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方式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两个三角洲同是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但上海属于国有经济推动型，苏浙属于民营经济推动型，广东则是外商投资推动型。从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的比较看，广东的经济外向化程度大大高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外资企业较多的广东，企业组织结构稍好于以集体和个体等民营企业为主体的苏、浙两省。苏、浙、粤以体制优势和迟发展优势实现了较快的技术进步。文章最后得出了三 点结论。
[关键词]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增长速度、工业化、投资与消费、外向化、技术进步、经济效益。
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两大主要增长极。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地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一些初步的比较，找出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以便对两地实现“两个转变”提供一点参考依据。由于统计资料方面的限制，除指明之处外，本文拟以广东省来代表珠江三角洲，以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代表长江三角洲。
1、经济增长速度及工业化水平
表1 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和增长波幅
从表1可看到，80年代，除上海外，苏、浙、粤的GNP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多百分点；90年代前半期，珠、长两地经济进入超高速增长时期，广东的GDP增长率高于全国约8个百分点，苏、浙高出全国6个多百分点，上海也由过去低于全国水平转为高于全国水平。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可能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基点较高、改革开放起步较迟和国有经济比重较大有关。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方面，笔者采用平均差的统计方法（各年GDP增长率与样本期平均增长率离差绝对值的平均数）做了检验，结果表明：90年代前5年，珠、长两地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全国，但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也大于全国。不过，与长江三角洲相比，广东的平均差与全国水平相差甚微仅0.1，这说明广东不仅经济增长速度较长江三角洲快，增长的稳定性也优于前者。
在国内生产总值的部门构成上，珠、长两地的第一产业比重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比重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两地的工业化水平高于全国。值得注意的是，珠江三角洲的第三产业比重不仅高于全国水平7个多百分点，而且高于全国第一大城市上海。长江三角洲除上海外，苏、浙两省的第三产业比重均略低于全国水平。按照经济发展规律，第三产业的比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提高，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尤其明显。因此，第三产业比重较高应视为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已进入较成熟阶段的表现。这一点从人均GDP上也可证实。1993年珠江三角洲的人均GDP达到1.1万多元，为全国水平的3.8倍，为苏、浙两省的2倍多，略低于居全国首位的上海。而上海作为城市经济，与有着广大农村的珠江三角洲缺乏可比性。从总体上看，虽然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规模远小于长江三角洲，但工业化进程却领先于后者。
2、经济增长中的投资与消费
投资与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两大基本动力。投资除了派生需求外，主要从增加供给方面推动经济增长，消费则从需求方面拉动经济增长。一般来说，在经济粗放型发展阶段，投资起主导作用。但随着经济的成熟化和集约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提高。1981—1993年，珠江三角洲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7.5%，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36.7%，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为22%；1980—1992年，长江三角洲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2.5%，投资年平均增长率49.3%，消费年平均增长率15%。①两地的投资增长均明显快于消费增长，经济增长属于典型的投资推动型。从静态指标上看，在1993年GDP的使用构成中，珠、长两地的投资率均高于全国水平，消费则低于全国水平。两地相比，广东的消费率稍高于投资率，而长江三角洲两省一市的消费率均低于投资率，且消费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远远大于广东。结合上述的动态指标，应该说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的投资依存度比珠江三角洲更高。
与长江三角洲相比珠江三角洲能以相对较低的投资增长率维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原因大概在于其投资效率高于前者。国际上通常用边际资本系数来衡量投资效率，其公式为V△Y＝VY÷△Y/Y（VY＝投资率；△Y/Y＝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含义是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投资需要相应增加多少百分点。边际资本系数越小，投资效率越高。笔者以国内资本形成（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积累额）占GDP的比重作投资率，计算了广东和上海1981—1994年间的边际资本系数平均值。结果如表2所示，广东的边际资本系数比上海低1.37，约为上海的59%。不过与国际先进水平比，广东的边际资本系数也仍然偏高。如日本在50—60年代的经济高度成长期，边际资本系数长期保持在1以下，即使在70—80年代中的低速增长期，边际资本数虽然持续上升，也仍未超过1.6。②
表2 上海和广东边际资本系数比较（1981—1994年）
GDP年平均增长率年平均投资率
边际资本系数
上海
9.6% 31.78%3.31
广东 14.5% 28.08%1.94
全国* 8.6% 27.2% 3.16
*1978—1991年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各年版。
3、资本要素禀赋与投资主体结构
既然珠、长两地的经济增长均属投资推动型，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一下两地的资本要素禀赋和投资主体结构。
在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储蓄存款是投资的主要来源，银行贷款则成为国内资本形成的主要渠道。1989至1993年，广东银行存款增长了3.16倍，年平均增长34%，贷款增长了2.06%倍，年平均增长20.1%；长江三角洲2省1市存款合计增长了2.84倍，年平均增长29.9%，贷款合计增长2.14倍，年平均增长20.9%。两地的存款增长均超过贷款增长。这是资金富集地区自我积累能力强、经济发展潜力大的表现。从存贷关系上看，长江三角洲方面，上海始终是贷差，但贷差差额由1989年的224.8亿元、占存款的47.5%，减少至1993年的107亿元、占存款的7.6%；苏、浙两省存贷较为均衡。而广东自1991年起由贷款差转为存差，且存差额由1991年的95亿、占存款的6.1%，增加到1993年的483亿、占存款的17.8%，存贷失衡明显加剧。广东存差的扩大，可能由两种原因引起：一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即经济的成熟化引起投资回报率下降，使企业的投资需求减弱，产生储蓄过剩；二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即国家对贷款规模的宏观调控所致。从现实情况来看，后者显然是真正的原因所在。这种情况说明，在现行体制的制约下，近年来广东的国内资本要素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同时也说明，上海在资金这一稀缺要素的配置上，90年代以来拥有一定的政策优势。
