及如何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国家角色身份的重构并有效地避免其中可能出现的角色冲突，就成为决定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崛起、成为负责任大国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权力、责任与负责任大国：界定及其解读
权力是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中讨论较多的概念。无论是强调目的和结果的“让别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之能力”的现实主义诠释，还是注重能力和手段的“达到自身目的或者目标的能力”的自由主义界定，权力概念虽难准确定义，但现代的学者们似乎都对其内涵的中立性存在一定的共识，关于“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划分也使得概念外延得以进一步明确。然而，在政治思想史上，除了上述现代通行的、权力作为与目的分离的工具性现实这种价值中立性界定外，自柏拉图开始，权力一直存在着另一种解读方式，即权力具有非中立的道德倾向，目的成为权力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权力只有在实现善(Good)的时候才存在。区分两种定义的不同道德取向不仅在确定权力的责任这一明显具有道德内涵的问题时十分重要，而且对于分析一贯对权力进行道德考量的中国外交尤显必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权力以及对权力的公开追求是不道德的，而为实现善而追求和使用权力才是可以接受的，这恰恰与西方权力思想中被现时代忽略的部分具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古代中国在周边地区所推行的朝贡体系下的王道统治正是这种权力观的集中体现。而在冷战期间，中国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强凌弱的权力行使方式感到不满并进行了斗争，这使得即使在冷战后一段时期内中国仍将“大国”这种角色定位与强权的使用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在中国开始建构负责任大国身份之前，这种权力观的影响则体现为在国家实力迅速增长后中国所表现出的对接受大国地位的犹豫。可以说，从1994年中国与俄罗斯确立建设性伙伴关系开始，一直到1998年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伙伴关系基本建立之时为止，这种犹豫才逐渐被中国外交上日益凸显的坦然和自信所取代。
不同于权力，“责任”和“负责任”一直是具有明显道德涵义的概念。事实上，针对权力的两种解读方式，权力的责任也有两种涵义，即与权力相应的、独立于权力的责任以及权力本身内含的责任。第一种涵义所蕴含的基本假设是权力本身不包含目的，所以负责任就是权力的所有者对权力之外的目的负责；第二种涵义的基本假设是权力具有内在的与其相符的目的，所以负责任就是具有各种目的的人要遵从权力自身的要求。涉及每一个具体行为的权力和责任考虑时，通常权力和责任的这两种联系方式并不是清晰可辨的，而是以一种妥协的方式出现。中国理解的责任兼具两种内涵，即中国既坚持以权力为手段实现自身的战略目的，同时又在第二种假设的要求下兼顾着权力和目的的内在道德约束性。
具体到大国的责任问题，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际政治的理论家们似乎一直对大国权力的兴衰及其对国际关系的意义倍加关注，而对大国的责任问题则论述不丰。虽然布尔(Hedley Bull)曾经指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中国家拥有权力就要负相应的责任”，但是，显然这种论述过于粗略，但是他所论及的大国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责任则为国际社会就此形成最低限度共识提供了基础。布尔认为，由于国际社会中的各国在权力上不平等，所以大国在享有特权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国际秩序的管理性责任和义务。在当今世界中，大国确实对国际社会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履行着特殊的责任，八国集团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都属于大国维持国际秩序的制度形式。可见，尽管对大国责任并没有明确而一致的规定，但是维持现有国际秩序成为国际社会关于大国责任的最低限度共识。
除了这个最低限度共识外，可以说，对负责任的大国行为进行评价的明确标准目前并不存在。这不仅是因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缺乏能做出此种裁决的主体，而且还因为“国际责任虽然总体上是国际市民意识的产物，但是很大程度上却扎根于各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并由其界定”。可见，对国际责任的评价受各国主观判断的影响极深。尽管如此，也有一些学者仍尝试着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提出一些具有一定一般性和客观性的标准，比如江忆恩给出的评价标准包括“对国际体制积极参与，承认相互依存是国际关系中的客观现实，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弱化国家主权以解决某些全球性问题等新内容”。富特(Foot)则提出了对于负责任国家的三阶段评价标准，即从19世纪末到二战前，负责任意味着尊重主权制度和国家间的多样性，不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和进行独立行为的自由；在二战后，随着非国家主体的增多和各种国际机制的发展，对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尊重、对相互依存的强调以及对国际机制的维护取代了传统的对主权制度的尊重而成为负责任大国新的衡量标准；在冷战结束后，负责任大国的判断标准出现第三次调整，转变成为对国内社会关系和人权状况的关注。富特据此认为，由于评价标准在不断变化，因此中国对负责任大国标准的接受始终落在变化着的标准后面，还没有完全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学者对负责任大国的理解与上述两种观点有共同之处，如有的学者认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既要对自己负责，处理好国内事务，保证本国安全、稳定与繁荣；同时又要积极参与国际制度与国际事务，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维护国际和平与发展。据此，一些学者认为中国通过广泛参与国际制度，谋求全面融入国际社会，至今已经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身份认同。显然，之所以会出现以上不同的评价结果正是由于这些评价标准都还远不具有可操作性。就连富特自己也承认，由于国际社会尚缺乏衡量国家融入和维护国际社会程度的明确尺度，因此以上述标准来对中国的外交行为进行评判也是不充分的。
判断标准的缺失增加了中国正在进行的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的复杂性。这意味着中国不仅要根据自身对国际责任的理解进行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而且还要尽量使这种责任视角和身份建构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接受。尽管中国的新身份和新形象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一些周边国家的认可，但是，还有一些国家仍然沿用旧的视角，将中国视为体系外国家。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上确有一段时期中国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并谋求以革命手段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中国所理解的国际责任除上述一些基本共识外确实存在与他国不同的地方。可以说，传统的政治文化心理、辉煌与屈辱交织的历史经验以及近期的革命经历都成为中国理解国际责任的内在影响因素。中国正是在世界准则和中国独特理解的双重作用下进行着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
摘自《教学与研究》（京），2006.1.4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