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问题——读福山的《大分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山论文,资本主义论文,信息时代论文,秩序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弗朗西斯·福山是位多产的学者，几乎每隔三四年就出版一部专著，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5年出版《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1999年出版《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Disruption: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以下简称《大分裂》)，2002年出版《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Our Posthuman Future: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2006年出版《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实力和新保守主义遗产》(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Democracy,Power,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福山的著作涉猎面极为广泛，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而《大分裂》是集中论述信息时代资本主义和谐问题的著作。
一、大分裂表现
20世纪后半叶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变革，一些学者认定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逐渐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阿尔文·托夫勒所称的“第三次浪潮”，就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的信息社会。福山认同这种美国以及其他先进国家已经进入信息社会的判断。依照技术主义的观点，信息时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是一个更文明更和谐的社会。托夫勒曾乐观地宣称，运用智慧再加上点运气，新文明将比以往的更为健全、明智、公正和民主。[1] (序言P3)然而，信息时代不是与生俱来的和谐社会，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甚至伴随着更多和更强烈的变动，更容易出现不和谐现象。托夫勒指出，我们生活在急剧转变时期，我们的家庭四分五裂，我们的经济摇摆不定，我们的政治制度陷于瘫痪，我们的价值观念正在垮掉，第三次浪潮影响所及，无一幸免。[1] (P52)在近期的将来，会有日益增长的危机和深刻的社会动荡。[1] (P507)的确，率先进入信息时代的西方发达国家正经历着各种社会变革和冲击，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出现了犯罪升级、家庭解体、信任危机等各种社会现象。福山将这些不和谐现象称为“大分裂”。福山对比列举了美国、英国、瑞典、日本、加拿大、奥地利、新西兰、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挪威、芬兰等发达国家的资料，认为社会发生大分裂不是美国的特例，而是信息时代资本主义的普遍现象。高离婚率、高非婚生子比率、高单亲家庭的比率、高犯罪率及权威的衰落、信任的减少等等，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福山在《大分裂》中借助翔实的资料，着重分析了美国社会不和谐的三个方面。一是犯罪率上升。在20世纪60—90年代，发达国家社会状况严重恶化，犯罪和动乱不断上升。美国监狱中人数1975年为38万，1985年增加到74万，到1995年超过160万，2002年已经超过210万。20世纪90年代期间，美国监狱人数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2] 二是家庭衰落。作为维系社会亲属关系的传统核心家庭，两百多年来一直在衰落，其衰落速度在20世纪后半叶急剧加快。[3] (P5)在生育方面，现代社会里抚育子女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大大增加，出生率降低，人口日渐减少。在婚姻方面，结婚率降低，离婚率攀升。美国2005年有1.11亿个家庭，其中5520万个为已婚夫妇组成，只占总数的49.7％。[4] 美国结婚和离婚的比率从1950年的4.3∶1下降到1990年的2∶1，结婚和不结婚的百分比从1970年的72％下降到1990年61％。[5] (P136)单亲家庭变多，私生子增加，美国出生的孩子中有1/3是私生子。家庭的解体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社会秩序的破坏使每个人都得承受其中的痛苦。三是信任下降。大多数公民对政府信任下降。民调显示，美国政府公信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比如，1964年民调显示有3/4的美国公众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而1995年同样民调显示只有1/4美国公众信任美国联邦政府。[5] (P81)美国公信力的下降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即所有层级的政府公信力都在下降，所有公共部门的公信力都在不同重度下降，所有类别的公众都对政府信任下降。人民之间的信任也在下降。人们之间的联系不及以前那样持久和紧密，而且相联系的人数也比以前少了。
二、大分裂原因
人们对大分裂现象作出了四种主要解释。[3] (P82-95)第一，是由于不断增大的贫困和收入不均造成的。左派论证说，犯罪、家庭破裂和不信任大多是由缺乏工作、机会和教育以及经济上不平等造成的。但是，贫困和不平等与婚姻、犯罪和不信任之间联系很复杂。第二，是由较多的社会财富和较大的社会保障引起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认为，对基本经济需求的满足，促使人们在追求更高一级需求时，会产生一套不同的优先要考虑的事项。丹尼尔·杨克洛维奇提出了三阶段的富裕效应：第一阶段人们刚刚致富，对经济不安定记忆犹新，仍为生计担忧，无暇过多自我表现、个人发展和自我满足；第二阶段他们开始把繁荣昌盛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便开始自我放纵，不再情愿照顾自己的孩子，家庭破裂和与日俱增的偏常行为可能是第二阶段的产物；第三阶段人们上了年纪，他们发现不能把富裕当作理所当然的了，需要考虑长远一些。因此，个人主义的不断膨胀是社会繁荣昌盛带来的结果。收入水平的提高，维系家庭和社区的联系就减弱，因为人们不依赖于他人就能过活的能力也比以前强了。第三，是由错误的政府政策造成的。加里·贝克尔等保守主义者认为，福利国家刺激了家庭破裂。犯罪率升高是因为刑事制裁不力。第四，是文化方面的广泛变化带来的结果。这些变化包括宗教地位的下降，将个体的自我满足凌驾于社区义务之上。的确，大分裂的出现并非是上述的某一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的，而是综合的和多方面的。福山并不完全认同其中的某一观点，并对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
