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MIT校长们的教育与人才培养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才培养论文,校长论文,观念论文,世纪论文,MIT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3)02-0009-13
一、导言
当代社会正在经历关键时期，需要尽可能地创造条件通过发展不同模式的国际合作来推动大学的变革。这显然已超越了“国家体系”的界限，并要求大学培养的人能在相当多样化的全球环境中发挥作用。如果大学的国际化和专业化是国际事务新时代(政府和产业界在这个时代通过知识紧密互动)的关键因素，那么大学就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
大学国际化已得到普遍认同，所谓国际化就是推动学生的国际流动和大学网络的发展③，营造有吸引力和竞争性的研究和学习环境，吸引和训练高质量的人力资源④。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大学为什么必须走向全球化，为什么必须推进教学与研究的全球进程，政府为什么需要资助国境之外的大学?
本文要探究的正是这些问题，并将就大学、政府和产业之间的关系做新的表述。本文认为国家政策必需超越“国家的创新体系”(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要体察到世界范围内正在出现的“学术分野”(academic divide)，以及在全球强劲扩张的创新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本文提供的论证和新阐释都是基于历史的，尤其是最近10年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我们首先会简要讨论与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立的有组织的合作(structured partnerships)案例，以探讨为什么如此多的政府和大学都想与MIT合作；接下来讨论近30年来出现的其他合作形式，重点关注欧洲建立的各种促进学生流动和创新的联盟；最后通过2006年葡萄牙与美国大学建立的有组织的合作项目分析政府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推动变革的战略⑤。总之，本文是要探究国际科学、学术合作与发展的新情境，找出主要的参与者，并分析它们对许多国家新出现的社会实体的影响，以及它们可能推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潜力。因此，本文有助于理解国际事务将影响大学的途径，以及大学在不断全球化的社会和经济中的地位。
二、大学-政府-产业关系的新阐述
新的形势正在塑造国际事务的新时代。这些新的形势包括超越“国家创新系统”的思考和行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学术分野”和在全球强劲扩张的创新。
1.超越国家的创新体系
研究国家政策的演变至少要涵盖10年⑥，一些研究者对过去20多年的分析引起我们关注企业的全球主义与政府的国家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科技和知识性环境的特性——既合作又竞争。20世纪90年代初布鲁金斯学会⑦推进了这场争论(尽管是在与当今非常不同的国际环境下)，并指出实现深度整合所要应对的三个压力来源：跨国人才外流、国家自主弱化和对政治主权的挑战。结果，80年代的科技全球主义(technoglobalism)导致国家政策致力于高科技产业的创新，而这又导致了科技国家主义(technonationalism)的产生。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家和相关思想流派)出现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试图解释和探索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产业大国是如何及为什么发展出了不同的创新体系。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不断增强的国际竞争压力实际上是政府硬要在一个商业和技术日益跨国发展的世界中强化国家主义的技术与创新政策的后果。
“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在过去20年中不断演变，先是与抵抗“市场失灵”结合起来，后又与对抗“制度失灵”搅在一起。它使国家主义的政策得以在商业和科学日益跨国发展的世界盛行，而它所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国家政策的挫折，一方面却是商业进一步的国际化。
这就要求进行更多的观察，但这又加深了有关美国、欧盟与新兴国家(即所谓金砖国家)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争论。首先，如果与不断增长的失业率放在一起分析，“国家”高科技产业的神话及保护这些产业的政策都有待更公正的理解。其次，在任何情况下，关于“国家创新政策”的争论本身就是幼稚的。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即便是非民主国家，实现过广泛的、协调的政策，这主要是因为任何“创新生态系统”都是复杂的结构。
回顾过去20年，全球范围内呈现的图景与奥斯特雷(Sylvia Ostry)和纳尔森(Dick Nelson)在上世纪90年代初看到的并无明显不同。换句话说，在私人企业不断国际化的同时，政府创新政策和科学资助机构依旧奉行压倒性的国家主义。尽管世事已变，但这是正在引发政策制定上新的两难困境和国际摩擦的新缘由。我们需要解答的关键问题包括：不断壮大的科技全球主义对国家及国际的创新政策(主要是美国和欧盟的创新政策)会有哪些影响?为了减少国际摩擦，我们需要采取哪些新的措施?公共政策在哪些方面需要更广泛的整合?
