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关键——高考与语文教育终极目的接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的论文,语文教学论文,语文教育论文,效率论文,关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学语文教学效率问题是个长期困扰人们的“老大难”，究其原因，是没有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俗话说“治病治本”，欲要从根本上解决效率问题，必须明确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以及对中学语文教学有巨大导向作用的高考应与之成何关系。
一、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应是培养两个能力。
两个能力是指“理解能力”（听与读，以读为重）和“表达能力”（说与写，以写为重），亦即《语文教学大纲》所提出的使学生具有“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能力。两种能力中相对来说“表达”更显必要。社会反映中学语文教学效果差、效率低，恐怕也主要是不满意学生的“要写写不来，要说说不来”（张志公）。作家郑义在《回忆我们的语文课》中说道：“语文学习的最终目的无非是阅读和写作，并非解词，分析段落大意。最好是手段‘模糊’一些，目的‘清晰’一些。”（《专家作家谈语文学习》第265 页）而我们语文教学的痼疾却是长期“目的模糊”（老师们明确的是高考，而非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手段清晰”（偏重于研讨和学习各种教法、技巧），这正是造成语文教学长期效率低下，被人讥笑为“最热闹也最悲哀”的根源。“热闹”的是手段花哨，“悲哀”的是目的未达到。
明确了总目的，有了大方向，才好寻求一条最便捷的途径去实现目的，才有高效率可言；研究提高效率的方法、措施才更有意义，否则就会误入歧途，南辕北辙，甚至产生负效应。有了总目的，评价教学效果和效率才有权威、科学、公正的依据（以目的达成得好坏来衡量），否则教育评价就会盲目，甚至误导。
二、现今的高考及其“指挥”下的语文教学偏离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
高考对中学语文教学有巨大的导向功能，亦即人们常说的“指挥棒”，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一时难以改变的。而高考的内容、方式死板僵化，不符合语文学科的性质、特点，不能真正反映人的语文素质、读写能力，偏离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一些高考语文成绩优秀者，其理解、表达能力未必强，也即人们常说的“高分低能”，而“语文综合能力强的学生在高考中反而得不到高分”（于漪）。被社会公认为语文素质高、读写能力强的作家、学者、教授等，你若给他一张高考试卷，也未必能得高分；更可笑的是，“作品被收入语文教材及辅导读本，作者却答不出围绕文章而出的习题……不仅一般地答不准‘标准化试题’，而且特殊地竟连自己文章中化出的‘标准化试题’也弄错了。”（《报刊文摘》1998年3月30日）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一线教师也深感困惑：越是语文素质较高，教学技能较强的教师，越是用先进的教育理论（如大语文观、素质教育观），科学的教学方法（如把语文课上得生动有趣，开辟第二第三课堂，扩大阅读面，组织文学社团，办报，讲演等），越是遵循语文教育规律，向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靠拢，考试成绩往往反不及那些用落后的理论，陈旧的方法，违背语文教育规律，老牛拉破车地搞“题海战”的老师来的“稍好一些”。而这种“稍好一些”又恰是“高耗低效”的典范。因为效率是教学“所得”与“所耗”的比值，这种“稍好一些”的“所得”与师生付出大量时间精力的“所耗”的比值是很低的。这一切都表明，当前的语文高考处于一种“病态失真”状态，存在着很多弊端，缺乏合理性、可靠性，缺乏必要的信度和效度，偏离了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
在高考“指挥棒”的误导下，中学语文教学也随之身不由己地误入歧途，学非致用，陷入难于自拔的误区。当前我国中学语文教学中，已少有真正意义上的阅读与写作教学，而多有编题与解题教学，这在毕业班表现得尤为突出。教师的职责仅为“传考试之道，授升学之业，解考题之惑”。大量选择、判断题的演练，从内容到形式根本不是在真正培养、考查学生的语文素质和读写等实用能力，而是脱离了语境、文意，失去了文气、文脉的机械操作、单调重复，是一种纯粹为应试而急功近利的临阵磨枪，培养的是解题技巧，训练的是熟练程度，毫无积极性、创造性可言。有些习题、考题干脆沦为繁琐无聊的文字游戏、绕来绕去捉弄人的哑谜。按这种方法，教师千辛万苦制造出的是大批只会做试卷求高分而实际语文应用能力并不强的人。致使教师越是努力地教，学生越是吃力地学，效果越差，效率越低，距社会的实际需要越远，距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越远。学生也深感这种“畸形语文”“无法学”、“不知怎么学”。数理化难学，但只要努力，方法得当，尚可学好，但这种“畸形语文”无章可循，难着边际，付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绩不成比例，甚至越用功成绩越糟，不用功侥幸倒好，“做题凭感觉，成绩靠运气”，忽高忽低，无法把握。学生信心受挫，兴趣减弱，甚至放弃语文。常听教师抱怨学生不爱学语文，其实学生不是不爱语文，而是不爱学这种“畸形语文”，不爱现在的语文课。学生对语文敬而远之甚至厌弃排斥，教学效率又从何谈起？
