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普兰地图的报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图论文,卡普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评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新著《地理的报复：地图告诉我们即将到来的冲突以及命运抗争》(The Revenge of Geography：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2012)。
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着一个问题。他所统治的国土容易受到外界的入侵。俄罗斯辽阔的茫茫草原从欧洲一直延伸到远东，几乎没有山脉、海洋或大片森林阻碍军队或部落的入侵，全国上下都因此备受困扰，因为需要控制领土作为抵制入侵的手段。普京也存在这样的困扰，因为事实上他必须领导这个处处暴露在外的国家。
这种执著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最早的俄罗斯人(基辅俄罗斯人)从9世纪起就这样做，直到13世纪中叶被蒙古可汗成吉思汗的孙子消灭。中世纪俄国无情的帝国主义者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及其继任者鲍里斯·戈多诺夫(Boris Godunov)也这样做，直到17世纪早期屈服于入侵的瑞典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和哥萨克人。罗曼诺夫王朝在300年统治期间也这样做，进行了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领土征服，直到一次大战后在可怕的崩溃中领土缩小。在18世纪中叶叶卡捷琳娜大帝出现之前，俄罗斯的面积收缩到了最小的程度。
难怪普京也应该为领土统治而担忧。然而，许多西方人认为他应该抵制这种国家怀旧感的复苏，无条件地接受西方向东扩张的做法，集中精力完善政府结构使其变得越来越像西方。
卡普兰那里不会看到这种情绪。卡普兰是世界环游记者，也是一位智者，他的14本书构成了阐述和分析后冷战世界的基石。他在最新出版的书里抛弃了最近弥散于全球发展公共话语中的许多伪善之言，并得出一个基本现实：地理今天仍然是推动世界事件发展的最强大力量之一，而且历来如此。
斯特拉特福德的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家卡普兰写道：“地理是人类历史本身的背景——一国地理位置是定义自己的首要事物，甚至超过治理哲学。”事实上，卡普兰认为一国的地理位置往往影响其治理哲学。他引用历史学家帕特里克·马奇(G.Patrick March)的话说，俄罗斯领土上的弱点使该国“对暴政更宽容”。而另一方面卡普兰又写道，英国“边境安全，面向海洋，可以比邻国更早形成一种民主制度”。
卡普兰对他的无情现实主义将会引发争议并没有产生错觉。他写道：“地图是对实现人类平等和统一观念的障碍，因为它提醒我们地球上的不同环境使人类在许多方面变得极不平等和处于分裂状态，并引发了现实主义所说的冲突。”
其实早在出版前，卡普兰的书已经激起了《出版家周刊》的愤怒，一位匿名评论员称此书是一种“过度紧张的地图运动”，主要是“分散而不负责任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学片段”以及“一堆空洞而反复的隐喻”。卡普兰的“无情现实主义”，这位评论员写道，就是“一种没有说服力的过时世界观的再现”。
卡普兰本人比对他的评论显得更平衡和更有前瞻性，他找到了这种指责的根源。他指出，冷战的结束蒙蔽了很多西方思想家，使他们看不到许多世界上的严酷现实。他写道：“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里，德国人为边界的被拆除使人假设所有的人类分离都是可以克服的；民主将会同征服东欧一样很容易地征服非洲和中东；全球化——不久将成为一个时髦词——不过是人类历史的一种道德方向和一种国际安全体系，而不是它的实际面貌，仅仅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
“现实主义”由此就成了一个贬义词，因为美国的普遍主义认为美国的军力就是“看不见的手，让普遍主义理念比地理和人的生活历史体验更重要”。伟大的历史教训就是“慕尼黑”——一定要在世界各地像希特勒那样的邪恶力量威胁全球稳定和肆虐无辜民众之前将其灭杀。这种想法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巴尔干地区的干预，以及后来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