对以往研究的分析明确显示出中国的创新能力相较于美国这样的国家还很有限。类似的评价也可以用于巴西、印度和俄国。因此，在广泛的国际背景下更好地讨论美国和欧盟的创新政策仍有很大的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创新政策更应协助促进人们对未来教育、科学、创新领域国际合作的更好的理解，从根本上说，这将成为影响所有地区竞争力的关键。
2.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对“学术分野”的理解
全球数以百万计年轻人对高等教育的爆炸性需求和人们对资助科学发展所能带来的潜在效益不断增长的信心，共同改变了全世界对“学术分野”或“科学分野”的认识。
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学术机构都在实行国际化运行，不再只是吸引个别的优秀学生(这是传统的方式)，而是日益转向吸引国外的大学、地方精英和政府加盟，以发展新型的制度设置。新的举措包括协助创建、监督或评估其他国家的机构，转让组织技术，培训教师和研究人员，实现国外教学与研究的能力建设，为经济和社会进步在其他社会的市场获利。新的制度设置还包括辅助和引导新兴和发展中地区的研究项目，从一开始就将它们纳入到国际学术网络，帮助私人企业开展学术和研究项目。
另一方面，许多新兴地区和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在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公立和私立)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的需要和机会，目的是回应社会对高等教育的爆炸性需求，应对由新一代受教育的国民所带来的大规模社会和政治转型。这些投资不仅需要新的技巧，而且也要保证质量，因此它们渴望与发达国家成熟的学术和科研机构合作。而对发达国家的这些机构来说，合作通常能使其获得有保障的新的财政或人力资源，从而提供了扩张的新形式，并有助于改进自身传统的功能和运作模式。
但这种国际学术合作的新模式似乎并不符合通常的服务出口模式。例如，特许经营可能在短期内显得很有吸引力，但在不断涌现的学术与政治批判面前它的魅力会逐渐消退。一种新的现象似乎正在出现：服务出口与国家机构能力紧密有关，而机构能力源自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积累、机构加入到国际学术和研究网络并获得认可。
3.高等教育的时间和空间
这一问题自然在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在全球强劲扩张的创新所带来的机会，以及如何以之促成新的全球秩序，帮助地方层次上的人也能利用创新带来的优势。
我们必须更深入地探究知识与全球范围内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灵感来自伦德威尔和约翰逊的开创性研究⑧。他们通过引进简单但有力的学习概念(the idea of learning)向传统的看法提出挑战。他们讨论的是“学习经济”(learning economy)，而不是“知识经济”。前者与后者的根本区别在于采用了动态的视角。他们认为，在一些知识变得更重要的同时，其他一些则变得不太重要。也就是说，同时存在知识创新和知识毁灭。通过迫使我们看清这种知识变化的过程，而不单纯仅是知识的积累，他们让知识与发展这个问题变得更复杂莫测，同时在国际背景下也更有趣。⑨
近年来，全世界优秀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向我们展示了“学习经济”这个概念丰富的内涵。对它的讨论已走出欧洲并正成为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的热门话题。例如，印度前科技部长、国会议员，现任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主席的梅农(MGK Menon)最近就论述了成就创新的必要条件，认为地方“信息化”(communitization)过程中的具体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MIT的冯·希培教授最近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基于对美国经验的分析，认为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是一个强大且普遍的现象⑩。产品和服务的用户——企业或个人——越来越有能力实现自主创新。用户的这种自主创新力的迅速增长与计算机及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有关，并日益成为许多领域以制造商为中心的创新的重要对手，同时又是重要的原料提供者(11)。
冯·希培教授还指出，创新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innovation)的趋势不仅表现在软件信息产品中，也表现在硬件产品中，并受到两股相关的技术趋势的驱动：一是不断发展的计算机软硬件为用户提供了稳定增强的设计能力(例如，创新工具箱)；二是拥有了稳定增强设计能力的用户个体得以通过互联网等新通讯媒介实现合作创新。换句话说，除了必要的技术基础设施之外，“创新民主化”过程要求人们具备参与无界知识网络的能力。这种超越国界的人和知识的频繁互动已在近年获得了非凡的重要性(12)。
