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的诞生与日本大正时期文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界论文,日本论文,大正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创造社的发端一般认为是1918年郭沫若和张资平在日本福冈博多湾畔的一次偶遇和谈话。作为留日学生，郭沫若等人在日本近代学习生活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在那里他们放弃了自己在大学的专业而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并最终决定组建自己的文学团体，到国内的文学界去驰骋一番。创造社的诞生不仅依靠了郭沫若等人的热情和无比的勇气，还得益于日本大正时期文化界对他们的启示。
一、大正时期健康浓郁的文化氛围促使了创造社的诞生
大正时期（1912—1926），是日本历史上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期。它的特殊性表现在，一是它非常短暂，只有十四年零四个月，夹在明治（1868—1912）和昭和（1926—1988）时期之间，像一座承前启后的桥，由于明治和昭和时期在日本历史上意义非凡，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显得大正时期仿佛无关紧要，很容易就被忽略过去。二是明治时期浓重的国家主义精神和昭和时期疯狂的军国主义思想，在大正时期都远非社会的主流。前者由于国家的富强和各种新思想的涌入已渐渐淡去，而后者虽然有些苗头但还没有形成大势。大正时期的社会主流是以人为本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登上社会舞台中心的民众。同时，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便，日本的经济迅速腾飞，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日本上下都从与西方对峙的紧张状态中解脱出来。相对于明治和昭和时期，大正时期是一段和平、繁荣、自由和民主的时期，“是跨近代和现代的、漫长而阴冷的雨季中短暂的晴朗天气。”[1]（P11）
在文化界，大正时期也体现出了不同于明治时期的宽容与自由。西方一些社会文化思潮不再遭到一味的抵制和抗拒，而是经过接受——过滤——融合的过程，变形成了大正时期自己的哲学思想或文化思潮，例如流行一时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人格主义、教养主义等等。大正中期，哲学家左右田喜一郎和桑木严翼极力倡导“文化主义”这种新的文化理念，在基于对个性和自我的完全肯定上，提出一个与“文明”不同的新概念：“文化”。即“充分自由地发挥人格人的所有能力”，他们指出，人是个性的、非合理的，不是由唯物论的自然法则可以规矩界定的，而人的最高价值是真、善、美，追求真、善、美是文化的重要内容。[1]（p137）由此他们否认文化的世俗功利作用，要求以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中心，并把“人”作为文化的中心，即肯定文化是人的主观精神的创造。“文化主义”思潮在大正时期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削淡了大正时期知识阶层头脑中的国家价值高于一切的思想意识；提高了文学、哲学以及其他艺术形式的地位；实用科学则被归到“文明”的范畴遭到相对的冷遇。
进入新时期后，作家的观念也发生了重要转变。用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话概括便是“明治时代的作家，把对人生和国家的责任视为己任，进入大正之后这种意识转变成了把对文学或对艺术的责任视为己任。”[2]（P68）换言之，艺术家的“自我意识”在大正时期得到了确立。同时曾雄踞明治后期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也无法再满足新时代的要求而走到了死胡同。为反对和抵制自然主义文学，一些西方现代文学思潮被接受并与本土文化相融合，从而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学理念和文学流派，如唯美派文学，理想人道主义的白桦派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以及现代主义文艺思想等等，并在各个文艺领域展开了千姿百态的文艺活动。作家佐藤春夫曾对大正时期的文化状况下过这样一个结论，他说，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大正时期“是在自然主义思潮倡导的个性主义基础上，致力于以重新建立自然主义曾极力破坏的美与伦理为目的的各种艺术活动的一个时代。”[3]（P215）