卡普兰写道，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面临重重困难，这就催生了一个反干预的知识群体，体现在重现类似“越南”的想法——世界各地的种族和宗派仇恨不单是国家实现宗教愿望的障碍，它还警告美国的国外冒险可能会成为失败者的游戏。在卡普兰看来，伊拉克“破坏了某些人思维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力量的投入总会产生一种道德结果”。
因此，在慕尼黑信徒和越南信徒之间便发生了剧烈的辩论。卡普兰将他的书作为平衡两者的一种努力。他写道：“越南是主张限制；慕尼黑是主张克服限制。”这两种想法，他补充说，可能对自己都很危险：只有两者达到平衡时，才最有可能出现正确的政策。明智的决策者一方面意识到本国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懂得政治家的领导艺术应体现在尽可能地贴近边界，但不超越边界。
对卡普兰来说，地理为理解直接影响人类活动的压力、实力、热情和兴趣——从而为理解边界的直接位置提供了指导。为了挖掘经验教训，卡普兰从上世纪伟大的地缘政治思想家的作品中找到了一篇理智的旅行见闻录，其中的分析被认为是一种有价值的讨论因素，不会因为今天《出版家周刊》的苛刻而被驳倒。
因此，卡普兰援引二战早期伟大的荷兰籍美国战略家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J.Spykman)的话说，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时期的美国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时期的美国虽然是有很大不同的，“但大西洋仍然将欧洲和美国隔开，圣劳伦斯河仍然在冬季被冰封”。亚历山大一世和斯大林在完全不同的时代统治俄罗斯，但两者都“为争取国家的入海通道而进行了无休止的斗争”。在凯撒的高卢(Caesar's Gallic)冒险2000年后，法国的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和安德烈·马其诺(Andre Maginot)也陷入了对“开放的德国边境的焦虑之中”。
卡普兰补充说，两大洋给美国带来的不仅仅是理想主义的财富，“而且还让美国有机会直接接触世界两大政治和商业动脉：横跨大西洋的整个欧洲和横跨太平洋的东亚”。这就足以解释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不仅仅是俄罗斯看到了开放而无保护的陆地边界的危险，而德国也因为“东部和西部没有山脉保护而用从军国主义到新生和平主义的病态手段来应对自身危险的地理位置”。虽然岛国身份给英国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可以不受外界的侵犯，但地理位置太接近欧洲大陆也给它带来了很大的危险，因此它“几个世纪来对法国的政治以及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对岸的低地国家给予了特别的战略关注”。
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卡普兰引述英国作家弗雷娅·史塔克(Freya Stark)的话说，埃及一开始就“与人类的发展轨迹平行，走和平发展路线”，因此形成了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与此相反，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总是不走“人类命中注定的路径”。由于没有任何天然屏障的保护，它发现自己永远处于被掠夺的困境。卡普兰甚至推测，美索不达米亚的现代“暴政倾向”可能就是“地理因素所决定的”。卡普兰甚至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的伊拉克独裁者，他写道：“必须比前任更专制，以维系一个没有自然边界、由库尔德人和逊尼派和什叶派阿拉伯人组成的国家，形成明确种族和宗派意识。”
卡普兰承认，他对地理的强调可能会使自己陷入一种决定论思想中，这种思想曾被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1954年的著名文章“历史的必然性”所摒弃。卡普兰选择了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称为“一种植根于‘概率决定论’真相的伦理”。卡普兰说：“关键词是‘概率’，也就是在现在对地理的关注中，我们坚持局部的或迟疑的决定论，承认群体与地理之间的明显差异，但不过度简化，并留下许多的可能性。”他援引了美国自由干预主义者的智慧——利用地理现实来支持美国干预巴尔干但反对干预伊拉克：鉴于前南斯拉夫位于前土耳其帝国的西部最尽头，毗邻中欧，而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最混乱的东部末端。这一事实已经影响到了现在的政治发展，干预伊拉克被证明是过分的。