很明显，正在兴起的创新模式需要新的公共政策的视角，而之前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政策总依赖于制造商和知识产权。我们当然必须走出老路子来寻找更好地整合政策的办法，使其多元化，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共赢。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能方法之一就是避免过分强调目前面临的对手和竞争，而将科学、教育和创新政策转向以强化合作为主。
对大小企业、研究者和大学来说，这意味着正在出现各种机会，包括人类基因测序的民主化、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个人化医疗以及卫生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集成。另外，可持续的能源体系因其对全球的巨大潜在影响也应当成为创新政策的优先目标。
与之相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在所有地区将研发和人力资源转化为生产能力的提高?理解这种转化实现的过程很重要，因为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对研发和人力资源进行投资的成本要远大于收益。这种看法太过幼稚和肤浅。从更宽泛、长远的角度看，对研发和人力资源的投资恐怕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但这个幼稚的观点却并非全然无理。人力资源向经济发展的转化并不是自动的，它的成功有赖于具体的政策和行动。正如前文提到过的，这对世界上小型、转轨中的经济体，以及缺乏知识密集型批判性群体(knowledge-intensive critical masses)的发展中大国都是极为急迫的挑战。
以“国际知识网络”为目标的科技政策有助于实现研发和人力资源投资转化为生产能力，但导向应是专家和领导世界市场。发展这种网络的可能途径之一是通过直接的政府和外交行动，如“Swissnex——瑞士知识网络”，“GAIN——德国学术国际网络”，“GIAN——日内瓦国际学术网络”，以及最近的“ISTPCanada——加拿大国际科学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这些项目路径各异，规模和形式不同，但普遍成为国家科技政策行动的主要工具。
下面我们讨论国际学术和科研合作正在出现的另一种新范式。
三、国际学术和科研合作的新模式
国际学术和科研合作的建构是高度结构化的，且组织完备，包括：
●建立和维持世界范围内的大学、研究机构、公司及其他组织的紧密交流网络，并支持国家/地区内的科学家、企业家；
●在紧密的国际合作中，推进不同国家和/或地区科学、技术和创新中心的兴起；
●组织、加强、推动国家研究机构、大学及领军企业的发展；
●在世界范围内支持国家机构的国际化努力，增进科学与技术转化；
●协助组织、实施、扩展双边的和国际的研究和高级培训合作项目；
●在全世界新兴国家和地区推动国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开放式发展；
●推动国家企业参与全球新兴市场，有效利用与全世界领先研究者及学术机构的研究和知识网络。
立足现实并尝试着放眼未来，这种新的国际学术、科研、技术合作形式是国际新形势影响下的产物，也是政治和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产物。但同时，它也可能成为推动前所未有之发展的主要因素。加强大学的国际化是实现国家机构与国际科研、经济网络有效整合的途径。
1.与MIT合作
众所周知，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并使美国从中受益。这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摩根(13)就描述过美国大学直至上世纪70年代都在协助发展中国家科技基地的建立与本土化，同时美国大学和美国整体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如1950年在MIT协助下建立的巴西航空技术学院，至今仍是巴西最顶尖的理工大学之一，并与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拉丁美洲主要的航空制造商)的发展紧密相关。
最近很多学者都关注这一主题。约翰逊(14)、阿尔特巴赫(15)、奈特(16)都展现了美国大学在各地的积极合作实践，并分析了美国大学的主要优势，以及大学与美国创新政策在不久将来面临的挑战。他们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学生流动和美国大学吸引数以千计移民的能力，此外也关注到对推进全球研究的发展。英国皇家学会最近的一份报告也在科研合作领域强调了上述方面的内容(17)。