郭沫若等人正是身处日本浓郁健康的文化氛围中，才有了接触与理解西方文艺的机会。因为他们在日本攻读的是医学、经济学、兵器学等实用学科，而不是文科。但他们却能接触到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特别是欧洲最新文学思潮，而且可以尽情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去阅读和学习，这正是大正时期特殊的文化氛围促生出来的一个产物。浓郁的文化气氛与他们浪漫的个性一拍即合，再次点燃了他们埋藏在心里的、自幼而始的对文学的热爱，并引导向深处发展。郭沫若回忆说：“日本人教外国语，无论是英语、德语，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做读本。因此，在高等学校的期间，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它们）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4]（P12）郁达夫也是在高等学校时接触了西方文学。他最先读的是俄国杜儿葛纳夫的《初恋》和《春潮》，“以后就急转直下，从杜儿葛纳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托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更从俄国作家，转到的各国作家的作品上去”，“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五六年创作生活的回顾》）。[5]（P178）文学之火的点燃使他们陷入了科学与文学两难的境地。郭沫若曾想转学入京都的大学，放弃医学改攻文科；穆木天“因为要学数学所以才到了日本”，但是1918年到日本之后，即刻“被捉入浪漫主义的空气”，“于是盲目地、不顾社会地、步着法国文学的潮流往前走，结果，到了象征圈里”[6]（P199）（《我的文艺生活》）；甚至是最不浪漫的成仿吾，他也是最踏实认真的，一心想在兵器学上做出实绩，造福国家。但在接触了西方文艺思潮理论及其作品后，开始研究起托尔斯泰，并因为兵器学和托尔斯泰之间的不可调和而苦恼。只有田汉的苦恼不在科学与文学之间。他的舅父易梅园希望他能更多的关心政治时事，但他无法克制自己对文学艺术的热爱。1920年他在少年中国学会发给会员的“终身志业调查表”中这样填写：
（1）终身欲研究之学术艺术
（2）终身欲从事之事业 剧本写作 诗创作绘画
（3）事业着手之时日及地点 此时 此地
（4）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 （剧作家、诗人、画家） 三节生活[7]（P139）不可按耐的渴求心情跃然纸上。
大正时期这种良好发达的精神生活环境和学术环境使他们得以安心地在文学世界中畅游，对培养他们的文学素质和修养提供了极佳的土壤。对此，他们也是深感于心的。多年后郁达夫在回忆日本的文化生活时说道：在日本有“在中国社会里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也得不到的那一种安稳之感，会使你把现实的物质上的痛苦忘掉，精神抖擞，心气和平，拼命的只想去搜求些足使知识开展的食粮”（《日本的文化生活》）。[8]（P157）
在此背景下，1917年前后始，郭沫若等人的创作欲勃发，留学期间许多发自肺腑的优秀之作纷纷从他们的笔下问世。1919年与1920年之交，郭沫若创作了诸如《凤凰涅槃》、《天狗》、《匪徒颂》等激情澎湃的诗歌，后收与他著名的《女神》诗集当中。郁达夫除了写作发表旧体诗外，1917年前后开始练习写作白话小说，后收于小说集《沉沦》中的作品都是他在东京帝大读书时写出来的。张资平在进大学前就开始构思创作《冲击期化石》（原名《他的生涯》），1920年写成了处女作《约檀河之水》成仿吾在1919年左右开始写新诗，展露出相当的诗才，1921年还写了一篇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田汉留学期间也经常写些小诗和论文发表，1920年他创作了话剧《灵光》、《梵峨琳与蔷薇》等，创作欲望非常旺盛。陶晶孙的名篇《木犀》也是他读书期间完成的，郭沫若对他优美清丽的文风十分欣赏。
可以说，大正时期浓郁的文化氛围促就了创造社群体与文学的亲密关系，激发了他们强烈的创作欲望，为创造社的建立奠定了条件。
二、大正时期发达的出版状况及文学同人杂志的盛行为创造社提供了启示
郭沫若等人在旺盛的创作欲望驱动下创作了许多作品，却面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人来分享。当时中国国内文坛在五四运动中摧毁了旧的封建东西，新的建设却没有跟上破坏的步伐，因此显得相当萧条荒凉。而与此相比，日本大正时期的文化氛围浓郁，不仅作品纷呈，而且文化出版业十分繁荣。大正时期出版业非常正规，还建立了完善的销售渠道。仅大正十五年间创刊发行的杂志就有八百多种，其中许多报刊是在明治时期根本看不到的，信息渠道十分通畅。其中有像讲谈社的《雄辩》、《讲谈俱乐部》、《现代》等面向大众的启蒙报刊和娱乐报刊；有面向青少年的专门杂志如《少年俱乐部》等；还有各种时事政治性报纸，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时事新报》争做独家报道，竞争相当激烈；大学报纸在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下应运而生，其中最有权威性的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帝国大学新闻》；另外综合性杂志也各展其能；《妇人公论》、《主妇之友》等妇女杂志也不让须眉，[9]（P109—111）在宣扬传播妇女解放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大正时期的文学界，期刊杂志也是繁多而各有特色。