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血浓于水的新文学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血浓于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年代初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同胞，沿着祖国新文学运动的途次，发起了一场势不可遏的新文学运动，把台湾文学推进到现代史期的发展新阶段。从其发生的根柢，采用的模式和取得的实绩看，可谓是一种血浓于水的民族精神昭示的结果，值得纪念和借鉴。
（一）
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生，是孕育于伟大民族精神而在新的历史背景和形势下催化出来的产物。
长期以来，由于史缘、地缘、族缘的密不可分，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休戚与共，台湾同胞与祖国人民，构成了相似的社会际遇和共同的历史精神。进入近代与现代，饱受列强与封建主义欺凌与奴役的两岸同胞，即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祖国统一强盛为共同目标，同声相应，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日据初期，台湾同胞正是怀着这种宏愿，为了摆脱殖民统治，重归祖国怀抱，他们前赴后继，进行了一系列英勇壮烈的斗争，组织了许多次的武装起义。例如1907年蔡清琳领导的北埔起义；1912年3月刘乾领导的林圯埔起义；1912年6月黄朝领导的土库起义；1913年罗福星领导的苗栗起义；1913年6月李阿齐领导的关庙起义；1913年12月赖来领导的东势起义；1914年2月沈阿荣领导的南投起义；1914年4月张火炉领导的大甲、大湖起义；1914年5月罗臭头领导的六甲起义；1915年2～3月杨临领导的新庄起义；1915年余清芳领导的噍吧哖起义等。这一系列的武装反抗，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相继都遭到血腥镇压，无法达到预期目的，但却以可歌可泣的事迹，表现出一种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
与此同时，台湾同胞还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了一场以保卫汉学为主体的文化斗争运动。其要端之一，就是兴起办书房、义塾的热潮。当时，许多家长宁愿让儿童上书房或义塾去认汉字，而不屑于殖民当局设立的公学校。据查：这种书房和义塾，1897年，全台共有1127所，就学儿童1.7万人；1898年，激增到1707所，2.99万人。另一要端者，则是结诗社，作汉诗的击钵吟风靡全岛。广大旧知识分子，经过短暂的沉默而深切感到：“汉字颓衰，至今已极，使非各吟社为之维持，则已不可设想。”①于是，自1897年之后的一二十年间，结社作诗吟唱犹如雨后春笋。据连雅堂《台湾诗社记》所录：全台先后结成诗社66个，涉入人数众多，仅能诗者就有1200余人。这对于维护祖国文化，弘扬民族意识，教育子孙后代，反对殖民主义同化，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了新文学运动前夕，随着殖民统治的强化与严密，武装反抗方式已难以实施。而旧式的文化斗争，也因自身的历史局限及受到殖民当局推行怀柔政策的浸透，逐渐失却其效用，或产生某些重要的负面影响。因此，台湾同胞的反抗殖民统治斗争，即面临着一种将如何努力的新形势。是时，一批思想文化先驱者，多次集会于东京，研讨这个重大问题。经过激烈辩论，逐步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应致力于发起社会改革运动，以民族主义之发扬为目标，反对殖民专权统治，反对同化主义。随之，一种以新型的政治文化斗争为主要方式的社会改革运动，就适时而节节兴起。1919年秋天，“在东京留学的中国青年，祖国方面有中华青年会的马伯援、吴有容、刘木琳，台湾方面有蔡惠如、林呈禄、蔡培火等，发乎血浓于水的民族意识，以亲睦为号召，取‘同声相应’之意，组织了‘声应会’”②。同年岁末，留学日本的台湾青年，有感于社会改革运动之迫切需要，又组织了“启发会”。这两个最先出现的政治文化团体，因会员不多，且流动性大，短期内就告消失，但却报道了新潮将至的信息。继之，蔡惠如等再作努力，重整旗鼓，于1920年3月，倡导组织了新的政治文化团体“新民会”，会员一百多人。该会成立后，确定了以下三个行动目标：第一，为增进台湾同胞之幸福，从事政治社会改革运动；第二，发行刊物，联络同志；第三，图谋与祖国同志接触之途径。旋而，积极开展活动，除创办《台湾青年》、《台湾》杂志进行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的宣传外，于1921年至1923年间，发起了“六三法案废除运动”，在岛内形成一大舆论。并推派蔡惠如由东京到上海等地，进行沟通与联络工作。他“出席广东省政府所举办有关的欢迎会，在会中做申讨日本在台湾统治之苛政，以唤起祖国同胞对台湾人民的关注。其后，蔡惠如又辗转访问居住于北平、天津、上海、广东等各地的台湾同胞，努力扩张势力”③。“新民会”的成立与开展活动，标志台湾社会改革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端和兴起。