作为具体的案例，MIT在过去很多年中与全球范围内的政府合作，建立了独特的国际合作体系。这些合作都基于高级培训计划，且通常都与当地有影响的研发网络、项目整合在一起，有时还包括产业联盟项目。
MIT一直以来在研究和教育领域占据着独特的位置，并对全球学生有着超凡的吸引力。但今天的MIT仍不断参与到国际研究和教育的新试验中，其中大多数是由外国政府资助的(如表1所示)。这些合作既源于MIT一直以来通过科学技术研究占据知识新前沿的成功，也源于它与北美产业的合作，使其成为创新和企业界的领军机构。这些吸引着大学、公司、很多国家及其政治家。他们希望通过与MIT的合作，“效仿”它的成功，“模仿”它通过能力建设创造成功的环境。
但现实证明这很难办到。人们低估了更基础的文化差异以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挑战。无论在什么地方，要原样复制MIT的创新生态环境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是极其困难的。(MIT自身试图在爱尔兰复制其世界闻名的媒体实验室的失败就是很好的例证。)照搬照抄是错误的路径，自然也不是任何国际合作适宜的目标。知识发展与高等教育扩张都对所处的背景环境异常敏感。技术系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性的存在(18)。换句话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甚至任何一所大学，都必须找到它自己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
尽管MIT是国际化的大型机构，但有趣的是，表1中的大多数合作仅限于少数MIT的院系，且以高级教授为主核心，主要参与与工程系统相关的多学科研究。最著名的就是MIT的“工程系统部”(Engineering Systems Division)，把参与国际合作的大多数院系都整合在一起。传统学系和相关学院一直抗拒在海外的国际合作。
那么，MIT为全球合作伙伴到底提供了什么呢?它提供的是与一所非常成功的大学密切工作的机会，由此从创建优质创新环境的成功经验中进行学习和改进。总的来说，这是实施变革的政治和战略行动的独特机会。然而，这不会自己发生，它需要MIT和合作机构共同努力，构建一个动态的“转化”过程，包括持续地学习，并评估“什么是有用的”和“谁能更有效地实现合作?”
很明显，当合作主要集中在MIT校园时，学生和教师交换计划和“教师的教育”(teaching the teacher)项目是很成功的。最大的问题和麻烦出现在与MIT合作的机构在本地的发展中，以及将对本地造成影响的研究项目上。建立“试验台”已发展成为相应的解决手段，一如MIT葡萄牙合作项目所做的那样。
尽管时间总是有限的，但有趣的是，在表1所列的MIT海外合作项目中，只有与新加坡的持续到了三个连续周期以上。这是由于建立一所顶尖的理工大学和一个融研究与高等的教育为一体的机构是非常复杂的过程，且依赖很多因素，包括合作国家的决心、经济状况、政治稳定度、可利用的资源、机构走向成熟所需的长期投入等。此外，学生的财务协议(奖学金)对这类项目的成功也很关键。学生入学率必须保持在高水平。政府给予尽可能独立于政治圈的长期支持也是十分关键的因素。
对表1案例的分析还显示出正在兴起的与政府的合作代表着重要的社会—政治变化。过去，很多机构(包括MIT)都尝试过“出口”服务，或者特许使用它们的品牌，例如，某国能拥有国外高校的本地“分校”。另外，大多数大学都奉行强烈的“国家化道路”，力求适应本土需求，从事高度本土化的研究。在很多国家，很少有顶尖大学具有真正的国际化议程。
另一方面，我们的分析揭示出一种新的非常复杂且耗费大量时间、资源的合作模式。这种模式与国家机构能力的发展紧密相连，而能力的提升源自于高质量人力资源的积累、机构对国际学术与研究网络的参与和从中获得的认可。这种路径并不符合服务出口的常规模式。这对MIT及其合作机构的成员来说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简单取用“学术服务”的吸引力只会是短期的，它的魅力终在越来越多的学术和政治批判中黯淡下去。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种含有却不限于传统国际服务贸易形式的新的学术合作模式可能从学术共同体的本质和科学的普遍理想中获得了它独一无二的特质。这些特质也源自学生和研究者的国际流动、世界学术机构中最好的专业人员所激发出来的献身于科学和社会发展的使命感。
2.其他新兴的合作模式
大学国际化在过去30年中有了长足的发展。表2列举了一些首创的案例，大多数都是欧洲的，着重强调利用大学网络推动学生流动。它们都是大型国际合作项目，吸引了众多本科生，因为具有足以支持国外生活额外花销的经济能力。
这些合作推动了新一代欧洲人国际化形式的大转变，并在他们中间激起企业家精神。尽管在建立跨国机构方面表现欠佳，但这些合作还是有助于加深欧洲内部机构间的联系。相较表1所列举的联合项目，这些合作的特点是低成本，以学生为中心，通常不涉及对机构发展原有路径的严重改变，以及新的双学位和联合学位项目的开发。