许多语文大家都深有体会，青年学生提高语文能力的最佳途径就是多读好作品，多写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只有通过大量阅读和写作实践，才能丰富词汇，悟得文法，增强语感，提高理解表达能力。审视周围，无论是作家、学者、专家（包括出题考人的专家），还是语文教师，扪心自问，其自身的语文修养的形成，无非是多写了点文章、多读了些书，决不是大量做练习题做来的。而且“读法”与要求中学生的也大不相同：多为“不求甚解”，不拘泥、精确于一词一句，重在前后贯通，整体意会、感悟，即便是有些似懂非懂甚或不懂，也不固执不放，死抠字句。许多学而有成的古人也多用此法，陶渊明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则欣然忘食。”王粲的《英雄记钞》中载：别人读书“务于精熟”，而诸葛亮“独观其大略”。再就是重点精彩处圈一圈，画一画，抄抄，背背，想想，写写，无非如此，恐怕谁也不会去精确地落实什么段落、词句、语法、层次这类芝麻零碎，更不会设计那些精细入微、繁琐刻板的“题眼”，寻找什么“标准答案”来作茧自缚。但对中学生从“读什么”到“怎样读”，我们却采用与自身和传统语文学习法完全相反的另一套做法，而且十几年不变。无怪乎有人慨叹：如今的高考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及封建时代的科举（特别是唐宋时期）更有利于人的语文素质的提高，更能反映人的真实语文能力（八股取仕除外）。现如今已看不到像李白、杜甫、唐宋八大家、曹雪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样的文学巨匠、大家了。
可见，中学语文教学效率低下的主要病因，在于高考指挥不当，及由此导致的错误的教育观和教学方法，这种“偏”才是造成“少、慢、差、费”的真正根源。吕叔湘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看法，认为学生语文没学好，少、慢、差、费，老师要负责。我看，当然不能说老师没有责任……但主要责任不在老师，而在制度方面、习惯方面。”（吕叔湘《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
三、高考应与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接轨。
高考不仅“要有利于高等学校选拔新生”，更要“有利于促进中学语文教学”，而要实现两个“有利于”，改革考试制度、内容、方式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既然高考对中学语文教学有指挥导向作用，那么如果高考能与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统一、接轨，人们在追求高考好成绩的同时，也就等于去努力实现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一举两得，岂不更好。
语文高考应该考出真正的理解、表达能力，考出语文的特色、味道。内容上应尽可能多一些有代表性、有趣味、富有诗意想象力的、文学色彩浓的东西，像诗歌、散文、小说片断等——文与情互生，理与趣共存——这些东西往往能很快、很深地吸引学生，情趣上来了，理解就会加深，做起来自然得心应手。学生的理解、欣赏、评判能力在考试中体现出来了，语文高考的信度和效度也就体现出来了。形式上更要改革，目前盛行的“标准化试题”，其最大的弊端就是在阅读理解和语言运用上搞“个人专制主义”——以一人或数人之“见”，去框架无数人之“见”，要求必须在预设的几个选项中挑选出出题者自认为是的“最佳选项”。这好比预先让人钻进一个圈子、脑袋上装上一个套子——被迫就出题者之范，被动地遵从出题人的思路，亦步亦趋，不能有自己的发挥和创见。且不说出题人本身对某一问题的认识是否全面、到位，语言运用是否尽善尽美，即使正确无误，还有个见仁见智和怎样表述的问题。语文学科不像数理化那样精确，带有很大的“灵活性”、“模糊性”，很多问题一旦精确化，非此即彼唯一化，反而荒谬。
再者，“标准化试题”各选项之间差别微妙，正误很难分辨，形似猜哑谜，这当然是出题人有意制造的“效果”，目的是广布疑阵，增加难度。但有时出题者挖空心思出的考题，回过头来自己做也难辨真伪，这种连自己都“昏昏”的考试，又怎能使学生“昭昭”，还有什么信度、效度可言？
第三，“标准化试题”使学生凭侥幸猜蒙答案，程度差的可借此得分，而程度好的却因错误人人难免而无法得高分，无法反映学生的思维过程和真实语文水平，不利于理解、表达能力的培养。
严格来说，机械刻板、带有“八股”味的“标准化试题”，不适合灵活多变的理解、应用性考题（而理解、应用又恰是最重要的语文能力），但也不是完全否定标准化试题的作用，它比较适用于某些记忆、知识性考题。故而语文高考应尽可能压缩标准化试题，增加简答、文字表述题，不但考查学生的理解力，更考查学生的文字组织能力，既有原则性要求，又有较大的主动灵活性，适合语文学科的特点。如今的学生在动笔之前总是哀叹“写不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类似这种小练笔的机会太少。
写作考试也应突出灵活性、实用性、社会性、多样性，体裁不应只限于一二种，要全方位、开放式、立体化地考查学生的表达能力，避免以偏概全，促使学生全面发展、培养个性。高考作文常明确规定“不能写成诗歌”，这严重影响了中学生阅读、写作能力的全面发展，对中学语文教学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有目共睹：一些教师心安理得地坦言不懂诗，学生读诗、写诗的更是少得可怜，甚至不知诗为何物。一代又一代不知诗为何物的学生来到社会上，又导致了社会对诗的冷漠，真正的诗人几近绝迹。这对一个有着2500多年“诗教”历史的诗歌大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诗有“文学中的文学”之称，诗歌的阅读、写作，对一个人审美趣味的形成，灵气、情感的孕育，意象、意境等想象力的培养，语言的锤炼等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文学家、艺术家同时又是伟大的诗人，甚至一些科学家、政治家都对诗情有独钟而诗作甚丰。缺乏诗人的气质心灵、胸怀情感，很多东西就无法得到深层次的感悟，领略不到其真谛和精髓。高考考诗歌（读和写）对师生都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和更高的要求。
总之，语文教学的效果、效率，与高考有着密切关系，高考应尽快与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统一、接轨，使语文素质高、读写能力强的人得高分，而得高分者读写能力确实强，引导中学语文教学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这样高考“偏”的问题解决了，语文教学“少、慢、差、费”效率低的弊端就有望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本栏目主持人 梁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