福山首先挖掘了大分裂的技术变革根源。第一，福山在社会道德方面具有历史循环倾向。社会的道德水平有时处于高峰，例如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有时则跌入深谷，例如欧美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福山甚至认为技术进步与道德进步之间存在矛盾。人类发展史上最奇怪的现象之一就是，道德水平并没有随技术进步而相应地提高。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候，人的道德水平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其表现在19世纪，就是殖民主义、个人享乐主义和各种专制暴政的泛滥，第二，福山将大分裂的最根本原因归咎于技术变革，即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大分裂产生的原因既不是如左派所宣称的那样是由贫困和不平等造成的，也不是如右派所宣称的那样是较多的社会财富和较大的社会保障引起的，更不是政府的错误政策和广泛的文化变迁引起的。技术是中性的，可以行大善，亦可以行大恶，两者同样惊人、可怕。技术变革带来了如熊彼特所言的“创造性破坏”。这种“创造性破坏”，不仅在技术领域，也体现在社会关系领域。[3] (P6)两性和家庭的问题可以利用两种因素进行解释。一是社会在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变过程中，劳动性质发生了广泛的变化；二是避孕技术的问世，使得人们的性行为更加随便。[3] (P82)现代生物技术生产的最大危险在于它有可能改变人类的本性，从而把我们引入“后人类”的历史时代。
其次，福山追寻了大分裂背后的个人主义思潮。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经历了一系列解放运动。这包括性革命、妇女解放运动、女权运动以及支持男、女同性恋者权利的运动等。这些运动都试图把个人从许多传统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中解放出来。[3] (P14)它们使人类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平等，同时也使个人主义不断滋长。左派和右派都参与了这种解放的尝试。左派担心对生活方式进行约束，不想让传统的观念过多地限制妇女、少数民族、同性恋者、无家可归者、被控犯罪者或者其他被社会排斥的群体的任何成员的选择。右派担心对金钱进行约束，不想让社会对用财产所能做的事情横加限制，比如持有枪支等。在这种情况下，某种意义上违反规则就成了惟一保留下来的规则。[3] (P15)社会规范领域充斥的个人主义文化，侵蚀了形形色色的权威，削弱了维护家庭、街坊和民族的纽带。[3] (P6)福山写道，一个社会若以扩大个人选择自由的名义持续不断地推翻社会规范和准则，将会发现其自身会变得越来越混乱、分裂和孤立，而且无力完成共同的任务，实现共同的目标。[3] (P17)福山尤其忧虑妇女解放运动对家庭的影响。美国离婚率的上升、单亲家庭的增多、未婚生子的比率提高，都要归咎于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和女权运动。避孕技术的提高及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妇女就业率的增长及工资水平的提高，都使职业妇女不愿意生育或不愿意多生育，因此人口出生率呈下降趋势。妇女经济能力的增强使男人对家庭的责任降低。女权运动的结果对谁都没有好处，妇女首当其冲是受害者，孩子更是受害者。
福山还指出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对道德的影响。每个社会的运行，除了依赖于正规的法律和强有力的政治经济机制，还需要依赖于某种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美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民主国家，先天有一种多元主义的倾向。宽容是最高的道德，也是惟一的道德，除此以外对道德并没有什么要求。美国的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削弱了传统的道德价值。
三、社会资本治理
福山在论述大分裂时将社会资本置于一个中心位置。社会资本理论在20世纪末期日趋流行。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发展具有原创性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皮埃尔·布迪厄、詹姆斯·科尔曼以及罗伯特·帕特南三人。法国的布迪厄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他把社会资本看作是不同于物质资本与文化资本但又与二者相关的资本形式。法国的科尔曼将社会资本用于解释社会不平等与青少年教育成就的相关性。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帕特南把社会资本概念拓展应用于政治领域，使这一概念成为众多学科的流行术语。福山在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中多次对社会资本进行界定，如在《信任》和《大分裂》中，福山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群体内的成员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和规范彼此合作。这个价值观包括诚实、互惠和互相信任。社会资本不仅体现在家庭这种最小的社会群体中，还体现在国家这个最大的群体中，其他群体也同样体现这种资本。
在福山看来，第一，大分裂意味着社会资本的下降。福山通过研究发现，大约从1965年起，可作为社会资本负面衡量标准的大量指标全都在同一时间里开始迅速攀升。高犯罪率使得那些遵纪守法、服从规范的成员也变得不信任他人，不大可能在许多层面上跟他人进行合作。家庭是社会合作的最基本单位，亲属关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源泉，家庭的衰落是社会资本的下降。不受任何限制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是很大的破坏社会资本的力量。第二，医治大分裂的良方在于增加社会资本。对于社会秩序混乱，左翼希望用正式的国家统治力量以他们所赞同的形象来重塑个人，右翼则希望以宗教集团的力量达到同样的目的，福山则特别看重社会资本对社会规范与社会秩序的作用。社会资本反映了合作规范的存在和社会秩序的维持。社会失范和社会变异的原因是社会资本的匮乏。福山指出，法律、契约、经济理性只能为信息社会提供稳定与繁荣的必要而非充分的基础，唯有加上互惠、道德义务、社会责任与信任，才能确保社会的繁荣稳定。[6] (P17)在信息时代，随着经济复杂性的日益增大及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资本和内在化的非正式规范变得更为重要，因为复杂的活动需要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
