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印章與古籍的校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章论文,古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秦漢印章雖然文字不多，但都是當時的實物，文字未經改動，於古籍校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因而一直爲學者所重視。瞿中溶的《集古官印考證》，①吴式芬、陳介祺的《封泥考略》，②周明泰的《續封泥考略》、《再續封泥考略》，③羅福頤主編的《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④王人聰、葉其峰的《秦漢魏晉南北朝官印研究》，⑤孫慰祖的《兩漢官印匯考》，⑥周曉陸、路東之的《秦封泥集》⑦等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⑧特别是王國維《齊魯封泥集存序》、⑨羅振玉《璽印文字徵序》、⑩羅福頤《史印新證舉隅》和《封泥證史録舉隅》兩篇專論，(11)比較集中地探討印章封泥與古籍的有關問題，成績尤爲突出。但是毋庸諱言，前人所做的工作還不够全面、深入，有些地方還值得進一步商榷。本文擬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結合具體實例的比較和梳理，從六個方面來討論秦漢印章與古籍校讀的關係，兼及處理兩者關係的原則和方法。
一、有的印章上的地名改名或印文用字狀況，古籍有相關記載，印文可與古籍相互印證。
林慮左尉
《范氏集古印譜》著録一枚東漢時期的“林慮左尉”印。《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秩律》作“隆慮”，《漢書·地理志》河内郡下“隆慮”注云：“國水東北至信成入張甲河，過郡三，行千八百四十里。有鐵官。”應劭曰：“隆慮山在北。避殤帝名改爲林慮也。”《後漢書·郡國志》河内郡下：“林慮，故隆慮，殤帝改。有鐵。”李賢注：“徐廣曰：洹水所出，蘇秦合諸侯盟處。”故治在今河南省林縣境内。《河南通志》卷五三：“殤帝名隆，和帝子，生始百日即帝位，鄧太后臨朝，在位一年。”殤帝即位在公元106年。此印證明後漢改隆慮爲林慮之説可信。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枚兩晉時期的
印，表明當時林慮一直延續改過後的名稱。林、隆聲母相同，韵部通轉。爲避殤帝名諱，借同音字替代。王念孫《廣雅疏證·釋詁一》：“《漢書·地理志》‘隆慮’，《荀子·强國篇》作‘臨慮’。”隆借臨表示，臨、林都是來母侵部字。馬王堆漢帛書《六十四卦》有林卦，通行本《易》寫作“臨”。《左傳·定公八年》“林楚”，《公羊傳》作“臨南”。又《説文·水部》：“瀶，讀若林。”看來林慮這個地方，戰國時期寫作臨慮，西漢至殤帝前一般寫作隆慮，殤帝後叫作林慮，名字曾幾經變遷。改爲林慮後，讀音與原名更爲接近。
值得注意的是，西漢時期的隆慮公主，《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間侯者年表》、《漢書·外戚傳》作“隆慮”，而《史記·外戚世家》作“林慮”，可能是傳鈔過程中誤改所致，應視爲特例。
成皋丞印
天津藝術博物館藏印。《漢書·地理志》河南郡下有成皋縣，注曰：“故虎牢，或曰制。”師古曰：“《穆天子傳》云，七萃之士生捕獸，即獻天子，天子畜之東虢，號曰獸牢。”成皋故治在今河南省鞏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而備受關注。馬援談到東漢時期印文用字之混亂，即以成皋長吏印爲例。《後漢書·馬援傳》載馬援出兵交趾時，“璽書拜援伏波將軍”。李賢注：“《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向。城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馬援上書在光武帝十七年，即公元41年。他所説的“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的用字情況可以當時的用字來加以印證。如《顧氏集古印譜》有“