表2显示出学校层面的一种明显的发展趋势，即逐渐向“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s)发展，如IDEA和EIT的博士生院，这是过去十年在特定网络中出现形式多样的合作。如表3中所示，它们范围广泛，从基于一所大学的多学科架构(与美国模式相像)到特定学科的校际架构都有。一般而言，它们都希望将研究训练和研究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在某些案例中，它们利用灵活的架构，吸引和聘任传统大学系科之外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
发达国家中进行国际化运行并发展出新型制度设计的学术机构包括不列颠迪拜大学(British University of Dubai)和北京的中国-丹麦教育和研究中心。这是发展中国家两个最新的领先项目，它们将运作良好的欧洲大学网络与新兴的经济体结合起来。而葡萄牙和美国顶尖大学的合作则代表了一种互补性的合作，带有强烈的能力建设性质。
在这方面，约翰·齐曼(John Ziman)(19)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恩斯特(Richard Ernst)(20)早些年提出的问题值得深究，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和制度性的问题是学生和青年科学家的培养，得使他们具备核心能力，既可成为成功的研究者，也能在研究与学术界之外的劳动市场拥有足够的“可迁移能力”。
另外，对表3的分析表明社会网络不断加深的合作必然包含人的流动。只有知识网络工作者之间(与不同用户群一起)有组织的合作才会有助于创新和产品、服务设计的扩散。但建立这些创新共同体需要制度化的常规合作，这包括建立正式的教育课程、高深的研究课题、多样化而非正式的网络交流过程。
表4对世界范围内研究和高等教育合作项目的类型做了概括，主要有：合作创建新大学、研究合作和联合培养、校际的多边合作协议等，并列出每种类型的范例。大学也在考虑发展学术联盟，通过国际学术和科研合作实现技术商业化的新模式。这种想法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它与人们对资助科学发展所带来的潜在效益不断增长的信心有关，目的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商业上可行的创新，并影响社会进步。这种合作方式有助于发展中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有赖于源源不断地引进真正的新产品和新服务，也就是有赖于足以搅动市场、产生新产业的激进的技术革新。
在技术创业领域，个人或机构要完成知识累积需要一个特别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的发生既需要在研究共同体中建设批判性群体，又需要面向外部新兴的世界市场。本土的知识密集共同体具有本土的制度和大学背景，要想超越本土，在全球和十分复杂的市场上运作需要形成组织良好的网络，才能在国际技术商业化与扩散的过程中发展出新的竞争力。例如，由葡萄牙科学技术基金会与葡萄牙技术转化所、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合作创立的葡萄牙大学企业科技网(UTEN)就专注于在技术商业化背景下提升自身能力，使技术型创业公司得以进入世界新兴市场。这些经验可以用来理解国家或地区层面实施“大学企业科技网”的实践，它需要通过人力资源积累，而不是通过获取资本和市场，实现内生性发展。
3.案例研究：葡萄牙的研究和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创新葡萄牙的研究和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开始于2006年由葡萄牙与美国大学共同创建的合作网(参见表5)。这些合作为机构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弥补了规模较小的研究机构的劣势(21)。不断繁殖的科研网络刺激了新知识的生产和扩散，在如今这个异常多变(科学国际化本身就是频变的现象之一)的时代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将眼光放到欧洲之外，与美国顶尖大学合作，是葡萄牙的一次勇敢尝试。当然光靠这种勇气并不足以造就这些项目的独特性。它们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项目的目标都具体地、刻意地与葡萄牙科技发展的国家政策重点相符，是对传统高等教育机构国际合作的一种超越。此外，这些项目并不是由葡萄牙的大学发起的，而是由葡萄牙国家政府层面启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整合全国大学和研究实验室的力量。这些项目由葡萄牙科学基金会(Portuguese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得到了葡萄牙民众的认可，真正做到了举国皆知。