在这种新思潮的刺激和启发之下，岛内知识文化界人士接踵而起，于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举行“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大会，出席者300多人。该会拥有会员1032人，多是文化新进，也包括工人、农民等社会阶层人士，几乎网罗台湾的“青年才俊”，成为当时台湾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个政治文化团体。其宗旨是：“以助长台湾文化之发达为目的。”在发起的《趣意书》中作了这样的阐述：近时的机运正在建设改造之秋，“回头过来，看看新道德建设未成，可是旧道德早已次第衰颓……想及台湾的前途，实不堪寒心。我们于此大有所感，乃纠合同志，组织台湾文化协会，以谋提高台湾文化。”这里，明确揭示了提倡新道德、新文化的紧要性，而追求的前途与目标犹在未言之中。为此，该会发行了会报、文化丛书和《台湾民报》，在岛内各地设立新闻杂志阅览室，陈列台湾和祖国刊发的新闻杂志，并经常派人到各地举办文化演讲会，或组织剧团宣传演出，引起热烈的反响。随之而来，岛内外台湾同胞竞相腾跃，纷纷成立新的文化社团，推波助澜。如岛内成立了台北青年会，台北青年读书会，通霄青年会，南投尖峰青年会，基隆美丽也会，罗东读书会，大甲日新会，苑里青年读书会，安平读书会，彰化妇女共勉会，诸罗妇女协进会等。留学于祖国的台湾青年，也联合所在地同胞，成立了新文化团体。如上海青年会，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北京台湾青年会，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闽南学生联合会，南京中台同志会，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等，与台湾社会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些新文化团体的组成，恰似“千灯咸一盏”，共同催促以“文协”为主干的台湾新文化运动走向高潮。
台湾新文学运动包涵于台湾社会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日渐占有显要位置。它的发生原因，从根本上看，同台湾社会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一样，都是伟大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背景和情势下催化出来的产物。对此，就连日本殖民当局也不得不承认与感慨说：“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问题，实系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本来汉民族都在夸耀他们有五千年传统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台湾人……现尚保持着向来的风俗习惯信仰等，这种汉民族意识似乎不易摆脱，盖其故乡福建广东两省与台湾，只有一衣带水，且交通来往也极频繁；这些华南地方，台湾人的观念，平时视之为父祖坟墓之地，思慕不已。因而视中国为祖国的感情，不易拭清，这实在也难以否认的事实。”他们还进一步说到：汉民族所具有的革命思想传统，依然支配着民心，成为台湾社会运动根底里暗流的特殊倾向。因此，“每当中日国交发生危机，或我国面临战时、事变，或受中国革命发展的刺激”，便爆发革命蜂起的事件④。从一个重要方面，道出了当时台湾发生社会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根柢及必然属性。
（二）
台湾新文学运动与祖国新文学运动准同步兴起，其采取的模式与发展的轨迹，也与祖国新文学运动大致相仿。
1919年，祖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这次运动具有彻底反帝反封建性质，文化上竖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文学上则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由于台湾同胞“非常关心祖国，无时不尖着耳朵在打听祖国的信息”⑤，因此，对于祖国发起的新文学运动，台湾思想文化界的先驱者，深受激励与启迪，从中找到相宜的思潮与模式，随即在岛内酝酿与发起一场新文学运动。
台湾新文学运动是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发轫的。20年代初，就有人撰文提出改革文体的问题。当时，《台湾青年》刊载了三篇此类文章。第一篇是陈炘的《文学与职务》（创刊号）。文中写道：自科举制度实施以来，所谓“文学”，只讲文字词藻的华丽优美，因而陷于“矫揉造作，抱残守缺”。这种只有美丽的外观，而没有灵魂的文学，无异是一种“死文学”。真正的文学，应当负有传播文明思想，改造社会的使命。近来祖国提倡的白话文，便是这种文学。为此，有光彩历史的台湾文坛，应朝这一方向去努力。第二篇是甘文芳的《实社会与文学》（第三卷第三号），着重提出台湾文学改革应取向祖国新文学运动的意见。第三篇是陈瑞明的《日用文鼓吹论》（第四卷第一号），提出改革旧文学应从文体开手的主张。认为祖国已用白话文，其可承教之处有二：“第一可普及文化，启发智能，同达文明之域”；“第二意义简易，又省时间，稚童亦能道信，自幼可养成国民团结之观念”。因此，应当效法祖国，“废累代积弊，新用一种白话文。”这三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最早提出法乎祖国，反对文言文，采用白话文的主张，即成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声。