門亭侯”印，瞿中溶指出：“當即皋之繆篆，與馬援正成皋丞印作四下羊之訛正同。”(12)“王皋私印”作“白下羊”，與其所正“成皋令印”相同；“皋遂”私印作“目下人”、“人下羊”，與“成皋尉印”相似。但是，馬援“奏可”以後的效果如何，從東漢印的實際情況看，卻並不明顯。所以，張頷認爲天津藝術博物館所藏的這枚“成皋丞印”是東漢印，是光武帝十七年規範用印的結果，是缺乏依據的。(13)從印面風格看，這枚印應爲西漢印，用的是比較規範的文字。這一點只要和秦、西漢標準篆文作一比較就明白了。
這枚成皋丞印的價值在於，它作爲一個正面的樣板印證了馬援奏文的可信，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提供了馬援正字的一個具體目標。
二、有的地名古籍中不止一種寫法，不能肯定哪一種正確，或哪一種更好，印文有助於做出更加接近真實的判斷。
祋栩丞印
祋栩是左馮翊下的屬縣，《漢書·衛青傳》中的《趟食其傳》作“役栩”，《漢書·地理志》、《郊祀志》、《王莽傳》作“祋祤”，而殿本《馮野王傳》作“
”，字形歧異較大。那麽，究竟哪一種是正確的寫法呢?《説文》無“祤”字，《集古官印考證》收有“祋栩長印”、“祋栩丞印”銅印，(14)陝西歷史博物館收藏一枚“祋栩丞印”封泥，栩字皆从木旁。綜合上面這些因素，很容易得出比較一致的意見。吴卓信《漢書地理志補注》、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證》、吴榮增《對幾方秦漢印章的考述》，(15)都認爲祤是栩的訛字，十分正確。示、木形近，祋从示旁，祤涉上而誤。至於“”都从衣，則是在“祋祤”基礎上的進一步訛變。
泉陵令印
《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著録一枚“泉陵令印”，其中泉字作
。《漢書·地理志》零陵郡下有“泉陵”，注曰：“侯國，莽曰溥閏。”《漢書·王子侯表》有“衆陵節侯賢”，《漢書》卷十五《考證》：“按衆陵當作泉陵。泉陵屬零陵郡，以《王莾傳》證之，師古以前本早訛矣。”《漢書·翟方進傳》有“泉陵侯上書”，《漢書》卷八四《考證》：“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按泉陵，《王子侯表》作衆陵，據《地理志》，泉陵侯國屬零陵郡，則此文是，表誤也。”馬王堆漢墓帛書《十問》011“泉”作
，《曹全碑》作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54“衆”作
，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143作
，可以代表秦漢時代“泉”、“衆”通常的寫法。和這些寫法比起來，印文上部像泉，下部像衆，提供了一個從泉訛變爲衆的中間狀態，有助於我們對文獻用字做出正確的判斷。
賓徒丞印
《松談閣印史》著録一枚“賓徒丞印”，時代屬西漢晚期或東漢早期。賓徒，縣名。《後漢書·郡國志》遼東屬國下有賓徒，故治在今遼寧錦州市北。《漢書·郡國志》遼西郡下有賓從縣，注曰：“莽曰勉武。”賓從與賓徒相當，應即一地。(16)羅福頤認爲：“於此得證《漢書·地理志》之賓從乃賓徒之誤也。”(17)從、徒相似的地方是都从辵，不同處是一個从“从”，一個从“土”。在篆書階段，差别較大，不易混同。隸書階段，“從”或作
(《華山廟碑》)，“徒”或作
(《熹平石經》)，寫法趨於接近，但仍有明顯差别。單純從字形看，兩者是不易混同的。考賓徒、賓從都成詞，漢晉時代都很常用，都有賓客、隨從的意思。如《後漢書·符融傳》：“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張華《輕薄篇》：“賓從焕絡繹，侍御何芬葩。”我們認爲把賓徒訛成賓從可能和它們用法相通有關。
順陵園丞
上海博物館藏印。《後漢書·孝和孝殤帝紀》：延平元年(公元106年)“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於慎陵”。同書《和熹鄧皇后紀》載孝和帝后鄧氏“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合葬順陵”。孝和皇帝、皇后合葬一處，一稱“慎陵”，一稱“順陵”，不能統一。李賢注“順陵”曰：“在洛陽東南三十里。俗本作‘順’者誤。”然而徐乾學《讀禮通考》卷八九“和帝慎陵”下案曰：“解犢侯萇生靈帝，其陵曰慎陵，不應與和帝複出。疑《鄧皇后紀》作順陵者，非誤也。”孰是孰非難以判斷。此印爲和帝陵園官印，字作“順陵”而不是“慎陵”，反映了當時的真實情形。由此看來，和帝陵本當作順陵。順和慎字形相去懸遠，而語音關係密切，可以通假。《荀子·强國》：“故爲人上者，不可不順也。”楊倞注：“不可不順義。或曰：[順]當爲‘慎’。”《荀子·勸學》：“故君子不傲不隱不聲，謹順其身。”王先謙《集解》引盧文弨曰：“順，宋本作‘慎’。”《莊子·人間世》：“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于省吾《雙劍誃諸子新證·莊子一》：“順應讀作慎……《左襄二十五年傳》‘慎始而敬終’，是‘慎始’乃古人成語。‘慎始無窮’，窮，困也。”是本作順陵，以音近寫作慎陵。
