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史料比较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法论文,史料论文,裴松论文,三国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491(2007)01-0100-04
裴松之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注家，其《三国志》注是古代史注名作。清朝学者李慈铭认为，“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中，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1] (咸丰己未二月初三日)。裴松之在史注中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了他搜求资料“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2] (上三国志注表)外，与他巧妙使用史料比较法比勘异同，辨别是非，判别正误有关。杨翼骧先生认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开创了史料比较法并发展了史料考证学[3]。本文结合实例就裴注的史料比较法做一些具体的分析。
比较本传前后文
《三国志》完成于三国结束不久，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4]，裴松之作注有明确的补漏意图。但这种补漏不是机械地征引他书材料罗列出来，而是建立在对本传深刻研究的基础上。
裴松之注意研究《三国志》的本文，运用本校法以魏、蜀、吴三志的材料相互对证，发现其异同，并进而探察其是非优劣。《吴书·朱然传》记载：“赤乌五年，征柤中。”裴松之以《魏书·少帝纪》和《吴书·孙权传》的材料来论证该处纪年的失误：“按《魏少帝纪》及《孙权传》，是岁并无事，当是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
裴松之对陈寿的史学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其著述“铨叙可观，事多审正，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2]。但并不因其成就而盲从其历史记述。他通过对《三国志》前后文的比较中发现问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揭示，并且对陈寿提出严厉的批评。如陈寿在叙述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合抗击曹操的史实，《蜀书·诸葛亮传》强调诸葛亮对促成孙刘联合的作用，“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而在《吴书·鲁肃传》中，却又说鲁肃“劝备与权并力，备甚欢悦”，似乎促成合作的关键人物是鲁肃而不是诸葛亮，裴松之对这种自相矛盾的文字处理很不赞同：“臣松之案：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又语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则亮已亟闻肃言矣。而蜀书亮传曰：‘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如似此计始出于亮。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
裴松之对陈寿在《蜀志》和《吴志》中相互歧义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批评本传在处理历史问题时体例不纯，不符合“载述之体”的要求。
比较本传与注文
裴松之征引大量材料补记本传，在使用各种材料时，发现所征引的材料与《三国志》本传有相同之处，也有许多相异甚至相反之处，就通过比较来辨明是非，得出结论。他的结论大体上有三类。
第一，本传是而注文非。裴松之认为陈寿《三国志》的历史记述“事多审正”，在引用他书作注释，遇到与本传说法不同的材料，不轻易去否定本传，而是以审慎的态度进行比较，并以本传的记载来批评其他著作者的虚妄。《魏志·常林传》说：“晋宣王以林乡邑耆德，每为之拜。或谓林曰：‘司马公贵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马公自欲敦长幼之叙，为后生之法。贵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但是鱼豢《魏略》却说：“太傅每见林，辄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贵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补之”。比较两种说法，裴松之认为根据常林的人品，本传所云更有道理，“案魏略此语，与本传反。臣松之以为林之为人，不畏权贵者也。论其然否，谓本传为是。”