由于不同产权主体在资金来源、资本成本、投资取向和经营行为等方面存在种种差异，其在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地区的投资效益。珠、长两地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1）上海的国有经济占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最高，达65.4%，不仅高于苏、浙、粤等省20多到30多个百分点，而且高于全国水平8.5个百分点。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上海的国有经济仍占据龙头地位，另一方面，鉴于国有经济的成长率普遍不及其他经济成分，这是否也是导致上海的资本系数畸高（参考表2）的一个重要原因呢？（2）苏、浙两省的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所占比重最大。浙江的集体经济投资比重已超过国有经济。总体来看，两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国有、集体、个体和外资三足鼎立的格局。（3）与其他地区相比，广东的外商投资比重最大。广东外商投资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占本省投资额的1/4强，占全国外资总额的1/3，为沪、苏、浙外资总和的1.9倍多。外商投资比重大，也许是广东投资效率较高和在国内银根紧缩期经济仍能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归纳上述特点，似乎可以说，虽然同样是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但上海属于国有经济推动型，苏、浙属于民营经济推动型，广东则是外商投资推动型。
4、经济的外向化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经济的外向化程度，不仅直接关系到地区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且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以下从投资（利用外资）和需求（进出口贸易）两个方面来简单考察一下珠、长两地的经济外向程度。
在实际利用外资额，外资企业的数量、注册资本和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等方面，与长江三角洲相比，广东都遥遥领先。尤其是外资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竟达到三成多，从产出方面印证了广东经济增长的外资推动型特征。
从进口贸易情况看：1994年，广东的进出口商品总值达967亿美元，占全国外贸总额的41%，为长江三角洲两省一市外贸总额的近2.5倍。其中，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比重，广东达46.7%，高出全国近10个百分点。据笔者按1美元＝8.5元人民币的汇率测算，1994年，广东的出口依存度（出口总额÷GNP×100%）达94%，上海的出口依存度为39%，江苏约为19%，浙江为20%。广东的出口依存度已高于“四小龙”中的台湾和韩国，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从以上比较可见，广东的经济外向化程度无疑大大高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可以说，外商投资和出口已成为支撑广东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支柱。
5.几点结论
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范围广泛的概念，本文不可能对其中所有的因素加以分析，甚至对一些重要的相关因素（如市场机制、政府调控、产业结构等）本文亦未涉及。从已作的、侧重于增长动力的比较分析中，大致可得出几点初步结论：
（1）珠、长两地的经济发展虽然领先于全国，但均未摆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以资本为主的要素投入。而且，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的地区，外延扩张的特征也更加明显。当然，正如一些研究所指出，在经济基础较差的地区，为实现经济的起飞，在一定时期内以外延扩张为主的发展模式是必然和合理的。
（2）虽然同属粗放型经济增长，但由于即存的经济结构、要素禀赋、投资主体、市场化和外向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沪、苏、浙、粤的增长方式又各具特色，各有长短。上海的特点是国有企业仍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结构偏重，产业集中度和资本集约度较高，企业规模效益较好，并且在稀缺资源的配置上拥有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些都使上海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时有一个较高的起点，经济集约化的物质基础较成熟。上海的短处是：旧体制的包袱沉重，资源配置中的政府干预较强，市场发育阻力较大。苏、浙两省的特点是民营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导向作用强，企业经营机制灵活，成长速度快。但同时也产生了产业集中度低，规模效益差，中小型的民营企业遍地开花等问题。广东的特点是经济的外向型成分大，外商投资和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牵引车。与苏、浙相似，广东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机制较发达，投资效率较高，但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同样存在着轻、散、小的问题，制约了经济增长的集约化水平。
（3）根据上述特点和差异，珠、长两地在实现“两个转变”的过程中所需解决课题的侧重点不尽相同。简单归纳如下：上海面临的主要任务应是加快体制改革步伐，重点是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发育，通过体制转变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上海相比，苏、浙、粤则应把重点放在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上，通过对市场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方面的调整和升级，促进经济的集约化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需要指出的是，苏、浙、粤等地资源配置分散化的结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机制自发导向的结果，因此在结构调整过程中适度加强政策导向和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导向应注意方式和方向，切不可逆市场机制而为。从西方国家的产业发展史来看，在产业市场形成初期，组织结构的分散化是必然现象，它有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而市场竞争机制的成熟又会自发导致产业的集中化，因此政府的责任主要不在于治散而在于维持市场的正常秩序和防止垄断。鉴于此，珠江三角洲等地在结构调整中，立足点仍放在拆除分割市场的行政藩篱，弱化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促进市场机制的成熟等方面。
注释：
①王珺“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机制比较”，第一次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比较研讨会论文。
②金森久雄、香西泰《日本经济读本》，P.39—42，东洋经济新报社1995年版。
③殷醒民“论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和资源配置效益”《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
④杨建荣主编《中国地区产业结构分析》P.9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⑤《上海经济年鉴》1995年。
⑥林青松“改革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的效率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⑦王光振、张炳申主编《珠江三角洲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研究》P.43—4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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