三、有些印文地名與古籍叫法不同，提供了一個真實可靠的别名。
洽平馬丞印
鞏縣徒丞印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枚黑石質兩面印，一面“洽平馬丞印”，一面“鞏縣徒丞印”。《漢書·地理志》河南郡下縣名有鞏、平，“平，莽曰治平”，印文“洽平”與“治平”相當。治、洽隸楷形近，易發生訛誤。《漢書·地理志》信都國下“修，莽曰修治”，《漢書補注》：“先謙曰：官本洽作治，是。”武威漢簡《儀禮·甲本服傳》042、《乙本服傳》018“治”與“洽”無别。這個地名究竟應從《漢書》作“治平”，還是應從印文作“洽平”，一時難以判斷。洽平和治平都成詞，都見於文獻。洽平是説協和安定，天下太平。《漢書·蕭望之傳》：“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顏師古注：“令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又《舊唐書》卷十九：“冀清净之爲理，庶洽平之可臻。”治平是説政治清明，社會安定。《晏子春秋·諫上七》：“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蘇軾《晁錯論》：“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薛福成《籌洋刍議·變法》：“自唐虞訖夏、商、周，最稱治平。”洽平寫作治平，不僅與形有關，也與意義有關。
四、有些地名古籍用字複雜，印文提供的寫法有助於勾連異體之間的關係。
犫縣徒丞印
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有一枚“犫縣徒丞印”，是王莽時期的官印。犫即犨，《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南陽郡下有犨縣，《史記會注考證》卷八：“犨，河南汝州魯山縣東南。”《説文·牛部》：“犨，牛息聲。从牛，雔聲。一曰牛名。”段玉裁注：“今本皆作犨，雔聲，而《經典信釋文》、唐石經作‘犫’，《玉篇》、《廣韵》皆作‘犫’，云‘犫’同。”犨是犫之省體。讎、雔都獨立成字，讎从言雔聲，犫省作犨或犨繁化爲犫都是很自然的。地名犨之篆文，在漢代已有兩種繁簡不同的寫法，隸楷也兩種寫法互見。兩種都有其合理性，難以分出高低優劣。(18)但王莽復古，選擇了其中比較複雜的寫法。
丞
上海博物館藏封泥有“丞”，《玉篇·邑部》：“，縣名，在鉅鹿。”《六書故·工事二》：“，漢鉅鹿縣名。”《改併四聲篇海·邑部》引《川篇》：“
，縣名”，“去要切”，即是字省體。查《漢書·地理志》鉅鹿郡下有郻縣，注云：“莽曰秦聚。師古曰：音苦麽反，又差梟反。”又《後漢書·郡縣志》鉅鹿郡下有鄡縣，都是同一地名。《後漢書·光武帝紀上》：“秋，光武擊銅馬於鄡。”李賢注：“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冀州鹿城縣東。”《讀史方輿紀要·直隸·保定府·祁州》：“東鹿縣……漢郻縣地……後漢曰鄡縣。”故地在今河北省辛集市東南。郻从県聲，県，《説文》訓“到首也”，“古堯切”。鄡，《説文》以爲从梟聲。県和杲、梟都是見母宵部字，音近可通。、也有可能是郻的訛字。在秦漢早期簡帛文字中，縣字作
(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抄》13)、
(馬王堆漢墓帛書《春秋事語》036)之形，象梟首之形。金文作
(縣妃簋)，漸漸演變爲，再變爲
(小篆)。由県訛變爲
、杲，和到的演變相似。(19)我們認爲後一種可能性較大。
濕陰丞印
《齊魯封泥集存》收録一枚“濕陰丞印”封泥。“濕陰”見於《後漢書·郡國志》平原郡下，與封泥寫法相同，而《漢書·地理志》平原郡下作“漯陰”，《史記》也多作“漯陰”。《説文·水部》：“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桑欽云：出平原高唐。”《玉篇·水部》：“漯，水。在東郡東武陽。《説文》亦作濕。”鈕樹玉《説文校録》：“《玉篇》作漯……蓋漢人隸書
字多省去一糸，又變曰爲田耳。”《廣韻·合韻》：“漯，水名。在平原。濕、漯同。”漯字寫法已見於《郙閣頌》。《金石文字記》卷一《李翕析里橋郙閣銘》下：“其文有醳散關之嘲漯者，楊用修以醳爲釋，嘲爲潮，漯爲濕，是也。歐陽永叔《集古録》曰：‘後漢《熊君碑》其書顯字皆爲
