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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继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纲领性文献。这对于我们党迎接新世纪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努力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决定》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
一、中央三代领导人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我们党始终重视执政党建设，包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无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还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都一直在进行思考和艰苦探索。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来说，这个问题虽然是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来的，但这个思想却经历了长时期的孕育。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的党建学说和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思考。
毛泽东党建学说的主要内容，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1]198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党的建设理论归纳了五个方面：一是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强调要在思想上入党；二是提出党的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三是提出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四是创造了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五是提出“两个务必”思想，加强执政党建设。
在毛泽东党建学说中，实际上已涉及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建国前夕和建国之初，不少人认为：共产党能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能夺取城市而不能管理城市；一些资本家也说，共产党会打仗，但搞经济建设还得靠我们。针对这种看法，毛泽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执政党建设问题时就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学会管理城市，学会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会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提高做好经济工作的本领。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2]这实际上就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实际上涉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出现了指导思想的两种发展趋向。就其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来说，《决定》所概括的五种能力，毛泽东都有它的一些胚胎思想。比如，他提出的要学会经济工作，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要发展商品生产的观点，这蕴含着学会驾驭管理经济的能力；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蕴含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能力；在科学文化方面实行“双百”方针，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蕴含着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希望社会主义“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这蕴含着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帝反霸，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这蕴含着发展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当然，毛泽东的指导思想还有另外一种错误的发展趋向，特别是到了晚年，这种趋向更加突出。这主要表现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笼罩下，强化进行阶级斗争的各种能力，主观上以为是在加强执政党建设，实际上是全面破坏了党的执政能力。这是一个深刻教训。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的党建学说和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思考。
邓小平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内容很丰富。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其概括为七个方面：一是关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二是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三是关于纠正长期“左”的错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提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定性；四是进行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五是关于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六是关于实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造就朝气蓬勃的领导干部队伍；七是关于从严治党，反对腐败，加强党的纪律性。
邓小平的上述党建理论，已经包含了实际上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直把属于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问题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任务密切联系起来认识，强调实现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学习，除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外，还要学经济学、学科学技术、学管理，“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3]这就是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角度提出问题。
对照《决定》所概括的那五种能力，邓小平实际上都已经初步地有了那些能力的思想核心。
——首先，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在党的领导人中，是邓小平经过12年的长期思考明确提出来的。他不破除这个“紧箍咒”，我们国家至今可能还在计划经济的圈子里打转转。党的十四大报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他的“南方谈话”为基础的。因此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在他那里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我们党内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他还最早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加强法制建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此而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在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邓小平也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这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论的先声。或者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论就是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发展而来的。因此，对他来说，作为执政党，要具有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这个思想，是包含其中的。
——第四，邓小平拨乱反正，首先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方针，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今后不要再搞政治运动了。这实际上包含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因而具有了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思想萌芽。
——最后，邓小平具有世界眼光，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的新论断，制定了我国处理国际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的一系列重大原则，特别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急剧变幻之际，他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的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的战略策略原则，至今还是我们党的重要指导方针。可以说，我们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是小平同志手把着手教的。因此，这个能力的提出，首先应归功于小平同志。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的执政党建设理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一直将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作为最为关注的首要问题之一。新的中央组建刚两个月，1989年8月就发出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90年3月，十三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99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的意见》。1994年9月，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门讨论执政党建设问题，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继续推进。1997年9月，十五大号召全党要按照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2000年1月，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上讲话，进一步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要求。
特别是在2000年2月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伟大创新。它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既包括了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也包含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思想。