曹魏郎中鱼豢私撰《魏略》，刘知几说：“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6] (《古今正史》)。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用诸书中，以《魏略》的资料为最多。在注释中，裴松之虽然多次使用《魏略》的材料，但是将其与本传相比，认为其可信度上还是要大打折扣的，因此对《魏略》颇多微词，如“《魏略》妄谠”，“《魏略》此语，与本传不同”，“《魏略》此言，未达其心”等等。
关于刘备和诸葛亮最初相识过程，《魏略》和司马彪所著《九州春秋》均记载是诸葛亮主动去求见刘备，而没有“三顾茅庐”和“隆中对”。《魏略》曰：“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后来刘备自顾自编帽子，被诸葛亮直言谏阻，才注意到年少的诸葛亮。对于这个问题，裴松之更相信陈寿“隆中对”的记载，他分析说：“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诸葛亮的《出师表》自明其心志，是值得信赖的。
《三国志·袁绍传》记载，曹军攻破邺城后，“与(审)配战城中，生禽配”，审配拒不投降，“声气壮烈，终无挠辞”，慷慨受死。而乐资《山阳公载记》和袁暐《献帝春秋》却说审配兵败藏匿于井里，被曹军所执。虽然事情不大，但关乎一个人的名节，所以裴松之对此格外留意。他将《三国志·袁绍传》与二书做比较，并且征引《先贤行状》中有关审配“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节”的记述，认为陈寿所记在战斗中被俘更为可靠，而审配临危逃匿井中的说法不足信，并对这种作史态度予以严厉斥责：“臣松之以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岂当数穷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难信，诚为易了。不知资、暐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如此之类，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实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也。”通过比较，裴松之不仅发现了征引材料与本传的异同，而且还发现了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在《魏延传》中，裴松之说明了《魏书》中多处不同于《蜀书》、《吴书》本传，是因为其材料多来自敌国传闻，总难免要带一些偏见，因而不可轻信，“臣松之以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不仅敌国传闻不可与本传争审，家传之类的材料使用中也要谨慎。《魏书·刘放传》对刘放、孙资的影响做出了评判，认为“放、资既善承顺主上，又未尝显言得失，抑辛毘而助王思，以是获讥于世。”而《资别传》中却对孙资有言过其实的盛赞，裴松之指出：“案本传及诸书并云放、资称赞曹爽，劝召宣王，魏时之亡，祸基于此。资之别传，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恐负国之玷，终莫能磨也”。
第二，注文是而本传非。陈寿写《三国志》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阅读《三国志》时，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许多内容尤其是东吴的史料，显得不够充实，因此对许多问题无法做出清晰的阐述，甚至存在许多谬误。这就需要以注释材料指偏纠谬。《三国志·孙策传》注释中论证孙策的卒年，裴松之引用了《汉纪》、《吴历》的记述，分析认为“本传云孙坚以初平三年卒，策死时年二十六，计坚之亡，策应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则为不符。张璠《汉纪》及《吴历》并以坚初平二年死，此为是，而本传误也。”
陈寿写成《三国志》是在西晋初年，作为西晋大臣，陈寿不能也不敢根据实际情况直书事关司马氏罪行的事实，对于司马氏的行为不得不采取回护的办法。如对曹髦起兵向司马氏抗争，兵败身亡的过程却只字不提，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五月乙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这一点历来为史家所指责。刘知几批评陈寿对“发仗云台，取伤成济”的史实“杜口不言”，违背了直书准则[7] (《直书》)。裴松之看出了叙述的漏洞，征引《汉晋春秋》、《世语》、《晋诸公赞》、《晋纪》、《魏氏春秋》、《魏末传》等书达635字来补充陈寿对权臣司马昭指使成济“抽戈犯跸”的记载之缺。在对高贵乡公曹髦之死的记述上，裴松之认为《汉晋春秋》、《晋诸公赞》比陈寿《三国志·三少帝纪》表述得更完善，更符合历史事实。赵翼对裴松之的这段注释给予很高的评价：“使无裴世期引《汉晋春秋》及《世语》以注之，竟似考终寝殿者矣。”[8] (《卷六》)
《袁术传》中讲，“(袁)术以余众奔九江，杀扬州刺史陈温，领其州。”裴松之引用王粲《英雄记》的叙述来分析本传，认为本传记载失实，“臣松之案英雄记：‘陈温字元悌，汝南人。先为扬州刺史，自病死。袁绍遣袁遗领州，败散，奔沛国，为兵所杀。袁术更用陈瑀为扬州。瑀字公玮，下邳人。瑀既领州，而术败于封丘，南向寿春，瑀拒术不纳。术退保阴陵，更合军攻瑀，瑀惧走归下邳。’如此，则温不为术所杀，与本传不同。”裴松之倾向于认同王粲《英雄记》的说法，以王粲的观点来纠正陈寿记述的偏谬。