。按《説文》顯从聲，而轉爲累，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愚考累字从曰从糸，乃之省，而後人寫作田者誤也。古人以濕爲漯者不一。《説文》：‘濕……从水，聲。他合切。’《漢書·王子侯表》‘濕成侯忠’，師古曰：‘濕，音他合反。’《功臣表》‘駟望侯冷廣以濕沃公士’，師古曰：‘濕，音他合反。’《功臣表》有‘濕陰定侯昆邪’，《霍去病傳》、《王莽傳》並作‘漯陰’。《地理志》有漯陰縣。而《水經注》濕餘水亦漯字之異文。《荀子》‘窮則棄而儑’，注：‘儑當爲濕。’《韓詩外傳》作‘棄而累’。《魏建成侯劉靖碑》隰字作
。惟其以曰爲田，此永叔之所以疑也。”(20)濕字和漯字隸書對照，可以肯定濕省變爲漯的説法是正確的。
陽左尉
陽右尉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枚“陽左尉”印，《凝清室古官印存》著録一枚“陽右尉”印，屬於西漢晚期或東漢早期。陽即涅陽，《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南陽郡下有涅陽縣，在今河南省鎮平縣南。《説文·水部》：“涅，黑土在水中也。从水，从土，曰聲。”《魏上尊號奏》“涅鄉亭侯”作“
”。元刊本《玉篇·水部》：“，奴結切，染也，又水中黑土。”《字彙·水部》：“，俗从工。”字右下从工係土字訛變；从王，也是土字訛變。古文字中當土旁位於字下作偏旁時，往往又在土上加一撇劃，變成壬。壬字上筆拉成横，便成了王，字就是這麽形成的。馬王堆漢墓帛書《雜療方》65“涅”字从壬，《州輔碑》“而不緇”已从王。从構形學的角度看，从土的寫法是正體，从王的寫法是俗體。這個字的選用，反映了西漢晚期以後官印用字的傾向。
三綘尉印
《封泥考略》著録一枚“三綘尉印”封泥。三綘，縣名，即《後漢書·郡國志》越巂郡下的三縫。據《集韻·鍾韻》：“縫，《説文》：‘以針紩衣也。’或省。”綘是縫的異體字。縫从逢聲，逢从夆聲，故縫之異體可作綘。《嶽麓書院藏秦簡·爲吏治官及黔首》71簡“紡織載(裁)綘(縫)”，即二字異體之證。這個地名《漢書·地理志》越巂郡下作“三絳”。絳是綘的訛字。《集韻·東韻》：“艂，舟名。”《改併四聲篇海·舟部》引《餘文》：“舽，舟名也。”艂訛作舽。綘寫作絳，和艂寫作舽是平行的。
五、印文中的地名用字與古籍不同，但反映了用字的實際情況，可以幫助瞭解當時的用字特徵。
城丞印
上海博物館藏有一枚“城丞印”封泥，《漢書·地理志》千乘郡下、《後漢書·郡國志》樂安國下作“蓼城”。《地理志》：“都尉治，莽曰施武。”《左傳·文公五年》：“冬，楚公子燮滅蓼。”《春秋大事表》卷六：“蓼國在今固始縣東北蓼城岡，即文五年楚所亡之蓼國也。”蓼字从艹、翏聲，《説文》説是辛菜，薔虞。字不見於字書，當爲字異體。秦漢時代，受隸變影響，竹字頭往往寫成艹。相反，在寫篆書的時候，往往把艹字頭寫成竹字頭。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乙種13“葬”作
、《漢印徵》五·三“募”作
。可知，應該是一個俗寫的篆文，即所謂漢篆。(21)孫慰祖説：“印文从竹，當以之爲正。”(22)其實未必。
平旳國丞
上海博物館藏“平旳國丞”印。平旳，侯國名。《漢書·地理志》北海郡下有“平的”侯國，《漢書·王子侯國》有平的戴侯强，元朔二年(前127年)五月乙巳封，傳六世，直至西漢末。東漢北海國無平旳，當已併入他縣。如此看來，此印爲西漢印無疑。(23)《史記·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作“平酌”，酌應是旳的訛字。武威漢簡《儀禮·特牲》023、《少牢》021、《泰射》111“酌”字寫法和旳相似。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云：“旳音丁歷反，其字从日。”《説文·日部》：“旳，明也。从日，勺聲。《易》曰：‘爲的顙。’”《集韻·錫韻》：“旳，或作的。”《説文通訓定聲·錫韻》：“俗字作的，从白。”旳，後世文獻一般从白，是在日的基礎上加上一撇，是爲了字勢的需要。日旁變成白後，仍具表意作用。由“旳”變爲“的”，應是形音兩方面一起作用的結果。公元181年的《校官碑》“發彼有的”已从白作的，是知从白的寫法出現很早。既然“的”字無論形體還是意義都有理據，而且出現又早，因此不能像某些先生那樣理解：“由《説文》無从白之‘的’，可證歷來經史之‘的’，皆旳之誤字。”(24)
育
右尉