葡萄牙的这个战略设计得益于对欧洲及其他地区经验的学习，主要有由英国政府在2000年开启的剑桥大学与MIT的合作。葡萄牙的计划从一开始就认准了纳入多所本国大学(而不是一所孤立的大学)与几所美国顶尖大学独立合作的必要性。这能促使更多葡萄牙的学术研究机构参与进来，推动各项目在其特定主题领域上的专业化发展，比如与MIT的合作聚焦于工程系统，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合作聚焦于信息与通讯技术，与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的合作聚焦于数字媒体与技术贸易，而与哈佛医学院的合作则聚焦于生物医药转化研究。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战略的刺激下，几年间创立的各种专题网络之间形成了有趣的“自然竞争”的动态环境。这特别有利于各种创新的全面成功。
加强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国际化是将国家机构融入国际科学网络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国际化应当是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科学和教育项目的核心要素。国际化的动力来自学者、研究人员和学生的流动。学术生涯初期的流动对未来的学术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在学术界“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建立国际联系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葡萄牙的每个项目都要精心挑选与项目具体战略目标相符的国际合作伙伴(见表5)。
此外，葡萄牙也已开启产业国际化项目。学术界的国际交流自然也被带入到与产业相关的项目：MIT-葡萄牙合作项目的再生医学干细胞工程、自动化工程、节能系统，卡内基·梅隆-葡萄牙合作项目、弗劳恩霍夫-葡萄牙协会及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葡萄牙合作项目的电讯与信息系统。“大学企业科技网”(UTEN)则激发了一个支持技术创业发展与国际化的技术转化事务所网络。(22)
四、总结与讨论
一种新的有组织的国际大学关系新模式正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出现，它有助于加快知识扩散和交流，承担着与传统大学角色根本不同的活动。这些活动是国际事务新时代所塑造的，通常包括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
这些新的合作关系必须通过与更广范围内的知识机构建立联盟来适应知识生产的新结构，(23)还必须保护和促进一个足够稳定的环境来培训和供给人才，包括更广范围内的知识机构所需的研究人员。在全世界大学联盟和合作获得显著重要性的背景下(24)，这些就导致对促进机构自主权和现代大学整合(25)的制度和公共政策的空前需求。
两个主要问题最值得关注：第一，伴随着人们对资助科学发展所带来的潜在效益不断增长的信心，引起了全世界对高等教育的爆炸性需求，这种需求又改变了世界对“学术分野”或“科学分野”的理解。(26)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正面临着在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公立和私立)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的需要和机会，目的是回应社会对高等教育的爆炸性需求，应对已经由新一代受教育国民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和政治转型。(27)很显然，这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数百个新校园进行投资的原因所在，例如中国澳门、俄罗斯莫斯科邻近的斯科尔科沃、拉丁美洲的巴西、厄瓜多尔、哥伦比亚、还有非洲的坦桑尼亚阿鲁沙、南非、卢旺达等。
第二，众所周知，发达国家的学术机构正在扩大国际化运行，帮助创建、监督或评估其他国家兴建的机构，转移组织技术，为教师和研究人员提供培训，实现国外教学和研究的能力建设，以及在其他社会推销研究成果以推动其经济与社会发展。
最关键的问题是，国际合作的“组织类型”能够培养在国际上竞争所必需的批判性群体，并保证发展地区的大学的制度整合达到一定水平。(28)国际网络可能影响高端的教育和研究，有助于吸引学生，并在高等教育系统日渐重要的时代为未来培养高质量师资。
加深对大型国际研究联盟和组织运行优势与不足的认识将增加我们对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新范式的理解。这种理解也有赖于对技术革新过程的本土特点、特殊的规制和制度限制的认识，也需要有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的知识。
这种学术合作的新模式包含但不局限于国际服务商业的传统形式，其独特性来自学术共同体的本质，来自国际科学界盛行的精英且普世的理想，也受到学生和研究者的流动、国际学术精英投身科学和社会发展的使命感的驱动。但是，这种合作模式在哪些条件下才会可持续呢?