基于此，卡普兰便以饱满的热情和锐气投入到了他的主题中，首先阐述全球伟大的地缘政治现实，然后寻求把它们应用到现时代的某些地区和国家。他委婉地警告说：“我要介绍的男士应该让自由人道主义者深感不安。”
要介绍的这位关键人物就是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现代地缘政治学之父，同时也是1904年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历史的地理枢纽”的作者。他深度展望了未来，看到了当时很少有人可以想象的东西。他写道：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我们现在经历的数百年，并且看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埃及波动的缩影，他们就很可能会将过去的400年描述为哥伦比亚时代，并会说这种情形在1900年后不久便结束了。
他解释说，在哥伦比亚时代之前，欧洲“被压缩到一片狭窄的地区，并遭受着外部野蛮民族的威胁”。但欧洲随后进发出活力，跨越海洋去征服其他大陆，“面临的阻力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西方国家成了全球主导力量。但到了麦金德生活的时代，这种扩张时代已走到了尽头，西方面临的是一种“封闭的政治制度”，只有这次才涉及“全球范围”。随着欧洲的扩张失去了空间，现在的欧洲战争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麦金德写道，从根本上预测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作为世界上最杰出文明的欧洲的衰落。
世界也以这样的发展再次证明麦金德的“欧亚大陆枢纽理论”——这种观点认为，世界的主要地理位置是欧亚大陆，几个世纪以来，绝大多数的威胁不只出现在欧洲，也出现在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印度、中国和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北部地区。他指的不只是蒙古人，也包括土耳其人。他的问题是：谁将成为现代的蒙古或土耳其侵略者?他的回答是：俄国人。正如他所说：当我们考虑快速回顾这种广泛的历史潮流，会看不出某种特定持久的地缘关系吗?世界政治的枢纽不是欧亚的广阔地带吗?它当时无法通行船舶却向马上游牧民族开放，而今天则被铁路网络所覆盖。
卡普兰补充说，就像蒙古人威胁并经常征服欧亚的边远地区——芬兰、波兰、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波斯一样，“现在俄罗斯也会这么做，持续利用其广阔陆地的内聚力，近期也实现了铁路的大发展”。因此，麦金德不仅预测了欧洲的衰落和全球战事，而且还预测了冷战的轮廓。就像卡普兰所解释说：“忘记沙皇吧，他们根本不能与地理和技术的深层构造力相比。”
麦金德将欧亚大陆的中心看作是全球的“心脏地带”(约为战后原苏联所拥有的土地)，而把东欧视为核心。在这里，卡普兰提到了荷兰籍美国人斯派克曼，他1893年出生于阿姆斯特丹，是一名广泛游历国外的记者，随后在耶鲁大学担任教授，1935年创办了国际研究所。斯派克曼为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概念增添了一个理念：“边缘地区”——欧洲、中东、印度和中国。控制了中心地区便可使任何力量控制全部或部分的边缘地区。控制了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就可以使一种力量追求麦金德所说的欧亚和非洲的“世界岛”。控制世界岛就可以使一种力量称霸全球。
这听上去或许很古怪，但可以看看20世纪的戏剧性事件，麦金德推出的地缘政治范式在推广过程中预示了戏剧性事件的轮廓。德国征服了波兰，还想由此迅速地征服原苏联的中心地带。如果希特勒成功了，那他就会有条件去占有斯派克曼所说的整个欧洲大陆(早已被征服)边缘地区。中东当然在他的统治范围之内，印度也可能沦陷。但西方世界的剩余势力——英国和美国——集中所有力量来防止这一切的发生，因为它们明白，德国一旦征服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区，希特勒将会横行全球。