1923年，《台湾》杂志发表了两篇旗帜鲜明，内涵充实，论述系统的文章。一篇是黄呈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使命》（四年一号），一篇是黄朝琴的《汉文改革论》（四年一号、二号），引起新文界的重视。黄呈聪是留学日本的台湾青年，1922年6月，从日本赴上海等地访问，返回之后撰写了这篇文章。其中写到：他到实地进行考察，看到白话文普及的状况，一般人都得到很大的方便，更加感到有普及的必要。现在白话文已经普及全国，而且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很大势力。回想台湾的文化，到如今犹迟迟未能活动，没有进步的现象，原因在于社会上没有普及白话文。最后强调指出：应把推行白话文作为普及文化的“急先锋”。这篇文章以有力的事实，论述了台湾改革旧文体的紧要性及必由之路。黄朝琴的《汉文改革论》，洋洋上万言。文章围绕文体改革问题，行文批判性与建设性兼有。其中写到：文言体是世界上最难的一种文体，使之“不能普及于一般民众”，渐渐变成“少数阶级的专物”，结果民族倒退了，“常常受列强压迫”。近来中国为普及教育，“生出一种文化运动，极力欲使国民达到文明的地位，以图国家统一”。台湾要像“本家中国”那样，一新文化面目，“改做言文一致的形式”。最后提出了几项改革实施意见。这篇文章，透过新旧文体事象的分析，以祖国的历史经验和新文化运动的成就为借鉴，系统论述了言文统一问题，同教育文化、社会发展、国家民族兴衰的重要关系，确是不同凡响。台湾老作家黄得时在论及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进程时曾说：“台湾文学运动，以这两篇的主张为转捩点，以后跟中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取得联系，展开了热烈的活动。”⑥充分肯定了这两篇文章的历史价值。
紧跟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而来，台湾文界爆发了一场新旧文学的激烈论争。时间持续两年多，1925年进入高潮。当时，台湾旧文学仍以古体诗为代表，因其局限性明显，且出现部分变质，日益成为推行新文学运动的主要障碍。为此，受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洗礼的台湾文学青年张我军，以《台湾民报》为阵地，于1924年4月21日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随后又在11月21日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向旧文界的诗人名儒发起猛烈攻击。文中写道：
创诗会的尽管创，做诗的尽管做，一般人之于文学尽管有兴味，而不但没有产生差强人意的作品，甚至造出一种臭不可闻的恶空气来，把一班人士的脸丢尽无遗，甚至埋没了许多有为的天才，陷害了不少活泼的青年，于是我们不禁要出来叫嚷一声了。
……他们不是拿文学来做游戏，便是做器具用。如一班大有遗老之概的老诗人，惯在那里闹脾气，谄几句有形无骨的诗玩，及至总督阁下对他们称送秋波，便愈发高兴起来了。
还有一班最可恨的，把神圣的艺术，降格降至于实用品之下，或拿来做沽名钓誉，或用来做迎合势利之器具……
至于最可怜的是一班活泼泼的青年，被这种恶习所迷，遂染成一种偷懒好名的恶习。
张我军的批判，已超出文体的范围，也就是抓住旧文界的要害，对其陈腐的思想习尚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犹如向旧文界投掷一枚重磅炸弹。旧文界便纷纷出动，对张我军进行围攻，对新文界进行攻击。其中有台湾名儒嘲讽之文字；有郑军我的《致张我军一郎一书》之类的诱降文章；更有署名蕉麓、赤莰王生、艋舺黄衫客、一吟友、讲新话、坏东西等。接连而出的施加辱骂的篇什。张我军继续发表了《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复郑军我书》、《随感录》等文字，以大无畏的气概，彻底斗争的精神，痛快淋漓的笔法，一一给予回击，使之无法逞强。在此期间，蔡孝乾、赖和、杨云萍、苏维霖、张梗、张维贤、陈盈满等文界新人，也先后撰文，声援张我军，提倡新文学，批判旧文学。经过几番较量，由于旧文学的局限与落后，难有招架之功，其势每况愈下。而新文学因合时与进步，饱含革故鼎新的活力，则蓬勃地发展起来，主导文坛。