葡萄牙建立国际研究合作项目网络的经验可资借鉴，它包括三个步骤：1.培养新人，通过联合聘任年轻的研究人员和教师交换项目；2制度建设，通过提升科研机构在社会中作用，加强与私人部门的联系，采取鼓励包括推动研发合作联盟在内的有助于批判性群体形成的政策；3.试验台和专题研发网络，在国际专题研究的本土化中实现国际科研合作网络研究人员和科研机构的整合。试验台是知识生产与传播、向全球市场推销实现的“仿真实验室”。试验台可在国际合作项目中集成和整合，以促进本土企业出口和打入新市场的能力。
注释：
①本文作于哈佛大学休假期间。
②本文的中文题目不是译自原文，而是译者根据文章内容和中文习惯加的。因原文意思有些地方重复，本译文有删节——译注。
③R.Bhandari and Blumenthal,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Global Mo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National Trends and New Directions (Palgrave Macmillan,2011).
④参见，例如，关于“元大学”(meta-university)的讨论。C.M.Vest,The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y-from World War II to World Wide Web：Governments,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Emerging Meta-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⑤M.Heitor and M.Bravo,“Portugal at the Crossroads of Change,Facing the Shock of the New：People,Knowledge and Ideas Fostering the Social Fabric to Facilitate the Concentration of Knowledge Integrated Communities,”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77(2010)：218-247.
⑥S.Ostry and R.Nelson,“Techno-nationalism and techno-globalism：Conflict and cooperation”,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1995.
⑦Integrating National Economics (Brookings Institution).
⑧A.Lundvall and B.Johnson,“The Learning Economy,”Journal of Industry Studies 1/2(1994)：23-42.
⑨B.A.Lundvall,“The Changing Global Knowledge Landscape and the Need for a Transatlantic Vision and a New Pragmatism,”Aalborg University and Sciences Po,Paris(2011).
⑩Eric von Hippel,The Sources of Innova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11)Dietmar Harhoff,Joachim Henkel and Eric von Hippel,“Profiting from Voluntary Information Spillovers：How Users Benefit from Freely Revealing Their Innovations,”Research Policy32：10(2003)：1753-1769.
(12)Fred Gault and Eric von Hippel,“The Prevalence of User Innovation and Free Innovation Transfers Implications for Statistical Indicators and Innovation Policy,”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Working Paper no.4722-09,(Cambridge,MA：MIT,2009),29.
(13)R.P.Morgan,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the Role of US Universities (New York：Pergamon Press,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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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Royal Society,Knowledge,Network and Nations：Glob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The Royal Society,2011).
(18)W.Bijker,T.P.Hughes and T.Pinch,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Cambridge：MIT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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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译稿删除了原稿中“3.4案例研究：MIT-葡萄牙合作项目”，读者如果感兴趣，可以向译者或编辑部索取英文稿——译注。
(23)H.Nowotny,P.Scott and M.Gibbons.,Rethinking Science：Knowledge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Cambridge： Polity,2001).
(24)M.Heitor,“Global Knowledge Networks for Inclusive Growth or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Is There a Choice?”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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