英国和美国在借助原苏联击败德国的同时，将中心地带的全部控制权交给了斯大林，而斯大林由此就立即成了欧洲的威胁。侥幸的是，斯大林征服欧洲的野心失败了，因此他寻求动摇边缘地区其他西方国家的立场。卡普兰写道，西方的“遏制”政策就是对边缘地区的防守，因为伟大的心脏地带力量在欧洲、东南亚、中东和东南亚地区进行了探测和测试。卡普兰说：“保卫西欧、以色列、阿拉伯温和国家、伊朗王国，以及阿富汗和越南的战争都传递了一个观念，那就是防止共产主义帝国的控制从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区扩大。”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57年所说的那样：“有限战争是以可接受的成本阻止原苏联集团侵占欧亚大陆周边地区的唯一手段。”
这并不奇怪，美国最坚定的冷战鹰派人士——如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或保守地缘政治分析家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对西方世界的命运表示悲观。艾尔素普1947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哀叹，西方的“心灵疾病——缺乏确定性——是失败的根源”。他补充说：“我们最终可能会被打败……但经过艰苦斗争才被击败总好过纯粹的投降和死亡。”
艾尔索普的悲观主义是错位的，但他对斗争的理解却是正确的。随着西方史诗般的冷战胜利，中心地带不再面临威胁，因为俄罗斯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地图上的线条虽会改变，而轮廓却没有改变。卡普兰因此重新将麦金德的论点(在预测20世纪的事件上很有效)应用于21世纪。
麦金德在1904年预测俄罗斯将成为20世纪欧洲的威胁时主张，在两个大国之间建立缓冲国充当一种地理保护(他首先是倡导均势)。而这样的缓冲区在最近的俄罗斯帝国崩溃后确实出现了。这有助于稳定俄罗斯心脏地带与欧洲边缘地区之间的古老断层线，甚至可能会促成一个以德国作为核心的中欧实体。尽管如此，地缘政治并没有提供保证。卡普兰写道：但按麦金德的观点，如果欧洲的命运仍从属于以俄罗斯复兴为形式的亚洲历史，那又会怎样?那也会形成一个威胁。因为推动原苏联在东欧建立帝国的动力目前仍存在：立陶宛人、波兰人、瑞典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以往对俄罗斯的掠夺促使有必要在历史上的俄罗斯和中欧之间有空间形成兼容性政体来作为防疫封锁线。
同时，欧洲地理的丰富性——多样的海洋、港口、半岛、河流和山脉性反过来也带来了语言群体和民族国家的多样性——也促进了持续的不统一性，尽管所有的泛欧结构都致力于将欧洲大陆连为整体。正如卡普兰所说：“地图显示，欧洲的未来在媒体看来是很重要的。”
至于俄罗斯，卡普兰清楚地看到，普京的“低度专制”拒绝了90年代原苏联崩溃后被证明是毁灭性的“西方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的冷火鸡实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类似于列宁在俄国革命后对西方方式的拒绝。然而，尽管俄罗斯主要地处亚洲，但它的人口集中在欧洲。正如卡普兰所言：“古代政权(表现为德国式的独裁、讲法语的贵族以及首都圣彼得堡的资产阶级议会)都在朝着西方的方向发展，只有农民并非如此。”
如果普京想让他的国家恢复早期的荣耀，保护他的国家免遭自在13世纪蒙古人到来后遭受的入侵，那么朝向西方发展对他至关重要。最关键的是乌克兰。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言，没有乌克兰，俄国仍会是一个帝国，但只是一个关注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的“亚洲主要帝国”。卡普兰指出：“但随着乌克兰回到俄罗斯治下，俄罗斯就增加了4600万人偏向西方的人口，并在融入欧洲时突然给欧洲带来挑战。”这种由地理和民族主义催生的戏剧性事件将会在未来几十年中上演，就像过去的几个世纪一样。
与此同时，世界必须应对重新崛起的中国。中国是一个地理紧凑、人口稠密的国家，也面临着俄罗斯那样的危险，只不过是从相反的方向。纵观历史，中国的地理诉求一直是控制三个方向的干旱高地——从中国东北沿逆时针方向到中国西藏——这片地区使它面临着长达一个世纪的长期威胁。
目前，中国已经控制了那些关键地区，这就是为什么它现在追逐海上利益的原因。“仅仅以现有的出海方式”，卡普兰写道：“中国展示出地处亚洲核心地带的陆地优越位置。”但与俄罗斯不同，中国正在更多地寻求“以商业而非强迫的方式”来扩大领土影响力。
这是否意味着当这个亚洲大国在美国现在所控制的地区寻求扩大海上影响时，美国可以避免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卡普兰在这一点上似乎有些矛盾。他曾经写道：“美中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也表明，如果中国的经济以现有的速度不断增长，那它“有可能成为比美国的20世纪任何对手更难对付的力量”。他还补充说，“离岸平衡”概念——鼓动该地区其他国家加入遏制中国力量的联盟网络——“可能不适用了”。