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几个同人杂志。他们是以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等作家为中心的《白桦》杂志，他们立足人道主义，高举理想主义大旗，追求的是与自然主义思潮中那个客观平板无奈的世界完全不同的，通过施展自我，发扬人的个性，来实现人类与宇宙的意志的主管世界的一种新精神；以上田敏、北原白秋等人为中心的《昴星》杂志，他们摈弃了自然主义文学中灰暗丑陋的世界，试图创建一个唯美华丽的的文学空间；而《奇迹》杂志和它的作家葛西善藏、广津和郎等人，是大正私小说的代表，他们延承了私小说的传统模式，另辟了私小说通往心境小说的心路，更加注重内心感受和主观情绪，以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等人为核心人物的《新思潮》杂志，则主张新现实主义创作，即用冷静的眼光观察社会，用全新的理念诠释社会，用崭新的手法表现社会。这些杂志具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即文艺倾向或文艺观点鲜明，聚集在周围的作家志趣相同，主张相近。以同人杂志的形式表明其文艺主张，自成文学流派，是大正文坛的一个主要潮流。各杂志的作家虽观点相近，但创作风格不求一致，手法迥异，处世为人也各有特色。白桦派同人在《白桦》创刊词中便明确表达了此类意思：“白桦是用我们自己小小的力量耕耘的小小的田地。我们在这互相谅解的范围内随意种植我们的东西。”[10]（P5）《奇迹》派的作家在其创刊号的“编辑后话”中也强调了这种求同存异的方针，表白道：“我们所拥有的，唯有‘心’，仅此而已”，在第二期中，奇迹派作家中最年长的舟木重雄再次强调了他们的意图，说道：“如果《奇迹》能成为盛装我们的‘心之产物’的容器，对我们而言，就满足了”。[11]（p37）
对日本的文学同人杂志，郭沫若等人非常欣赏，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同人杂志给与了他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如何为自己的作品寻找出路。正因为有了这个对比的参照，他们苦恼地发现在当时中国国内“要想找日本所有的纯粹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艺杂志是找不到的”，于是在此背景下，“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的念头，1918年便在郭沫若等人的脑海里产生了”。[11]（P46—47）1920年前后，郭沫若、郁达夫、陶晶孙、何畏、徐祖正等人便尝试创办了一份同人杂志，取名《绿色》。那是一本小小的册子，上面是他们创作的作品，在大家中间传阅。何畏在第一期的“编辑后话”中的一段话表明了大家热切的心情：“我们从此努力罢，这事业对我是极快活的事，我要把极热烈的期待看一年后这塔的高度，必是美丽得很啊”。[12]（P200）后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小杂志只办了两期就办不下去了。但创办自己的同人杂志的想法却已在他们心中扎下了根。经过辛苦的努力，1922年《创造季刊》创刊，在第一卷第二期的《编辑余谈》上，郭沫若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13]与白桦派等同人的宣言何其相似。可以看到，他们接受大正时期文学同人杂志的创办理念，创造社前期他们也基本上是沿着日本同人杂志的创办风格和思路在尝试和实行。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那就是创办同人杂志的念头产生后，郭沫若等人便开始相互交流传阅自己创作的作品，并经常通过书信汇报彼此的创作计划和创作经验。这不仅加深了彼此的了解，无形中还成了他们互相激励向文学发展的一种最强的动力。郭沫若诗情大爆发时便经常把自己的诗歌给张资平和成仿吾等人看，张资平因此认识到郭在文学上的才华，既有自惭形秽之意又因此促生了向上的力；而成仿吾在1919年左右开始写诗，恐怕多少也是受到了郭沫若的感染，他一有诗出来便寄给郭看，1920年还把自己半年来的诗作统统都寄给了郭沫若，由他审阅后结集成了《诗十六首》；通过《三叶集》也可以看到郭沫若和田汉也经常交流读书心得和创作体会；郁、张、成三人相交后“也常相约，把自己所写好了的文章都拿出来公评”。[14]（P245）
这种相互欣赏批评指正的方法，加深了他们彼此的感情，尤其加强了这个群体的团结，坚强了他们创办杂志、组建社团的决心，也表明了这个新知识群体的形成。因此在创造社宣告成立前，这个知识群体已经在日本形成了。它形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一群正在日本大学里读书的青年组成，属于五四时期留日群中的一个文化族群，它在日本大正时期文化界的引导和中介作用下，吸取了西方文化的种种营养因子，打下了其时日本文化特色的烙印，可以说它是日本大正时期文化界衍生出来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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