福山认为美国能够增加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并不是一种一旦丧失就无法复得的东西。它曾经产生于传统社会，而现在每天又由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和组织创造着。[3] (P185)福山认为，规范源于人的本性，人是社会动物，无论是人的理性还是非理性都在引导人趋利避害，这就使得建立各种规范成为可能。人类是为竞争而合作。通过社会合作的复杂形式来创造社会资本的能力，或许是人类拥有的最大优势。[3] (P207)人类合作行为具有基因遗传基础。互惠在那些反复交往、寿命相对较长、有认知能力的、可以根据许多信号分辨合作者的物种身上发生，人类已经产生了互惠利他的机制。[3] (P221)就美国而言，美国人是反中央集权主义者，但是那些同样是反中央集权主义的美国人却自愿服从各种中间社会团体的权威，包括家庭、教会、本地社区、工作场所、工会和专业组织等，他们是社团主义的支持者。换言之，美国是一个具有高度自发的社群倾向的社会，普遍地存在高度的社会信任。
福山探寻了社会资本的构建方式。第一，福山重视自发组织的作用。社会秩序，无论是在社会范围内，还是在组织范围内，都将永远从等级制和自发性这两种混合源泉中产生出来。[3] (P290)小范围要非正式规范，大范围需要正式规范。在创造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方面，国家并没有太多显而易见的手段。社会资本往往是宗教、传统、共享历史经验等其他超出政府控制范围之外因素的副产品。复杂的生活需要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3] (P319)因此，最佳的秩序就是自发产生的秩序。当然，等级制依然是组织形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国家也能够通过其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国家拥有教育制度，这是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一个最重要来源。国家通过有效提供必须的公共物品，特别是通过保护财产权和公共安全，间接地促进社会资本的创造。第二，福山看重家庭和社团的重要性。信任主要存在于家庭与社团两种组织之中，社会资本也相应地由这两种组织提供。一种是由家庭提供的社会资本，表现为注重家族内部团结协作。家庭既是社会资本的源泉，又是社会资本的传输者。另一种是团体提供的社会资本，表现为社团内部成员互助合作的团体主义。利他主义的互惠不但存在于亲属之间，许多团体也存在这种情况。
四、福山观点简评
福山虽然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大分裂，但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辩护士。众所周知，福山以“历史的终结”著名，认为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的终点。福山的《大分裂》依然秉承这一基本立场。在《大分裂》中，福山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忧虑，对美国存在的各种深层次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并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福山认为资本主义充满了自我更新的活力，能够创造秩序并建立新的规范以取代它所破坏的规范，坚信美国资本主义能够从大分裂走向大重建。在学术上，福山在《大分裂》中过于夸大社会资本的作用。一些学者指出，社会资本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主要是补充性的，而不可能起主导性的作用。社会资本既不能替代市场经济，也不能替代政府的公共政策。另外，福山在重建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方面，也过分强调了人性和宗教的作用。福山还对女权运动过多非议，都显示出其保守主义的本质。
当代资本主义潜伏和正在显露着巨大的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的学者关注西方的社会秩序，如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大失控》，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小阿瑟·施莱辛格的《美国的分裂：对多元文化主义社会的反思》，以及约翰·斯伯林的《大分裂：乡郊美国与城市美国》等。进入21世纪，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还有安龙事件及以安达信会计事务所为代表的会计业的诚信危机，法国巴黎郊区发生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骚乱，这些都反映了整个西方社会的危机。当然，西方社会也试图调节和克服这些危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保守的社会规范卷土重来，极端个人主义有些削弱。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人们都在强调责任意识，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员工对公司的责任、官员对选民的责任。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的凝聚力有所增加，美国人对组织、政治机构、权威机构和宗教机构的信任有所回升，美国的犯罪率下降，家庭亲属关系或社会关系得到加强。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人类面临诸多的社会秩序分化和失范问题。丹尼尔·贝尔就认为，在后工业社会，工作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人们必须学会如何相处。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个全新的、没有类似的新情况。[7] (前言P13)在《大分裂》中，福山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观点，显示其对时代发展新问题的敏锐性。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也出现了诸多如福山所指问题的征兆。因此，福山关于家庭、信任、合作以及社会资本的论述，对中国建设稳定、诚信的和谐社会，也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