卡普兰说，要想避免战争，就可能要求美国调整在东亚的海上目标，并接受中国对其公开声称的“第一岛链”的控制——包括日本、琉球群岛、韩国半岛的部分地区、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印尼和澳大利亚。这对美国可能是一件难事，但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的军舰从原来的280艘下降到了现在的250艘(里根总统任期结束的1988年有556艘)。卡普兰援引了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到2020年时将无法保护并可能失去中国台湾——这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所说“不沉的航母”——有可能向中国让出对第一岛链的充分控制权。
但美国可以在岛链之外维持在太平洋的存在，也可以支撑在印度洋的地位。与此同时，强大的中国将出现在中亚和东亚以及在西太平洋地区，并在中国的东海和南海保持强大的海上存在，在印度洋沿岸从事港口建设和武器转让。
卡普兰对伊朗的看法非常尖锐。他认为，波斯后裔具有很大的“地理优势”，临近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南部，位于斯派克曼所说的边缘地区，不仅对波斯湾的运输线十分重要，对从里海到地中海、黑海、中国和印度洋的通道也至关重要。因此，伊朗横跨了波斯湾和里海两个主要的能源生产地区。
另一优势是身份认同，因为伊朗几乎完全覆盖伊朗高原，也拥有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文化意识。“伊朗是古代世界的第一超级大国”，卡普兰说，加上地理位置处在中东的“中心枢纽”。伊朗的面积虽然小于印度、中国、俄罗斯或欧洲，但“因为在中东拥有重要的地理位置——无论是人口、能源还是资源——因而对全球地缘政治具有根本性作用”。
可能更有趣的是，卡普兰很尊重伊朗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化和政治敏感性——即便如今仍有很多西方国家正在煽动掀起与伊朗(被广泛认为是盲目激进)的战争，阻止它建立核武器的能力。卡普兰感叹阿亚图拉的崛起和暴力构成了“简朴的，微妙的和激发理智的伊朗历史传统”。但他补充说：“事实是伊朗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都是优质的，无论是帝国的活力还是什叶派神职人员的政治思想和著作，或是官僚机构的整体效率或打击持不同政见者的安全服务。”
卡普兰指出，甚至伊朗的革命秩序也呈现了“一种高度发达的政府结构”，它正在解散权力中心，放弃在邻国伊拉克所见的“独裁统治”。
但鉴于举足轻重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的力量，伊朗却被阻止发挥影响力——在过去的许多时代都曾如此。它的问题在于它“坚持令人窒息的神权统治”，“冲淡了历史上从文化意义上解释了大伊朗的对语言和世界的诉求”，卡普兰补充说，另一方面，一个民主或准民主的伊朗，“正是因为借助伊朗国家的地理力量才拥有了激励阿拉伯世界和中亚地区数亿穆斯林同胞的可能性”。这样的伊朗在卡普兰看来似乎是必然的，他写道，现政权的暴虐“既限制了它的力量，也预示着它的崩溃”。
对于美国，卡普兰也展现了他的现实主义敏感性，他认为美国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各方向上都坚不可摧，但有一个方向除外，那就是墨西哥边界。“这是一个对美国国家和帝国界限都有些紧张的地区：美国作为一个地理上连贯的统一体可能会遭到怀疑”。
美墨之间的历史边疆不仅广阔、模糊，而且还使两个国家分隔，正如斯坦福大学的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所言，拥有世界上任何两个邻国之间的最大收入差距。卡普兰很尊重哈佛大学已故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亨廷顿曾警告说，从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流入的大量移民会威胁到美国的文化精髓。但卡普兰最终并没有接受亨廷顿的观点，而是认为，面对这种人口涌入潮而重申边境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他建议美国应该彻底开放边境接受移民入境。
针对关于边境漏洞和非法移民大量涌入的争论，卡普兰给出了一个新国家愿景：我相信，美国在21世纪将会出现一个波利尼西亚混血文明，从北到南，从加拿大到墨西哥，而不是从东到西，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温带地区浅肤色人种岛屿。这个多种族的组合将是一个广阔的郊区城市。每个城市在视觉上越来越相似于另外的城市，无论是西北太平洋的卡斯卡迪亚还是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林肯。随着技术差距不断缩小，每个城市都培养自己与其他城市的经济关系和在世界各地的贸易网络。