故宫博物院所藏“育右尉”印。育即《漢書·地理志》東萊郡下的育犁，故治在今山東福山縣西北。犁本从牛、黎聲，或作犁。則从木、黎聲，當即棃、梨異體。《説文·木部》：“棃，果名。从木，
聲。，古文利。”《説文通訓定聲·履韻》：“棃，假借爲黎。”《始興忠武王碑》：“公褰襜以化棃氓，張袖以納夷狄。”《桐柏淮源廟碑》：“棃庶賴祉，民用作頌。”《益州太守高頤碑》：“臣吏播舉而悲叫，梨庶踴泣而忉怛。”犂也可通黎，《漢成陽靈臺碑》：“萬國蒙祉，犂元賴榮。”印文“”和《漢志》“犁”的關係，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是通犁，另一種可能是兩字形近而訛。隸變過程中牛和木作偏旁常常混訛。楗爲郡之楗，上海博物館藏封泥“楗爲太守章”，《封泥考略》著録的“楗左鹽丞”，《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著録的“楗爲農丞”鋼印以及《馮緄碑》、《石門頌》都从木作，《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晉書·地理志》都作犍，从牛旁，就是其中的顯例。仔細比較“育右尉”中的“”和“沈
太守章”(《再續封泥考略》)、“沈長印”(《封泥考略》)中的“”就會發現，兩字形體結構非常接近。
泠長印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枚東漢時期的“泠長印”。泠是漢代縣名。《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交趾郡下有麊泠，故治在今越南河内北。主要的《漢書》注家都有注，應劭曰：“麊音彌。”孟康曰：“音螟蛉。”師古曰：“音麋零。”吴承仕《經籍舊音辨證》卷五：“麊即麋之變體。”是一個地名專用字。字過去一般隸作
，以爲从山从鹿，是麊字訛體，現在看來這種釋法是有問題的。漢印“鹿”一般作
(鉅鹿太守章)，“麋”一般作
(隃麋集掾田宏)，仔細比較可以發現，字上部中筆叠成一竪，第一個横筆下面加了兩點，字頭就着鹿首改造，既像鹿首，又像米字，所以這個字應是麊字，是一種比較巧妙的合文形式。
昌左尉
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東漢官印有一枚“昌左尉”印。一般把字隸作湏，認爲湏昌就是《漢書·地理志》東郡和《後漢書·郡國志》東平國下的“須昌”，這無疑是正確的。須昌，“故須句國，太昊後，風姓”。湏跟須本來是兩個毫無關係的字。《説文·水部》：“沬，灑面也。湏，古文沫从頁。”《集韻·賄韻》：“
，水皃。或从頁。”湏本來是沬的古文或的異體。在隸書階段，須字所从三撇往往變成三點，武威漢簡《儀禮·燕禮》046、047，《徐美人墓志》等都是如此，這樣就和湏字混同了。由於作爲沬或的異體的“湏”不是常用字，所以多數情況下把“須”寫成“湏”不會發生誤解，這就是當時往往把“須”寫成“湏”的原因所在。
印文，是把湏(須)字左旁篆化所致。孫慰祖説：“印文須从水，當以之爲正。”(25)是不正確的説法。
六、有的印文字形有誤，可據古籍加以校正。
棘滿丞印
《臨淄封泥文字》著録一枚“棘滿丞印”封泥。棘滿不見於《漢書·地理志》。《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有棘蒲剛侯陳武，高祖六年(前201年)封，傳二世，謀反被誅，至元康四年(前64年)陳武曾孫復家。棘蒲見於《左傳·哀公六年》，“齊侯、衛侯會於干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春秋左傳注疏》卷五七《考證》：“臣召南按：杜氏不注棘蒲所在，漢功臣陳武封棘蒲侯，注家亦不知所在也。”棘滿即棘蒲。《流沙墜簡·屯戍》4.11“滿”作
，《漢晉西陲木簡匯編》55.5“蒲”作
，蒲、滿形近。滿在明母元部，蒲在並母魚部，語音上也有一定的關聯。由於這種關係，兩字容易發生訛混。一般認爲，棘蒲是棘滿的訛誤。可是，棘蒲歷代古書用例較多，棘滿目前僅此一例，所以我們認爲，滿是蒲的訛字可能性較大。
這枚“棘滿丞印”鈐在封泥上，是一枚實用印。實用印上有訛字，是比較罕見的現象。
通過以上考論，我們可以得到下面幾點認識：
一、秦漢印章與古籍校讀的關係相當複雜。實際上，本文分爲六個方面，還不能完全涵蓋兩者之間的關係。今後隨着認識的深入，還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
二、秦漢印章與古籍校讀不能單純以印章爲中心。前人總喜歡説依印章應如何如何，犯過不少錯誤。有些教訓，值得我們認真汲取。
三、秦漢印章與古籍校讀應具有綜合的、發展的眼光。要把秦漢印章看作諸種資料的一種，統籌兼顧，辯證地看待印面文字跟古籍之間的差異，才能做出切合實際的分析，得到比較正確的結論。