有些问题，《三国志》与其他书的说法差异非常大。楼玄是东吴刚正大臣，他“正身率众，奉法而行，应对切直，数迕皓意”，被孙皓放逐到交趾，并密令交趾令张奕将他杀掉，《三国志·楼玄传》曰：“玄一身随奕讨贼，持刀步涉，见奕辄拜，奕未忍杀。会奕暴卒，玄殡敛奕，于器中见敕书，还便自杀。”《江表传》的说法与本传不同：“皓遣将张奕追赐玄鸩，奕以玄贤者，不忍即宣诏致药，玄阴知之，谓奕曰：‘当早告玄，玄何惜邪？’即服药死。”裴松之认为，楼玄是清高之士，不会因为个人安危而改变操守，曲意逢迎，因此，《江表传》的记述更符合情理，“臣松之以玄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无缘骤拜张奕，以亏其节。且祸机既发，岂百拜所免？《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
第三，本传与注文“未详孰是”。由于资料的缺憾，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比较得出结论。比较正文与注文的目的是决定是非，但在一些地方，裴松之也坦诚地承认“未详孰是”。《三国志·张邈传》说张邈穷途末路，投奔袁术，为其兵所杀，而《献帝春秋》却说张邈进谏袁术上尊号。裴松之找不到确凿的材料来证实哪一种说法更符合事实，不敢妄下结论，所以他以信则传信，疑则存疑的态度说：“按本传，邈诣术，未至而死。而此云僭称尊号，未详孰是。”《高柔传》中记载：“柔从兄干”，而《陈留蓍旧传》等却说高干是高柔的从父，裴松之注释说：“案《陈留蓍旧传》及谢承书，干应为柔从父，非从兄也。未知何者为误。”裴松之将诸说并存，供人们择善而从。
《隋表》不曾提及陈泰为太常一事，而干宝的《晋纪》则曰：“太常陈泰”。裴松之无法搞清楚依据所在，无法确定干宝《晋纪》中相关记载的来源，所以说“案本传，泰不为太常，未详干宝所由知之”。柳诒徵说：“至于征引异同，固多断制，然于考核，亦复不讳言未详”[9] (《三国志裴注义例)》。
注文比较
在注释《三国志》中，裴松之总是对一个事实要征引几种材料予以补证。由于时代局限和作者个人知识结构、撰述旨趣的差异，所征引的材料之间往往又是互相矛盾的。裴松之仔细辨别，提出自己的看法。除了将本传与注文做比较以外，还注意比较注释材料的是非优劣。《孙皓传》注中说：“文多不悉载”；公孙瓒、荀彧传中说：“余语略同者删”，可以看出裴松之对征引的材料还是有去取的。
第一，同作者记述的比较。在为《嵇康传》作注时，裴松之引用了孙盛两部史书中的记述。《魏氏春秋》说嵇康“采药于汲郡共北山中，见隐者孙登。康欲与之言，登默然不对。逾时将去，康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晋阳秋》却说：“康见孙登，登对之长啸，逾时不言。康辞还，曰：‘先生竟无言乎？’登曰：‘惜哉！’”。裴松之评论说：“此二书皆孙盛所述，而自为殊异如此”。
《三国志·董允传》注引习凿齿《襄阳记》讲董允随费祎出使东吴，机智地回答孙权的提问，“臣松之案：《汉晋春秋》亦载此语，不云董恢所教，辞亦小异，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柳诒徵说“孙、习一人所为之书，互有抵牾，裴氏皆抉发之”[9] (《三国志裴注义例》)
第二，异书材料的比较。《三国志·诸葛恪传》中记载了孙亮与孙浚谋算诸葛恪的过程，“酒数行，亮还内。峻起如厕，解长衣，著短服，出曰：‘有诏收诸葛恪！’”。据《吴录》记载：“峻提刀称诏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为！非我所为！’乳母引亮还内。”而《吴历》却说：“峻先引亮入，然后出称诏。”裴松之结合本传对两种材料做审慎的分析比较，认为《吴历》更符合实情，且与本传一致，“臣松之以为峻欲称诏，宜如本传及《吴历》，不得如《吴录》所言。”
《三国志·孙綝传》记载：“亮遂与公主鲁班、太常全尚、将军刘承议诛玖妃，劲女也，以其谋告沮，夜袭全尚，遣弟恩杀刘承于苍龙门外，遂围宫。”裴松之引用《江表传》的材料详细叙述了事情的经过，还引用孙盛的一段评论文字分析此事，最后做出判定：“《江表传》说漏泄有由，于事为详矣。”
刘知几注意到了裴松之注释《三国志》的异同比较法，但对这种作法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裴氏“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4] (《补注)》。陈振孙认为，裴注“鸠集传记，增广异文，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7] (卷四“三国志”条)。这些批评有失公允，清朝学者以“护惜古人”的态度来评断裴注，钱大昭说：“世期引据博洽，其才力实能会通诸书，别成畦町”[8]。钱大昕指出“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8] (《自序)》。正如人们对刘知几“阳毁其书”，一边却“阴用其法”，刘知几在批评裴松之补阙式史注的同时，却在使用裴注所采用的比较法。柳诒徵指出“裴之精心撰注，非漫为捃摭掇拾者比也”[6] (《三国志裴注义例)》，柳诒徵进一步认为刘知几师法裴松之的评断方法：“裴氏之注，不第可谓陈志功臣，且可谓为晋代诸史之南董，刘知几之治史，盖多师其意。”[6] (《三国志裴注义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