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的形成和提出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当今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根据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艰巨任务，根据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不断对党的执政能力问题进行研究和阐发，逐渐形成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样一个明确的思想理念。它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五大以前，提出了强化执政意识，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思想。
——1989年12月，江泽民在中宣部等单位举办的党建理论研究班上指出：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加强党的领导，“要认真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4]
——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有了很大变化，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都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政水平和领导水平”。[5]
——1993年7月，江泽民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会议上讲话说：世界的发展变化很快，新科学、新技术、新知识不断涌现。我们的领导干部要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需要学习或重新学习的东西很多。从适应改革和发展的要求出发，首先需要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要努力学习和掌握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次要努力学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尽快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概念、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第三要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知识；第四要努力学习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党的历史，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
——1994年9月，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问题的决定》，在提出党的高级干部要努力成为善于治党治国的政治家的五项要求中曾强调，“他们应该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讲究领导艺术，审时度势，驾驭全局，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6]
——1994年11月，胡锦涛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就贯彻落实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发表讲话，进一步强调干部队伍建设问题指出：要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坚强领导集体；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知识水平、领导水平，“特别是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要提高长期在基层和地方工作的干部“从全局观察形势、处理问题的能力”。[7]
第二阶段，从十五大开始，已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思想，随后不久使用了“执政能力”概念。
十五大报告指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按照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在该年底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胡锦涛讲话，就将这两个“不断”概括为执政党建设的两大课题。他说：十五大报告“要求全党按照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认真解决好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这两大课题”。[8]这是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最初表述，也是这个概括的由来。
——1998年2月，江泽民在十五届二中全会讲话，又提出在经济工作中要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问题。他说：国际上不可测的因素很多，发生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风险不足为怪。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自身是否具有足够的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开拓前进，不断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我们就一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在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又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和能力，是全党必须始终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要“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认识，提高驾驭经济工作的能力”。[9]
——1999年1月，江泽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讨班上讲活，强调思想理论素质是领导素质的灵魂，提出提高“执政能力是极重要的”。[10]这是在党的文献中比较早地使用“执政能力”的概念。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高州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上讲话，再次强调，我们党所处的历史地位、所肩负的新的任务、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课题，要求我们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增强广大党员和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11]这是比较早的对随后被称之为“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完整内涵作的规范化表述。
——2000年5月，江泽民在上海关于“三个代表”的讲话中，进一步将上述两个“能力”明确为“两大历史性课题”。他说：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都应贯穿“三个代表”的要求。各级党委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五大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抓住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这个根本，“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建工作。”[12]
——2001年5月，江泽民在安徽考察讲话进一步论述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问题。他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取决于我们党。这不仅取决于党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也取决于各级党组织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和水平，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这就要求“努力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提高运用民主法制办法开展工作的能力，提高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能力，努力掌握科学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这里已经蕴含了现在所讲的“五大能力”的三个能力的思想。他还指出，我们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很大程度上了取决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不断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将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13]
——2001年9月，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又将围绕提高党的执政和领导水乎，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作为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
第三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开始，明确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此后，这个新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十六大报告论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六项要求，在讲了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之后，第二就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在第二项中，对“执政能力”的内涵初步概括为五个方面。这就是“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必须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和克服各种困难，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必须增强法制观念，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必须立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14]
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根据胡锦涛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明确提出：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重点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这样，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成为了十六大以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点。
近两年来，全党对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认识不断提高，越来越感到它的重要性。因此，在十五届六中全会专门研讨党的作风建设，并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之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于2003年11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召开四中全会，专题讨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并作出相应决定。十六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关于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最新成果，也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最新发展。