现在来看看该书潜在的弱点——弱化与地理交织在一起的文化在推动历史进步方面上的作用。正如卡普兰所言，也许边境挑战可以通过消除边境本身和不同民族缓慢而平和的交融得到解决，直到一个新的混血种族悄然出现取代旧的种族。这个过程肯定是进步的。但与卡普兰书中描述的很多历史相反，暗示这样一场深刻变革将会出现，不会伴生混乱、摩擦和暴力事件，这似乎很天真。卡普兰在斯特拉特福德的新老板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则更现实地设想了这样的场景——美国在边境问题上出现严重紧张局势，西南地区爆发分裂运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摩擦增多，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弗里德曼在《接下来的100年》(The Next 100 Years)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问题现在就看墨西哥本身了；真正的社会边界将在法定边境以北数百英里的地方”。他对此还补充说，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将会重新回到建国初期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北美的首都应该是华盛顿还是墨西哥城?”如果这确实成了问题，那么答案不会是和平崛起。
卡普兰不理会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和亨廷顿等思想家对文化的解释，因为他深信气候和地理对文明的塑造作用。他引用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的话说，雅利安人在欧洲地中海地区形成了一种好战文化，但在印度的恒河平原却没有形成这样的好战文化，因为次大陆的森林和季风循环催生了冥想和宗教知识。毫无疑问，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但是，文化敏感性受到了比气候或地理更强力量的影响，而且许多都为印度人和地中海雅利安人所共享。
卡普兰引用了一份斯特拉特福德的文件时指出，美国的海岸港口数量比西半球其他的主要港口加起来还要多，因此“美国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美国人本身才重要，而是因为他们生活的地方而重要”。表面上看，这一说法是愚蠢的。它暗示如果西班牙人对北部土地进行殖民统治而将南部地区留给英国人，那么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西班牙人在新大陆的经历肯定会发生逆转。这忽视了两个民族在走向殖民统治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同方法，表现为各自不同的情感和方法，包含在各自的文化中。盎格鲁·撒克逊人更成功，因为他们来是为了建设；西班牙人则是为了征服。墨西哥的地理环境并没有使他们成为征服者。
或者来看看促进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西班牙人进行统治的不同出生率，当时英裔美国人在墨西哥因缺乏足够人口而不能控制的土地上扩充开来。这是地理或文化的产物吗?如果是前者，那么地理决定论者如何解释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出现的人口出生率差异?地理仍然保持不变，但文化态度和习俗却发生了改变。
不，文化的作用——尤其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探索的文化发展阶段——不应被过分强调，以免历史学家错失人类故事的丰富性。尽管地理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对塑造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前景——特别是对外政策措施——扮演着严肃而重大的角色，其中仍然存在大量的丰富性有待发掘。近来的思想家都没有用卡普兰带给这一重要主题的那种深度、范围、敏锐和活力进行探索。这是一部罕见的著作，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阅读、探索和寻求了解历史的方式。
原文标题：The Revenge of Kaplan's Ma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