与祖国新文学运动发展的过程一样，台湾新文学界在批判旧文学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新文学理论的建设工作。他们致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介绍新的文学思潮与理论。当时，新文学先驱者认为，要在台湾兴起新文学，最简捷的方法，就是从祖国引来“革命军”。因此，从1924年至1926年间，《台湾民报》就出现了介绍中国新文学理论主张与建设经验的盛况。该报刊载的重要文章有：秀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卷四号），介绍胡适的《文学改革刍义》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报告那时中国新文学最活跃的作家。苏维霖的《廿年来的中国古文学及文学革命的略述》（二卷十号），着重介绍胡适的《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的论述。蔡孝乾的《中国新文学概观》（三卷十二～十七号），介绍中国文学革命发展情况与走向。刘梦华的《中国诗的昨今明》（第一○一～一○二号），介绍中国新诗发展的情况。他们致力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借鉴，结合运动中出现的情况与问题，提出有建树性的理论主张，撰写出一批具有奠基价值的论文。
从台湾新文学运动采用的模式和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对文学主流追求的表现，也是一种文化归宗的壮举。对此，林曙光曾撰文说道：台湾新文学运动，“本质上，它追求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倾向，也可以说：它是发源于中国新文学运动主流中的一个光荣传统与灿烂的历史的支流”⑦。台湾老作家叶荣钟也撰文说到：“精神上与祖国发生交流，也可以说是台湾向祖国的‘文化的归宗’，予台湾民族运动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至于提倡新文学运动与促进妇女之自觉运动等，更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台湾版了”。所言不虚。
（三）
台湾新文学运动取得的实绩，也清晰显示出受到坚毅的民族意识和伟大的“五四”精神深刻影响的印记。
文学理论的建树，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收获。其带有根本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确定台湾新文学根本属性的理论主张。张我军的《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中明确提出：“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在《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一文中，又据实写到：中国文学界已发生了“一番大革命”，“经过新旧的论战”，使那一大座的文学殿堂“破碎无遗”，现在一班文学家又在努力建造“合乎现代人住的殿堂了——新文学的殿堂”，使中国文艺花园“开着无数灿烂的优美的花了”。台湾新文学的建设，应以祖国新文学发展的目标与进程为引导，才能取得灿烂的发展前景。并强调指出：台湾新文学语言的建设，也应与祖国新文学同调：“用白话文作文学器具”。这样，可以收到一举三四得的功效，即“我们的文化就得以不与中国文化分断，白话文的基础又能确立，台湾的语言又能改成合理的”。论旨切要而深刻。
第二，提出建设具有民族传统与地方特色的新文学的理论主张。黄呈聪于1925年1月1日，在《台湾民报》发表了《应该着创设台湾特种的文化》一文，提出了新文化建设（包括新文学建设）应注重民族传统与地方风情的理论主张。认为：世居台湾的人民，皆是汉族的子孙，渐次由福建、广东两省移居而繁衍起来的。其“政治、法律、社会制度、人情、风俗、习惯、言语、宗教，大概都是和中国一样，台湾所有的文化，可以说是从那时移来的居多”。后经过台湾人民的再现，也就相应增添了适合于台湾人民生活的色彩。据此，对于外来文化，要择善汲取，力戒为“东西各种文化所翻弄，或有倾向于日本，或有倾向于西洋”。惟其如此，才能继承民族传统，发挥台湾特性，促进社会文化的向上。论题重要而富有新意。
上述的建树，不但为台湾新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石，而且表现了一种维护与光大祖国优秀文化的大无畏气概。
新文学创作拓荒而出，更是新文学运动取得实绩的主要方面。台湾新文学创作，开始于1922年至1924年之间，小说与诗歌创作，都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作品。此后再经几年的试炼，新人新作不断跃现，至1928年前后，就初步形成了整体性的规模。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呈露出一种共同的倾向，即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和斗争精神，采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映被压迫、被欺凌民众的际遇与心声，表现年青一代的觉醒与追求，从而形成了反殖民统治和反封建主义的基本主题。
揭露与批判殖民统治的黑暗现实，这是作家笔下经常表现的重要主题，并且从各个层面加以描写。如赖和的《一杆“称仔”》，郑登山的《恭喜》，一村的《无处申冤》等小说，反映与抨击日本警察蹂躏台湾同胞的种种罪恶行径。太平洋的《夜声》，杨守愚的《凶年不免于死亡》等小说，描写台湾人民在殖民当局多重经济压榨下，难以为生的惨境。杨华的《黑潮集》，杨云萍的《这是什么声》，郑岭秋的《我手早软了》，纵横的《乞孩》等诗篇，通过感情层面和具体生活情景的描写，反映社会现实的黑暗，抒发悲愤的胸臆。