三、《决定》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新认识
首先，关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是从我们国家当前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看。新中国55年有很大发展。我们党依靠全国各族人民，把一个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执政成就。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在实践中得到很大提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决定》强调了两点，一是在国际上“我国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二是在国内，“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
就国际形势而言，正在发生着新的深刻变化。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是和平与发展虽然仍是时代的主题，但天下并不太平，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在不断增加，这对我们国家不可能不发生影响；再一个是我们国家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很大优势的压力。而这不是短时期内能够改变的。不必说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已达到1万、2万以上美元，就是拉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等也达到七八千美元。这个差距，短期内能改变吗？这实际上是说，在相当长时期，我们国家面临着两大压力：一是综合国力不够强大，二是科学技术不够先进。这需要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来努力改变的。
就国内形势来看，邓小平不是说改革是革命吗？这25年，我们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它确实是一场真正的、深刻的革命。它给国家带来巨大变化，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这是首先要肯定的。但是也要看到，随着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涉及人们利益的关系更加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有这么三个：一个是生产力和科技、教育的整体水平不高；第二是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很大；第三是农村的贫困人口、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和贫困居民还为数不少。根据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入10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个阶段，各种社会矛盾会凸显出来。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的一个新的更为复杂的关键阶段，因而，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也进入一个新的更为复杂的关键阶段。我们国家目前正步入这个阶段。可以说，这个阶段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在前进的道路上可能要经历一种“阵痛”。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来很好地解决“黄金发展期”的“阵痛”。
二是从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教训看。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丢掉政权，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叫“亡党亡国”。当年苏共有88年历史、74年执政经验、1500万党员。曾几何时还是超级大国，怎么忽然一夜之间说垮就垮了呢？原因很多，人们看法不尽一致。但从社会的发展来看，可以说是基本进入上面讲的那个关键阶段发生的事件。这说明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没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从执政能力讲，不行。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长期执政，不思改革，执政体制僵化，执政成绩差，经济畸形发展，人民生活没得到应有改善，再则，官僚主义成了顽症，腐败普遍化，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老百姓不满意。“水可载舟，水亦覆舟”，这条历史规律发生了作用。所以，《决定》讲：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要巩固政权、长期执政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万岁”是主观愿望，能否“万岁”，关键看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党的执政能力、执政绩效。所以，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丢掉政权，对我们党来说是“前车可鉴”，我们不能不警醒起来，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和执政意识，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三是从我们党目前的自身状况看。前已指出，国家半个多世纪的巨大发展说明，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在总体上同党担负的任务和使命还是适应的，人民群众还认可。但是，我们党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解决。《决定》将其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一个是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所谓“不适应”，这就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有三“不适应”，一是思想观念和执政理念不适应，二是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不适应，三是党员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等的不适应。这三不适应，主要表现为：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换散，一些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等。
所谓“不符合”，那表现多了，比如，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花架子和形式主义厉害，再就是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未得到很好解决，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这两方面的问题直接影响党的形象、威信，也损害党的执政成效。
讲“不适应”，是从本领方面影响党的执政成效；讲“不符合”，是从作风方面影响党的执政成效。《决定》强调解决“不适应”，就是要增强全党同志对新的历史方位和执政使命的适应能力；强调解决“不符合”，就是要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增强在长期执政条件的免疫能力。
《决定》讲“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个话是过去很少讲的。尽管这个道理很普通，是大实话，但在这样的文件中直接讲明，这是需要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
在我看来，目前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还与我们党的领导层处于整体的新老交替的自然过程有密切关系。党的十六大是全面完成各级领导的整体新老交替的重要标志。新的年轻同志走上领导岗位，执政能力有一个砥砺、磨练的过程，有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因此不能没有紧迫感。
第二，关于对我们党在全国范围执政55年来主要经验的总结。
我们党一贯重视总结经验，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长处，或者说一大优势；也是我们党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遭受了那么大的挫折，犯过那么严重的错误，最后还能够力挽狂澜、化险为夷，拨乱反正、重新崛起的原因所在。
《决定》对我们党半个多世纪的主要执政经验，讲了六条。这六条经验，从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角度，说明我们党要执好政，必须要做到六个坚持：一要坚持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二要坚持改革，使社会主义不断充满生机和活力；三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使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四要坚持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五要坚持科学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六要坚持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六条经验发展了十六大提出的十条基本经验，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概念的界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这涉及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如何从总体上加以把握的问题。什么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决定》首次作了这样的表述：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根据这个界定，《决定》对十六大报告讲的五种“执政能力”的内涵作了新的概括。即（一）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二）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四）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维护社会稳定。（五）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增强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显然，《决定》和十六大报告对“执政能力”内涵的概括，发生了变化，改变了两条。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概括呢？这是从不同的角度讲的。十六大报告主要是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如何提高“执政能力”讲的几点要求，侧重点在于各级党政干部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执政素质和本领。《决定》则是对党的总体执政能力的要求，侧重点在于整个党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目前特别需要加强哪些方面。这两者既有共同的方面，又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说，十六大报告讲的：要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对党的整体来说就不好这样讲了。这显然是对领导人个体的要求。同样的，《决定》讲的对有些执政能力的要求，对领导者个人来说也不一定那么合适。就此而言，可以说，对象不同，因而对“执政能力”内涵的概括和表述，两者有区别。但这两方面的要求相辅相成，都需要加强。《决定》讲的五大能力，实际上就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项主要任务。