注释：
①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證》，東方學會1921年。
②吴式芬、陳介祺：《封泥考略》，1904年刻本。
③周明泰：《續封泥考略》、《再續封泥考略》，京華書局1928年。
④羅福頤主編：《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⑤王人聰、葉其峰：《秦漢魏晉南北朝官印研究》，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0年。
⑥孫慰祖：《兩漢官印匯考》，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
⑦周曉陸、路東之編著：《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
⑧需要提及的是，像楊樹達的《漢書窺管》，陳直的《史記新證》、《漢書新證》等著作十分重視出土材料，在利用印章、封泥校讀上也有新的貢獻。
⑨《齊魯封泥集存序》，收入謝維揚、房新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三卷，第163—167頁，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
⑩《遼居乙稿·璽印文字徵序》，收入《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第四册，第1413—1421頁，大通書局1986年。
(11)羅福頤：《史印新證舉隅》，《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1期。
(12)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證》卷二，第22頁。
(13)張頷：《“成皋丞印”跋》，《張頷學術文集》第145—148頁，中華書局1995年。
(14)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證》卷七，第28頁；卷八，第2頁。
(15)王人聰、游學華編：《中國古璽印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59—61頁，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0年。
(16)羅福頤：《史印新證舉隅》，《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1期；羅福頤主編：《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第60頁；孫慰祖：《兩漢官印匯考》第145頁。
(17)羅福頤：《封泥證史録舉隅》，《文物》1982年第1期；《史印新證舉隅》，《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3期。
(18)關於篆文異體，可參看趙平安：《〈説文〉小篆研究》“《説文》未收小篆異體”一章，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19)趙平安：《秦漢早期簡帛文字與假借改造字字源考證》，《簡帛研究》第二輯，法律出版社1996年，收入《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商務印書館2009年。
(20)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卷一，第22—23頁，收入《石刻史料新編》(一二)，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
(21)趙平安《〈説文〉小篆研究》“《説文》中的秦篆和漢篆”一章。
(22)孫慰祖：《兩漢官印匯考》第94頁。
(23)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證》卷二，第9頁。
(24)羅福頤：《史印新證舉隅》，《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1期。
(25)孫慰祖：《兩漢官印匯考》第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