描写地方封建势力的依附和封建观念的危害，也是作家所重视的另一重要主题。在殖民主义专制统治之下，台湾地方封建势力，出于阶级利益与特性，大多俯首称臣，成为压迫人民、反对社会改革的顽固势力。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他们当中也有一部分人，不满殖民当局的独裁专行，要求改变现状，获得更多的权益，但慑于强权的压力，又有一部分人妥协了。杨云萍的《光临》，涵虚的《郑秀才的客厅》，柳裳君的《犬羊祸》等小说，作者正是怀揣着民族正气和决绝的斗争精神，采取蔑视的态度和尖刻的笔触，揭露与讽刺那种令人痛恶的奴颜媚骨的社会丑态。当时，封建观念、封建礼教、家庭专制，依然影响甚烈，也是社会进步必须消除的一大弊端。无知的《神秘的自制岛》，描写了岛人在封建社会毒害下所形成的愚昧习气和奴隶性，揭示民族悲剧的症结。杨云萍的《秋菊的半生》，以贫弱女子不幸的半生为题材，反映台湾女性饱含血泪的生活命运，显露封建观念与专制制度吃人的本质。追风的小说《她要往何处去》，张我军的诗集《乱都之恋》，逃尧的独幕剧《绝裙》等，以鲜明的态度与强烈的感情，表现并批判封建家庭专制的落后性与陈腐性，及其对青年一代追求新生活所起的阻挠作用。
反映人民群众与年青一代的觉醒，追求与斗争，同样是作家所注重的一个主题。如赖和1925年10月创作的诗篇《觉悟的牺牲》，以彰化二林等庄发起反抗殖民当局经济剥削的农民运动为题材，描写被压迫者在“横逼、摧残、压迫”下获得觉悟而投身于斗争的情景，歌颂了他们崇高的牺牲精神：“唉，觉悟的牺牲！／觉悟地提供了牺牲，／我们弱者的斗士们，这是多么的难能，／这是多么的光荣！”杨云萍的小说《黄昏的蔗园》，透过台湾劳苦群众的不幸遭遇，表现他们不甘屈服，勇于抗争的精神。如作品中的人物发出了这样的心声：“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难道我们永远应该着做牛做马吗？不，不，决不，决不！好，看他们能够耀武扬威到什么时候啊！”张我军的《乱都之恋》，以自身的爱情经历为主体，描写年青一代对纯洁爱情的追求，对人生的热爱，对黑暗现实的憎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并且以冲破封建主义布设的藩篱而终成眷属的结局，歌颂年青一代的觉醒，赞扬坚韧斗争精神的胜利。
应该说，台湾新文学创作所表现的反殖民统治，反封建主义的基本主题，既是从根本上超越旧文学的最重要标志，也是与祖国新文学脉脉相通的生动写照。著名作家杨守愚在回忆当时台湾新文学的创作情形时写到：由于作品在“反抗异族统治方面”，构成了“利害与共的观念”，大都充满了“揭露丑恶”与对贫弱者的同情。又因受五四运动影响，接受了白话这个“新武器”，也就把“反庸俗，反封建”作为一种应负起的职责⑨。印证了台湾新文学运动取得这方面成果，同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五四运动密切相关的实况。
开创了一代的新文风，这也是台湾新文学运动取得的另一重要成果。新文学运动期间，经过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和新旧文学论争，岛内文风即为之一新。语言文字方面，用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语言鲜活亲切，文字质朴无华。文学体式方面，新小说摆脱了旧章回小说形式的俗套，以新的形体屹立文坛。新诗歌有力地冲破了旧诗词形式上的种种束缚，兴起自由式的新体诗。散文也抛弃了陈旧的八股体，启用了灵活方便的新文体。戏剧创作虽有发表园地的局限，但并不示弱，犹相伴从旧戏曲中脱颖而出，追摹现代话剧的表现形式。这样，就大大有助于新文学走进青年群中，走向民间，为当时的民族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服务。台湾新文学运动取得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可以说是对祖国新文学运动的一种回应，同时是对殖民当局竭力推行同化政策，消灭汉字的一种进击。
综之，台湾新文学运动为台湾文学竖起了一座历时不灭的丰碑。其所集结的历史精神和基本经验，业已并将继续发挥昭示与检验的作用，应当加以阐扬、丰富与发展。
注释：
①连雅堂：《啜名集》。
②陈少廷编撰：《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第2～3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3月第二次印行。
③喜安幸夫：《日本统治台湾秘史·第六章》，台湾北陵出版社，1984年1月初版。
④王诗琅译：《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序说》，台湾稻香出版社，1988年5月初版。
⑤赵家欣：《郁达夫在厦门》，厦门《星光日报》，1936年12月31日。
⑥李南衡主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集5·文献资料选集》第275页，台湾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初版。
⑦林曙光：《台湾的作家》，《文艺春秋》第七卷第四期。
⑧李南衡主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文献资料选集》第220页。
⑨守愚：《赧颜闲话十年前》，《台北文物》三卷二期，台北文献委员会编，1954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