怎样认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呢？《决定》对这个指导思想是这样概括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它突出了“五个以”，因此把握这个指导思想，最重要的就是把握这“五个以”。一个是“指导”，它解决方向问题。二是“核心”，它强调执政的目的性。三讲的为什么是“关键”？即讲的是执政载体，没有高素质干部队伍去贯彻执行，一切都是空的。它是将执政任务从理论形态转化实践形态的中间环节，因此是“关键”。四讲的为什么是“重点”？这是目前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改革就是要讲究效率，执政也要讲究执政效率，不讲效率，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那就积重难返。老百姓不满意，到那时候想解决也来不及了。五是讲“基础”，这好理解。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是党的执政的基本依靠力量，一切执政任务都要靠它们去落实。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的角度进行概括的。具体来说，第一，要“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这是从我们党为谁执政的角度作的概括。第二，要“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这是从我们党怎样执政、靠什么执政的角度作的概括。第三，要“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这是从我们党要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执政作风的角度作的概括。这是一个很具新意的概括，也是一个说得很到位的概括。党要成为这“三个执政党”的要求，归根到底是要使我们党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第四，关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时期就已开始启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自组建之日起就一直在进一步推进这项伟大工程。现在提出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连接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必须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方针，只有党自身治理好了，才能更好地治国理政，提高执政能力。《决定》讲了七个问题，强调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基本要求。它归纳起来，是要搞好“五个结合”。
一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理论武装结合起来。《决定》强调，要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增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能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二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同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结合起来。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性的因素。党的执政能力高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一支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这支高素质执政骨干包括三个方面：即党政领导干部、企业经理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三支队伍要一起抓，将各方面优秀人才用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这就需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的各种改革，将那些政治上立场坚定、工作上绩效显著、作风上清正廉洁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从而使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载体。
三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同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结合起来。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党执政的基础。由于我国的社会结构在发生深刻变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也需要与时俱进，改进工作方式，创新活动内容，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
四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同不断增强党的团结和活力结合起来。《决定》强调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制度建设，积极推进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有效改革，增强党的组织工作的透明度，更好地体现时代精神。
五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同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是孤立地增强本领的能力建设。只增强本领，不改进作风，反对腐败，这个执政能力是提不高的，老百姓不认可的，因而也是不管用的。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能代替、取消或者淡化党的作风建设。如果这样去理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那是不符合《决定》精神的。这样去念《决定》这本“经”，那绝对是“歪咀和尚”。
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丰富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
第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是过去的党建理论、执政党建设理论中没有过的新概念、新思想。讲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建设，过去通常分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几个方面，一个时期又细分为思想建设、理论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以后又提出了制度建设。加强上述诸多方面的建设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但是，面对当今国内外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又不能不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尽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与上述诸多方面的建设要求有某些交叉，但又是加强某些建设的要求不能替代的，比如，有的问题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制度建设能解决的，有的问题则是仅靠加强这些方面的建设解决不了的。如果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执政党建设，归根结底，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它带有统领性，既贯穿于其他各项建设之中，又是其他各项建设的落脚点和归宿。党的各方面建设，最终都要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落实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因此，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非常重要。这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我们党执政55年来的执政经验的新概括。
第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提出，使执政党建设理论进一步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论体系。这个全面性，一是体现在对执政能力的概括上。《决定》对全党的执政能力的内涵作了新的表述：即前面讲的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五种能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以及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二是体现在对执政党建设几个基本问题的把握上。《决定》强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即那“五个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这个概括体现了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等多方面建设的全面要求。三是体现在对执政党建设总体目标的认识上。这就是《决定》提出的要成为那三个方面的执政党——通过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个总体目标，包括了为谁执政、怎样执政、靠什么执政等重大问题的要求。当然，对执政党建设的认识还要发展，但说它已初步地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我以为是不为过的。
第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提出，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自2001年“七一讲话”强调加强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后，这一直成为党建研究的一个热点，对它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决定》全面总结了我们党半个多世纪以来执政的主要经验，强调：（一）关于执政的理论指导：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既要坚持又要发展；（二）关于执政的基本制度：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既要切实坚持又要通过改革不断完善；（三）关于执政的主要任务：对推进发展这个党的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既要明确重点又要统筹兼顾；（四）关于执政的干部要求：对坚持党的宗旨，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既要为民造福又要清正廉洁；（五）关于执政的依靠力量：对加强党的领导，治国理政，既要为人民执政又要靠人民执政；（六）关于执政的政党本身：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既要坚持纯洁性又要坚持改革的精神，使党不断与时俱进，始终保持先进性。正确地把握好这些关系，就有利于从总体上掌握执政规律，从而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健全执政体制、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实现执政使命等重大问题。
执政党建设是一项新的伟大工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其中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决定》把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执政规律认识提高一个新境界，必将成为执政党建设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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