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了《世说》研究新领域——评介萧艾《〈世说〉探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说新语》既是一部少有的魏晋风流宝鉴，又是一座文化价值丰厚的矿藏，清人刘熙载《艺概》甚至把它视为中国文章蹊径好尚变化的三大助缘之一，故此书向来为人珍重。近十年，《世说》研究风炽：或考订史实、诠释字词，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或探讨语言源流演变，如方一新《世说新语词语研究》、张永言《世说新语辞典》；或揭示文学价值，如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上术专著，各有千秋，发明《世说》意义忒众。而萧艾先生的《〈世说〉探幽》以深刻敏锐的思力，新颖独特的视角，尤为引人注目。它不屑于步人后尘，而独辟蹊径；它论述大胆深入，不囿于陈说旧见，不盲从权威论断；它以对《世说》精细的分析，提出许多崭新见解。
《世说》36门共1130则，正文不足10万字，语言简约玄淡，尔雅有韵。可是，正文及与正文相互补充、已密不可分的刘孝标注涉及1500余人，内容可谓繁富，这也相应增加了研究难度──许多问题头绪纷扰，夹缠杂糅，几乎使人无所适从；有时原作语焉不详，与之相关资料奇缺，更令论者视为畏途。因此，尽管历代注疏评点成就可喜，但存在的问题仍很多，也很棘手。
萧著在积极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世说》及其有关史料重行分析，寻绎新问题，做出新阐说。其论已不限于对文献材料的考证辨析，还从文化视角发微探幽，钩深稽沉。作者虽无意标新立异，但由于材料详实，分析精当，论据充足，往往从人们熟视无睹的一隅开掘，结果卓识层出迭现，令人目不暇接。
从文献考证看，萧氏态度审慎严肃，一丝不苟，对《世说》原名、作者、著作年代以及流传中文字的误衍舛夺一一辨正，为进一步研究扫清文字障碍。作者对史料的辨析精微，立论稳实，令人首肯。如书名问题，萧氏认为宋黄伯思以唐段成式著作称《世说》为《世说新书》，就断定此即本名，这一看法过于简单化。因为从《世说》成书到唐已几百年，其间不可能无变，黄氏推论存在巨大的时间漏洞。萧氏否定这一臆测，并对鲁迅、余嘉锡承袭此说不以为然，而他同意清沈涛以《世说》为原书本名的论断，并自引刘孝标注十条屡称《世说》为证。萧氏针对人们认为《世说》是《世说新书》简称的猜疑，指出作者属文，为方便起见，有时用简称，目录学专著对一著作嫌名称太长而用简称，则向无此例，而《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录此书均做《世说》，足证此为本名。从对《世说》原名的澄清，可见萧氏考证的特点：对前人说法，择善而从；对材料，细心分辨，综合剖析；立论，慎重严肃，毫无穿凿附会之嫌。本此精神，萧氏对刘孝标注的评价，对原书习用语的解释，也多有新意，特别是“读《世说》十札”，更是篇篇有独到之见，令人不得不敬服他治学的才识胆。
不仅如此，萧氏更突出的贡献是开拓了《世说》研究的新领域，试图全方位地揭示其中包罗万象的文化历史内蕴。他从全书体现出的文艺观、历史观、宗教观、语言观、人生观、人才观、科技观和妇女观等角度入手，综合把握全书各方面的文化价值，并提出一系列耐人寻味的问题。
《世说》，从刘孝标等人注释到今天已一千五百余年，但历代研究多用力于释读字词，其中也有少数论者尝试揭示其文学意义，如南宋刘辰翁评点、今人王能宪前述论著。不过，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原作深广的文化学意义者，实在罕见。萧氏正是看到这一点，以之为突破口，把对原作的微观分析与宏观审视巧妙结合，可谓创举。这就大大扩展了论者的学术视野，启示人们向《世说》尚未为人触及的思想纵深地带推进，促使人们更全面更准确地把握汉末至魏晋的整体文化观念、精神及其细部，也体现了萧氏“（此书）殆同魏晋时期一个百科全书，不得以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小说视之”的研究宗旨。
难能可贵的是，萧氏对《世说》文化精神的揭示，并不狭隘地局限于原作，而是旁征博引与之相关的众多史料，两相对比参证，更具体地认识当时文化发展水平，并引发出许多可供今人借鉴的思想。由于作者思想活跃，无所顾忌，勇于求异，故所论多推陈出新，分辨出时代文化主流，抽绎出时代文化精华。如对《世说》涉及的玄言诗，批评大家刘勰、钟嵘都仅仅从当时玄言诗理趣的枯索乏味予以否定，后代论者多随之附合，而萧氏独著眼力，认为当时玄言诗尚处在草创阶段，艺术上难免幼稚粗糙，有柱下诠释、漆园义疏之病并不足为怪，后若健康发展，定会产生恬淡自然、理趣俱佳的上乘之作。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个人的诗歌美学观：“最好的诗应该增加一点哲学之美”，并叹息道：“假如六朝人不人云亦云地任意贬责玄言诗的话，那么在诗歌的黄金时代的李唐三百年间，还会有更多象金字塔的作品咧！”在史学研究方面，萧氏敢于打破历史研究的积习和成见，对《世说》里的历史名人王弼、王导、桓温等的功过是非，依着求实剔伪的精神，拔开历史的迷雾，撤除偏见的藩篱，还历史人物之本来面目。这大大提高了《世说》的史学价值，且对魏晋历史研究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如作者这样评王弼，他认为现在仍有人重复后汉范宁的谰言，以清谈误国为口实，说什么“（晋亡）王何之罪，浮于桀纣”，实属荒谬。他联系多种史书指出，王弼把《老子》作为宇宙本体论奠基之作，进行开拓性研究，建立哲学中贵无派；把原被当成卜筮的《周易》作为哲学经典，扭转了经学研究方向。姑且不论王弼哲学的思辨水平，就是学术开创之功也非人为地能一笔抹煞。不过，萧氏并未大肆宣扬王弼是生而知之的大哲。从他生活的荆州学术环境出发，萧氏揭示了王弼少年英特卓立的潜在文化影响，从而给王弼哲学的产生予以坚实的生活基础。另外，萧氏对《世说》中的绘画观、建筑观、医学观等的分析说明，也十分精彩，颇启人慧思。有萧著在，兹不一一胪述。
初稿于湖北师院
再搞于陕西蓝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